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奥运遗产的内涵演变
——由“财产遗产”走向“综合遗产”

奥林匹克运动会被视为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定期的、和平导向的国际盛事，其影响力远超任何一种类型的展览、文化或宗教性活动。尽管这种影响力一直潜移默化地伴随着每一届奥运会的举办而显现和强化，但20世纪50年代以前，“奥运遗产”（Olympic legacy）一词却极少被提及，对古代奥运遗址的挖掘和古代奥运优良传统的考据发现，并未上升到遗产的高度来认识。那些古代奥运遗址和古代奥运传统只是单纯地被认为是之前遗留下来和奥运相关的遗产（即heritage） ，多以实物存在并以专有财产的形式被国际奥委会继承和保护。国际奥委会通过创建奥林匹克博物馆和研究中心等措施来推动和发挥奥林匹克财产遗产的作用。

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人们渐渐认识到奥运遗产不应只是遗留下来的财产遗产和以此延伸的可以由国际奥委会世袭的权力遗产，它还应该是一种隐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诸如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世代传递、举办城市及其所在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和谐发展等。于是，“奥运遗产”一词开始得到重视，并被认为是一个相比于“遗址”与“传统”而言更加现代性的表达。

学界普遍认为，“遗产”（legacy）一词首次正式出现在奥林匹克官方文件中是墨尔本申办1956年奥运会时所提交的申办报告上，这份报告催生了用遗产衡量举办权合法性的流行话语。时任墨尔本市市长詹姆斯·迪斯尼（James Disney）在报告陈述时强调“澳大利亚所建设的比赛中心，将用以若干年后发扬和延续奥林匹克在推动业余体育运动发展方面的崇高理想” 。1960年，国际奥委会在全球范围内做了一次问卷调查，意在探究奥运申办国希冀通过举办此项盛会以实现何种目标，但尚未使用遗产一词表明其愿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仅于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总结报告中又再次使用了遗产一词，其表征内容主要是和本国的玛雅文化与传统舞蹈传承有关的。到了1981年，卡尔加里市为竞选1988年奥运举办权提交的申报文件中，专门提到了“奥运的申办与规划：参与及遗产”相关内容，但对于遗产的意指并未深入言说。直到1987年，第一次以奥运遗产为议题的国际性研讨会在韩国首尔仁济大学国际奥林匹克与跨文化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Research Academy for Olympics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of Inje Universtiy）举办。此后，奥运遗产开始作为一个重要议题走进奥林匹克运动盛会中来。随后1991年，亚特兰大奥组委将“留下积极的物质与精神遗产”写进其使命陈述之中。1997年，雅典在申办2004年奥运会时专门制定了《奥运遗产手册》（A legacy for Olympism）。1999年，国际奥委会发布了一份奥运倡议书（Agenda 21 for the Olympic Movement），其中包括有关教育、文化、人文、知识及专业技能提升等方面的内容，意在倡导通过奥运盛会的举办促进社会和人类的和谐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可持续发展”和“遗产”两个术语被写进这份倡议书之中 。2002年，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博物馆和研究中心在洛桑举办了一次规模庞大的国际研讨会，即“奥林匹克运动遗产：1984—2000”（The Legacy of the Olympic Games:1984-2000），邀请共计150余位专家共同探讨奥运遗产问题，这次会议对于奥运遗产的保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会上试图对奥运遗产的演变做出学术性的探究，但遗憾的是，讨论会随后的几部出版物清楚地表明：对遗产一词的使用在当时缺乏确切性，是否将其用一个更为合适的术语替代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此次会议对奥运遗产做出确切规范解释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但会上将奥运遗产归纳为14大类别（见表2-1），使奥运遗产的涵盖范围得以极大扩充 。2003年，国际奥委会发布《奥林匹克宪章》（Olympic Charter），重申奥运遗产的重要性，并希冀每届奥运会的遗产能够为举办城市及其居民带来场馆、基础设施、技能及经验等方面的多重收益，并倡议通过记录、捕捉、分析的手段保护这些奥运遗产。此后，在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奥委会的倡导下，各个城市在奥运会的申办、筹办和举办的全周期内，越来越重视和强调遗产的重要性和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