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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念框架来看，与“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相近的表述还有“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eing）和“生产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eing）等。它们的含义类似，依据研究的背景和源流有细微差别，往往混合使用，这些概念都是从主动积极的视角来看待老龄化的潜力（Barrett ＆ McGoldrick，2013；Lloyd et al.，2014）。美国更多采用成功老龄化的概念，欧洲更多采用积极老龄化的概念（Constanca，Ribeiro ＆ Teixeira，2012）。刘文和焦佩（2015）认为成功老龄化概念的提出促进了从“消极老龄观”到“积极老龄观”的转变。健康老龄化是对成功老龄化表达方式的一种修正。生产性老龄化则开始注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积极老龄化将老龄人口的社会参与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各个方面。
Baltes等（1990）认为，“成功老龄化”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被更广泛地接受。传统的成功老龄化强调身体和心理的健康。Havighurst（1964）和Pfeiffer（1974）认为人们应该在老年阶段继续保持积极的社会参与以实现个人价值。Rowe和Kahn（1987，1997）围绕健康的三个维度给出了成功老龄化的三个维度，即无疾病和残疾、身体和心理机能正常，较强的社会参与能力，社会对健康和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支持，构成了成功老龄化的整体框架。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48年生效的《组织法》中就将健康定义为“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状态”，即健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三个维度。因此，成功老龄化实际上强调了健康的多个维度。由于成功老龄化中的“成功”更多地与经济成就、收入、资产、职位等相关，因此从社会心理的角度也使用健康老龄化的表述。为此，不少研究者认为健康老龄化是对成功老龄化在表述上的修正。Vaillant和Mukamal（2001）将成功老龄化定义为对身体状况的客观评价，在主观感受、心理状态、健康寿命、生活满足感和社会支持等方面具有高度幸福感的状态。
生产性老龄化更关注老年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Bassetal.，1992）。一般认为，Butler（1980）首次提出生产性老龄化的概念，倡导人们改变老年人依赖社会、依赖他人的传统观念。Rowe和Kahn（1997）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成功老龄化再次被提及，同时产生了更为成熟的生产性老龄化框架。《生产性老龄化：概念和挑战》（Morrow-Howell et al.，2001）从生理、心理、社会、经济多个维度系统梳理了生产性老龄化的概念演进，认为退休老年人仍然能参与社会活动，以鼓励老年人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概念都由世界卫生组织提出。Daatland（2005）认为，积极老龄化鼓励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强调老年人的能力和知识的价值。其中，“积极”强调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和公共事务，不仅仅指继续参加工作。Corsi和Samek（2010）认为，积极老龄化强调老年人在社会中的主动角色，强调老年人的自主自立、社会参与和价值发挥，有助于消除年龄歧视，增加老年人的机会。积极老龄化更强调促进老年人的健康以减少健康和社会保障支出、更长的就业时间以降低养老金成本、更多地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但Walker和Maltby（2012）、Sidorenko和Zaidi（2013）认为，积极老龄化包含的范围广泛、难以度量，不利于政策效果的比较研究。Zaidi等（2013，2017）细化了世界卫生组织对积极老龄化的定义，构建了积极老龄化的多维度测量指标体系，具体包括就业、社会参与、健康和环境支持等维度，每个维度又包括若干度量指标，最终以综合的积极老龄化指数（ActiveAgeingIndex，AAI）反映积极老龄化的水平，并用于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比较研究。邬沧萍和彭青云（2018）对积极老龄化概念进行了阐释，认为积极老龄化把老化过程看作一个正面的、有活力的过程，倡导老年人必须有健康生活和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
关于健康老龄化，在早期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多将健康老龄化等同于步入老龄后个人维持较好的身体状况的过程。Roos和Havens（1991）将健康老龄化定义为在社会生活中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为了实现这种独立性，老人需要存活至高龄，有较好的身体机能，保持头脑清醒。在国内文献中，邬沧萍和姜向群（1996）较早关注健康老龄化的议题，认为健康老龄化是指老龄化社会中多数老年人处于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健康状态，同时社会发展也不受过度人口老龄化的影响。Reed等（1998）认为健康老龄化是指个人步入老龄后能够避免危及生命的疾病，并且维持正常的生理和心理机能。Avlund等（1999）将社会参与因素纳入健康老龄化的度量中，认为健康老龄化等同于较好的身体机能和较高的社会参与程度。宋全成和崔瑞宁（2013）认为应该从健康老龄化转变为积极老龄化，使越来越多的老当益壮、胜任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老年人的健康和继续工作有助于减少养老金、老年医疗和社会照料的支出，提高社会的活力。在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中，健康老龄化被进一步扩展为“发展和维护老年健康生活所需要的功能发挥的过程”，包括“内在能力”和“功能发挥”两个维度。内在能力指个体以基因遗传为基础、受个体特征影响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功能的整合；功能发挥指内在能力与环境互动以实现个体价值的过程。环境包括生活、工作等物理环境，家庭、社会和公共政策支持等社会环境。因此，健康老龄化不仅强调个体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行动能力和社会功能健康，也强调来自家庭、企业、社会、政府等对老年友好环境的关爱与支持。公共服务要为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能力发挥提供支持。健康老龄化将对寿命质量的投入视作全生命周期的投资，可以降低家庭和社会的照护成本，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贡献创造条件。提倡老年人以积极的态度投入生活，更加注重个体身心健康，更加注重人格尊严。因此，这一定义可以看作人口老龄化下提高老年人生命质量和价值发挥的行动计划，而不单单是一项针对老年人的健康促进计划，其目标是通过健康干预和年龄友好环境的建设，维护和提升老年人正常功能的发挥，降低老龄化的成本，促进在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报告发布后，陆杰华等（2017）认为，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是以维护健康公平和全生命周期视角为核心理念，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将以治病为核心的健康服务模式转变为以健康维护为核心的模式，把健康保障视作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并围绕行动能力和社会功能的维持和优化，以延长平均预期寿命、提升寿命质量的战略框架。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健康老龄化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框架，其概念的内涵丰富、外延较广，即包括微观个人层面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又包括宏观社会层面的年龄友好的物理环境、社会环境、政策环境等对老龄化社会的积极支持，还包括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价值发挥和生活幸福感等积极状态。因而需要构建多维度综合指标体系，用于测度评价和积极引导健康老龄化的建设。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尚未建立公认的健康老龄化指标体系，已有相关研究大多源于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很少有针对中国实际的专门研究。国内的相关研究更多围绕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概念框架展开，较少关注积极健康老龄化的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