“人的身体是其灵魂最好的写照。”维特根斯坦关于人类的肉体与灵魂关系的论断也可以延伸到动物身上，“如果你看到了一个有生命的物体的行为，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灵魂。”此处的“灵魂”一词并无任何超自然的含义在内。看到一个灵魂就意味着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有主观性或意识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件东西。我们的知觉具有即时性，在他能够知觉时，他是有灵魂或意识的。比如，有一个人在冰上滑倒了，摔在地上，导致胳膊变形扭曲。我们不会看着那个人然后想：“这个人一直在打滚，还这样尖叫，很可能他感到很痛，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假设眼前的这个人应该感觉很痛。”我们不会这样推论，而是能从这个人的行为中看到痛苦。我们更不会这样想：“我不知道他是否很痛，因为他的感觉只是存在于他内心的某种东西，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

看到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灵魂并不意味着就像能透视一种贝壳一般，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看到了这个身体和他的行为也就看到了一个灵魂。然而，这假设了我们所看到的内容与我们自身的行为存在足够多的相似之处。例如，我们只能在某个动物表现出某种跟人类类似的行为时，才能说它很痛。

你可能不知道你的狗有意识，并且会思考，但你有更多的理由去假设它会思考，而不是相反。许多动物都清楚地表明它们有意识，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所有哺乳动物，这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然而，动物世界却是如此丰富多样，我们有理由怀疑甲壳类动物是否有意识，也有一些毋庸置疑的情况，比如牡蛎。如果我们现在只是将讨论范围局限于哺乳动物，那么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看不出动物的意识、感情和意图，那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面相盲（aspect-blindness）。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说法，面相盲类似于音盲。当一个音盲的人和一个具有音高辨别力的人听到同样的声音时，听到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与此类似，一个面相盲的人即使接受同样的视觉刺激，也不会和那些拥有面相觉知能力的人看到的画面一样。在面相盲这里，意义的维度已经丧失了。

如果看到一条狗站在大门口，不停地挠门，可怜巴巴地哀叫，你可以认为你不知道狗到底想要什么，或者它是否拥有意识以及知道想要什么的能力。如果整日闭门造车，那么当然可以一直对这些事物持怀疑态度。但我强烈建议你从书桌前起身，把你的狗带出去遛一遛，让它舒服一点。很明显，从所有的意图和目的来看，狗想要小便，也想出去撒欢，因为它已经明白了它必须在外面撒尿。你们一出门，你的狗马上就撒了一大泡尿，在你携狗散步归来时，那种怀疑的推测似乎就有点荒谬了。大卫·休谟（David Hume）就描述了一种越来越多地陷入这种推测的感觉，即任何事情你都无法再了如指掌，你出于某种原因放弃推测，然后去做其他事情的：

吾乃进食，食毕博戏，与友人闲话，游息二、三小时后，重理吾业，遂觉吾持论之肃杀无一温一、牵强可笑也 。

动物的表达行为就像人类的表达行为一样，从一开始就存在。表达行为是我们赖以成长、习得语言、获得后天意识的成长环境的一部分。并不是我首先明白自己的情况，然后在此基础上推断其他人也有意识。别人的意识至少和我自己的意识一样，一开始就存在。这也适用于对动物意识的意识。动物的意图我们通常立即就可以理解。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写的：“意图的自然表达是什么？那就看一只猫如何去跟踪一只鸟，或者一头野兽想要如何逃跑。”我们通过与动物相处来了解它们的意图。对于任何一个和动物一起长大的人来说，怀疑动物是否同样具有意图有点奇怪。原因在于，批评者似乎假设了一个人在与人打交道时首先学会了去理解另一个人的意图，但是在将其扩展到动物身上时会有一点问题。然而，无论是谁，只要在他正常的成长环境中存在动物，他通常都能通过生活中的互动去理解对方的意图，不管对方是人还是动物。

我知道一个微笑的、笑得亲切的人是快乐的，因为通过对照快乐的标准，我知道了何为快乐。同理，我知道坐在那里哭泣的人很难过，因为这也符合我对难过的认知。此处不存在任何推论。我不认为，“我看见他在哭，因此我有理由认为他很难过”。恰恰相反，他在哭泣时，我能看得出他很难过。在更复杂的情况下，例如悲伤或孤独时，它们超越了单纯的难过，有更复杂的标准。在任何情况下，理解内部流程总是需要外部标准。关键在于，疼痛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表现出疼痛的行为，正如悲伤不是简单地流露出悲伤的行为一样，我们只是通过参照外部可视信号来解读那些展示出精神状态的表情。我们看到了感受。我们如果看不到一个人的面部表情，就无法推断出这个人是高兴还是难过。

此时，你脑海中可能会悄悄出现一种怀疑的论调：“你根本无从知晓他是不是真的很伤心，也许他只是装出来的。或许他只是个机器人。但如果你自己也感到疼，那你就会很清楚。”你可以尽管去怀疑，但是我怀疑你是否能一直坚持这种论调。如果你看到了上述那个人——他在冰上滑倒，大声尖叫，胳膊已经扭曲变形了，那么你真的会说出你的怀疑吗？根本不会。感情不仅是隐匿的、纯粹的心理现象，也是可见的行为、动作和表情，展现于面部表情和手势动作之中，而不是隐藏在其背后。

法国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 Ponty）强调了感受与身体之间的紧密联系。感受不是隐藏于手势背后的东西，而是包含在手势之中。梅洛-庞蒂声称：

我不需要为了理解一个愤怒或威胁的手势，而必须去回忆之前类似情形下我自己使用这个手势时的感受；我不会将愤怒或威胁的态度视作一个隐匿于这些手势背后的心理事实，我能直接解读这个手势。这个手势并没有让我想到愤怒，它就是愤怒本身。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隐匿某种感受，或者说某种深藏不露的感情并不真实，而这种显露出来的感受才是真实的。

人类和动物都有一些内在的东西，但是这种内心空间通常不会被隐藏；相反，它是高度可见的。一般来说，我能看出你是高兴还是难过。内心也可以被隐藏，比如一个人会竭力戴着一个面具，试图不让自己流露出伤心情绪。然而，其实这种情绪也并没有被隐藏，不是因为它是属于某种“内在”的一部分，而在于它被刻意进行伪装，呈现出了一种与其内在相异的面貌。这种伪饰的面貌，不管其产生的后果是坏还是好，都很有可能会愚弄他人。

重点在于，我们对人类心理状况所做的考量同样可以应用到动物身上。但是，判定标准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对于生活方式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动物，界定是快乐还是悲伤的标准要困难得多。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判定来自异国文化的人。梅洛-庞蒂认为，情绪、表情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灵活的。他指出，表达不同感受的方式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这也意味着感受本身的变化。在他看来，在人类的感受和表达之间做出甄别，界定是出于“天然”还是“传统”非常困难，这两者相互交融，难以明确。

要理解这些，我们还要结合语境。如果你看到小孩子在哭，那么你可以问问自己他是因为哪里受伤了，还是因为他感到害怕；如果不了解哭泣发生的情境，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如果一个人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下做出这样那样的行为，我们就说当事人很伤心。”他还补充道：“我们也这么说狗。”维特根斯坦强调，我们的许多精神概念也适用于动物。鉴于动物行为和人类行为的相似性，我们说动物会高兴，会生气，会害怕，会悲伤，会犹豫或者会感到惊讶，它们能注意到一些事情，能进行调查或者做出思考。我们会说一些动物能够权衡利弊或者改变自己的主意。有趣的是，猫几乎总是会在门前的台阶上逗留，仿佛它们要彻底思考一番：“我真的应该出去吗？还是待在家里呢？”狗通常会毫不犹豫地直接跑出去。它很可能会再次跑回来，但是不会在门口的台阶上多做逗留。此处使用像“权衡”或“改变主意”这样的词语也并没有太过夸张。所有这些概念都来源于心理学，用它们来描述动物也完全合情合理。在某些情况下，哪些术语是合适的而哪些不是，有时还不明晰；因为这些术语都和人类特征息息相关。孤独和无聊就是其中两个例子。与此同时，维特根斯坦也同样指出，我们的一些心理观念只适用于掌握了某种语言的生命体，这一点不足为奇。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无法用“诚实”来形容我的狗，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不可能是不诚实的。诚实和不诚实这种概念本就不适用于它的生活，也不能说它会感到嫉妒。不管怎样，使用语言的能力和其他行为一样，都只是一种行为方式罢了。

如果我说卢娜认为我女儿伊本在浴室里关着门，我并不是说在它的头脑中生成了“伊本在浴室里”的类似句式，而只是指它的行为方式和与它理解水平相似的人基本一致——会在此情形下做出同样的反应。我之所以认为卢娜相信伊本在浴室里，并不是因为我拥有读心术，能够深入解读卢娜的意识，而是出于一种微不足道的原因，就是它表现得好像知道伊本在浴室里一样。我们对动物了解得越多——从基于物种定义的习性和感官特征到具体动物的个体特征，我们对其认知就越牢靠。当我们两个物种之间具有更高的相似度时，这种认知就更牢靠；当我们去感知我们的同类，也就是其他人类时，这种认知最牢靠。

如果我们摒弃“意识是隐匿不可见的，只有语言才能将其揭示出来”这种观点（只有语言才能打破内在与外在之间的障碍），认识到内在是可以通过外在加以表露的，那么认为动物具有不同的意识状态也并非特别困难。这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不会出现解释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并非总是知道如何去理解某种行为，但问题并不在于内在是“隐藏”不可见的。

当我们基于自己的经历去解读另一种动物的意识时，我们必须假设这两个物种显示出来的行为与意识之间有一个相当系统的联系。此外，我们能从神经学和意识的关系中汲取知识，但是在我看来，神经学的路径不如行为研究那么具有启发性。

美国心理学家格雷戈里·伯恩斯（Gregory Berns）在《狗狗物语》（ What It's Like to Be a Dog ）一书中写道，他解决了如何了解动物心理的问题。你只要训练狗安静地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FMRI machine）前，仪器就会显示出狗的大脑的哪个区域在什么时间会活跃。这种方法令人生疑：不只在于伯恩斯认为通过研究大脑，人类就能获得一个直接的、第一人称的视角，还在于相对于意识而言，大脑本身就是某种外部的存在。比如，比起看到它在摇尾巴，我们能说通过观察它大脑中的活跃区域更能直观地感受到它的快乐吗？我想说，通过观察它的动作，它的快乐更显而易见、更容易感受到，而不是通过观察在特定情况下大脑哪个区域更活跃。

虽然我们对大脑与意识两者之间的关系所知甚少，但我们知道大脑的变化伴随着意识的变化，反之亦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认为大脑和意识是相同的。大脑自身并没有意识，但是狗有意识。大脑无疑是狗可以产生意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但也仅此而已。所有的意识状态都必须具有神经系统的基础，这是可以通过以下事实确定的，即大脑中某个特定区域的损伤会导致某种特殊的意识功能丧失。例如，我们知道如果大脑中被称为韦尼克区（Wernicke's area）和布洛卡区（Broca's area）的部分受到损伤，就会严重影响语言能力和语言理解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能力只是一种局限在大脑特定部位的特定状态。问题在于，即便我们掌握了神经学层面上的所有相关信息，我们也不能在心理学层面上进行解释。每一层级都有自己的对象、法则和概念。不同的层级既不是完全独立的，也不能被简化为彼此。通过研究较低层级的现象，我们可以解释更高层级上的现象，但这只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

意识的产生依赖于大脑、整个身体和身体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神经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我们往往高估了科学发现的作用，伯恩斯的书就是一个例子。认知神经科学的创始人迈克尔·S.加扎尼加（Michael S.Gazzaniga）——同时他也是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的支持者，指出关于大脑的图像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迷信。此外，他还提到，研究表明，如果配上脑成像图，对于心理现象的解释就会显得更可信，即使这幅脑成像图与该解释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人们甚至认为，一旦配上脑成像图，那么即使是科学性较弱的解释也比更科学但是没有脑成像图的解释更可信。

即使我们找到了人类在某个意识状态下的神经关联，并且在另一个物种中发现了类似的神经关联，我们也不能轻易下结论说两者处于同样的意识状态之下。人类感受后悔这种情绪的神经基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位于眼窝前额皮层，它就在大脑的前部。做出这种论断是基于观察到中风患者的这个区域有损伤后，他们在做出明显错误的选择后再也不会感到后悔了；也是因为我们观察到大脑这一部分完整无缺的人感到后悔时，这个区域会变得很活跃。我们知道，当老鼠选择了一种会导致不良后果的行为选项（明明可以有更优选择）时，其大脑中同样的区域也会变得活跃起来。如果老鼠选择的行为方式比当时可以选择的另外一种行为方式产生的效果差，在动作结束之后，它在回顾这个明显更优的行动方案时，其眼窝前额皮层这一区域就被激活了。这是否意味着老鼠感到后悔了？很难断言。对我们人类来说，后悔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它与我们的语言能力紧密相关，会激起我们的内心独白，很难想象后悔与上述种种能力无关。为了便于讨论，让我们假设老鼠会感到后悔。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老鼠会感到后悔，那么它的具体感受是什么？除了感到不舒服之外，对于别的，我们似乎也所知甚少。如果老鼠能感到后悔，那么我们也有理由假设其他哺乳类动物（比如猫和狗）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此处，我必须承认，我从没有在我的猫身上看到过它们流露出任何表示后悔的迹象。它们在恶劣的天气里也想出去，然后下一分钟又再要求回家。我认为这是改变主意，而非后悔。那么狗呢？或许，通常意义上认为的狗所表现出来的“内疚”只是一种无关道德的后悔，它们不会为做了错事而感到内疚，而是后悔做了让主人感到不满的事情。

无论如何，在我们试图确定动物具有何种心智能力时，我们必须观察它们的行为。动物神经学方面的研究不能取代对它们实际行为的研究。如果有人相信我们通过研究动物的脑成像图就能了解动物，那么其荒谬程度不亚于我在吵架的时候对我妻子说：“虽然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我现在就去给你的大脑做个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这样我就清楚了。” SBbUn+z6D7cxGriszhXrRx78qLLMItauU7CWxz/C2hAtgz28u6Op3AFnJEGe/7l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