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假一罚十”承诺具有悬赏广告的性质，符合悬赏广告的基本特征，将其解释为悬赏广告更为准确。因此，“假一罚十”的承诺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拘束。不论经营者对发现假货承诺的是赔偿几倍，由于该行为不是消费领域中惩罚性赔偿金的范畴，因而不适用这一规定。对“假一罚十”承诺纠纷案件的审判，应当确认其悬赏广告的性质，按照悬赏广告的基本原理来作出判决，责令经营者按照其所作的悬赏要约来履行义务，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也维护经营者自身的信誉和形象，取信于民，推动市场经济向前健康发展。
（一）发生争议的案例
某商厦等商家共同发起“坚决不卖假货”倡议书，公开承诺“商品计量，少一罚十；商品质量，假一罚十；商品价格，暴一罚十”。王某到该商厦知假买假，请求索赔遭拒绝，向法院起诉，要求按照货款的十倍赔偿。法院认为，该商厦知假售假，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关于商品质量假一罚十的承诺违反法律的规定，判决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给予双倍赔偿。原告、被告均不服上诉，中级法院认定该商厦的销售行为合法，没有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仅判决返还原告的购物款及利息。
（二）对于商家“假一罚十”承诺的性质的不同看法
1.最低一倍说
这种观点认为，“假一罚十”的承诺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范围，理由是，该法条关于增加一倍的赔偿，虽然没有明确讲是最低赔偿线，但按照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原意，本条属于授权性规范，应理解为最低不低于一倍的赔偿。
2.悬赏广告说
这种观点认为，“假一罚十”的承诺是一种悬赏广告，它另有希望公众予以监督、予以捉假之意，当消费者购买了假商品，即意味着实现了悬赏广告中所提出的条件，也即对对方发出的要约予以承诺，则悬赏者应按承诺兑现。
3.无效说
这种观点认为，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只能是原价的一倍，高于一倍的部分无效；也有的认为，知假买假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范围，因此也为无效。这两种无效说，在本案的一审和二审判决中有明显的表现。
认为“假一罚十”的承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的范围，可以超过法定的一倍，或者不可以超过法定的一倍的惩罚性赔偿金，都是不正确的。从立法的条文上来理解，无论如何也不能作出双倍赔偿是最低赔偿线，或者最低不低于双倍赔偿的解释。本条文所规定的，就是双倍赔偿，这不是一种弹性的规定，更不是授权性的规定，而是对赔偿范围的严格限制。如果硬作这样解释，就会使惩罚性赔偿金没有一个法定的标准，就会造成惩罚性赔偿金被滥用的结果。
相反，将“假一罚十”的承诺解释为悬赏广告，则更为准确。按照悬赏广告的一般原理，悬赏广告一经发出，即具有与一般的要约不相同的效力，只要应征人完成悬赏广告的指定行为，只要悬赏广告没有被有效地撤销，即为有效，行为人完成悬赏行为，悬赏人就必须实现其在广告中所确定的给付报酬的义务。在实践中，政府机关也有实施悬赏广告行为的，如在通缉重要的逃犯时承诺对抓捕逃犯有功者要给予重奖等。在商务领域实行悬赏广告，自然有其重要的作用。在打假中，对打假有功者给予重奖，有利于制裁民事违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例如在云南省的烟草行业，就有“打一奖一”的悬赏广告，应征人打假100万元，就奖励100万元。这样就鼓励了打假的积极性，既维护了厂家的利益，又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假一罚十”的承诺具有悬赏广告的性质，符合悬赏广告的基本特征：（1）商家协力打假，公开向广大消费者承诺不卖假货，庄重承诺“假一罚十”，这符合悬赏广告必须采取广告方式为之的要件。（2）商家承诺的内容包括对商品计量，少一罚十，商品质量，假一罚十，商品价格，暴一罚十，消费者只要发现计量、质量和价格方面有一个方面有假，商家就给予其十倍的奖励。这十倍的奖励，就是悬赏广告人声明对完成打假行为人所给予的报酬，这符合悬赏广告是实践的有偿行为的特征。（3）商家的打假广告不是对特定的人发出的，而是对不特定的任何人发出的，这也符合悬赏广告的法定特征。（4）悬赏广告的构成，须应征人完成悬赏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对此，在纠纷中，要求索赔的当事人，正是在完成了打假的行为后才要求赔偿的，因而具备这样的要件。可以说，在“假一罚十”承诺的纠纷案件中，是具备悬赏广告的构成要件的。
当然，假一罚十承诺与悬赏广告也有不同之处。在典型的悬赏广告中，悬赏的报酬应当是确定的，即悬赏的报酬只有一份，而不是不特定的份额。在“假一罚十”的承诺中，原则上是对任何一个打假者都许诺给予报酬，这与悬赏广告的只有一份报酬的情况是不同的。缺少这样的一个特征，“假一罚十”的承诺是否就不是悬赏广告了呢？我们认为，“假一罚十”具备悬赏广告的主要的、基本的特征，从其本质属性上看，是悬赏广告的性质；其中悬赏的报酬问题，其数量与悬赏广告的要求略有不同，但不影响“假一罚十”承诺的悬赏广告的基本性质的确定，应当将“假一罚十”承诺的性质界定为悬赏广告。
悬赏广告是可以撤销的。广告人可以基于实际需要，以意思表示撤销悬赏广告，其撤销原因和撤销期间并没有严格的限制。
但是，撤销的意思表示应当采取与原广告的同一方法为之。在悬赏广告指定的行为完成以后撤销悬赏广告的，悬赏人应当对应征人履行给付报酬的义务。悬赏广告一经撤销，被视为自始无悬赏广告。承诺“假一罚十”的商家，在其承诺时，是有悬赏打假的勇气的。但是，在其真正要履行自己的诺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承诺过于严苛，因而予以反悔，这等于是撤销悬赏广告。依据上述原理，悬赏广告不是不能撤销，而是撤销应当在应征人完成其悬赏广告指定行为之前实施。悬赏人在应征人已经完成指定行为之后反悔，要求撤销这样的悬赏广告，是不具有撤销悬赏广告的效力的。承诺的商家可以对以后的悬赏予以撤销，但对已经完成的应征行为，不具有拘束力。
对于本案，判决确认“假一罚十”承诺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是不正确的。既然“假一罚十”承诺的性质是悬赏广告，那么，这种行为就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拘束。不论经营者承诺的是赔偿几倍，因为该行为不是消费领域中惩罚性赔偿金的范畴，因而就不适用这一规定。对“假一罚十”承诺纠纷案件的审判，应当确认其悬赏广告的性质，按照悬赏广告的基本原理来作出判决，责令经营者按照其所作的悬赏要约来履行义务，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也维护经营者自身的信誉和形象，取信于民，推动市场经济向前健康发展。
与此相反，各界对商家“偷一罚十”的规定争议不断。
某法院对一起“偷一罚十”引起的纠纷案件作出判决。陈某到某百货公司自选商场购物，在未付款的情况下，将一包价值120元的婴儿纸尿片带出商场，被商场工作人员发现。陈某当即承认，该百货公司要求其按店规“偷一罚十”接受罚款，交付1200元。陈某起诉，法院判令该百货公司将1200元“罚款”退还陈某，驳回原告陈某要求被告赔礼道歉、赔偿1万元的诉讼请求。
对该判决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盗窃本身违法，所以“偷一罚十”只要得到双方认可，法院便不能从民法的角度判定其违法；药店可以贴出店堂告示“发现一粒假药奖励两万元”，商场为什么不可以“偷一罚十”？奖罚的手段不同，目的都是为了鼓励诚信买卖。因此，基于盗窃者的偷盗行为，在盗窃者与百货公司之间形成了一种债的关系，当事人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
我们反对这种要求法院保护“偷一罚十”的做法的意见。有人认为，既然“假一罚十”的承诺为有效，为什么“偷一罚十”的店规就不具有效力呢？
诚然，“假一罚十”和“偷一罚十”都是商家的行为，其出发点也都是为了维护商品交易秩序，然而，这两种做法却存在着天壤之别。
“假一罚十”体现的是商家对自己出售商品的质量保证和绝对信心，以及对广大消费者权益的负责任。这是商家的悬赏行为，商家既然已经作出“假一罚十”的承诺，就要受到这一承诺的约束。消费者发现商家出售的商品有假，请求商家兑现其悬赏承诺，商家就应当按照自己的承诺履行民事义务，否则为违约。法院判决这种悬赏无效，认为只能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承担双倍返还责任，显然是不正确的。
“偷一罚十”却不是这样。我们的理由是：
第一，“偷一罚十”不是单方民事行为，而是一种格式条款。这就是说，“偷一罚十”是商家发出的一种固定的要约，凡是进我商店的人，就视为接受这种要约，作出了这种承诺；盗窃者实施偷盗行为，在盗窃者与百货公司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债务关系，当事人应当根据该法律关系的内容履行自己的义务。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对格式条款的解释如果出现争议，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偷一罚十”是一种单方意思表示，是商家提供的格式条款。双方当事人对这一条款的理解出现争议，当然要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第二，“偷一罚十”显失公平。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和等价交换。在赔偿的问题上，中国法律历来遵循大陆法系的习惯，采取补偿原则，即行为造成的损失是多少，就赔偿多少，而不是惩罚原则，在超过损失的数额之上确定赔偿金额。当然也有例外，这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的商品欺诈和服务欺诈的惩罚性赔偿金，可以在价额之上再赔偿一倍。这样规定，是为了遏制商品欺诈和服务欺诈蔓延而采取的法律措施，目的是为了号召广大的消费者向这种欺诈行为作斗争，以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在其他场合，没有法律的特许，不能采取这种法律措施。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一做法违背公平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即使接受“处罚”的人士是“自愿”接受的，也可以显失公平的理由，撤销这样的民事行为。
第三，“偷一罚十”违背处理偷盗者的基本原则。自古以来，偷盗者就受到道德和法律的谴责，并制订了各种各样的惩罚措施对其进行惩罚。但是，对盗窃者的惩罚也必须体现公平的理念和法治精神，如果对盗窃者的惩罚不能体现公平原则和法治精神，那么盗窃者就很难受到良心的震撼，因而也难以真正悔悟，改邪归正。在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对盗窃者处以双倍赔偿的做法。这就是《唐律·名例》“以赃入罪”条的规定：“盗者，倍备。”疏云：“谓盗者以其贪利既重，故令倍备，谓盗一尺，征二尺之类。”说的就是对盗窃者要征收二倍的盗赃，以示惩罚。但是到了宋朝，这一制度就名存实亡了，原因就是这一制度存在不合理之处，故“近来盗赃多不征倍，倍备之律，伏请不行”。直至今日，文明国家的刑法对盗窃罪的追赃，都是按照盗赃的数额进行，可以另处罚金，但是不得征收超过盗赃之外的“赃款”。现在，要假借单方民事行为、当事人协商一致等理由，对盗窃者征以十倍的赔款，违背起码的法律常识，因此是不能接受的。
可以看到，“假一罚十”约束的是自己，商家可以自己作出承诺，当然就可以实践自己的承诺，以警戒自己，保护他人。而“偷一罚十”惩治的是他人，商家只是一个平等的民事主体，它们没有这种可以惩治他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