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濒临浩瀚无涯的太平洋，有长达一万八千余千米的大陆海岸线。

早在石器时代，中国人的祖先就已经在沿海地区生活了。为了同江河湖海搏斗，他们发明了舟楫。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专门进行水上作战的部队“舟师”。公元前485年，吴国和齐国在黄海进行了最早的海战。

中华民族征服海洋的活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明朝郑和下西洋时达到高峰。从1405年至1433年，宝船队远航三十余国，航迹到达印度洋和大西洋。郑和船队的最后一次返航，要比哥伦布抵达美洲早六十年。

中国本土位于温带至暖温带地区。绵亘北方的戈壁荒漠和西伯利亚森林草原，逶迤西陲的青藏高原和天山山地，截断东西的澜沧江、怒江和横断山脉，使得华夏文明同西方文明隔绝开来，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文化区域。从大海到帕米尔高原，有千余万平方公里的广阔舞台可供先民们驰骋，足以抵消人口繁衍和外族入侵带来的种种压力。黄河、长江滋润着中下游平原，哺育出极为发达的农业文明。西太平洋成为天然屏障，既保护中国东部沿海不受外来民族的侵略，也阻碍了我们的祖先向东开拓的步伐。

孔子有一次对弟子们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这不过是偶尔发出的喟叹。在中国古代传统世界观中，中国居于世界的中心。宋代有位士大夫说过：“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千百年来，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原王朝和四海邻国的关系就是如此。中原王朝对四海邻国实行王道教化，追求的理想是四野宾服、万方来朝。杜甫曾在诗中吟道：“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表达的正是既要抵御外来侵略，又不要无止境地开疆拓土的有限战略目标。总体说来，这种温顺平和的战略思想，反映了儒学的精髓。

海军的发展，是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目标相联系的。16世纪的英国探险家罗利说过：“能控制海洋的人便可控制世界贸易，而能控制世界贸易的人，便可控制陆地资源和陆地本身。”英国政治家克伦威尔更直言不讳地说：“炮舰是最好的大使。军舰最能显示一国的军力及对利益的关切。军舰可以采取主动或有利的行动……没有其他军事力量可以提供这种机动和弹性。”这就把西方国家发展海军的政治、经济目的都说得十分明白。19世纪更是海洋的时代，尽管当时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尚未达到相当的程度，但通过海洋控制贸易、交通、战略要隘和陆地资源却显得十分重要。然而长期推行重农抑商国策的清政府几乎没有这种观念。我们重温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可以看到明成祖和明宣宗的指导思想，首先是树立大明帝国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威信，宣敷教化于海外，以造成远邦重泽而来、宾服中国的盛世景象；其次是察访明惠帝流亡海外的问题；最后才是进行朝贡贸易，为皇室和参加航海的官员获取经济利益。根据这些目标，中国海上力量前所未有地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度和凝聚力。可是，郑和下西洋毕竟只是为封建皇权服务的行动，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一旦皇帝决定取消这一行动，整个航海事业便像昙花一现般很快萎谢。这同西方航海事业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势力东来而欣欣向荣、久盛不衰的景象，恰成对照。

总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濒海的大陆民族，在它历史上有过一些航海的壮举，在航海器的研究上，也达到过相当水平。但从整个认识系统看，它对海洋的认识是保守的和有限的。广袤的生存空间，使它不必像岛国民族那样拼命去拓殖海外领土；丰饶的物产和自给自足的经济，使它无多大顾忌，除了奢侈品和香料外，几乎可以不依赖海外贸易；繁多的国内事务，更使它无暇顾及海外；而浩淼的大海，犹如天然鸿沟，有效地阻挡住了外族入侵的可能性。由于中华帝国巨大的空间存在和华夏文化圈的辐射影响，在大多数年代里，海外邻国表示臣服和向化。于是皇帝和臣子们便沾沾自喜、高枕无忧了，他们何必再要去探险海外呢？

中国历史上的外患，长期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奔驰的铁骑。直到明朝，海防才成为国家对外防御的重点。明朝从山东北部辽东都司（今辽东半岛）至广东南部的海南岛，设立了54个卫，127个千户所，并在各险要之处筑城戍守。每千户所有十艘战船，每卫有50艘战船，以期水陆配合，协同作战。明朝的海上之敌，主要是倭寇，后来还有荷兰殖民者。

清袭明制，继续设置水师。但在闭关政策指导下，水师发展十分缓慢，到了19世纪，便完全过时了。而西方的海军却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列强凭借着坚船利炮纵横三大洋，把一个个古老的封建帝国推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渊，也用轰鸣的舰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无论从侵略还是从反侵略的角度看，从来没有一个世纪，海军的作用显得如此突出。

近代中国的屈辱从海防的崩溃开始。为修补和缝缀破碎了的防线，便有了创办近代海军的历史活动。所谓近代海军，是指以蒸汽动力舰艇为主体，采用西式训练和作战方法，军官多经国内外海军院校培训，有完善后勤支援系统的新式海上武装力量。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国防近代化的开端。近代海军的缔造者们——奕訢、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顺应历史的发展，继承“师夷长技”的主张，从1861年起，经过30多年的努力，把海军建设成整个清朝武装力量中初步完成向近代化转变的新军种，在中国近代军事改革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些研究者把1895年开始的“小站练兵”看作中国近代军事改革的滥觞，其实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只是把军队近代化的重点从海军转移到陆军而已。袁世凯在“新建陆军”中追求的西式编队、西式装备、西式操典、西式教育、西式选拔征募制度和西式战术，海军在更早的时候便进行了探索和实践。由于海军装备和军港基地的特殊性，因而使得近代化的规模显得更为宏大。

本书所述的近代海军是指清朝海军。它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861～1874年的初创阶段，1875～1884年的“南北洋并进”阶段，1885～1895年的“北洋独进”阶段和1895～1911年的重建阶段。选择1861年作为海军史的开端，是以“李—阿舰队事件”为标志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企图从国外购买军舰组建新式舰队，结果却被李泰国、阿思本等帝国主义分子搅得一塌糊涂，说明中国近代海军在发轫之初便历尽艰难。这一阶段的重点是清政府先后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局和福建船政，显示了近代海军同大工业密不可分。恰如恩格斯所说：“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在考察近代海军的发展过程中，笔者始终把近代造船工业的发育作为同时关注的线索，这也正是近代海军史的一个重要特征。

1867年，担任江苏布政使的丁日昌首先提出建立“三洋水师”的方案。1870年，在自制舰船的基础上，福建设立“轮船统领”。从此，按区域组建舰队以完成海军近代化的构想一直成为19世纪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主线。只是在如何发展区域海军的认识上，出现了许多激烈的争辩。经过1874年的海防大筹议，确立了南北洋同步发展的战略，构成海军发展的第二阶段。中法战争后，成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领导全国的海防建设，并确立先练北洋海军的战略，构成近代海军发展最为辉煌的阶段。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海军衙门被裁撤。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20世纪初，海军开始了缓慢的复兴，直至辛亥革命易帜。

四个阶段的交接点，是三场对外民族战争，即1874年抵御日本侵略台湾的战争、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在这三次战争中，投入了相当的海军力量。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都有大规模的海战。尤其在中日战争中，出现了迄至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蒸汽军舰主力决战和要塞防御战，从而为中国近代军事史增添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前两场战争刺激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而第三场战争却毁灭了海军菁华。总结这些战争，对于海军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历史的悲剧在于，洋务派官员们一方面在大张旗鼓地推行海军近代化，使得海军在技术领域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一度成为亚洲最为强大的舰队；可是另一方面，深植于文化心理深处的海洋观却并没有变化，国家战略中并没有增添海洋意识，从而注定了海军近代化的失败命运。

早在1874年，郭嵩焘便提出了他的疑惑：“诚使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遂可以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亦何惮而不为之？而……果足恃否，此所不敢知也！”他尖锐地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一节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责于海上，将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这种把海防建设同改造国家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的观点，整整超越了时代20多年。其他洋务思想家和官员，一下子没有走得如此之远。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实践，也开始考虑海防同国家战略的关系，提出把海防力量的振兴同航海、对外贸易、侨民管理事业结合起来，要从国家战略的宏观高度上来讨论海防。可是，这只是闪烁的流火，瞬即消逝在茫茫的夜空。无论是对于发展国家的海上综合力量，还是加强同侨民的联系以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清政府都没有做过认真考虑，始终把海军建设仅仅看成是保卫本土海岸线及港口要塞的辅助力量。没有建立完整的海防理论，没有深入思考过海军的使命。直至清朝覆灭为止，中国舰队总体上是一支“绿水”舰队。可以说，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社会，本质上并不需要强大的海军，不需要拥有将利用海洋和保卫国家利益综合于一体的海上力量。因此，发展海军事业必然缺乏内在动力。虽然在一个时期内，鼓吹海防的言论可以遍及朝野，海军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清政府绝不会像德国、日本、美国那样，倾国力去建设海军，从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为海军强国。没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保卫海防的任务也就难以完成。

40年来，国内史学界对于近代海军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三个专题内，没有形成海军史自身的研究体系。主要环绕着清政府创办海军的社会背景和目的、北洋海军的评价、海军失败与洋务运动的性质、福建船政局、江南机器制造局、中法马尾海战、镇海保卫战、中日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威海卫保卫战及丁汝昌、刘步蟾、方伯谦的评价以及若干史料的价值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近年来，对海军史的研究还从海战史及人物评价进一步深入到海防思想，海军发展战略，海军衙门，海军的教育、训练、经费、基地，军舰性能，海军战术，北洋地区以外区域的海军，辛亥革命中的海军等方面，从而使得海军史的轮廓日益明显，海军史所涉及的各种问题的细节更为清晰和丰富。此外，各种新史料的公布，台湾和海外史学界研究成果的传入，对我们认识海军史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海军史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史学界、军事科研机构及院校和造船界三个方面。史学界偏重历史过程，军界偏重战役和战术细节，造船界偏重舰艇发展。从三个侧面出发，大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近年来，三方面的研究者呈现出相互合作、协同配合、共同探索的新气象。这对于扩大海军史的研究广度和深度，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对于学术界的这些成果，本书都注意予以吸收。

海军史研究的积极意义，不仅表现为对历史碎片的修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记取历史经验教训，建设现代化国防也有深刻的启迪作用。与一百年前相比，我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从一个封闭的体系走向世界。人们开始认识到，海洋的特性决定了地理海疆和战略海疆的不一致性。热爱和平的战略上处于防御态势的国家，它的海军并非只能是近海型的。拘泥于近海防御，等待敌国海军逼近领海，就是放弃制海权，就会在战争中陷于被动。为了保卫包括南沙、中沙、西沙群岛在内的广阔的领海和管辖海域，为了保卫我国日益壮大的远洋船队的水上交通线，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海军。那么，了解一下前辈们是如何梦寐以求建立一支强大的钢铁舰队，了解一下这支在19世纪“对外开放”中建立起来的舰队所取得的光荣，以及后来如何走向覆灭，就显得尤为重要。

九年前，我在沈渭滨先生的指导下开始进行近代军事史研究，并从1987年1月开始撰写本书，至1988年10月完成初稿。对一个完全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术创作的人来说，我经历了种种曲折。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才能体察。借此机会，谨向在本书撰写和出版过程中给予我支持、鼓励和提供无私帮助的朋友们致以深深的谢意。没有他们，本书是难以问世的。

1990年6月 xMJAQY6oja2o1Fdav5DCcT93PIdtu42/tIjlyxeaEJuSnMIVWrSnXV7B383QyZY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