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强制执行程序，是人民法院运用国家强制力，通过对个人自由或者财产加以干涉或者处分，实现债权人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进而达到维护社会公序目的的程序。可以说，强制力是执行程序最显著的特征，没有强制力的强制执行是“不发光的灯，不燃烧的火”。但是，在看到强制执行权对维护司法权威和社会诚信体制等有利一面的同时，也应看到，由于执行权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和任何其他公权力一样，存在不当使用、甚至滥用的可能。

执行权的违法行使一般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违背执行的谦抑或者适度原则，超越限度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或者对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人滥用拘留、罚款等强制手段。二是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突破执行依据确定的被执行人范围，随意追加、变更案外人为被执行人。三是违反执行程序中对财产权属的形式审查原则，违法对案外人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人民群众将前述执行程序中的违法执行问题通称为“执行乱”。“执行乱”现象给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容易使执行程序当事人产生抵触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执行难。

造成违法或者不当执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一是立法对执行异议和复议制度的供给不足。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异议的部分仅有一个条款，异议的范围仅限于案外人的实体异议，异议的程序存在审执部分、一裁终局等弊端。2007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异议的规范也仅有两条，对异议期限、主体范围、裁定形式等实践中迫切需要明确的诸多问题仍语焉不详。执行异议和复议程序无法可依的问题相当突出，以至于人民法院在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时不得不参照民事诉讼第一、二审程序的规定。二是部分执行人员的业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法院的党组忽视执行机构的职业化建设，将一些不具备基本政治和业务素质的人员安置在执行实施机构、甚至执行裁决机构，这些人员难以适应人民法院的执行办案新常态，办不了案、办不好案的问题突出。三是个别执行人员故意违法执行。个别执行人员基于利益驱动，无视法律程序，滥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执行权力，不给好处不执行，给了好处乱执行。

“没有救济可依的权利是虚假的，犹如花朵戴在人的发端是虚饰。”防止权力滥用的最好办法就是以权利来制约权力，让每一个利益攸关的主体来监督权力。只有赋予并完善执行行为的相对人救济的渠道和权利，才能防止违法和不当执行行为侵害当事人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利，才能给执行权戴上“紧箍咒”，涂上“防腐剂”，也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执行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人民法院一向重视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和案外人异议权的保障。早在本世纪初，在立法对执行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异议权缺乏规定的情况下，不少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利用执行改革的契机，在执行体制上进行两权分离改革，将执行权区分为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用执行裁决权对执行实施权行使的合法性和适当性进行审查，同时，还以地方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赋予执行当事人和案外人对执行行为提出异议和复议的权利，确保执行权的正当行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7年《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时，最高人民法院总结地方法院执行体制改革和执行异议制度改革的有益经验，积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言，对《民事诉讼法》中的执行异议制度进行全面改造，赋予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对执行行为广泛的异议权，并区分实体异议和程序异议的不同，分别赋予异议当事人不服异议裁定时向上一级上人民法院提起复议，和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得到了立法机关的积极回应，并最终作为该次《民事诉讼法》修正的重要内容。

2009年伊始，为了将立法的规定进一步细化为可操作性的执行程序规范，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即集中业务骨干着手《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起草工作。六年之间，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问计于相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十多次征求最高人民法院各部门、下级法院的意见和建议，两次与立法机关进行沟通协调，数易其稿，相关条款的弃留一波三折，个中艰辛非亲自参与难以意会。“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执行之清渠，靠的正是这制度的活水源源不断地注入。我们相信，随着这部司法解释的施行，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权利将会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无法可依的状况将会得到根本改观，执行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将迈上新的台阶。

为了方便人民法院的干警和其他法律从业人员更准确理解这部司法解释，我们组织了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参与司法解释起草的工作人员和一线办案法官，利用工作之余，撰写了本书。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指正。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rV2eDf80F35eFc33TDwdEjQmFePI4HfGXP6pCGmDOmLfYIlhYRSlmCI6pS6qwd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