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尺牍留真

书信的收藏与花笺的收藏，有些像两个相交的圆，重叠的部分固然不小，但也还有各自的来龙去脉。

今天为鉴藏者所搜求的书信，多是写在纸上的。但纸张出现之前，古人所用的书写材料，则是竹简、木牍和绢帛。简是削成一定规格的竹片，亦借指与简功用相同的书写用品，如长的方木版也称简，而短的方木版则叫牍，尺牍便是长一尺的木版。同样，用于书写的一尺左右的素绢便称为尺素。因为古时诏版长度是一尺一寸，所以称天子的诏书为尺一牍。后世遂将别人的书信称为尺一牍、尺一书，以表示尊重，也简称尺一。狭而小的竹片称笺，小而薄的木片称札。简牍、简札、简帛、简素等名词，均由此而来。纸张出现之后，简、笺、牍、札、尺素等名词，遂被借以泛指纸张、稿纸，进而指代写在纸上的书信。

从简牍到笺纸的转变，是书信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为书写、寄递、阅读和保存书信，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书信”一词中，现代人常用的是“信”字，古代人多用的则是“书”字。如《左传·昭公六年》中提到“叔向诒子产书”及子产的“复书”，就是两人的来往书信。《易·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后世常被用来作为书信的结尾，表示写信人的情意不是用文辞所能完全表达的。书、信连用，词义更为明确。现当代的邮局，在晚清便是称作“书信馆”的。

书信的别称很多，如书简、书牍、书素、书疏、书翰、书辞、笺书、笺札、笺简、笺缯、简帖、尺纸等，常用的还有书札和信札。长辈或上级写信训斥是“札饬”，而谦虚地请别人写信教诲称“札诲”。《水浒传》第一回中叙高俅出身，先是小苏学士“写了一封书呈，使个干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后是小王都太尉“写了一封书呈，却使高俅送去”，“书呈”有下对上的含义。类似的还有“书启”，过去衙门里负责起草书牍的师爷，称书启师爷，也被简称书启。

一些与书信相关的事物，也会被用作书信的别称。如书信的功用在通音问，遂称“书问”。古代民间没有专职的邮差，有钱人可以请专人投递，一般人只好托顺路的远行人捎带书信，称为书介、书邮，遂也以“书邮”代称书信。因为邮政不发达，鱼、雁、鸽以至黄狗传书之类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双鲤”“鲤素”“雁足”之类，也都成了书信的代称。（图① 鱼雁笺）

书信是一种特定的文体，应用于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交流思想感情或互通信息。这种文体的确立，不会晚于南朝。南朝梁昭明太子所编中国第一部文学总集《文选》，以文体分类，其中的“启”“笺”“书”等，都指书信。《文选》中也收有以书信为抒写对象的作品，如《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图② “客从远方来”笺）南朝宋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一节，更是关于书信写作的理论阐述。文中说：“笺者，表也，表识其情也。”即笺这种文体是用来表达感情的。刘勰欣赏富于真情实感的书信，“辞若对面”，两个人好像是促膝面谈，推心置腹。刘勰的评鉴被后世奉为圭臬，明人周亮工辑《赖古堂尺牍新钞》，就转录其全文以为序。

书信的写作格式、开头结尾、敬称自署等，都有一定的要求。（图③ 书信格式）这些都属常识，有些繁缛的套语并无实际意义。但前人书信中，有些今人已不熟悉的习惯，还是应该了解的，如对收信人以字、号相称，是表示尊敬，写信人以本名签署，也是表示谦恭。有的书信署名，只写“名正肃”“名心印”或“知名不具”等，正肃、心印并不是写信人的名字，是指双方非常熟悉，一见字迹就知道是谁，以此表示亲近。又如文言时期，文章包括书信都不用标点符号，只有长辈写给初学幼童的信，可以用圈点断句，以使其容易读通。写给平辈或长辈的信中如出现圈点，等于将这些人也当作自己的晚辈了，所以被视为大不敬。曾见一些晚清信笺上有圈点符号，细看墨迹有异，当是读信人留下的。（图④ 标点笺）民国初年，胡适提倡白话文，所写书信，加上新式标点，收信人读之一目了然。当时文人因其形式新鲜而纷纷收藏。

书信格式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往往显示出浓烈的时代气息。民国初年，除旧布新，封建时代的书信格式不适用了，市场上很快出现多种应时尺牍指导，如《共和进行尺牍》《简易浅显尺牍》，以至《中华女子尺牍》《男女交际自由尺牍》，一时颇受欢迎。

封建时代，下属致上司、晚辈致长辈的信，常见骈四俪六，繁文缛节，形式隆重而内容空洞，非如此则视为不尊重不礼貌。（图⑤ 骈体信）不过骈文要写得像模像样，风流典雅，还真得有一定的文字功力，且此类骈体文必须以恭楷书写，没有书法功底亦不敢出乖现丑，所以流传至今的，也成了可贵的标本。

前人论书信写作，在内容上有四忌：一忌浮躁，二忌鄙琐，三忌牢骚，四忌傲慢。在形式上也有四忌：一忌滞晦，二忌冗泛，三忌紊乱，四忌草率。这几条足以抵得过大部头的“尺牍规范”。也有人主张书信不必讲究格式，性情所至，随意挥洒，“起非起，止非止，前无头，后无尾”才是高境界。前人短简便笺，抑或如此，而今人电子邮件、短信微信，只言片语，达而已矣，更是完全打破了书信格式的束缚。

书信在版本学中常被归属于稿本一类，但它们又是一种特殊的稿本。书信一般只面对收信者，或者包括其周围的小众人群。这一特性，使得写作者无所顾忌，无须讳饰，故而书信往往更能显露写作者的真情实感，所记录的历史细节或更为接近真相，可以作为研究相关史事的重要参考材料。直到近现代，也极少有人在生前结集出版自己的书信，而写作者逝世后经他人整理出版的书信集，又难免有删节、改动甚至增添，所以只有书信原件的文献价值才更为人所重。就笔者的阅读经验而言，未经删改的书信，远比回忆录与自传靠得住，更不用说他人所撰写的传记了。

同时，书信的行文通常不像准备公开发表的文章那样严谨，书写也较放松率意，甚至偶有涂改，与正式的书法作品常有相差，更见出作者的性情与笔墨真趣，如国画家谢孝思先生致杂志编辑的信，信笔挥洒，且有数处勾补。（图⑥ 谢孝思札）此类书札小件，过去少有作伪者，故可以作为鉴定写作者其他文本的参照物。正因为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书信都具有较高的真实可靠性，所以这片纸零墨，才会成为世人爱重的收藏品。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书信都具有收藏价值。当代集藏尺牍的大家郑逸梅先生，曾提出取舍标准三条：“书札之可留存者凡三，一重其人，二重其字，三重其文，否则无取也。至于作为纪念或考证，则属例外。”他曾记录另一位集藏家孙义时的标准五条：“一、文章德业为世所称者，二、元凶大憝为世所知者，三、书法特佳可供欣赏者，四、私交特厚堪留纪念者，五、有关掌故或学术探讨者。”对于其中的第二条，郑逸梅先生也是赞同的，他在《尺牍丛话》中写道：“君子不以人废言，予有集札癖，亦不以人废札，即无行损德者流，予兼收而并蓄之，绝不歧视也。”简而言之，书信收藏的取舍标准主要在于写信人，而无关乎收信人。当然，如果收信人也能有相当的声望，此信的价值自然更高。

早期的书信收藏，主要是收藏他人写给自己的书信，也就是出于纪念的目的。现存最早的两件民间书信，是一九七五年底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的。这两封保存完好的木牍家书，是写给同一个人的。据专家分析，寄信人黑夫和惊是在淮阳服役的秦军士兵，收信人中（衷）则是他们的兄弟，信件可能是服役期满还乡的士兵带交的，其内容是士兵希望母亲为他们置办夏衣或寄钱给他们自办。这两封家书竟被作为收信人的殉葬品，可见当时家书为人所珍视的程度。

《汉书·游侠传》中说，陈遵为人豪侠，“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请求不敢逆”。收信人以为能同陈遵有交往，是光荣的事情，不但满足了他的请求，而且把那信件收藏起来以为纪念。这可能是最早见于记载的尺牍收藏活动。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记载，唐代宣州陈氏是制笔世家，家中藏有王羲之向其祖先求笔的帖子，无疑是制笔世家最好的证明。

郑逸梅曾将已去世好友的手迹，装成一册，标为“人琴之恸”，在世好友的书信，则装为“长毋相忘”二册，自然也是纪念的意思。（图⑦“长毋相忘”笺）

然而，收藏他人写给自己的信，在某些历史时期，也会成为罹难的根由。古代文字狱、瓜蔓抄，书信常被作为定案的铁证。难怪古人常于书信末尾，嘱人阅后即烧去。

《五杂俎》中说：“自晋以还，始尚小牍，然不过代将命之词，叙往复之事耳。言既不文，事无可纪。而或以高贤见赏，或以书翰为珍，非故传之也。”晋代以来的书信，内容没有多少可取之处，只因为寄信人的名声大或书法好，故而为人珍视。民国年间编印《历代名人小简》的吴曾祺，也强调小简虽小，但忌草率、忌仓促、忌平淡、忌庸俗，只有随笔所至，言有尽而意无穷，方为上品。他认为传世的魏晋短札，常寥寥十余字，全无意义，后人贵其书法而宝藏，就不入他的法眼。

不过，欣赏书法无疑是集藏信札的重要动因之一。（图⑧ 素纸笺）比如书圣王羲之的《十七帖》，就都是随手所写的简札，被历代文人奉为书法典范。“书帖”一词也被用作书札、柬帖的代称。宋沈括《梦溪笔谈》中，说到当时所见传世的东晋南朝墨迹，多属吊丧问病的书简，因为“唐贞观中购求前世墨迹甚严，非吊丧问疾书迹，皆入内府。士大夫家所存，皆当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传至今”。宋赵令畤《侯鲭录》中记载了一段轶事，说苏东坡任翰林学士时，皇城使姚麟喜爱他的书法，其友韩宗儒好吃，常常拿了苏东坡的书札去，可以换到十几斤羊肉。黄庭坚曾同苏东坡开玩笑，说当年王羲之有换鹅书，你的字可以算是换羊书了。苏东坡一笑置之。某日他正在忙着为皇帝起草文书，韩宗儒接连派人送了几封信来，以期换得苏东坡的回信。韩家仆人守在院子里不停地催，苏东坡忍不住笑了，对仆人说，回去告诉你家主人，今天断屠，没有羊肉可吃。他们不会想到，如今苏东坡的《功甫帖》，九个字能卖出五千余万元。清朝的刘墉，就是电视剧里大名鼎鼎的刘罗锅，书法也为人所重，有人常常赠送食物给他，刘墉一定写短札致谢，那人因此集得数十通，装裱成一巨册。

郑逸梅描绘在明窗净几间展玩友朋来信的乐趣：“仿佛数十百人之言动状态，涌现于予眼前，且字体不同，标格各异，有瘦劲如铁虬者，有拙朴如古彝器者，或温润如花之垂露，或雄健似剑之拔而弩之张，或严正似直士之靴笏立朝，而幸臣退避，或妩媚如夭桃满树，美女游春，绣陌钿车，人窥颜色，致趣种种，聚于尺幅之间，非其他纪念品所得而及也。”

我工作后，留心收集老文化人的手泽，除师友往还信件皆悉心保存外，历年来收得数十位先生流散书札百余件。闲来欣赏，各有意趣。也有一些书画家的手札，如宋玉麟先生写信向索字的前辈解释自己不擅书法，但最终还是写了：“书道余不擅，故一直未能动笔。尊长再三催之，只能勉力为之。”也是一种有趣的掌故。（图⑨ 宋玉麟函）

不过名人手札毕竟流传有限，不易多得，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以后，石印、影印出版名人手札遂成风气，种类繁多，以满足一般爱好者的需要。如平襟亚曾辑印《五百名家尺牍字帖临范》，上自东晋谢安，下至晚清谭嗣同、吴大澂，兼为范文与字帖。就出版者与购藏者而言，固可分两类，一类以其有史料或学术价值，足资研究参考；一类可能还是作为书法欣赏，或纯属爱玩。（图⑩ 安酒意斋尺牍）

作为书信或散文写作的范本，也是古人收集名家书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杂俎》中对古人书信评价很高：“古人不作寒暄书，其有关系时政及彼己情事，然后为书以通之，盖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作者。如乐毅复燕昭王，杨晖报孙会宗，太史公复任少卿，李陵与苏中郎，千载之下，读其言，反覆其意，未尝不为之潸然出涕者，传之不朽，良有以也。”谢肇淛对晚明大量编印的时人书信，批评得十分严厉：“今人连篇累牍，半是颂德之谀言；尺纸八行，无非温凊之俚语。而灾之梨枣，欲以传后，其不知耻也亦甚矣。”

但明代中后期，一则小品文成为时尚，一则出版业迅猛发展，汇印名人书札的潮流，绝不是谢肇淛所能阻挡得了的。公安三袁的作品集《袁中郎全集》《珂雪斋近集》中，都收录了大量书信。专门征集名流短札刊印的《如面谭》《写心集》等，也以其典雅风华、言简意赅而风行一时。到了清代，又有人极力推崇明人尺牍，批评当世书信写作不佳。然而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以及两位绍兴人所著的《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同样流播甚广，被人一注再注，作为书信写作的规范。旧时文人对于女性书简尤为癖好，曾见一种《历代名媛尺牍》（图⑪ 《历代名媛尺牍》），竟收有西王母、上元夫人、麻姑的尺牍，可见其荒诞不经。

民国年间，又有人编印《唐宋十大家尺牍》，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老泉、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苏轼、黄庭坚、吕祖谦等人作品；《明清十大家尺牍》，收王夫之、顾炎武、侯方域、姚鼐、吴锡麒、钱谦益、尤侗、方苞、归有光、王韬等人作品；《近代十大家尺牍》，收曾国藩、俞樾、吴汝纶、王先谦、王闿运、樊增祥、康有为、林纾、章炳麟、梁启超等人作品。尽管所选未必确当，然而迎合了人们热衷十全十美的心理，这种生意经是成功的。商务印书馆也曾请许指严辑成《昭代名人尺牍》，并有详尽注释，可惜还没来得及印出，就因“一·二八事变”，随涵芬楼藏书一同化为灰烬。更有甚者，出版商们编印了不胜枚举的《书信作法》《写信指南》，各种行业专用尺牍，以至《情书规范》，还有人编出《尺牍辞典》。照此写出的书信，自难免千人一面，千篇一律。鲁迅先生在《花边文学·一思而行》中所说“看郑板桥《道情》一遍，谈幽默十天，买《袁中郎尺牍》半本，作小品一卷”，就是对此现象的讽刺。

当然新文学作家并不排斥书信这一文体。他们的书信结集也时有问世，其中最有名的，如鲁迅与许广平《两地书》、徐志摩《爱眉小札》以及《朱湘书信集》等。以书信体作游记甚至写小说的新文学作家也不在少数。

对于书笺的欣赏，是人们搜集书信的又一个原因。

古人看重自己的字，用纸颇为讲究。据说汉代蔡邕非纨素不肯下笔，魏晋人的墨迹流传下来的，都是写在好纸上。北宋曾有人发感慨，说时人“不择纸而书”，是对自己的字不负责任，有人喜欢用前代流传下来的故纸，而故纸保存年代必短，乃是字之“大厄”。其实魏晋人未必不用普通纸以至劣纸，而大量书法作品的被淘汰，更不是因为纸张不佳。

到了南宋，国力维艰，要提倡节约了。叶寘的《爱日斋丛钞》中，便对惜用旧纸大加赞扬：“王沂公以简纸数幅送人，皆他人书简后截下者。晏元献凡书简首尾空纸，皆手自剪熨，置几案以备用。王文康平生不以全幅纸作封皮。诸公皆身处贵盛，俭德若此。”惜纸自此成为传统，当代对文人以至政客的赞美中，还不时可见类似言词。实则人不能时时处处都想着流芳百世，挑剔既少，方便才多。

笺纸的优劣，以功能计，自应以是否宜书写、宜保存为标准。今人不再以使用为目的，所以笺纸的图案花色更为人所看重。（图⑫ 十竹斋笺）除前文所述花笺之精美外，旧时女性所用笺纸，常染以香气。据说将笺纸和香料一起放在近火之处，香气散发较快，为纸所吸收，对方拆信时，犹馥郁袭人。这样的香笺，不是寄送闺中密友，就是寄给挚爱情人的了。

此外，书信的特殊文献价值，也为学术文化界所关注。书信记述史事较为可靠，而以书信讨论问题，相互辩难，古已有之，在现代邮政畅通的情况下更为方便。近年出版了大量论学书信集，如陈介祺与潘祖荫、王懿荣、鲍康、吴云、吴大澂等人论金石考据的《秦前文字之语》《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集》《陈垣往来书信集》《汪康年师友书札》《艺风堂友朋书札》等。顾颉刚编撰的巨著《古史辨》中，也引录了大量论学书信。

文人学者的书信实物自然更为人所重视。（图⑬ 任中敏信）

最后，是书信的稀缺性已经明显呈现。随着电话、手机等通信工具的普及，特别是电子邮件的使用、微信的流行，以纸张写信件的人越来越少，纸本书信竟有渐成凤毛麟角之势。

上述诸点，能占其一者，即已有收藏价值，而书信兼而有之，岂能不令搜求者与日俱增！名人书札可以卖钱，早为人所认识。时至今日，旧年笺纸、名家书札皆成藏界新宠，且被视为一种投资对象，在拍卖会上频频亮相。二〇〇九年五月三十日，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古籍善本专场春季拍卖中，“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十三通二十七页以五百五十五万四千元人民币拍出，但随即被国家文物局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按照成交价优先购藏。中国政府首次行使这一方式的文物优先购买权，即是购藏名家信札，由此也可以看出，名家信札以其特有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受到学术界和国家收藏机构重视的程度之高。

过去的书札收藏者，与集邮者一样，相互观摩研究，也以藏品交换，互补缺遗。曾见郑逸梅致孝文函，所谈即此类事：“章煦、杨守敬札均到。杨札已邮转王凤琦同志，彼必有佳札为报。百龄已查得，张姓，字菊溪，汉正黄旗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嘉庆时官刑部尚书，谥文敏公。至于体元、陆滋万、章嵩生尚未查到。汪辜孙容一检，如有重复，即行奉呈。王凤琦居复兴中路一三六三弄三号一〇四室，可以通讯，约期一睹彼所藏之尺牍。彼亦只星期日有暇，弟亦可同去。丹林已去过。兹奉上陈莲汀、徐花农二札，请哂收是幸。”（ 图⑭ 郑逸梅札）由此可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仍活跃着一个尺牍收藏、交流、研究的小群体。

近年有人提出，应重视民间书信的搜集整理，认为“小人物”的记述与议论，更能见出社会的细节与真相，并发起了“抢救民间家书”的公益文化活动项目。二〇〇九年，该项目落户中国人民大学，已征集到的数万封家书实物入藏该校博物馆，该馆将开辟家书展厅，并通过征集、保管、编辑、出版、展览、研讨等方式保护民间家书这一份文化遗产。

花笺是匠人用双手经过一道道繁复工艺制作出来的，尺牍也是文人以手执笔一横一竖书写而成的，它们传达着前人指间的暖意，携带的信息远比机械时代、电子时代的产物更多。在世界日趋“无纸化”之际，旧时的片纸零缣，定会引起人们更多温馨的记忆。 yXIr6K8tuc594NVd5WI0O9PZseYN8NgYLzAogsgjbOsrlZFocwHWcXcT6a00ug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