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利人和

曹操第一次进军邺城，是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四月。对此，《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作了如下记载：“ 夏四月，进军邺。五月还许，留贾信屯黎阳。 ”就是说，曹操在四月份进军到了邺城，五月份回到了许都，留下一名叫贾信的将领屯驻在了邺城南面、黄河北岸的黎阳。

这段描述，简省到了不能再简省的程度，因此也留下了不少疑问：曹操进军邺城后，有没有发动进攻？进攻的结果如何？为什么迅即回师？

上面三个疑问，最容易回答的是第一个。试想，既然都已经兵临城下了，能不打吗？甭管真打假打，仗还是要打的，不然大老远的岂不是白跑了？再说了，当时曹军是“ 连战数克 ”的状态，总不可能一到邺城就自己认怂了吧？

相对容易回答的是第三个。据《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记载，针对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以及将领们“ 乘胜遂攻 ”的昂扬心气，郭嘉对曹操说了这样一段话：“ 袁绍对他的两个儿子都很喜爱，结果到最后也没有确定谁为继承人。加上又有郭图、逢纪分别做他们的谋臣，必定会挑起他们之间的斗争，令其离心离德。我们进攻得急迫，他们就会相互支持；我们进攻得舒缓，他们就会产生争斗。既然这样，我们不如做出向南进攻刘表的样子，等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后，再进攻他们。 ”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后面的记载，呼应了《郭嘉传》中的判断和建议：“ 八月，公征刘表，军西平。公之去邺而南也，谭、尚争冀州。 ”就是说，曹操真做出了征伐刘表的姿态，而袁谭、袁尚兄弟也真变成了彼此相争的鹬蚌。

如此看来，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不需要回答了，无论曹操攻邺是成是败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通过撤军来引起袁家哥俩儿的内斗，而撤军的最后理由就是攻城失败。

如果史书上的记载只有上述这些，那么一切都搞明白了：夏四月，曹操乘胜进军到了邺城，原本打算攻下邺城的曹军在郭嘉的建议下，佯装攻城失败，于是回师许都。

可是，曹军真能就这样戛然而止吗？曹操真的就这样知进知退、进退自如吗？曹操五月份回到许都后的两道教令似乎露出了马脚。

第一道教令发布在五月二十五日。在这篇被后世称为《败军令》的教令中，曹操首先引述了古代《司马法》中“将军死绥”，即“将军败退就要处死”的说法，接着又举出了战国时赵括的母亲在长平之战前请求赵王不要让她日后因儿子战败而受连累的例子，进而得出结论：古代为将者如果在外打了败仗，连家人都要跟着受惩罚。

随后，曹操回顾了自己自从领兵以来，对将领只奖赏有功而并从未惩罚有罪的做法，认为这并不符合国家的法度。

最后，曹操宣布：“ 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就是说，以后将领出征，军队被打垮的要抵罪，作战失利的要免除官职和爵位。

第一道教令发布没几天，曹操又发布了第二道教令。

与第一道教令中明确提出的制度性问责相比，这篇被后世称为《论吏士行能令》的教令更像是在讲道理，而所要讲的道理也很明确：“ 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就是说，和平时期看品行，战争时期看能力，现在看的就是功绩和能力。

在曹操的众多教令中，这种专门针对将领和吏士并且措辞严厉的教令极为罕见，“两连发”更是绝无仅有。节节胜利、进军邺城、回师许都、训诫将领，如此就需要重新审视邺城之下那些事的前因后果了。试想，邺城是什么地方？那可是袁绍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大本营，如果一举拿下邺城，袁氏兄弟还有多少抵抗的资本？还用得着佯装南征以诱发他们内斗吗？

所有这一切只有一个解释：邺城，曹操是真打了，结果却被打败了。受挫之下，善于脑筋急转弯的郭嘉出了个欲擒故纵的新主意，既给曹操找了个台阶，也为曹军规划了新的策略。

事情搞明白了，邺城的地位和价值也就搞清楚了：作为冀州的首府和袁氏的大本营，邺城绝不是一个曹操想得就能得的城池。

此后的事实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二月，利用袁尚进攻袁谭、邺城相对空虚这一有利时机，曹操再次展开了对邺城的进攻。这一次，曹操展开了全方位的立体攻势，既堆土山又挖地道，既亲自扫清外围敌人又放水淹没守城敌军。即使这样，守城的审配还是坚守了半年之久。最后，要不是审配的侄子审荣半夜打开城东门引曹军入城，何时拿下邺城及能不能拿下邺城，还真不好说。

如果说，曹操通过两次攻邺认识到了邺城的价值的话，那么在进入邺城后，他重新认识的就不只是邺城，而是整个冀州了。

入城后不久的一天，曹操高兴地对身边的别驾从事说：“ 昨天我核查冀州的户籍，竟然有三十多万人，所以它依然还能称得上是大州啊！ ”一个州三十万人，在治平之世也就相当于一个郡的人口规模，但在“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 万姓以死亡 ”“ 生民百遗一 ”的乱世，经过袁氏这样一番折腾，仍能留下这么多详细登记的户籍人口，的确很不容易了，换作谁都要喜上眉梢了。

盘点完邺城内的资产，曹操来到了袁绍的墓前。

面对这个自己儿时的玩伴、昔日的盟友以及后来的死敌，曹操感慨万千，泪涕横流，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了过往的点点滴滴：少年时，一起夜闯民宅抢人家的新媳妇；青年时，一起在洛阳奔走解救那些被宦官迫害的士人；壮年时，一起关东起兵讨伐专权的董卓，南北联手合力击败袁术的挑衅……

在这些历历如昨的回忆中，曹操尤其想到了一段十四五年前的聊天。

那时，关东的一些州牧、刺史以及郡守们刚刚组成了关东联军，大家正在如火如荼地谋划着如何消灭把持朝廷、残暴肆虐的董卓，但身为联军盟主的袁绍，却与曹操谈到了另一个话题。

当时，袁绍和曹操或许正骑在马上眺望远方，或许正坐在榻上把酒言欢，抑或正立于帐中共商军事，总之气氛相当融洽。

首先，袁绍挑起了话题：“ 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 ”假如咱们讨伐董卓不成，你准备依托哪里进行据守和发展？

“ 足下意以为何如？ ”曹操并未直接作答，而是反问袁绍的打算。

“ 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 ”我准备在黄河之北的冀州一带建立根据地，南面据守黄河，北面凭借燕山山脉，逐步兼并收拢戎、狄等少数民族力量，然后向南争夺天下，这样估计离成功就不远了吧！袁绍一股脑抛出了自己的全盘计划。

“ 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意思是说，我将任用天下有智慧和能力的人，以道义相号召，无论在哪里都能成功。就这样，曹操提出了与袁绍的“地利论”不同的“人和论”。

据载，曹操聊完自己的观点后，还不忘评价一下袁绍的规划：“ 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 ”就是说，商汤王、周武王改朝换代难道是凭借着同一块土地吗？仅仅依靠地理上的险固，恐怕不能待时而动、应机而变吧！

一个看重地利，一个注重人和，孰优孰劣，到现在终于见了高下。可是，如今的曹操却开始重新审视起当年彼此的规划来。

自己的“人和论”固然抓根本利长远，但袁绍的“地利论”难道就没有可取之处了吗？

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将天下分成了九个州时，冀州被排在了九州之首。《史记•夏本纪》说：“ 禹行自冀州始 ”，就是说大禹治水这一功业是从冀州开始的。《春秋谷梁传》说：“ 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则冀州是天子之常居。 ”就是说，冀州是天下的中心，也是天子的常住地。此后，冀州作为九州之首和天下中土的地位被不断强化，《楚辞》《淮南子》《汉书》等典籍对之均有记载。

《禹贡》中冀州下辖范围涵盖了整个黄河以北地区，到了汉代才从冀州分出了幽州和并州，现在冀州下辖的郡国数量虽说从28个减少到了9个，管辖范围缩小到与春秋时的晋国面积大致相当，但冀州仍不失为国之中土和“ 天下之重资 ”。

事实上，正是在二人聊天之后，袁绍一路北上，不仅用计从韩馥手中取得了冀州，而且用近十年时间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冀、幽、青、并四州之地，居高临下地觊觎着黄河之南的中原地带。可以说，袁绍蓝图的实现率是百分之百，并且也由此成为群雄之中第一个摆脱了生存压力、能够影响历史走向的诸侯豪强。

如此看来，如果后来统一北方的不是曹操而是袁绍，那么北方政权的国号很可能还是“魏”，因为邺城所在的魏郡原本就是袁绍的大本营。只不过，这个“魏”将不是“曹魏”而是“袁魏”罢了。

吃不着葡萄时，你可以说它酸，可把葡萄含到了嘴里时，曹操还会说它酸吗，还能理直气壮地说出那句“ 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 ”的轻蔑之语吗？ j852V2T3hP5pYZ/r1Neabsgj3Kam4POszeiYtKu1XOVREFb/w9PgQcLLTOzSBvA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