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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国家的政治风险相对突出，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域外大国势力干涉，中东地区的能源合作需要将政治安全因素纳入考量。
首先，政治风险来自中东国家内部。自2010年以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的政权相继垮台，中东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陷入了内乱和战争等政治动荡状态。“民主转型”并没有给中东国家来带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反而导致了政府执政能力下降，多方反对派势力展开斗争，乃至动用武力角逐权力，国家政治环境动荡不安，面临严峻的国内政治形势。此外，“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势力也仍然在中东地区存在，威胁民众生活与投资项目安全。中东国家国内这些现实的和潜在的因素可能导致政权更迭风险、社会动荡风险、政策变动风险等，成为中国在该地区投资的不利因素。
其次，政治风险也来自地区层面的国际组织，尤其是主要产油国所组成的OPEC。作为曾经主宰和垄断全球石油市场的国际组织，在经历卡塔尔的退出风波及沙特的卡舒吉事件后，如何继续维持和提高OPEC运转效率，如何制定组织内的减产协议并监督其实施效果，如何协调与俄罗斯及美国之间的产油关系等，这些都是OPEC在未来要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再者，政治风险也来自域外国家。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利益盘根错节、相互交织，直接或间接造成了中东地区当前的不稳定局势。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特朗普延续了之前奥巴马政府的部分立场，利用空军、特种部队和无人机来帮助中东地区的盟友。但在伊朗核问题及巴以问题上，特朗普总统则采取了更加激进的做法，于2018年5月正式宣布退出此前奥巴马政府时期达成的伊核协议，重启对伊朗制裁；2018年5月14日，在以色列建国70周年之际，美国正式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更是激化了中东地区的巴以矛盾。此外，英国时隔数十年重返海湾，相继在巴林、阿曼等地区建立军事基地，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了其在中东地区的势力。
因此，从中东国家自身层面、地区层面和国际层面来看，这一地区的政治风险都处于较高水平，对于中国同中东国家的合作关系有较为直接的影响。
能源合作离不开能源要素价格。2018年的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上行又深度下挫的走势，能源价格的波动性给能源贸易收益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例如2018年底，中国石化的子公司联合石化被报道在采购进口原油过程中，由于对国际油价趋势判断失误，部分套期保值业务交易策略失当，在油价下跌过程中部分原油套期保值业务的期货端产生损失。公告显示，联合石化去年经营亏损约46.5亿元人民币。
而中东地区作为传统产油区，其能源产量对国际油价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在同中东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时，应当加强市场研判，提高危机应对和风险管控能力。
此外，随着美国重启对伊朗制裁，相关金融风险也值得警惕。2018年11月，美国给予了包括中国在内的8个国家和地区为期180天的豁免期。如何协调好能源合作自主性与“美国制裁”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政府和企业共同研究与探索的。2018年，中兴通讯由于此前向伊朗售卖美国禁运设备，最终需要支付10亿美元的罚金并采取其他措施接受处罚。在豁免期结束后，中国企业同伊朗之间的正常能源贸易往来也将会受到一定影响，从而导致在该地区能源投资风险加大。
中东地区国家与中国的国情显著不同，社会情况、文化认知、法律法规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要在中东地区开展投资合作，首先要准确把握中东地区的基本情况。中东国家劳工保护、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反贪污等领域制定有相关政策；而一些习惯于国内环境的企业走出去后并没有充分学习并适应这些政策。以中国铁建为例，由于缺乏对项目的分析和规范的设计，且对中东地区情况和工程模式缺乏必要研究，中国铁建在沙特麦加的轻轨项目净亏损41.48亿元人民币。
因此，在参与中东地区投资的过程中，“入乡随俗”是需要引起相关企业人员重视的一大挑战。
中东地区有着重要的地理区位，也有着丰富的油气资源，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重视且极力争夺的势力范围。面对近年来在该地区影响力日益扩大的中国，个别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正常投资形容为“新殖民主义”“新马歇尔计划”等内容，抨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合作国家带来了“债务陷阱”等问题，指责中国在人权保护、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努力。中东地区和中国存在较大的社会习俗和文化差异，在民族主义不断抬头的今天，民众容易被西方国家的这些偏见言论所影响，认为中国在掠夺他们的资源、财富、就业机会等。因此，企业在中东地区开展能源投资的过程中，如何传播好中国形象、建立好民众关系也是一大挑战因素。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投资虽然充满挑战与风险，但同样存在合作与机遇。在这片有着丰富能源资源的土地上，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将在传统能源领域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有着范围更广、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的合作前景。
中东地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处于关键节点位置，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同时，中东地区也有着丰富的能源资源，与中国在历史上有着一定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中国将继续步稳蹄疾，推进同中东国家间能源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也与中东地区多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相对接，例如沙特的“2030愿景”。2018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的时候，提出双方要落实好“一带一路”倡议同沙特“2030愿景”对接，推进各领域合作。
在国家战略对接的基础上，中国同中东国家注重建立和完善具体的能源合作机制，例如中阿合作论坛、中阿能源合作大会、中阿能源合作联盟等，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延伸和拓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中国同沿线国家做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将为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提供更坚实的政策支持。例如来自国家银行机构的金融支持将更好地帮助中国企业在中东地区开展贸易提供资金服务；对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视将进一步维护中国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等。
传统油气领域一直是中国同中东国家合作的重点，合作规模保持较高水平。
近年来，中国与中东国家间的能源贸易关系不断加强。根据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2018年中国全年石油净进口量为4.4亿吨，同比增长11%，石油对外依存度升至69.8%；天然气进口量为1 254亿立方米，同比增长31.7%，对外依存度升至45.3%。预计2019年，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还将继续上升。
在油气进口中，以沙特为代表的中东国家近年来一直是中国的主要进口来源地区，对维持中国传统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同样，对中东国家而言，中国也是其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沙特、阿联酋、伊朗等中东地区主要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除了油气领域合作的“量”的规模，在油气价格问题上，中国的能源议价能力也进一步提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一方面拓宽能源进口渠道，降低对中东国家的单向依赖；一方面同中东国家的合作关系向纵深发展，成为中东多国的最大或主要贸易伙伴，将有利于提升在能源议价领域的话语权。再如美国重启对伊朗制裁，中国作为伊朗的最大石油输出目的地，在其他国家因担忧美国制裁而纷纷停止或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的情况下，中国在能源合作谈判中也将具有更有利的地位。
在国家能源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的今天，构建全面开放条件下的油气安全保障体系，提升国际油气市场话语权，是中国国际能源合作战略中需要重点推进的方面。中东地区作为传统油气主产区之一，在中国国际能源合作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双方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将保持紧密合作势头并不断向前推进。
在传统能源合作的基础上，当前国际能源战略合作正朝着“能源技术与能源网络共享、绿色发展”方向前进；中国的国际能源合作重点也正经历从传统能源向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逐步过渡。
中国在发展现有油气能源合作的基础上，基于双方资源和技术优势，将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有更大的合作前景。
一方面，中东地区可再生能源储量丰富，开发潜力巨大。中东地区大多处于温带、亚热带地区，日照充分，且位于海湾周边，风能条件较好，因此十分适合发展太阳能和风能，摆脱对油气资源的过度依赖。在可再生能源目标方面，沙特计划将装机容量提升到3.45吉瓦；阿联酋则希望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到总发电量的44%，并将建设预计耗资32亿美元的全球最大光伏发电厂；卡塔尔也计划投入5亿美元开展1吉瓦的太阳能合作开发计划等；科威特则希望到2035年，全国的发电量中有15%来自可再生能源。
由此可见，中东地区国家有着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且开采和利用愿望强烈，将会成为可再生能源的一大市场。
另一方面，中国也拥有强大的新能源技术实力，可以为中东地区可再生能源开采和利用提供帮助。2018年，中国水电、风电、光伏装机容量、核电站在建规模和年发电量均居世界首位，且风电、光伏、核电等技术逐渐发展成熟，成本不断下降，部分有实力的地区已经实现“无补贴”平价上网，显示出中国在新能源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在中东地区，一系列中国承建的光伏电站、风力电站已经开始落地，反映出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由传统的购买能源变成引领中东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向中东输出能源技术。
因此，结合中东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中国的技术优势，双方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总之，2018年对于中东地区而言仍然是一个形势严峻、冲突频发的年份，在将来一段时期内也仍将继续保持当前的一些不稳定因素。但是该地区有着丰富的资源储量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展开和深入推进下，中国同中东地区国家之间的能源合作将越走越远、越走越紧密、越走越成熟，从传统油气领域合作拓展到更广的可再生能源合作与技术合作，为中国的国际能源战略发展、为中东地区的和平繁荣发展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