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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遗产的理论检验主要是将奥运遗产理论应用于以往国内外相关奥运遗产工作实践，以检验该理论的适用性与科学性，并持续改进其不合理之处。
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为例，《2012伦敦奥运会和残奥会遗产计划》（Plans for the Legacy from the 2012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规定，促进伦敦东区建设、改善伦敦面貌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主要遗产计划之一
。然而，安迪·索恩利（Andy Thornley）认为伦敦在申奥之前，就已采取措施发展了伦敦东区，如伦敦地铁银禧线、码头区轻轨、横贯铁路和高铁的修建，以及韦斯特菲尔德购物中心的开发等举措
。这对于客观评价伦敦东区的奥运遗产无疑是一种阻碍。奥运周期内，伦敦东区通过完善的奥林匹克公园建设规划、居民新住房的建设、新型就业机会的开放等举措，促进奥运愿景的实现
。然而，伦敦市在遗产实践方面出现了偏差，“（就居民新住房的建设而言）最初的计划夸大了潜在的住房遗产，缺乏细节规划。随着时间推移，对现有社区提供经济适用房和社会转型的承诺越来越弱”
。可见，后奥运周期内对奥运遗产的评估并没有达到预想效果，这也反映了奥运遗产工作实践没有按照其理论规划正向开展，影响了奥运遗产正面效益的发挥。
由奥运遗产理论框架可知，2012年伦敦奥运会对伦敦东区遗产计划落实的部分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奥运遗产理论认识的不足：一则对奥运遗产的开发利用不可以损害任何一方作为代价；二则没有确定伦敦东区的建设发展是否属于真正的奥运遗产。同时，2012年伦敦奥运会也在教训我们，奥运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更要重视无形遗产的开发建设，使遗产效益持久融入市民心中，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市民对奥林匹克盛会的认同。
奥运遗产的理论指导主要是希冀奥运遗产理论框架可对包括即将举办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内的奥运盛事提供可操作的路径指引和方法指导。
首先，根据奥运遗产理论框架，结合举办城市和国家实际情况，确定举办方的奥运愿景，使其与该地能力相符。如2004年雅典奥运会，奥林匹克运动综合中心的场馆每年维持费用高达3 200万欧元，希腊政府每年需要填补1 200万欧元的亏空
，这说明了雅典奥运会场馆遗产规划的失败，同时也表明雅典的奥运愿景超出了其本身的承受能力。此外，还要尽可能借承办奥运之契机展现当地独特文化，开发独一无二的奥运遗产。如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奖牌设计，“表面首次呈现起伏的波浪形，易使人联想到温哥华以及加拿大十分常见的景观——海浪、飞雪和山峦。每枚奖牌的正面图案都截取自加拿大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抽象画，没有两枚奖牌的正面图案是相同的，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在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展现”
。这为温哥华冬奥会留下了绝无仅有的奥运遗产。
其次，制定详细的奥运遗产战略规划，规划应包含战略总体指导思想与目标、遗产具体内容、实施步骤、相应保障措施等。如2022年北京冬奥运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2010年温哥华奥运会的《惠斯勒2020》（Whistler 2020）、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2020东京先锋遗产报告》（Tokyo 2020 to Pioneer New Legacy Report）等，均详细列出了举办城市和国家奥运遗产战略的具体内容。
再次，根据奥运遗产战略规划，制定颁布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的政策规范，以支撑奥运遗产治理评估工作的开展。如北京市政府通过解读2008年北京“绿色奥运”的办会理念，“制定了《北京市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北京市‘十五’时期体育事业发展规划》《绿色奥运行动计划》以及《北京市‘十五’时期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这些文件都详细规范了举办城市在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方面的措施，很好地诠释了绿色奥运理念”
。这对于提高北京市民的环保意识、规则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
最后，有效落实奥运遗产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政策规范。根据各类奥运遗产特性，结合整体治理与评估框架，细化治理与评估策略，并配备相应人员予以支持。同时注重遗产的风险管理，防止突发事件对遗产规划落实造成的不良影响。
人们对奥运遗产的认知随着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多样实践而逐步科学与深入。奥运遗产理论的构建是奥运遗产实践的系统性提升，既可极大地丰富和深化奥运遗产理论研究，促进奥运遗产观的形成，推动奥运遗产学成长为一门独立、成熟的新兴学科；又可反哺奥运遗产工作的开展，为奥运全周期内的遗产保护与传承提供理论指引。由此，奥运遗产理论构建显得尤为重要。而奥运遗产理论框架的诸多议题又为奥运遗产工作提供了挑战，如奥运遗产内容规划、治理计划、治理保障机制和评估方案制定，以及奥运遗产工作方案如何有效实施与展开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与探讨。如此，方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升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理性认知，促进奥运遗产事业的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