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钦佩理想的守望者。我知道，一个人要坚守自己的理想，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

对我来说，能把自己喜爱的历史学专业当成一个没有功利目标的兴趣，来执着地守望，就是一个理想。20年前，当我刚刚踏上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史的阶梯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课题竟会如此长久地伴随我，同我一起走过五分之一世纪的风风雨雨。而到了今天，我想说，我终于做到了自己当年走进大学时立下的心愿：不管生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决不放弃自己的专业。

去年4月12日，《南方周末》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我写的纪念一位当代中国海军军人的文章《13亿人呼唤着一个名字》时，加了一段作者介绍：“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者兼证券从业人员，他是在我国军机被撞事件发生后，最早见到王伟朋友的人之一。”这个“兼”字引起了同事们的议论。自然，我也觉得“兼”字用得不妥，因为证券工作毕竟是我从事了九年的职业而不是兼职，应当把“兼”字改成一个逗号。但我又想，这种写法也许反映出一部分朋友对我的看法，他们从本质上认为我是一个史学研究者，别的事儿，只是我在某个时期里从事的具体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我对自己在每个时间段里从事的每项具体工作都是极为投入的，但我始终保持了对历史学术的那份忠诚不渝的挚爱。

本书初稿完稿于1990年底。我开始写作时，国内尚无这一题材的专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海军史的研究还分散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专题领域。初稿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好评。而在后来的十多年里，这个课题的研究，无论在史料开掘，还是在研究成果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促使我下决心拨出时间来修订本书。

史学研究的基本要点，是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找到历史大门背后隐藏着的钥匙眼，而不是仅凭一鳞半爪，就“望文生义”，擅下评论。这些年来，我接触到的新史料，主要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以上均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沈葆桢的《沈文肃公牍》（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谢忠岳在《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中公布的《丁汝昌海军函稿》（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陈贞寿公布的《益堂（方伯谦）年谱》，苏小东公布的《徐建寅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王记华公布的《北洋海军“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甲午遗书》，日本中塚明提供的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纂《廿七八年海战史·黄海役》（秘本），台湾地区王家俭在《李鸿章与北洋舰队——中国近代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台湾“国立编译馆”出版）中提供的材料，黄振南在《中法战争诸役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提供的材料，孔祥吉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上层人物的心态——营务处总办罗丰禄家书解读》（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中提供的材料，以及袁保龄的《阁学公集》，等等。这里应当特别提到，我有幸读到安徽教育出版社正在整理的新编《李鸿章全集》的有关内容。这些史料，对于我拓宽视野，加深对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历史的研究，弄清许多历史细节，无疑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收集史料、修订和考证的过程中，甚至在辨读一封字迹模糊的旧信札时，我都能感受到历史研究的迷人魅力。

虽说我们常常感叹新史料的发掘极为困难，用新史料重新修订传统定论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毕竟有许多旧结论是可以重新讨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本书修订本在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与海防建设的关系，李鸿章同清流（张佩纶、李鸿藻）的关系，李鸿章与淮系将领（张树声、张华奎父子，吴长庆等）的关系，袁保龄对海军建设的贡献，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前后的内部状况，李鸿章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对日秘密外交活动，丁汝昌的历史评价，方伯谦之死是否是冤案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考订，并拓宽了对海军史相关人物与事件研究的视野，从而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脉络，海军发展同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北洋海军建设的实际状况提出了新的看法。我一直认为，对历史人物评价要客观谨慎，尽量少夹杂“好人”“坏人”“爱国”“卖国”等简单的道德评判。我曾说过我不敢写历史小说，因为我不会虚构。所谓虚构，其实是以作者的水平去揣想前人的智慧谋略和行事处世。既然我所研究的历史人物，都是他们所在时代的佼佼者和弄潮儿，我怎么可以依自己的一孔之见去妄想去编派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呢？我的任务只是努力地深刻地发掘并再现他们的思维逻辑和生活轨迹。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我在修订本中，对重要历史人物，更多地采用了描述的方式，力求准确真实地再现他们本来的生动复杂的生存状态，他们的优点和弱点，他们的成就和无奈。我不知道自己在写作中把握得是否妥当，但希望读者能够理解我的用心。

在本书的初稿中，我力图打破原来海军史研究仅涉及中法、中日海战和洋务运动中兴办造船企业及军事院校等几个方面的限制，把研究深入到海军购舰、教育、训练、基地建设、经费收支、海军战略等领域，以使得书稿更具有军事史的完整性和专业性。而在修订本中，虽然未对全书做体例上的调整，但融入了我多年来的许多专题研究成果，增加了大量的细节，使得全书显得更为丰满，近代海军同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也显得更加清晰。

本书修订时，也曾想能以更大的篇幅，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化失败的经验教训，然而真到动笔之时，又不得不感叹时间不够，材料不够，识见功力不够，所以最后的修订稿，还是不够惬意，有着意犹未尽的遗憾。

在修订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关注着我国的国防战略、海权理论研究和海军建设。2001年元旦的第一缕阳光，我是在131驱逐舰上，同著名的飞行员舰长柏耀平上校一起迎来的。4月1日晚间，我得悉南海撞机事件中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失踪的消息时，正在修改本书刘公岛保卫战的最后几段文字。我为撞机事件震惊，也被那些失败和投降的情节愤懑着、压抑着，总觉得要透出一口气来，于是我加写了杨用霖自杀的一段文字。同时，我连夜在我主管的“中国银河证券网”上，转帖了《发生在南中国海上空巡航的故事》（该文发表于第4期《舰船知识》，文章中提到王伟和战友多次监视并赶走美军侦察机的故事），以表达我对这位年轻飞行员的纪念。中国的富强，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从历史看未来，我在新一代中国海军军人身上寄托着希望。我在同柏耀平，在同王伟的战友们的交往中，感受到他们质朴纯洁的心灵，他们是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的守望者。所以我说：在这个灯红酒绿五彩绚迷的世界，当我们享受着阳光春风，在恋爱在旅游在努力挣钱在关心自己孩子成长的时候，不能忘记那些默默奉献着青春并随时准备奉献出生命却不为人知道姓名的军人，那些质朴平凡的好兄弟。中国国防现代化要走的路还很漫长，总结昨天的历史正是为了明天的崛起。有位书评作者曾说“这本书起码应该列为中国海军排以上军官的必读书”，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们，愿他们从上一个时代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失败中总结和吸取教训，为我们在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征途中，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

本书修订过程中，始终得到沈渭滨老师的关心和指导；皮明勇、刘申宁、翁飞、苏小东、后志刚、宋晓军、许华、刘庆、马忠文、姚晓亭、李光宇等先生，以及日本的中塚明教授为我提供史料，与我切磋观点，给我很多帮助；台湾地区学者王家俭教授的新作《李鸿章与北洋舰队》给我不少新的启发；吴侃炯、刘丽琼为我翻译和打印资料，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柏耀平上校在百忙中欣然为本书修订本作序，使这本平民史学研究者撰写的海军史著作，有了真正一线海军军人的评介，我向他表示感谢。

我还应当提到，十多年前，为了帮助本书的初版顺利付梓，黄跃金、王仲伟、李智平、李安瑜等同志都给予了关心和帮助。出版之后，赵启正部长亲自撰写书评予以推荐，这些都是我十年来坚持从事学术研究的动力。对于这些曾经给我帮助和鼓励的领导和朋友，我也在此向他们致谢。

本书初版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责任编辑潘振平先生认真审阅书稿，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我向他，并向书店领导董秀玉女士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我感谢我的父母和妻子李家玻，没有他们的倾力支持，我不可能在极为繁忙的工作中，依然保持住自己在学术领域的探索。

2001年9月于上海望亭室 RFFPpy0t7XXIs9BpbBkmJyrtTkDgR04rtB73SIqZ4s/1xjcb6RkTYtNwJOIbyB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