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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时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问题，是近十几年来国内外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领域的主要研究议题。在中国，由于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快速上升，人口老龄化呈现“规模大、速度快、高龄化显著”的特点，人口结构趋向于倒金字塔型，面临急速老龄化的压力。同时，由于改革与发展的阶段被极大地压缩，快速城镇化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使人口老龄化呈现“未富先老”、“城乡倒置”与“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特点（陆杰华，郭冉，2016；林宝，2018）。在当前和今后，中国是世界上拥有老龄人口和高龄老人最多的国家。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49亿人，占总人口的17.9%，约占全球老年人口总数的1/4;2019年底65岁及以上人口为1.76亿人，占总人口的12.6%。2016年，全国老龄办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显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约占全部老年人的18.3%；同时，老年人精神慰藉服务严重不足，农村老年人精神孤独问题尤为突出。董亭月（2016）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24.78%的老年人有不同程度的孤独感，其中，农村、女性、高龄、独居且失能的老年人孤独感程度更高。预计到2050年中国需要日常照护和帮助的老年人总数将上升近60%（Harwood，Sayer ＆ Hirschfeld，2004）。
目前，关于老年人的统计和定义指标主要是通过划分个体年龄来确定，普遍认同的人口老龄化概念是1956年联合国在世界平均预期寿命不到50岁的背景下依据固定年龄指标划定的，一个国家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于10%（或7%）便被称为老龄化国家。
国内对于老龄化测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横向角度测度老龄化的空间差异：王泽宇等（2013）基于国际通用标准，采用多项指标对人口老龄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人口老龄化水平的空间关联规律；郑运鸿（2015）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在四大经济区域、八大经济区、省域等三个不同维度上的分布态势，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及相关制图软件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速度、密度三个方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差异进行多维度的研究；许海平（2016）选取人口老龄化比重和人口老少比两个指标，借助泰尔指数测算了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并进行结构分解，构建面板数据模型以检验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层面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吴连霞和吴开亚（2018）采用剩余预期寿命、实际老龄依赖比等动态年龄指标，通过生命表测度老年人口与老龄化，运用空间聚类分析方法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变特征。二是从纵向角度测度老龄化的变化趋势：李汉东等（2014）利用新的老龄化测度方法，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得到的中国人口预测结果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变化趋势；翟振武等（2016）指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呈现出一些新特点：空巢独居老人规模庞大，亟须实施家庭支持类政策推动家庭养老功能再实现，新一代老年人文化水平更高且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为“智慧养老”和“资产养老”理念的落实创造了条件；张欣悦（2020）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的影响，并分析了未来老龄化速度、水平、抚养比的发展趋势。
1997年，七国集团在丹佛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概念。1999年，欧盟召开的积极老龄化国际会议从理论上探讨了积极老龄化问题及其解决的现实可能性。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发展中心出版了《积极老龄化：从论证到行动》，将积极老龄化的内涵定义为“人到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保障的机会尽可能发挥最大效应的过程”。
健康、参与、保障是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健康是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基础，只有保持身心健康，老年人才有可能在社会、文化等各领域一展拳脚，才有可能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参与是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前提条件，老年人有再多的知识和经验，如果不能融入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就无法参与社会发展；应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并采取措施鼓励老年人积极融入社会发展。保障是实现积极老龄化的根本保证，老年人毕竟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在其参与社会的过程中，应对其生活、人权、尊严等方面予以保障，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全心地投入到社会发展的建设中（WHO，2020）。
世界卫生组织（2002）在健康、参与、保障三大维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六组用于具体测量的指标体系：第一，健康和社会服务指标，用来测量与健康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程度，具体包括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的措施、卫生服务、长期护理、心理卫生保健的覆盖面及质量；第二，个人行为指标，用来测量老人与健康有关的行为频度，具体包括老人在吸烟、锻炼、饮食、口腔护理、饮酒、用药等方面的情况；第三，个人身心指标，用来测量影响老人健康的身心因素，如生物因素、遗传因素、心理因素等；第四，物理环境指标，用来测量老人健康生活所需物理环境的适宜度，如亲环境指数、住宅安全指数、防跌落指数、无污染指数等；第五，社会指标，用来测量社会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支持度，具体包括社会支持指标、消除暴力和虐待的程度、老年教育水平等；第六，经济指标，用来测量企业和政府对老年经济参与的支持度，具体包括老年工资制度、老年社会保障、老年就业等方面。
在上述体系的基础上，不断有学者对积极老龄化的模型进行改进。Thanakwang（2009）构建了具有文化意义的积极老龄化指标体系，包括独立生活、社会参与、精神世界、经济安全、健康生活方式、终生学习、家庭关系七个方面，并运用这一指标体系对泰国积极老龄化水平进行测度。VanMalderen等（2016）构建的指标体系包含的九项指标为文化、行为、心理、物理环境、社会环境、经济、关怀、休闲、参与，用于对养老院的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水平进行评估。Ballesteros等（2013）着重考虑了心理因素，将积极老龄化定义为患病率和残疾概率较低、良好的健康水平和认知能力、积极的情绪、能够处理各种压力、积极参与生活，以此为基础构建包含健康、心理因素、认知能力、社会关系、生物行为和性格的指标体系。Feng等（2015）在健康和参与的基础上纳入生活满意度指标，并测度了香港的积极老龄化水平。国家社会生活、健康和老龄化项目（NationalSocialLife，Health，and Aging Project，NSHAP）采取自我评估和具体测量相结合的方式了解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为评定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提供更全面、更可靠的数据（Williams，PhamKanter ＆ Leitsch，2009）。
为了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对欧盟的积极老龄化进程进行判断，欧盟和联合国人口机构的一些专家合作，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对积极老龄化内涵的界定，从就业、社会参与、独立健康和安全生活、积极老龄化的能力和环境四个方面设计指标，确定权重，设计出积极老龄化指数（AAI）。
a.就业维度
就业维度的权重为35%，数据来源于欧盟劳动力调查（EU-LFS）（见表1-1）。
表1-1 积极老龄化指数（AAI）就业维度二级指标
b.社会参与维度
社会参与维度的权重为35%，数据来源于欧洲生活质量调查（EQLS）（见表1-2）。
表1-2 积极老龄化指数（AAI）社会参与维度二级指标
c.独立健康和安全生活维度
本维度的权重为10%，数据来源于欧洲收入及生存现状调查（EU-SILC）、欧洲社会调查（ESS）（见表1-3）。
表1-3 积极老龄化指数（AAI）独立健康和安全生活维度二级指标
d.积极老龄化的能力和环境维度
该维度权重为20%，数据来源于欧洲健康及预期寿命信息系统（EHLEIS）（见表1-4）。
表1-4 积极老龄化指数（AAI）积极老龄化的能力和环境维度二级指标
目前，国内外有关积极老龄化的研究大多以AAI为基础，各国的研究人员对积极老龄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指标体系的改进。部分学者对AAI的变量选择和权重设置提出了质疑：一是一些定量的结构并没有反映现实的经验与研究中的现象有关；二是AAI指数对所有国家给定的权重都是相等的，但实际上国家之间具有差异性；三是对部分变量存在疑问，例如65岁以上人口中位数可支配收入与65岁以下人口中位数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提高并不一定表示老年人收入增加，反而可能是年轻人收入中位数降低造成的。
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采用多种方法进行了改进。Coro等（2018）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辨别老年群体在不同活动中展现的同质的参与模式，并通过参与模式和一些社会人口学特征研究不同群体老年人的特征，对AAI的二级指标和权重进行了调整。第一、二维度保持不变；第三、四维度中，健康及牙齿医疗由医生和牙医提供援助的频率替代，独立居住由Barthel指数和IADL规模替代，相对收入的中位数由感知的经济形势替代，取消55岁时的预期寿命，55岁时享有的健康的预期寿命被每日活动不受限制取代，心理幸福感被情感平衡量表取代，社会联系被一个11项的量表取代。
Amado等（2016）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调整AAI-EU工具的指标权重，以提供数据结果的稳定性。Carla等（2016）使用DEA方法评估各国的相对表现，并确定每个国家在积极老龄化方面的优劣势，计算每个国家最佳的权重结构。他们不提倡完全固定的权重，一是可能导致一些领域存在无效权重，损害积极老龄化的综合定义，也会使一些国家专注于某一项的发展而忽略其他项；二是每个国家的权重应参考每个领域内指标间的一些合理的规范性判断。Djurovic等（2016）通过采用CIDI方法确定AAI指标的权重来重新计算积极老龄化指数。Vicente等（2017）通过应用AAI-EU得到西班牙地区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水平，并对指标的实用性进行调整，以更好地指导相关政策的制定。
国内学者依据中国积极老龄化的发展实践，从多个视角对世界卫生组织的积极老龄化内涵进行了扩充。中国积极老龄化主要在健康、参与、保障三大微观维度的基础上加入发展、和谐、共享三个宏观维度。发展指包含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发展在内的广义的发展，和谐指重视家庭代际关系，共享指发展资源、发展关系、发展成果的共享（邬沧萍，2013）。胡敏（2012）构建了适用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的积极老龄化水平测度量表，编制了《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测评问卷》，通过分析证明了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水平的调查工具。张建阁等（2017）、韩二环等（2019）、张慧颖等（2019）分别针对Thanakwang等（2014）提出的AAS-Thai工具进行了信度与效度检验，探讨其在养老院和农村地区老年人群中的适应性。谢晖（2019）经过文献分析、社会调查、专题小组讨论和德尔菲法两轮专家函询，形成了积极老龄化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45个三级指标（见表1-5）。
表1-5 谢晖改进的积极老龄化指数
刘文和杨馥萍（2019）利用CHARLS和CGSS数据库，借鉴欧盟积极老龄化测度框架，利用AHP与DEA相结合的方法设计中国积极老龄化指数，测度中国三大区域及28个省份的积极老龄化指数，研究区域、城乡、省份、性别等层次的积极老龄化发展水平（见表1-6）。
表1-6 刘文改进的积极老龄化指数
李嘉佳等（2020）为对比国内外不同积极老龄化量化测量工具的指标构建、适用性及应用验证，检索了多个数据库、世界卫生组织网站及其他相关网站，对获得的测量工具进行定性评价与比较，得到的结论是AAI-EU（2012）的指标设定最具时代特色，开展的验证性研究最多，应用范围最广。我国本土化积极老龄化测量工具的研发和改善，可在基本维度、指标体系的构建方面借鉴和学习AAI-EU及其他相关的测量工具。
健康老龄化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而产生的新概念。1987年的世界卫生大会首次提出健康老龄化的概念，把“健康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列为老龄研究项目的主要研究课题。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世界老龄大会将健康老龄化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发展战略。2015年10月，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稳步提高健康预期寿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健康老龄化战略。《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的全球发布意味着健康老龄化再次被提上日程。
健康老龄化包括老年人个体健康、老年人群体的整体健康、人文环境健康三个方面的内容，不仅指老年人个体和群体健康，而且指老年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健康良好（吴忠观，1997）。
健康老龄化框架的目标是延长个体预期寿命和提高个人健康水平。虽然意识到社会环境也能够对老年人老龄化水平产生一定影响，但健康老龄化认为决定老年人衰老进程以及状态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个体的健康因素，因此健康老龄化关注的重点是改善老年个体的健康水平，延缓身体机能的衰退。政策框架内所有政策和解决方案都应该以改善老年人的个人身体健康状况为基准，同时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关系（WHO，2002）。
健康老龄化阐述了一种拥抱衰老的思维，各种行为不只是为了身体的健康，也是为了提高生活品质。健康老龄化是一个为维持老年人健康而保持和发展功能性能力的过程，这些能力包括个人满足基本需求的能力、行动能力、学习能力、成长和决策能力、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的能力以及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能力。越来越多的群体逐渐接纳自我健康管理理念，尤其是年轻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面向全年龄的健康老龄化的治疗和预防方案发展（Olivo，2018）。
1997年，邬沧萍最早将健康老龄化理论引进国内。随着健康老龄化研究的兴起，决策者也将健康老龄化逐步纳入国家整体的战略布局。作为指导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推动老年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等多项举措，旨在促进健康老龄化。2017年，国家卫计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助力实现健康中国。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引领下，我国健康老龄化框架的蓝图已初步勾画出来，健康老龄化的中国方案1.0版的颁布无疑是健康中国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
针对健康老龄化指数，我国学者有以下研究。陈小月（1998）基于对健康老龄化科学含义的理解，尝试性地建立了一套由老年人自身健康指标、老年人家庭和物质生活指标、老年人所在社区指标和老龄化社会指标四个层次构成的健康老龄化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城市的情况进行了测算。肖月等（2017）着重研究了“健康中国2030”战略，遵从导向性、代表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系统性等原则，形成了包含健康水平、健康生活、健康服务与保障、健康环境、健康产业五个领域15个指标的“健康中国2030”核心指标体系。梅光亮等（2017）结合我国“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的任务要求，形成了包含健康人群、健康生活、健康环境、健康保障和生活满意度五个维度11个指标的健康老龄化评价测量指标体系（见表1-7）。
表1-7 梅光亮提出的健康老龄化评价测量指标体系
吴凡和绳宇（2019）引进了Thiamwong（2008）的研究成果，从老年人群对健康老龄化理解的视角出发编制了健康老龄化量表（Healthy Aging Instrument，HAI），该量表包括九个方面的内容：生活充足且简单，接受年老，压力管理，拥有社会关系及支持，行善助人，自我照护，躯体功能正常，认知功能正常，社交参与；涵盖老年人躯体功能、心理状况、认知功能、社会功能、精神状态等共35个条目；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法（1分表示“完全不符合”，2分表示“有点符合”，3分表示“不确定”，4分表示“很大程度符合”，5分表示“完全符合”），总分为35~175分，得分越高表示健康老龄化水平越高。吴凡等依据量表翻译及文化调适指南，对量表进行正向翻译、回译、预试验，选取5位专家对中文版量表的内容效度进行评价，并进行信度、效度检验。
a.定义及背景
积极老龄化及AAI指数主要倾向于社会及国家层面的政策和指标测评，而主动健康和SAI指数倾向于个体层面。主动健康指个人主动维持身体健康和正常功能、休闲和社交活动、心理功能和活动及社会关系和社交活动，实现积极老龄化。
SAI指数旨在衡量个体水平的主动健康及积极老龄化水平，它以生物心理社会评估模型（MAB）为基础，这是一种用于对老年人进行多维评估的工具，主要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进行评估。
SAI指数的优势在于，其方法允许权重由数据的相关性及变化确定，从而避免主观判断。同时，可以给出每个个体相应的SAI分数，并可以通过其变化判断该个体积极老龄化程度的变化。
b.SAI框架
SAI首先引入MAB模型中的所有指标，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BMI（营养不足、超重、肥胖）、在室内移动有困难、在日常生活的活动中遇到困难的数量、在日常生活的器械使用中遇到困难的数量、郁闷、紧张、没有活力、时间意识、婚姻状况（单身、已婚、离婚，以孤寡为对照组）、与他人同居、有人可以信任、受教育年限、受教育年限的平方项、工作类型为体力劳动、体育运动、适度的身体活动、吸烟状况（前吸烟者、现吸烟者，对照组为非吸烟者）。
之后，SAI使用葡萄牙人口老龄化研究数据及欧洲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数据，使用逐步回归根据AIC和BIC进行变量筛选，选出引入模型的指标及其权重。
近年来，我国的老年人口急剧增加，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我国正面临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巨大挑战：规模大、速度快且未富先老。但未来10年左右，仍以低龄老年人增长为主，是建立和完善老龄化应对体系的机会窗口期。能否成功应对老龄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战略成功与否。目前，国内对于老龄化已有深刻的认识，对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战略给予了极高关注，已有学者分别针对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但针对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综合指数仍亟待研究。因此，本书推出积极健康老龄化指数，以期为研究老龄化进程提供新的视角，为制定老龄化相关措施提供数据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