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奥运遗产研究主要内容与成果

纵观国内外奥运遗产文献，国内研究聚焦在奥运遗产的概念界定、价值认知、保护与开发、开发利用四个方面，国外研究聚焦在奥运遗产的概念、影响、建设和保护利用四个方面，主要研究内容与成果如下：

1.2.1 国内研究内容与成果

1.2.1.1 奥运遗产的概念界定

当前学界往往以举例的形式对奥运遗产进行界定。目前，对奥运遗产概念界定比较普遍的共识是，将其视为在奥林匹克运动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普遍价值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两大类。其中，有形遗产是指诸如奥运会留下的奥运会徽、吉祥物、奖牌、体育设施、奥运场馆、建筑景观等，或者是用来发展体育事业的捐赠基金；而无形遗产也称影响遗产，包括奥运会对人、城市和社会发展等方面产生的无形影响，例如举办经验、教育、就业等，无形遗产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很多学者对奥运遗产进行细化研究，提出了一些具体遗产概念：

（1）奥运文化遗产。 奥运会承办国和举办城市通过各种方法办出自己的特色，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即为奥林匹克运动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奥运文化遗产。例如，洛杉矶奥运会的商业运作模式、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蓝色地中海风格、亚特兰大奥运会对高科技的展示、悉尼奥运会倡导的绿色与环保、北京奥运会倡导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等 。

（2）奥运精神遗产。 每一届奥运会体现的举办国的独特的文化、民族精神等。例如，北京奥运会体现的“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不屈不挠、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民族精神，崇尚和谐、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改革创新、精益求精、科学发展的时代精神，等等 。

（3）奥运效益遗产。 是指奥运会在国家形象、城市形象、旅游吸引力及投资吸引力等方面产生的效应，或者是奥运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举办方组织大型国际赛事能力的提高，主办地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主办地居民对体育运动关注程度的提高以及道德精神面貌的更新，奥运精神以及志愿者精神的传播，等等 。

（4）奥运健康遗产。 奥运会对举办城市乃至整个国家人口健康所产生的具有延续效应的影响 。无论是奥运文化遗产、奥运精神遗产，还是奥运效益遗产、奥运健康遗产，均可视为奥运无形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

（5）奥运文献遗产。 包括文件、档案等在内的文献资料是奥运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申办、筹办、举办奥运会过程中，与奥运会有关的各种组织、机构和个人会产生大量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汇集起来形成的文献资源，即为奥运文献遗产 。而在奥运文献遗产中有一类特殊的遗产类别，即奥运档案遗产，它是奥运全周期的原始记录，具有其他遗产类型难以比拟的凭证作用和参考作用。正因为奥运档案遗产如此重要，2002年的洛桑奥林匹克遗产大会就专门将档案遗产提升到与运动遗产、经济与旅游遗产、文化与政策遗产同等的地位。

（6）奥运体育遗产。 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与奥林匹克运动相关的、具有体育属性并且作用于体育领域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可能产生的体育遗产中，在有形与无形兼备的基础上，既有可以作为基础性公共体育服务的体育场馆与设施，又有可以作为信息性公共体育服务的运动相关知识；同时，体育遗产中全民运动目标以及一系列与全民健身相关的发展战略和计划，还可以作为制度性和政策性体育公共服务 。

（7）奥运经济遗产。 是指奥运会举办城市在奥运会后的一段时期内，利用奥运会遗产的资源优势和奥运会创造的商机，所开展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从而拉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奥运经济遗产涵盖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容，包括运动会经济、城市经济、国际文化团体交流。它是借筹备和举办奥运时机，提升企业品牌、城市品牌和国家品牌，推动城市改造，优化城市产业结构，从而促进城市和国家经济增长 。

（8）奥运社会遗产。 包括举办国家当地文化的传播、奥林匹克价值观的弘扬、社会包容度的提高、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及志愿服务精神的传播等。社会遗产虽然多数属于意识层面，但举办国通过丰富的活动和各类实践，可以把这些意识化的社会遗产落实到具体层面，使意识化的社会遗产得以永久存在 。

（9）奥运环境遗产。 在“绿色奥运”理念的指导下，主要包含树立可持续发展下的环境保护理念、推动城市从产业型的工业城市向商业型和服务型的宜居型国际大都市转变、提升环境意识和环境伦理观念、开展公众环境教育、奥运场馆的绿色遗产、构建环境保护的法规和措施等 。

1.2.1.2 奥运遗产的价值认知

对奥运遗产价值的认知，不仅会影响到遗产保护与开发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还会影响到举办国是否可以把握周期效应和举办契机，推动体育、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的联动发展。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思路切入：

（1）有形价值与无形价值。 邵玉辉 和鲁晨曦 认为，无形遗产具有流变性、独特性和创新性，应将对无形遗产的保护、开发与有形遗产结合起来，推动无形遗产有形化。吕季东、史国生和缪律认为，有形遗产具有前置效应，无形遗产的发展历时更长。无形遗产包括文化、形象、教育和心理等，不仅需要国家宏观层面的统筹布局，而且需要时间和空间上的积累 。

（2）个体层面与社会层面。 孙葆丽认为，奥运遗产的价值表现在个体、社会和国际社会三个层面上，表现为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促进世界和平的基本价值取向 。陈珊从政府和公众层面出发分析了伦敦奥运遗产的价值，基于英国市场研究局的调研报告，提出英国民众最为关心的是奥运会可以带来经济环境的改善，而英国政府则遂民愿，从国家、伦敦市和社区三个层级制定了经济遗产相关的策略，在就业、商业机会和志愿者服务等方面确保收益 。

（3）投入与产出分析。 目前学界大多以举例的形式，从遗产的价值与影响出发，对已举办奥运会的投入与产出进行分析。易剑东和王道杰对被媒体称为“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的索契冬奥会进行分析指出，这个所谓的“最昂贵”在很大比例上用于改善城市基础设施，较好地提升了城市旅游产业的基础建设 。张涵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为例，分析了奥运遗产资本化的策略。他提出，很多无形的遗产虽然不为民众所认可，但对举办国家而言也是有正面且不可预估的影响 。

1.2.1.3 奥运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在奥运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问题上，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协调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 徐祥辉、黄家善认为，必须将资源保护的公益性与资源自身具有的价值有机结合，走“保护—开发—利用—发展—保护”的良性发展之路 。成林萍提出，在积极保护的前提下，需要突出“整体保护”的理念，分割、切片式的保护可能致使奥运遗产，尤其是建筑遗产失去文化内涵 。刘鹏提出，必须坚持尊重奥运遗产真实性、完整性与多样性，无形遗产有形化和保护先行开发相继的原则 。

（2）提前做好遗产管理和收集工作。 马凤霞、王春城和于学岭等提出，既要加强奥运会重要文献资料的保护和向国际奥委会移交奥运会相关资料的工作，也要做好社会各界、民间组织、个人收藏奥运会文物的积累和收集工作 。连玉明认为，除了各类档案文献资料外，举办奥运会的经验与知识也是重点需要抢救与搜集的遗产 。

（3）构建奥运遗产的认证评估体系。 在构建评估体系的意义方面，池建等 、徐祥辉和黄家善 、文福君 等都主张建立科学的奥运会文化遗产认证评估体系，以此科学地、准确地界定其概念、主要内容范围、种类、等级标准，鉴别其历史、艺术、文化和科学价值。在具体评估体系制定方面，齐震基于奥运遗产的分类，提出评估指标包括经济、基础设施、知识习得、城市形象、教育和文化等6个方面。同时，可识别出三个遗留维度：一是计划结构的程度；二是正结构程度；三是量化结构的程度。根据这些维度，奥运遗产包括计划好和非计划好的、积极和消极的、无形和有形的结构，这些结构是在事件发生后遗留下来的，评估需要10～20年显现效果 。

1.2.1.4 奥运遗产的开发利用

对奥运遗产进行开发利用是节约社会成本、服务社会大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必然选择。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集中于以下方面：

（1）奥运遗产的商业价值开发。 一是在旅游开发方面，赵毅 、任保国 、李博 等提出，将奥运环境遗产作为新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以供后续文化旅游业进行进一步的商业开发。二是房地产开发，包括奥运商圈、办公区和住宅区开发等。彭艳丽关注到了围绕奥运核心功能区，大量人流在这些区域聚集为商业房地产和住宅房地产，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 。三是无形资产的商业化。马亚璇认为，运营方可以利用遗产的形象认知度、感觉、品质认知和客户忠诚度来开发体育场馆 。四是奥运场馆运营模式。王子朴、梁金辉和杨小燕针对北京新建奥运场（馆）赛后运营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以下相关建议：一是实现投融资模式与赛后运营的无缝对接；二是选择合适的运营合作伙伴；三是合理配置奥运场（馆）专业管理人才；四是尝试探索集团化托管运营模式 。

（2）奥运遗产的知识价值开发。 王洪元和李珍 、刘玉江和刘飞舟 、黄霄羽 等人都关注到了奥运会档案文献遗产的开发与利用。在体育数据分析方面，袁俊杰根据我国备战奥运会及世界大赛的急需，采用文献资料法、归纳分析法及软件编程法开发了竞技体育信息数据库 。在档案资料数字化方面，Glyphica公司通过与Adobe等科技公司的合作，对大量奥运会历史档案资料进行了恢复重建，可供公众和其他社会组织利用和二次开发 。值得注意的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黄亚玲和赵洁认为，对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保护是2008年奥运会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保护奥林匹克知识产权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合理地利用，使其产生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目的是在全世界健康、持续地开展奥林匹克运动，传播奥林匹克理想和理念 。

（3）奥运遗产的人文价值开发。 从宏观视角来看，胡百精和冯惠玲认为，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最为重大的意义和最为基本的经验，就是展现和创造出以人为本、和而不同的核心价值，使之超越具体的利益、宗教、种族和文化形态，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的相遇、共识和信任 。在科教方面，李颖川针对当前我国奥林匹克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以下对策和建议：借鉴以往奥运会举办国的有益经验，通过学校教育普及奥林匹克教育，倡导积极生活方式，发挥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不断深化北京奥运的理念教育，等等 。在全民健身方面，张银行、李吉远和李成银聚焦于武术文化遗产的开发，鉴于“普及与推广”的基础性、大众性、公益性，提出了构建“地域武术特区”的设想 。在休闲文化方面，王广进认为，面对休闲时代，奥林匹克文艺这种休闲活动最终要义不是形式上的多样性、内容上的丰富性，而应该是凸显价值取舍上的“休闲性”，倡导人生意义的休闲性，最终实现奥林匹克运动的休闲价值取向 。

（4）奥运遗产的公益价值开发。 在优化城市公共空间方面，杨宇和吴唯佳建议，充分利用奥运设施，完善城市公共设置布局，利用奥运期间的设施建设促进城市的功能疏解和空间拓展 。在提供基础体育设施方面，金睿认为，采用多元化的经营模式扩大赛后场馆价值是伦敦奥运会场馆赛后利用的有效方式，而运营与公益性相结合受到了人们的一致好评 。在公众参与感方面，李佳宝鼓励公众作为观众、志愿者、社区组织者、项目参加者等参与到奥运会的整个运作周期中，直到奥运会已经积极地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并促进更广泛和持久的奥运遗产的产生 。

1.2.2 国外研究内容与成果

1.2.2.1 奥运遗产的概念

在过去30余年中，遗产在奥运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在规模、范围和成本上都发生了爆炸性变化 。随着奥林匹克运动不断发展，奥运遗产概念被提出，内涵日益丰富，由于遗产概念本来没有明确定义，故何谓奥运遗产、奥运遗产包含哪些类型也仍存在较多争议。诸多学者对其概念、种类及实例进行了研究，如表1-1、表1-2所示。韩俊汉（Joon-Young Han）等认为，国际奥委会所界定的奥运遗产并不够充分，该奥运遗产概念以西方价值观为前提，故造成东方奥运遗产成为西方文化同化结果的局面 。到目前为止，对于奥运遗产的定义及分类并无定论。

1.2.2.2 奥运遗产的影响

奥运遗产所带来的影响涉及多个方面。卡什曼·理查德（Cashman Richard）指出，国际奥委会在定义遗产时，暗示这个术语纯粹是正面的，没有负面的部分 。哈里·希勒（Harry H. Hiller）同样认为，遗产总和“金色光环”联系在一起，因为大家默认其会产生积极影响 。诺曼·泰勒（Norman Tyler）指出，无论是无形的还是有形的，奥运遗产都具有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源于其建筑、纪念物或其在当代的重要性，反映了其对过去、现在或未来几代人的美学、历史、科学、社会或精神价值 。但事实上，许多学者认为奥运遗产建设与管理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

（1）正面影响。 让-卢普·查佩莱（Jean-Loup Chappelet） 和凯琳·图伊（Kelleen Toohey） 等列举了奥运遗产正面影响的例子，从有形遗产如商业网络扩张和体育基础设施，到无形遗产如城市建设、全球声誉的提升、知识文化的传播、政府改革等。哈里·阿恩·索尔伯格（Harry Arne Solberg）等认为：在城市建设方面，奥运遗产建设可推进主办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改善，提升住房、交通、通信水平；在经济发展方面，奥运遗产可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带动旅游购物消费，促进经济发展。例如，主办城市的旅游业可能经历以下变化：出现新的或改进的旅游景点、翻新或新建的酒店、更新的公共交通系统、优化的城市形象、旅游知识增加和文化认同深化 。杰弗里·欧文（Jeffrey Owen） 和戴维·惠特森（David Whitson） 等认为，随着旅游遗产的落实，城市在整个奥运会期间受到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这是一个宝贵的宣传机会。这意味着该市可以展示其旅游景点，以及由于举办奥运会而形成的新的和改进的基础设施项目。在社会文化传播方面，克里斯·布尔（Chris Bull）等则提出，社区自豪感、凝聚力、参与、互动以及改善的形象和意识也作为奥运遗产长久地对社会产生影响 。在教育方面，迪卡娅·凯泽斯塔提乌（Dikaia Chatziefstathiou）认为，奥运遗产同样发挥着教育价值，有助于培养公众正确的价值观 。

（2）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霍尔格·普罗伊斯（Holger Preuss） 、克里斯·格拉顿（Chris Gratton） 和詹姆斯·安东尼·曼根（James Anthony Mangan） 等认为，奥运遗产同样可能会出现负面影响，如产生建筑债务、机会成本高、基础设施浪费、短期挤出效应、房租上涨以及不公平的迁移和再分配等后果。国际奥委会在对奥运遗产定义时引导大家认可其积极影响，但多位学者对其消极影响也进行了探讨，若未进行合理的规划，奥运遗产建设可能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

（3）影响评估。 也有学者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对奥运遗产的影响进行理性评估。维克托·沙波瓦洛夫（Victor Shapovalov）等在分析索契市旅游特点的基础上，为了评估奥林匹克遗产对城市发展的贡献，提出了经济模块、社会模块、生态模块和基础设施模块等4个指标模块。在经济模块中，可以区分出下列指标：该地预算盈余或赤字的实际价值，位于活动区域内的企业的损益，当地人口月平均工资水平，股本投资额，价格变动指数。在社会模块中，可以区分出以下指标：失业率水平，最低生活成本与人均现金收入之比。生态模块的指标有：环境保护的经常性（经营性）支出，大气污染源固定的物体数量，固定污染源排放到大气中的污染物总量。基础设施模块的指标有：为游客提供的客房数量，交通可达性系数，大容量建筑数量 。基里亚基·卡普兰尼杜（Kyriaki Kaplanidou）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奥运会举办城市的居民进行调查，研究了奥运遗产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

1.2.2.3 奥运遗产的建设

奥运遗产的建设不仅需要考虑为赛事活动提供设施，更需要考虑其后续的管理与利用。早在1992年，莫里斯·罗奇（Maurice Roche）便指出赛前的工程很少考虑赛后的账目。在2002年世界遗产大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Jacques Rogge）警告了以奥运会名义进行奢华发展的危险性，并指出奢华发展将在赛后带来累赘，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卡什曼·理查德指出2000年悉尼奥运会由于缺乏遗产计划而产生了诸多遗留问题 。古斯塔沃·安布罗尼西（Gustavo Ambrosini）等提出，2006年都灵冬奥会奥运遗产的建设尝试通过形态学进行分类，关注到新设施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使得奥运场馆的形态与当地地理特征相匹配，多年以后，许多奥运建筑成为都灵象征性的地标 。罗德·谢尔德（Rod Sheard）分析了2012年伦敦奥运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名为“拥抱临时”的新理论，其设计理念是易于拆解，建造了颇多临时设施和场馆，在赛后进行拆除便能大大降低维护费用 。科林·奈什（Colin Naish）等则认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赛后奥运场馆在短期内实现改造并向公众开放，为其他奥运主办城市树立了标杆 。

1.2.2.4 奥运遗产的保护利用

历届奥运会均形成了丰富的奥运遗产，但对于这些奥运遗产的保护利用理念及实际状况却存在较大差异。奥菲尔·韦格曼（Ofir Wegman）认为，奥运遗产的利用工作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因素是对奥运遗产赛后利用的早期规划。对比2002年盐湖城、2004年雅典、2010年温哥华和2012年伦敦四个不同时期、地点的奥运遗产建设情况后，可发现盐湖城、温哥华和伦敦均对奥运设施进行了显著的公共再利用，而雅典奥运会则因为选址不合适、建筑材料不易维护，以及当时的政治和官僚纠纷等原因阻碍了奥运遗产的合理利用。第二个因素则是夏季奥运会与冬季奥运会的设施差异。夏季奥运会的体育场馆通常更大，座位容量也更大，使得城市社区很难再使用，大多数冬季奥运会运动基础设施规模都比较小，更易于被社区投入使用。第三个因素是主办城市的规模。小型城市奥运遗产建成后，成为当地代表性体育场馆，相较于大城市而言，重复利用情况更为普遍 。崔泰锡（Tae-Suk Choi）等认为，奥运遗产的保护利用需要从三方面开展。首先，行政方面建立“档案遗产委员会”并在相关组织内设立档案遗产管理部门，并建立一个档案系统来创建档案遗产，通过建设网站门户，使网络平台建设、数字档案系统建设等各组织体系相互衔接。其次，要从主体和层次两个方面，鼓励地方组织和居民积极参与奥运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最后，有必要扩展档案记录的主题，并通过它去创建故事。除了运动员和教练员，还需要收集社会弱势群体和残疾人的记录，这样才能创造出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内容 。 cAYGZeiDR25LczdBVx+nB+dWrazeNAfuKo3oQqzabi3GXCplUYze9IiVw9QB2p8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