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试图教动物说话的尝试都是在研究黑猩猩时进行的。这倒也没什么奇特之处，因为人类有充分的理由假设黑猩猩拥有最好的先决条件。黑猩猩的大脑中有类似于人类大脑中负责语言的区域的结构，只不过它非常小。人类先是尝试教黑猩猩学说话，但因为黑猩猩缺乏人类的言语机制，这一做法当然不太见效。下一步是教它们学手势语。一只叫华秀（Washoe）的黑猩猩是第一个学会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教黑猩猩按标识着不同符号的键盘。在这些会说话的猿类中最有名的是华秀，它在五年的时间里学会了132个单词，尼姆（Nim）在三年半里学会了125个单词，大猩猩科科（Koko）则用四年时间学会了250个单词。尽管没有意识到人类在看着它们，但学会了手势语的黑猩猩相互之间也会用手势语进行交流。为了证明这一成绩有多么来之不易，就不得不将其和人类做个对比：一个两岁大的婴儿每天能学会10个单词。教猿猴学会使用手势语和符号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但人类的幼儿很容易就能做到。

这些灵长类动物用其所使用的符号表达了一些什么内容呢？迄今为止，没有一只会使用符号的猿猴能说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向人类解释清楚做一只猿猴是什么感觉。它们大多用符号来索要食物和饮料，同时，要求玩耍和拥抱也很常见。但华秀、科科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努力学会了相对较多的符号，也能用这些符号沟通，但是它们一点也不懂语法。狗、老鼠和鸽子等无数其他物种也学会了将某个符号，比如一盏灯或一个动作跟某个行为联系起来；另外，也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明，在华秀和科科使用的猿类语言与这种联想性学习之间存在着任何本质的不同。如果你看一下这些会说话的猿类都说了些什么，你就会发现它们大多说的是“要吃的”“要橘子”和“要香蕉”。尼姆是这一方面的明星，它曾说出了迄今为止最长的连续语句：“给橘子我给吃橘子我吃橘子。给我吃橘子给我你。”相比之下，年仅两岁的人类幼儿就能用名词、动词和介词等说出语法正确的句子，而且除了当时在他们眼前的东西之外，他们也可以谈论不在场的人或者物。大家可以自问一下，教会一只猿猴使用手势语要东西究竟有何意义，很显然它们本来也可以做到，至于是通过按一个按钮还是撬一个杠杆得到一根香蕉，两者本无太大的差别。简而言之，这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能熟练运用语言的情况相去甚远。

许多研究人员声称，他们所训练的动物能发表更复杂的声明，并对生与死、会讲笑话等诸如此类做了详细的描述。但是其他研究人员在研究了这些材料后发现，动物实际用手势所表达的意思与它们的训练者所做的解读差别甚大。简而言之，它们的训练者做了过度解读。独立研究人员发现，在所有的手势语中，有意义的手势和手势组合的比例非常低。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独立研究人员并不了解这种动物，因此他们没有充足的知识储备可以来解释它们。

显然，我们需要对动物使用的手势语做出解读，而且为了获得前后一致的信息，我们不得不对它们实际运用的手势做出偏离字面意义的解释，那么这些信息就更有可能成为阐释者的解读，而不是动物最初要表达的意思。与独立研究人员相比，哪怕这些手势语运用得并不恰当，这些训练者也更倾向于自行调整语序来进行解读。比如，在大猩猩科科身上就有一个备受争议的例子：有一天科科不是太配合，在被要求做出喝酒的手势时，经过一番磨磨蹭蹭后，它把手指向了自己的耳朵而不是嘴巴。训练者解释说科科是在开玩笑，但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则更倾向于认为科科只是做错了。有人也许会说，越是费力地做出这些有利的解释，动物对语言能做出有意义的理解这一观点的说服力就越差。此外，大多数动物都能对人对它们所说的话表现出相当不错的理解力。然而，这样的观点也遭到了批评者的反对，他们觉得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些训练者正是每天都和动物互动的人，也正是这些人向动物发出了口头信息。他们认为，可能是身体语言的暗示，而非对语言所表达的信息的理解，导致了预期行为的产生。这些暗示倒也未必是研究人员刻意为之，但是悖论在于，如果没有动物比较熟悉的训练者在场，这种实验就很难完成。

类人猿是否拥有语言？或者能否通过某种途径来习得一门语言？研究者对此曾有过广泛的讨论。虽然似乎永远也无法就这一点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大多数研究人员倾向于认为类人猿没有自己的语言，至少缺少语言学家通常意义上所认为的语言。虽然一些动物个体确实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手势语，但是比起人类正常的三岁儿童所掌握的手势语的量来说，却要少得多。

类人猿的交流方式挺令人着迷的，但也非常有限。即使是最训练有素的灵长类动物，并且学会了大量的字符和符号，也无法掌握基本的语法。没有一只黑猩猩写出了一部伟大的小说。有人可能会认为，黑猩猩的后代或许某天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一旦这样，那它就已经进化得再也不是一只黑猩猩了。

对于动物是否拥有语言这个问题，答案当然还不清楚，这取决于你对语言的定义。一方面，如果你认为语言有一个非常宽泛的外延，或多或少近似于沟通，那么很显然，很多动物确实拥有语言，因为大量的动物之间显然能进行沟通和交流。比如，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卡尔·冯·弗里施（Karl von Frisch）在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研究发现，蜜蜂可以通过舞蹈进行交流，而这种舞蹈甚至可以被分解成不同的方言。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对语言的定义比较狭隘，比如你认为X是一种语言，并且当且仅当它包含所谓的递归结构（recursive structures）时，它才成为语言，那么很可能动物中就不存在语言。递归的意思是，一种表述方式中可以包含相同的结构成分，比如，“我知道你认为你的狗能理解你的想法”。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生物学家马克·豪泽（Marc Hauser）和特库姆塞·菲奇（W.Tecumseh Fitch）在他们的一篇影响颇广的论文中指出，类似的递归结构只存在于人类的交流中。虽然批评者试图指出其他物种的“语言”中也存在着递归结构，包括鸟类的鸣叫，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有哪种动物的交流体系使用了递归结构。

如果一定要有这样的结构才能被称为语言，那么基于这种判断，我们人类是唯一拥有语言的动物。虽然我个人认为我们无法界定一种语言的充分必要条件，但我倾向于对语言做更严苛的理解。不过，我们是否将动物的交流称为“语言”真的重要吗？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着交流。其他物种之间以及其他物种与我们之间，显然能彼此交流感情和意图。动物既能在自己的物种之间进行交流，也能同其他物种进行交流。如果瞪羚注意到狮子在跟踪它，那它经常会高高地跳起来。这就向狮子传递了一种信号，告诉狮子它被发现了，它永远也抓不到自己。这样一来，它们都可以避免在无果的狩猎上浪费大量的精力。毫无疑问，我的狗能告诉我它饿了，它想要吃东西，想要小便，想要出去遛遛，或者它感到害怕，想寻求我的保护。

至少在家里人回来的时候，它会表现得很快乐，然后，它会交替着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从一种低沉的咕咕声到一种高亢而明亮的音调，也许可以被描述为“吁吁吁吁哦哦哦哦哦呜呜呜呜呜呜”。很显然，对我来说，每次卢娜发出这种声音，它的尾巴就会摇得像鼓槌一样，这时候的它简直可以说是非常快乐的。从“吁吁吁吁哦哦哦哦哦呜呜呜呜呜呜”中，你可以听出它心中充满了快乐。同时我也必须承认，它的沟通技巧是相当有限的，比如说它没有使用符号的能力。或者，大而化之，我也可以说卢娜把玩具鸟作为它感到幸福的符号，因为每次家里有人回来时，它总是拿着玩具鸟发出吱吱的声音。不过，也许这未免有点过于牵强了。

其他动物没有我们这样的语言能力，它们的声区比我们人类的要小得多。有人可能会说，它们或许有我们所没有的声区，这种看法本身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们与动物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后者的交流只能局限在当下它们目力所及的东西上，而我们人类却不仅限于此，我们同时具备交流过去和未来事件的能力。例如，我们可以谈论自己小时候或者去年假期发生的事情；我们还可以谈论那些尚未发生的事情，比如夏末我会去趟北京。然而，动物的交流本质上局限在它们的直接环境之内，它们的交流空间只限于此时此地。

动物无疑具有表现力，当然并非所有的动物都是如此，但起码很多动物都是如此。它们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虽然跟狗比起来，我们很少会在一只猫脸上看到拟态，但猫会用声音进行交流，也会使用身体语言。与其他自然物不同，这些动物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们要求我们对其进行回应。人类拥有庞大的、富有表现力的指令系统库，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别人在说什么，即使我们语言不通，或者根本无法进行语言交流。我父亲曾用过好几个星期的呼吸机，他既不能说话也无法写字，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他口渴了或者感到疼痛，或者他脚上穿的防血凝的袜子勒得太紧了，我基本上都能反应过来。我们人类与许多动物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指令系统库。这并不是说，我们通常先观察某种动物的行为，然后对照解释图查找这一行为所代表的意义，再对这种动物的精神状态做出解读；而是说，我们总是可以将理解过程分成三个阶段，我们对其他人类行为也可以做如是解读。然而，就经验而言，我们在理解一种动物的行为时不是这样分步骤的。当我们面对动物，尤其是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动物时，我们会对它们做出一种即时解读。

当然，我们可能对动物和人类这两者的思想状态都存在认知误区，因此即时解读并非绝对可靠，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任何理解都有可能产生误解。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类，我们与之相处的时间越长，误解就越少。对于那些我们与之并无太多共同表达指令的动物，我们理解它们就非常困难。太平洋巨型章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能变幻出很多复杂的颜色和图案，简直就是符号大爆发，但是对于大部分图案的意义，我们却无从辨识。也可能其中确实有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但是我们无法理解，也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需要理解，它只是想展示一些迷人的色彩罢了。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承认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表现力，我们应该意识到原则上这种行为也能表达其思想状态。

许多哲学家已经认识到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非常密切，语言能力一直被认为是具有思维能力的充分必要条件。相反，缺乏语言技能也被认为是无法进行思考的充分条件。这可能是一些哲学家更倾向于认为计算机比动物更具思维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前者无疑拥有某种语言形式。我认为这种推理是荒谬的，因为很多动物明显表现出了意识以及思维能力；并且在我看来，计算机是否能够展示这种能力却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人只能借由一种自然语言才能思考，如果此事为真，那么不会说话的生物则无法进行思考。然而，更合理的说法是，一些动物，也包括婴儿，能表现出清晰的思维迹象，这也就是为什么语言作为思维的前提这一命题是可疑的。语言是多种思维方式的前提是一回事，每一种思维方式都应该有一个前提则是另一回事。

哲学家们总是倾向于高估语言的重要性。毕竟，在生物体中是可以产生相当先进的思维的，即便该生物体不拥有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想象一下，一群黑猩猩中存在着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其中既有等级制度也有各种联盟。每个黑猩猩个体都必须根据它所处的社会地位小心行事。黑猩猩的行为本是源自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如果说这种行为无法部分解释思维的存在，那似乎不太合理。语言是思维的媒介，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强大的媒介；但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语言当然不是唯一的媒介。人类拥有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语言和符号资源。人类构建符号的能力使得我们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可以相对独立，因为我们可以用符号来指代不同的对象。和任何我们所知道的动物相比，我们人类的思维具有一个更广袤的潜在作用域，只是因为我们是“符号的动物”（ animal symbolicum ）。这同时给我们的情感提供了另一个通道，一个人或许会爱上一个素未谋面之人，也或许会对一个素未谋面之人抱有深切的恐惧，哪怕这个人甚至可能置身于另外一个大陆。

许多动物能以指涉的方式指代某种事物，通过运用信号尤其是声音来进行交流。换句话说，它们可以区分不同的对象，并和同类就此进行交流。它们不仅会发出代表“危险”的信号，还能指出这是何种危险，对方到底是一只鸟、一条蛇还是一只猫。面对这些不同的危险，有些动物使用的信号也不同，而另一些则是使用信号组合。我们至少可以部分地理解它们在表达什么。

维特根斯坦引用了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一句话：“一开始是契约。”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语言是一种精炼。我们在行为中发现了某种规律性，如果缺少这种规律性，我们也就无从理解该行为的意义。他将这种规律性描述为“人类的共同行为”，我们必须全面考虑人类行为的范围。然而，不仅人类之中存在着共同行为，我们与其他动物的行为之中也存在着共同之处。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就能理解动物，即使它们并没有语言。 Og2oCOtSA1Cp2EqkFK2j4wFmkYzs29JMNT5LiSR+RIvW743yQNMRb57ujSHgYV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