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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硬科技主导全球大变革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卡尔·马克思

一、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经济面临大衰退风险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单边主义、区域贸易保护主义正严重威胁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贸易摩擦的升级和技术封锁的扩大破坏了全球市场开放合作的格局,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缺失。此外,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上一轮金融危机留下的“后遗症”,让全球经济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变数。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时期,发达经济体普遍存在的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增速低迷问题制约了经济增长,“刺激政策”带来的增长动力减弱;此外,新兴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增长放缓,结构性改革难以短期见效,经济复苏势头不断削弱。与此同时,全球技术转移红利慢慢消退、贸易摩擦逐步增多、金融风险的外溢性不断增强,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化、恐怖主义盛行进一步抑制了全球经济的增长。而为了阻止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2020年的大部分时间全球经济活动陷入停滞,企业停工停产,许多国家失业率不断上升,服务业遭受重创。这使早因国际贸易争端而遭受打击的制造业再次承压,各国生产制造规模不断下滑,供应链中断,全球贸易和投资遭受重创。

鉴于疫情持续蔓延,以及对应疫苗进入市场较慢,世界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世所罕见。2020年4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说,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它可能会引发一场“近代历史上无可比拟的”经济衰退。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此次疫情可能在全球造成多达2 500万个工作岗位流失,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量将面临最高40%的“下行压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机构下调经济增速预期。2020年,英国GDP下滑9. 9%,美国GPD下滑3. 5%。包括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上90%的经济体陷入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和2021年全球GDP因疫情危机而累计损失约9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和德国经济的总和。全球贸易下降幅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的下降幅度。2020年英国经济增速是-9. 9%,是英国300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美联储、摩根士丹利、标准普尔对美国及全球经济情况的预测,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悲观。

⦾国际政治格局和秩序动荡

当今世界已进入深度调整期,地缘政治引起的冲突此起彼伏,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日益抬头,逆全球化现象显现。具体来说,美国单边主义、法国“黄背心”运动、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等乱象丛生,世界格局和秩序正在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世界格局已经由西方主导逐步转变为东西方平衡,多极化深入发展。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已成为重要的多极力量,以美日欧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整体实力出现相对衰落,对世界事务的主导能力下降。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格局,向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联手共治的新格局转变。可以看到,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G20(二十国集团)作用日益突出,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非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机制正在产生重大影响。东盟、非盟等地区合作机制的作用不断增强,也在推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国际影响。

大国博弈日益加剧,致使国际秩序动荡,全球治理格局面临变革。当今世界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逆流涌动,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四处横行。美国在特朗普政府领导时期将“美国优先”奉为圭臬,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一方面,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明确为战略竞争对手,以贸易战为前奏,展开对中国产业升级、经济提质和国力增量的战略阻击,中美关系严重倒退;同时,美俄关系在新冷战轨道上渐行渐远,美国退出《中程导弹条约》,体现了强化军事优势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美国与盟国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与盟国裂隙扩大,相互关系跌入二战以来最低点。在西方,国家利益至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日益成为主导盟国关系的核心因素,美国盟国正试图走上战略自主道路。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万国邮政联盟等多个国际组织和协议,严重破坏了现行国际规则,试图以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取代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推行贸易霸凌主义,挑起贸易争端,致使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陷入困难的境地。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美国无视世界卫生组织在抗击疫情中的贡献,宣布停止会费资助。在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置现行国际规则于不顾,以牺牲别国和世界整体利益为代价,拓展自身利益,变成了一个利益索取者。

二、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

⦾新一轮科技革命不断孕育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的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以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领域孕育着新的变革,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加速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以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标的能源技术加速发展将引发全球能源变革,空间和海洋技术正在拓展人类生存发展新疆域。

纵观当前全球科技发展情况,从技术成熟度和系统性来看,以人工智能、5G通信技术、光电芯片技术、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智能化技术已经成熟,这些技术最有可能率先推动人类社会变革,驱动人类进入“智能时代”。智慧工业、智慧医疗、智慧农业、智慧金融、智慧城市将深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未来机器人会取代很大一批人力,人类大脑甚至可能与机器结合实现超脑,人工智能将解放人类的双手甚至大脑。

全球科技创新力量的天平悄然发生倾斜,创新主体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与以往几次科技革命由大西洋两岸国家唱主角不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虽然美国仍然扮演着领导者角色,但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一些重要领域跻身技术引领之列。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涌现出一批领先科研成果和全球主导企业;印度的软件制造、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全球位居前列。此外,老牌强国俄罗斯则在武器装备、飞机制造、核产业方面始终保有优势。从2001年到2018年,美国研发投入占全球比重由37%下降到25%,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上的领先优势正逐渐缩小;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已成为科技创新的活化地带,在全球科技创新“蛋糕”中所占份额持续增长,对世界科技创新的贡献率也在快速上升。全球创新中心由欧美向亚太、由大西洋向太平洋扩散的趋势明显。未来20至30年内,北美、东亚、欧盟三个世界科技中心将鼎足而立,主导全球创新格局。

伴随着新兴国家参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角逐,当今世界科技竞争愈演愈烈。新兴市场通过科技发展带动产业升级,实现综合实力的跨越式提升,又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展现技术叠加人力的成本优势,释放发展的巨大能量。发达国家则希望凭借固有优势巩固其领先地位,一方面加大自身在新兴技术研发上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为将多数发展中国家遏制在产业链低端,采用了诸多“不堪入目”的科技竞争手段——从干扰正常的科技交流,到利用非法手段打击竞争对手,再到直接动用国家机器封杀企业与个人,威吓其他国家切断企业之间正常的合作等。这让竞争越来越超越科技本身,非正当的手段越来越突破底线。但这也越发体现出谁能抢占科技高地,谁就有可能站在产业变革的前沿,占领全球价值链的高地,从而在未来的竞争中赢得先机。

⦾科技变革支撑了全球经济发展周期变迁

科技是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自科技革命出现以来,科技变革不断支撑、引领着经济发展的进程。根据康波理论,商品经济存在着为期50~60年的周期性波动特征,且这种波动(复苏—繁荣—衰退—萧条)与技术创新周期存在高度重合。在每个周期里,前10~15年是复苏期,一些重大技术不断孕育并初步应用,推动经济从上一轮经济周期中走出并开始复苏;接下来是20年的繁荣期,新技术被大规模推广采用,支撑经济快速发展;随后进入5~10年的衰退期,技术基本完成在全球的转移和扩散,它对于整体经济的支撑作用逐渐减弱,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最后是5~10年的萧条期,这一轮技术红利消失殆尽,经济缺乏新增长动力,导致经济大萧条。经济伴随着技术的扩散,经历“复苏—繁荣—衰退—萧条”的周期性变化,同时,在新的技术不断出现和扩散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呈现总体增长趋势。其中,在原有技术红利消退、新的技术红利尚未培育起来前,全球经济增长会处于一个短暂的缓慢增长或者停滞期。

自工业革命出现以来,全球已经历四轮完整的康波周期,每一轮周期的起始或者结束都以一项突破性的技术作为标志。第一次康波周期是1783—1842年(长达59年),这个时期正是作为第一次科技革命成果的蒸汽机在纺织业广泛应用和推广的阶段,推动第一次产业变革发生。第二次康波周期是1842—1896年(长达54年),这个时期的特征是第一次科技革命成果在钢铁和铁路领域广泛应用推广,推动第二次产业变革的发生。第三次康波周期是1896—1949 年(长达53年),这个时期的特征是作为第二次科技革命成果的电能和内燃机广泛应用和推广,推动第三次产业革命发生。第四次康波周期是1949—2004年(长达55年),这个时期正处于第三次科技革命技术成果——信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阶段,推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发生。

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新一轮的康波周期中。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周金涛认为,1982—1990年是回升期;1991—2004年为繁荣期;2004—2015年是衰退期;2015年之后就进入了本轮康波周期的萧条期,房地产转跌,“互联网+”的热潮退去,全球资产价格全面回落。从实际发展来看,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状况与康波周期基本吻合。时至今日,全球经济整体处于萧条状态,增速呈现下滑趋势。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红利在全球范围内已扩散完毕。从2004年开始到2016年,随着英特尔宣布延长CPU发布周期,闻名世界的摩尔定律濒临失效。人类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技术红利,并将催生第四次科技革命。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在他的著作《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提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向我们席卷而来,它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丝毫不逊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它将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有机融合在一起,迸发出强大的力量,影响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必将驱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科技变革影响着大国兴衰和全球格局变迁

大国崛起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纵观人类历史,世界每隔百年便有新的大国崛起,国际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这其中,科技一次次成为大国崛起的驱动力量,从18世纪的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美国以及日本的快速发展,再到20世纪后期美国超级强国地位的确立,都是在科技革命的大浪潮中发展起来的。科技的持续发展,支撑了这些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及其大国地位的保持。可以说,大国的兴衰史就是一部科技史。科技进步和大国兴衰相互交替,共同演绎了世界发展的交响曲。

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从第一次科技革命中崛起。在这之前的大航海时代,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因较早掌握了航海技术,从全球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和大量的白银,国家财富积累几近巅峰。然而,这些靠殖民掠夺起家的国家在经历纸醉金迷的短暂繁华之后,一夜之间轰然衰落。其原因在于:常年热衷于殖民贸易,导致了本土产业的空心化,曾作为其国民经济支柱的手工业、养殖业、冶炼业百业俱废,最终一蹶不振,颓势难掩。大量的商人醉心于挣快钱和不劳而获,却忽视了发展的原动力是科技这一实质。最后,当英国工业革命的蒸汽机隆隆响动的时候,这些昔日的大国无奈地沦为历史的配角。英国在从事对外贸易上非常理性,尤其注重资本投入在科技和贸易上的分配权衡。经历了文艺复兴、科技革命之后,英国步履坚实地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搭载着瓦特蒸汽机带来的动力,英国国内纺纱、煤炭开采、钢铁冶炼、铁路运输、船舰建造等现代工业快速发展起来,英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号称“世界工厂”,称霸世界达半个世纪之久。依靠硬科技,英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改变了国际格局。

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期间,德国、美国、日本相继崛起。第二次科技革命首先在德国爆发,并推动德国迅速崛起。电动机、内燃机、大功率直流发电机、汽车、合成染料、合成氨等科技在德国诞生,为德国带来了赶超强国的强大动力。紧随而来的是美国,它以极大的热情拥抱电气革命的到来,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以更大规模和更有组织的方式广泛开展,研究创新成果较快得到应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到19世纪末,美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首位,跻身强国行列。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再结合本国特点进行改进,迅速建立起了以钢铁为中心的工业体系和电子、化学、汽车等新兴产业集群。正是因为日本注重制造业研发,在汽车制造、精密加工、新型材料、消费电子、精密仪器、数控机床等科技为主导的工业体系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所以日本在1968年经济总量超越德国跃居世界第二。

20世纪50年代,美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巩固了其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20世纪的新四大发明——原子能、半导体、计算机、激光器全部诞生在美国,而这些硬科技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化革命的基础。硅谷,是全球最前沿技术创新所在地,也是靠以芯片为代表的高科技起家的。1939年,在半导体技术的积累下,惠普公司成立;1971年,英特尔微处理器诞生;1976年,苹果个人电脑问世;1990年,思科联网路由器让全球互联成为现实。在激光、光纤、计算机等硬科技要素打好信息化时代的基石后,谷歌互联网搜索、Facebook互联网社交才相继登上历史舞台。科技创新的硅谷也给美国带来巨大的财富,助推美国稳居世界第一强国之位。

回溯以上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技创新与大国崛起之间的紧密关系。科技的进步带动了国家的产业发展,加速了经济结构变化和生产力的提高,壮大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提高了其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它可以使一个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摆脱地缘及资源禀赋方面的不足:即便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短缺的国家,如果科技力量雄厚,并且具有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制度基础,仍然能够在一定时间内,通过国家力量体系中“质”的优势,崛起为世界大国。日本科学史学家汤浅光朝通过对科技重大发明的统计分析发现:世界科学中心在不断转移,每次转移周期大约为80年,由16世纪的意大利先后转移到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的美国。这一转移过程与大国崛起的过程相一致。

⦾硬科技将主导新一轮全球变革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10~2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也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关键时期,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时期。科技创新将成为影响和改变未来世界发展格局的关键力量。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之际,以光电芯片、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关键技术为代表的硬科技正在加速突破应用,它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将主导全球新一轮变革,颠覆现有产业结构和组织方式,重塑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重构人们的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加大对硬科技的投资研发和战略布局,大国间科技竞争将更趋激烈。

硬科技将突破世界经济面临的供给侧约束,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仍然乏力,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在供给侧还没有产生类似蒸汽机、电力和信息技术等具有引领性、基石性的新技术,不能广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资本深化,推动经济增长。随着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实现突破,世界经济面临的供给侧约束将得到根本缓解,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大规模运用将带来深刻变化,推动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企业方面,将有机会参与更大范围的国际贸易,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并面临更多同行竞争以提高创新动力;居民方面,将有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得到更多消费者福利;政府方面,将有机会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并对社会需求更好地做出回应。

硬科技将重塑全球产业链结构布局。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一轮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利用低要素成本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快实现工业化的机遇。未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推进,这种状况将发生显著变化:一方面,新材料、智能制造、3D打印和网络协作等全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序,将导致价值链不同环节的要素投入比例日益趋同,数字化、智能化设备和技术成为决定各环节成本的主要因素,劳动力在生产中的地位大幅下降并很容易被机器取代,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劣势弱化乃至消失,技术创新优势凸显,不少价值链环节特别是加工组装环节很可能加速回流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个性化、定制化需求成为主流。能否贴近市场进行快速回应,设计出符合当地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将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市场潜力大的国家和地区将对价值链的研发、设计、销售等环节产生强大吸引力。技术和市场将取代成本,成为价值链布局的决定性因素。拥有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的经济体将在吸引价值链布局方面掌握更多主动权。

硬科技将导致国家竞争力格局再次发生深刻变化,科技发展水平高低将会拉大国家间的实力鸿沟。尽管进入21世纪后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差距逐渐缩小,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领域,发达经济体仍牢牢掌握技术优势、资金优势和规则优势,新一代网络和传输技术打通了各种界限和壁垒,实现了人、网、物三者融合,科技创新周期越来越快。围绕新一轮革命的关键技术之争将愈演愈烈,预计经过本轮争夺,国际权力金字塔将重构,掌握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生物技术等硬科技的国家会高居顶端;在科技竞争中落伍的国家,未来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将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落后者基本没有赶超机会。

总之,科技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国家崛起的第一因素,正在成为各国谋求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的重要砝码。经济的崛起及大国地位持久的保持,主要依靠科技;而且每80~100年的时间,全球格局将会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进行重新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到来之际,也是大国抢占历史机遇的关键时期。谁能抢滩此次科技革命,谁就能领先站在世界之巅。

硬科技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核心关键技术,注重科技成果转化,让科技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国家发展壮大。世界各国纷纷围绕硬科技开展战略布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发展硬科技带动产业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升其综合实力。发达国家则希望巩固其领先地位,因而加大了对新兴技术的研发和支持力度。科技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更上升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 s3stPH7eJrzpjcXco04RiylIzMRxSjwY5zPc1vrZxtfQWl54M2yFrlqrrNqYx0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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