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时代，准备好了吗？

人类社会正在进入长寿时代。随着人口年龄结构逐渐走向柱状，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老龄人口占比将超过总人口的1/4。曾经的人口数量红利在不断衰减，人口老化和人口数量负增长带来的经济后果让人忧心，面对经济和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个人、政府、企业作为不同的社会参与者，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来适应长寿时代？

长寿时代的五大特征

长寿时代将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变局。过去近300年人口呈爆炸式增长，但是这在人类发展的时间轴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长寿时代才是人类社会未来的一种人口常态、一个新均衡。我们认为长寿时代具有五大特征：死亡率降至低水平，预期寿命持续延长，生育率降至低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呈柱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长期超过1/4。

首先，死亡率下降带来预期寿命的延长。在人类知识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下，人们在不断战胜疾病和衰老带来的死亡威胁。未来人们的预期寿命还将保持每10年2~3岁的速度增长，百岁人生将变得越来越普遍。其次，在人口转型期，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是人口年龄结构从金字塔走向柱状的主导因素。低生育率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结果，随着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以及家庭养育子女的成本持续增长，低生育率成为几乎不可逆的现实。长期低生育率导致出生人口数量减少，使得人口年龄结构的底部逐渐收窄，加剧了人口金字塔向柱状转变，加之寿命延长和人口年龄结构顶部扩张，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显著上升，并将超过总人口的1/4，人类进入长寿时代。

长寿时代意味着人类要重新审视自身，我们将以怎样的姿态进入这个新时代？首先，寿命的延长可能并不意味着健康的长寿，我将这归纳为“长寿时代，人人带病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活得越久，就越需要养老和医疗的支持。这就会改变产业结构，以及相应的筹资制度安排。当然，带病生存并不意味着老年的生活就是疾病缠身，在病床上度过。我们相信健康产业的发展方向是将疾病的损失最小化，甚至让人不生病。也许当我们以“带病生存”的状态走进长寿时代的时候，疾病只是一个与我们共存的生物标签而已。其次，长寿时代，我们审视人生的尺度要发生根本的变化。农业时代人均寿命不过30岁，所以“人生七十古来稀”，20岁是青年，40岁是中年，60岁是老年；长寿时代、百岁人生，40岁是青年，60岁是中年，80岁才是老年。这使得我们能够重新对人生做规划，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也要与这种个人的微观改变相适应。在这样的出发点上，我们再去放眼未来世界，长寿时代就显得并不可怕，甚至让人有些许期待。

人口数量红利消失之后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关注的永恒主题之一，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我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观点，短期看宏观、中期看产业、长期看人口，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驱动力，长寿时代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必将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人口和经济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数百年来，经济学家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马尔萨斯是最早对这一问题做出全面系统研究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凯恩斯从人口角度分析了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提出了著名的“停滞理论”。他认为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刺激因素和动力，人口增速下降是需求不足、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

早期的经济学家主要关注人口规模对经济的影响，二战后的经济学家则更聚焦于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其中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是最为深入的。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增长快于其他年龄组人口，总抚养比下降，从而产生一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通常认为，人口总抚养比低于50%的阶段即为人口红利期。传统的人口红利主要体现为人口数量上的红利，也被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

实际上，中国近40年来的快速发展是人口红利现象最鲜活的实例。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总抚养比降至50%以下，进入人口红利期，经济水平随之大幅跃升，2010年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本质上讲，中国的崛起就是人力资源的崛起。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拥有全球数量最为庞大的劳动力。过去曾经有3亿农民工大军穿梭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力资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这3亿农民工托起了中国的现代化。

如今，中国的总抚养比已经进入快速回升通道（见图1-1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已经升至45.9%，并可能在2030年攀升至50%以上。尽管中国目前仍拥有庞大的劳动人口，但是人口数量的红利正在快速消退。曾经，中国最不缺的也许就是劳动力。然而今天我们看到，在东南沿海的制造业发达城市，过去那种动辄几万外来务工人员涌向工厂的景象已荡然无存。无数工厂都在面对劳动力紧缺、招工困难的窘迫局面。

人口数量红利在给经济带来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给未来留下了巨大的挑战。当那些创造人口红利的劳动年龄人口逐渐老去时，老龄人口占比快速增加，整个社会的老年抚养压力陡升，劳动力不足、储蓄率下降、社会创新原动力枯竭等问题也会随之而来。

日本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人口红利消退带来的。在经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短暂的人口红利期后，日本的总抚养比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迅速攀升。随着老龄人口占比的增加，医疗、健康与养老需求持续扩大，社会抚养压力与日俱增。在家庭内部，年轻一代要同时负担长辈的照顾和子女的养育，整个社会仿佛在将过去获得的人口红利如数返还。

随着人口数量红利的衰退，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会陷入停滞，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实际上在人口数量红利消退的同时，人口素质的提升将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即人口质量的红利，这将推动经济的再次腾飞。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认为，面对预期寿命的变长，养老金替代率的下降，人们会理性地优化个人的消费和储蓄行为，调整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供给，以应对人口老化带来的各项挑战。个人储蓄和教育投资的增加，带来社会总储蓄的增加和人力资本的提升，从而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第一次人口红利只是强调人口结构中的数量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第二次人口红利则聚焦于人口结构的质量因素。在人口结构发生转变后，经济增长越来越需要依靠那些可改变、可培育的资源。

通过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是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最重要的方式，这能够有效对冲劳动力萎缩的负面影响。无论是从个人收入还是从宏观经济角度，教育投资所带来的投资回报率都是非常丰厚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2020年，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全国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达到2.2亿人，比2010年增长了1亿人。人口素质大幅改善，人力资本不断提升，将带动中国快速从人口数量红利期过渡到人口质量红利期。可以预见，未来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将带来全新的生产模式，其所需要的劳动力素质将不同于以往，许多简单重复的工作会逐渐被机器取代，而需要人类的天赋、创造力、社交能力等的岗位将会增加。同时，社会中还诞生了许多新的岗位，例如数据挖掘专家、算法工程师、人工智能培训师、健康财富规划师等。从数量红利到质量红利，对劳动参与者的受教育程度要求越来越高，人们需要不断学习新技能以适应岗位的变化。

伴随长寿时代银发浪潮的来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1/4以上。面对长寿时代，人口红利还能持续下去吗？至今，仍有很多人认为老龄化就意味着衰老、消极、被动，老年人只是社会的消耗者，是被赡养的对象，难以创造价值。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人口红利，都没有发掘老龄人口潜在的价值，无法开启持久的人口红利。我们认为，在长寿时代，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将从传统的消费者转变为长寿经济的生产者，老年人的价值再创造将会带来第三次人口红利。目前，在泰康的长寿社区中，我们已经在探索建立长寿经济的试验田，激发老年人的价值再创造。本书第五章将着重剖析这方面的内容。

长寿时代的变奏：健康与财富

美好生活是人类永恒的理想。随着寿命的延长，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和财富是否能够支撑高品质的长寿生活。如何让人们在长寿时代享受美好生活是个人、政府、企业都在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长寿时代也是健康的时代、财富的时代，它必将改造人类经济社会，也必将激发出全新的解决方案。

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来临，长期带病生存几乎是所有人无法回避的现实，这将带来强烈的健康需求，引发健康时代的到来。国际经验表明，随着老龄人口占比不断增加，医疗和养老的支出也随之上涨，相关资源的可持续性面临巨大挑战。众所周知，医疗费用负担与人口老化程度密切相关。美国凯撒家庭基金会的研究显示：2016年美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6%，人均医疗支出超11000美元，占总医疗支出的36%；而19~34岁的人口占比为22%，人均医疗支出在2500美元左右，占总医疗支出的11%。65岁以上人口的人均医疗支出是30岁左右人口的4倍以上。如果从55岁算起，29%的人口医疗支出占比高达56%。同时我们测算发现，一个国家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与该国老龄人口占比密切相关。以OCED国家为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就将提高0.34个百分点（见图1-12）。

长寿时代孕育了巨大的为养老和医疗筹资的需求，呼唤财富时代的到来。按照传统养老金的运行模式，年轻人缴纳养老金，抚养同时期的老年人群。而当这批年轻人老去的时候，会有新的一批年轻人通过缴纳养老金支持他们。代代相继，形成了工业社会典型的养老金体系。这个体系看似完美，但是当老龄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所消耗的养老金也越来越多，就需要更多的年轻人缴纳养老金。如果整个社会仍保持着较高的生育率，那么这种传统模式仍能很好地运行。而当整个社会的生育率下降，年轻一代所创造的资源不足以支撑老年一代时，养老金替代率会持续下降，整个社会将为此背负沉重的负担。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构走向柱状，养老金替代率也随之下降，为应对未来养老资金的不足，个人、家庭和社会都需要更加关注财富储备。

与养老金不同，患病、失能等健康风险在人群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个人很难以储备资金的方式有效应对。因此，需要在社会层面建立风险共担机制来解决医疗筹资问题。从各国数据来看，医疗费用的上涨一般都显著快于人均GDP的增长。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占比不断增加，各国政府都将承受医疗支出快速上涨的巨大压力。为医疗健康支出筹资是世界难题，需要复杂的社会和商业保险机制，以保证成本、可及性和服务质量三者的平衡。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中国人口基数大、生育率下降快，导致人口老化持续加速。现行的养老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制度难以匹配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所带来的需求。尽管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增长迅速，但是人均收入及储蓄仍与同时期的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3.5%，人均GDP为1.05万美元，而日本、韩国在同等老龄化水平时，人均GDP都超过了3万美元。

长寿时代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口现象，而且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面对整个社会即将发生的深刻变革，个人、政府、企业都需要积极应对，共同采取行动，以获得长寿时代的馈赠。长寿时代来临时，企业作为生产性组织，要主动成为企业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成为从“被动接受问题”到“积极解决问题”的先锋。我创办和经营的泰康保险集团正是长寿时代理论的实践者。我们已经探索出一套完整的企业解决方案，其本质是将虚拟的保险支付和实体的医养服务结合，打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产品和服务，满足长寿时代人们对长寿、健康、富足的需求。泰康方案提供了商业机构从筹资到服务的整套思路，引领了寿险行业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变革创新，为人类应对长寿时代提供了一个中国样本。

我常常说办企业就像写文章，都需要对事物有深刻的理解，并且在此基础上谋篇布局。本书的后面章节是我对长寿时代的进一步解读，长寿时代必定是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也必将催生长寿经济。作为社会的一员，泰康的企业方案将与个人、政府的方案互动，共筑美好的长寿社会。 CY/ywJAlZuo+pc9mTNUk8M+Cffa7PEi/8ncTymsp0aznDwA8Eh2qwqT64C4GVbu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