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千年的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人头地，进入上层社会的最重要途径。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制度建立起来的。从国子监到县学，乃至民间的书院、私塾，都是以登科及第为办学目标。当明清科举考试的形式成为八股制艺后，青年士子的头脑就被彻底禁锢起来，任何生动活泼的自然科学知识，都成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旁门术数，因而造成近几百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的萎缩。鸦片战争前，今文经学家们提倡经世致用。战后，林则徐、魏源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洋务运动中，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开始受到重视，新式军事院校也应运而生。

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军官学校和船舶工程学校，它的创办和船政的建立几为同时，创始人也是左宗棠。左宗棠在引进西方先进制造业的同时，就考虑到了人才的培养储备，所见远大，由此迈出中国西式教育开天辟地的最初步履。

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在请求设局造船的那个著名奏折中指出：“如虑船成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主、看盘、管车，诸事均需雇倩洋人，则定议之初，即先与订明，教习制造即兼教习驾驶，船成即令随同出洋，周历各海口……将来讲习益精，水师人材固不可胜用矣。” 在左宗棠与日意格商定的创办船政局保约中，规定了创办学堂，教授制造、驾驶知识的内容。这一学堂，最初定名为“求是堂艺局”。

学堂开始招生时，设想的生源主要为本地资质聪颖、粗通文字的子弟。但在科举盛行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破天荒建立的军事技术学校对士子吸引力不大，因此后来把招生范围一直扩展到广东、香港一带。报名者必须填写三代名讳、职业、保举人功名经历等作为保结，并要取其父兄及本人的保证书。第一次招生考试的试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

当时参加报考的，主要是家境贫寒之士。其次是受到外国影响的家庭和商人子弟、外国学堂学生。获得考试第一名的福建侯官人严宗光（后改名严复），身世遭遇就很具有代表性。严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父祖两代皆为中医。他自己从小进私塾，再加上父亲的辅导，打下了较好的学业基础。不久，父亲因抢救霍乱病人受到传染，不治而亡，家道急骤中落。听说船政学堂衣食住全由官家供给，每月还有四两纹银补贴，便决定前去报名。严宗光的叔叔严厚甫是个举人，母子俩请他作保，举人对此种新学堂绝无好感，当即回绝，后来只能瞒着他私自填写保结，还引来一场争吵。严宗光和母亲只得痛哭跪求，才算了事。严宗光在考试时面对试题触景生情，文章自然写得情文并茂，大得沈葆桢的赞赏。

这次招生因“风气未开，科举尤甚”，是以应试者极少，共录取严宗光、罗丰禄、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林永升、黄建勋、蒋超英、叶祖珪、邱宝仁、何心川等几十个人，年龄约为12～15岁。1867年1月6日，学堂正式开学。此时校舍未成，便假城南定光寺（白塔寺）的空房做教室。在暮鼓晨钟的古刹里，飘出了诵念A、B、C、D的琅琅书声，宣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除了白塔寺外，学校还在仙塔街、亚伯尔顺洋房设置临时校舍。未几，船政在马尾厂区内新盖的学堂落成，旋将三处学生一并迁入。 学堂分作两部分，在外国人士的一些早期报告中，将其称作“法语学校”和“英语学校”。直到1873年底，沈葆桢在奏折中首次使用了“前学堂，习法国语言文字者也……后学堂，习英国语言文字者也”， 这一提法才被中文资料沿用。

前学堂以法语授课，包括造船专业和绘图专业。造船专业是前学堂的主要专业，它的培养方向，主要是船体和蒸汽机的设计制造人员。绘图专业在中文文献中称作“绘事院”，目标是培养绘图员，同时还承担船政图纸的绘制工作，因此又是局属技术部门。后学堂以英语授课，包括航海专业和管轮（轮机）专业。它为后来的海军事业培养了大批军官。学堂还附设艺圃，日意格称作学徒班，主要是培养技术工人。

左宗棠离闽前，制定了《求是堂艺局章程》。这是中国近代军事院校的第一个章程，为后来船政学堂的学制、规程确定了基本内容。其要点为：

（一）学习期限为五年。入局时，取具其父兄及本人甘结，不得改习别业。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天。过年时封印日回家，开印日到局。不得请长假。

（二）饮食医药费，均由局中发给，此外每月给银四两赡养家庭。病重者准回家调理，病痊后即行销假。

（三）每三个月考试一次。考到一等者赏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三次连考一等者另赏衣料。

（四）由船政大臣遴委明干绅士，常川驻局稽考师生勤惰。

（五）学成之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学成监工、船主者，即令作监工、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薪数发给。有文职、文生者入学，未便概保武职，准照军功人员例议奖。

从章程中可以看到，船政学堂虽是近代学校，仍留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同时也似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兵营。不久，英语教师嘉乐尔担任后学堂校长，他提出一套学校的规章制度，基本同《求是堂艺局章程》相同，但也有些欧美的新玩艺，如放暑假一个月等，但没有被中国方面采纳。

船政学堂在创办时期，师资主要聘用外籍人士，分为专职教师和兼职的船政技术人员两类。前学堂由监督秘书博赖主持，另有教员迈达、录赛二人，其余则由工程师舒赛、总木匠师乐平、木工工头马益识、装配工头德素兼任。绘事院由设计科长卢维主持，锅炉制造工杰达翁协助。后学堂由曾在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任过教的嘉乐尔主持，有教师仕记、德勒塞和航海长阿务德、水手长儒昂索在驾驶班执教，教师阿兰在轮机班执教。他们的聘期至1873年底结束。

为了解决学生与洋教习之间的语言隔阂，还在福建到处搜罗懂得外文的人才。先是聘到黄绍本、林宪曾二人为助教，讲授英文和数学；后来又在广东、新加坡觅得曾锦文、曾恒忠来校担任教员。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中国教员。学校开办几年后，便委派老班学生给新班学生帮教。

船政学堂正式办学后，面向全国招生，无论满汉民族皆可报考。但除了闽、粤两省外，仅有其他省籍学生一二人而已。广东及外省人，主要报名学习驾驶。学制造的，全是福建人。即使在驾驶班，福建人也占了多数。这自然是由于学堂设在福建，且福建又地处沿海，得风气之先的缘故。到后来，福建人不仅遍布海军上下，其他海军学堂也由福建人或与船政有关系的人主持。如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南京水师学堂总办沈瑜庆、蒋超英，广东水师学堂总办吴仲翔、林贺峒、魏瀚等，在旧中国海军中，福建人独多。福建人互相推荐、援引，对发展海军事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形成小圈子，排斥非闽系人士，就带有强烈的封建地域集团色彩，以致被人称作“闽党”。

1874秋，英国军舰“田凫”号访问了马尾。海军军官寿尔记载了当时他所看到的船政学堂的情景——虽然这是船政学堂重新聘请外国教员开展教学工作后的情景，但大致上能够反映早期船政学堂的状况：

我访问学校那天，学生大约五十人，第一班在作代数作业、简单的方程式。第二班正在一位本校训练出来的教师的指导下，研习欧几里几何学。两班都用英语进行教学。命题是先写黑板上，然后连续指定学生去演算推证各阶段；例题的工作完成后，便抄在一本美好的本子上，以备将来参考。我查阅其中几本，它们的整洁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有的口授的题目是用大写的。当我们想到用毛笔缮写的中国文字和用钢笔横书的拼音语言间的区别时，便更知道这是一件非凡的事。学生每天上学六个小时，但课外许多作业是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做的。星期六休假。学生们一部分来自广州和香港，一部分来自福州。这些从南方来的，常是最伶俐的青年，但是他们劳作上不利之处是不懂官话；不懂官话在政府工作便没有升迁的希望。因此他们每天化一些时间同一位合格的本地老师学官话……海军学校招收学生的方法是在福州城所有明显的地点遍贴告示。规定年龄为十六岁以下，但这项并未很严格执行，因为有一些由香港方面的广告招收而来的学生是在二十岁以上。报名学生，给以中国经典知识的考试。直到最近，学校未曾录取过对自己国家的经典与文献没有相当知识的学生。……嘉乐尔先生的职务并不伸展到学生们的私人住宿区去，那是一位官吏管理的。广州和福州的学生分开住，用不同的厨师。嘉乐尔先生称赞这些学生，说他们勤勉与专心工作，也许超过英国的学生。因为他们不管他在场不在场，都坚毅地工作，未曾给他麻烦。从智力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这自然是由抚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说来，在佛龛里呆着，要比在海上作警戒工作更适合他们的脾胃。

西方人看东方，总有他们的癖好和偏见。同样，东方人要接受西方的教育方式，也需要相当长的适应时间。学生们无疑是聪明、勤奋、十分刻苦的。他们是未来中国的希望。他们还留有旧式士子的传统，不太习惯无拘无束地从事文体活动，但他们对祖国所抱有的责任心，却是不容怀疑的。

船政学堂的学生也并非都是温顺的绵羊。他们有时也反抗。1872年，后学堂学生因洋教习逊顺非礼虐待，为之哄堂，提调夏献纶发脾气，罚刘步蟾、邱宝仁做小工，到船局挑土。同学们更加愤怒，一直闹到丁忧在家的沈葆桢处，把逊顺撤换才算了事。据说沈葆桢当时打算撤去后学堂，把学生派往国外留学。经洋监督斯恭塞格引咎承担了责任，方使事件平息下来。

学堂的课程十分广泛。制造专业的学生要掌握船舶和轮机的制造，必须学习法文、数学、物理和机械学，同时还进行船体制造和机械制造的实践教育，并到各工作部门实习，熟悉工作，学会如何指挥工人，以保证成为一个合格的监工。设计专业学生的课程包括法文、数学，并着重讲授150匹马力蒸汽机。艺圃的课程也基本类似。驾驶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英语、数学外，还要学习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和地理。管轮专业的学生则要着重学习发动机绘制、海上操纵轮机规则，以及各种仪表的用途、蒸汽机的安装。 教材采用外文原版，在学校创办初期，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变更用书，因此没有固定的书目。

除了近代科学知识外，还要学习传统文化。沈葆桢谈到：

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盖欲习技艺不能不藉聪明之士，而天下往往愚鲁者尚循规矩，聪明之士，非范以中正必易入奇邪。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且浮浇险薄之子，必无持久之功。他日于天文、算法等事，安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谨始慎微之方，所以不能不讲也。

这是中体西用理论的早期表述，也是洋务派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基本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与保守顽固派有着相通之处。在19世纪70年代前后，洋务派是中国社会对世界形势和中国面临的危机了解得最多的一个社会集团，沈葆桢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他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不过如此，人们又怎能祈求洋务派倡导的“自强”运动取得根本胜利呢？

课堂教育，仅是海军教育的第一步。要成为合格的海军军官，还需经过练习舰的实习。如同沈葆桢所说：“出自学堂者，则未敢信其能否成材，必亲试之风涛，乃足以觇其胆智。否则实心讲究，譬之谈兵纸上，临阵不免张皇。” 1868年，沈葆桢派员到香港、南洋一带购置夹板轮船，没有找到合适的。次年初夏，船政所制第三号轮船“福星”轮下水，沈葆桢打算将其改成练习舰，可是“福星”轮太小，难以容纳多人。直到年底，才在福州购得德国三桅夹板船“马得罗”号，易名“建威”号，按照军舰式样改造。 ^[1] “建威”号排水量475吨，虽然已使用多年，但船的木料很好，做工也很讲究。二层舱内，能住百余人。于是以14191元成交。这是船政学堂的第一艘练习舰。

在香港物色练船的时候，还从香港英华书院和中央书院招来张成、吕翰、邓世昌、叶富、李和、李田、黎家本、梁梓芳、林国祥、卓关仁等10人，其皆已学过英文和数学，基础较好，籍贯为广东（包括香港），是船政学堂首批外省籍学生。他们到福州后，直接上练船学习驾驶、船艺、枪炮等实务操作，也在练船上生活，称作外堂学生，也称船生。而原先在后学堂学习的学生则被称为内堂学生。外堂生获得的赡银达到数十两，远高于内堂生。招收这批学生，是沈葆桢考虑到航海实习的难度，也是为了确保五年计划到期时，能够培养出合格的航海人才。

1871年，船政后学堂的外籍教师嘉乐尔收到一封装饰精美的来信：

James Carroll夫子教席：

惟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大人左奏请设船政局，以为强国之一法。皇上命令前江西巡抚沈在福州府的中岐兴建所需的宿舍，派日意格先生等尽力协助此事业。

沈大人建立一所海军学堂，招收一批学生，聘请英国绅士James Carroll先生为教师，授航海原理，迄今五载。生等已修完了功课，即将航海，一试本领。为着这个航行，我们已做了广泛的准备。在离去之先，我们——你的忠实的学生——对于你的照顾及不倦的训诲，表示感激之忱……

从今而后，我们要去对付飓风、控制狂浪、窥测日星的行动，了解暴风的规律，勘察海岛，调查岩石的性质。

我们从老师所学习到的一切，在日后生活的经验中，将被证实为真确。这样地，最可怕的困难成为平易，最险恶的情况成为静谧。我帝国政府将以制度为例范，推广至于无穷……我们和你分别，虽觉难过，但我们为政府服务之心甚切，是以不能不把个人的意愿放于次要地位。我们的爱国心将不减少，我们的离去，老师，将为你所喜悦与赞许……

你忠实的学生（二十三人签字）

不久，严宗光、刘步蟾、林泰曾、何心川、叶祖珪、蒋超英、方伯谦、林承漠、沈有恒、林永升、邱宝仁、郑溥泉、叶伯鋆、黄建勋、许寿山、陈毓淞、柴卓群、陈锦荣等18人与前学堂的部分学生登上“建威”舰，开始了他们渴望已久的海上远航。这次航习，由洋教习德勒塞负责。先后到达厦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历时四个月。扣除各码头停泊时间，实际在洋面75天。海天荡漾，有时数日不见远山，有时岛屿萦回，沙线交错，练习舰经受各种考验。去时由教习躬督驾驶，各学员逐段誊注航海日记，测量太阳和星座的位置，练习操纵各种仪器。返航时学员们轮流驾驶，教师将航海日记仔细勘对。

练习舰的实习时间，至少约需两年。根据原定合同，驾驶专业学生要达到近海航行的培养目标。由于学生们勤奋好学，当他们毕业时，不少人已能胜任远洋航行。到1873年秋，已有4名学生成为合格的舰长和大副。另有4名正在巡航，返航时也能获得同样的职务。6名学生需要实习至翌年春天。此外还有12名学生只完成了部分科目的训练。 从现存的零星史料中，可以找到驾驶专业学生的一些情况，显然外学堂学生独立带船和任职相对更早些。如1874年3月23日，沈葆桢奏请委派张成管驾“靖远”轮，叶富管驾“海东云”轮。旋调张成管驾“海东云”，吕翰管驾“长胜”轮船。同年，任命林国祥管驾“琛航”号，邓世昌担任大副。此外，还派林泰曾赴台湾后山测量港道，旋任“安澜”舰枪械教习，年底调充“建威”练习舰大副。派黄建勋任“扬武”舰正教习。

船政学堂从香港书院直接招生的传统也保留着。第4期驾驶班，就有谢润德、关景等6人。

船政学堂培养的军官开始指挥军舰，这是中国军事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开辟了院校教育的先河。虽然在最初，依然有不少行伍出身的舰长和学堂生相间杂，但最终都被学堂生取代。这是军事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船政学堂源源培养的青年军官，解决了中国军舰乏人指挥的严峻问题，为近代海军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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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文煜奏”，《洋务运动》丛刊，第5册，第97页。文煜在奏折中说：“至学堂艺童练习驾驶，沈葆桢前因购致 板船未得，议将第三号‘福星’作为练船。兹已购得日耳曼国 板船一号，改名‘建威’，按照兵船之式，量为修改。一俟修竣，即可将英国学堂上等艺童概令上船练习。”由此可知，“建威”实为船政学堂第一艘练习舰。又，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第217页称：“船政所具有的第一条练船是‘辰下第三号’……该船是一条八十匹马力的木质战船，改作练船后易名为‘福星’。”这一记叙有误。查沈葆桢“三号轮船下水并续造情形折”谓：“去岁派员到香港南洋各处购致 板、轮船以资艺童练习，无如愿售者皆朽窳之余，不适于用。购旧修整，价又不赀，遂作罢议，而登舟练之事终不可以久延。辰下第三号八十匹马力轮船告成，其式本属战舰，利于巡洋，拟以学堂上等艺童移处其中，饬洋员教其驾驶……第四号系一百五十匹马力，龙骨业已安置，船肋斗合亦已过半……兹谨将三号拟名‘福星’、四号拟名‘伏波’，以资号召”。见《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七。“辰下第三号”应不是船名。“辰下”，当作“时下，目前”解，“第三号”则为船政自制轮船的排序。 npWHrOV+NT62gdCrd3E2BMWOO0IGMfzKaZXkeIOen63KiJXAEa+fYggQ7C5N8r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