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花笺光华

笺的本意，指狭而小的竹片。在纸张出现之前，人们以竹简作为书写载体，遇到需要标识的地方，就用这种小竹笺系在简策上，以后被借指一种精美的小幅纸张，供文人墨客写信或题诗之用，俗称信笺、诗笺。由于笺纸多印制精美，又有花笺、彩笺、锦笺之美誉。本书旨在介绍书札的收藏与欣赏，所以先从古代书信最富于特色的载体——花笺说起。

花笺很可能肇始于南朝。南朝文学家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曾提到以“河北胶东之纸”制作的“五色花笺”。梁江洪有《为传建康咏红笺诗》：“杂彩何足奇，唯红偏作可。灼烁类蕖开，轻明似霞破。镂质卷芳脂，裁花承百和。且传别离心，复是相思里。不值情牵人，岂识风流座。”于彩笺中尤推重红笺。《南史·后主纪》载，陈后主君臣宴会，先命张丽华等八妃嫔“襞彩笺制五言诗”。只是没有实物可供验证。也有人认为笺纸的出现可能早到东晋，宋代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说，“《桓玄伪事》曰：玄令平淮作青赤缥桃花纸。又石季龙写诏用五色纸。盖笺纸之制也，此疑其起也。”桓玄是东晋后期将领，篡晋自立，石季龙是十六国后赵皇帝，更早于桓玄几十年。不过当时尚没有花笺之名。

到唐代，花笺已在诗人墨客中流行。“花笺一何荣，七字谁曾许”（欧阳询），“应笑病来惭满愿，花笺好作断肠文”（皮日休），“金屋瑶筐开宝胜，花笺彩笔颂春椒”（崔日用），“花笺制叶寄郎边，的的寻鱼为妾传”（晁采），《全唐诗》中涉及花笺的诗句甚多。近人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花笺：“至唐始粲然大备，段成式自制云蓝纸以赠温飞卿。韦陟以五彩笺为书记，使侍妾主之。李峤咏纸诗：‘云飞锦绮落，花发缥红披。’杨巨源酬崔驸马惠笺诗：‘浮碧空从天上得，殷红应自日边来。’皆是唐人尚杂色彩笺之证。”

唐代女诗人薛涛晚年隐居成都浣花溪畔，溪水宜造纸，当地人多以此为业。薛涛因喜写小诗，嫌市间笺纸面幅过大，又生性爱红，乃请工匠专门制作“深红小彩笺”，“裁书共吟，献酬贤杰”，遂风行一时，流传后世，人称“薛涛笺”。（图① 成都望江楼公园雕印薛涛笺）薛涛所制深红彩笺，为人所喜，传说纷纭，后世仿制不断。五代十国时的前蜀皇帝王衍，曾以霞光笺赏赐臣下，后人以为即薛涛笺一类。南宋范成大也颇爱并看重这种红笺，但因它是用胭脂染色，虽然靡丽，却难以持久，尤其经过梅雨季节的湿热，便“色败萎黄”，使范公引为恨事。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说薛涛“好制松花小笺”，或者就因为所见是这种褪了色的薛涛笺。至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指薛涛笺以“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恐怕未必是唐代的本事了。

彩笺之外，还有一种鱼子笺。陆龟蒙、皮日休都有谢人赠鱼笺诗，形容它“捣成霜粒细鳞鳞”“指下冰蚕子欲飞”，大约是白纸经砑压而形成鱼子纹。北宋朱长文《墨池编》中记载，“又以绢布，先以面浆胶令劲，隐出其文者，谓之鱼子笺，又谓之鱼卵笺”，或者就是用这浆硬的绢布作为砑板。王稼句先生《看书琐记二集》中有一篇《苏州粉笺美如花》，记唐、宋花笺掌故甚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读。

宋人米芾《评纸帖》中，赞扬“纸细无如川纸”。元人费著专门写了一部《蜀笺谱》，说到蜀中的笺纸名目，“有玉板，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所用原料各不相同。笺纸“以人得名”的，除薛涛笺之外，还有谢公笺，为黄庭坚的岳父谢景初所创制，“有十色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其实唐人韩浦已有诗写道“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看来谢氏“十色笺”当是有所本的。一九八〇年成都望江楼公园曾雕印《薛涛笺》函一种，多取花鸟图案。（图② 成都望江楼公园制《薛涛笺》函）近年西泠印社印制有《十色薛涛笺》。

与米芾同时代的苏轼、黄庭坚、梅尧臣、陈师道等人诗集中，多有向人索纸、谢人赠笺之作，足见讲究诗笺成为文人时尚。而笺纸名色，又有碧云春树笺、龙凤笺、团花笺、金花笺等。周邦彦词中有句“更花管云笺，犹写寄情旧曲”，后人释为云状花纹的笺纸。不过这种种印花，很可能并非色印，而是砑印。宋陶穀《清异录》中记载：“姚子侄善造五色笺，光紧精华。砑纸板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文缕奇细，号砑光小本。”姚 是五代时长安人，历事后梁、后唐、后晋三朝，居官碌碌无为，而子侄辈乃有财力为此新奇。砑花之法，是先在木版上雕出阴线图案，覆以薄而韧的彩色笺纸，然后以木棍或石蜡在纸背磨砑，使纸上产生凸出花纹。砑纸版用沉香木，取其坚硬，不易变形。

这种砑花之法，实为后世拱花工艺的先声，而且直到晚清仍有应用。

元代流行的蜀笺，还有百韵笺，面幅较常见笺纸宽得多，“可以写诗百韵”，常见二百句，至少是一千字；青白笺，“背青面白”；“学士笺，长不满尺；小学士笺，又半之”。薛涛笺大约要算最小巧的一种。蜀笺似都是单色彩笺，只有“仿姑苏杂色粉纸”的假苏笺，则“印金银花于上”。

明人屠隆《纸墨笔砚笺》中，也说到江南的绍兴在元代除生产彩色粉笺、蜡笺、黄笺、罗纹笺外，还有“花笺”。由此揣想，印花于笺之法，或先已流行于江南，方又传入四川。

总体而言，直到明代中叶，笺纸的制作还是比较朴素的。（图③ 朴素笺）爱别出心裁的文人，往往在笺纸形状上做文章，如屠隆在《游具笺》中提到的一种叶笺，取自苏州产的罗纹笺纸，以蜡板砑出树叶纹，再剪成树叶形状，红色的剪为枫叶，绿色的剪为蕉叶，黄色的剪为贝叶，旅游时忽发诗兴，便写在这种叶笺上，让它随风飘扬，逐水浮沉，以为雅事。万历年间，宫廷内使用的是“细密洒金五色粉笺”，市面上则出现了“印金五色花笺”，而以“吴中无纹洒金笺纸为佳”。又有松江潭笺，“以荆川连纸，褙厚砑光，用蜡打各色花鸟，坚滑可类宋纸”。屠隆认真记录下了造金银印花笺和松花笺的方法，想必在当时尚属新鲜事物。这些笺纸，虽然富丽华贵，却谈不上典雅俊逸，流行也不算广。

万历年间进士谢肇淛在《五杂俎》中，颇感慨“今世苦无佳纸”，“柬帖腐烂不必言，绵料白纸颇耐，然涩而滞笔。古人笺多砑光，取其不留也”。砑光，是用平滑的石头碾磨纸张，使其密实光亮，书写流畅。砑纸的工具不限于石，宋陶穀《清异录》中记载了一段南唐轶事：“舒雅才韵不在人下，以戏狎得韩熙载之心。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纸，以简献于熙载云：海中有无心斑道人往诣门下，若书材糙涩逆意，可使道人训之，即证发光地菩萨。熙载喜受之。”这封短信，固是书札趣闻，更重要的是见证了古人砑纸以便书写的史实。谢氏认为薛涛笺较佳，“但价太高，寻常岂能多得”，高丽茧纸可用，比薛涛笺便宜，问题是“岁久则蛀”。至于当时流行的毛边纸，“稍湿即腐，稍藏即蠹”，是“纸中第一劣品”，但因为光滑宜书，价格又便宜，所以为世人所喜用。谢氏曾试用过一种改良的毛边纸，“是毛边之极厚者，加以香料，而打极紧滑，书不留手，甚觉可喜，但未知耐藏否耳”。如此斤斤计较于用纸的谢氏，倘能得见此后花笺发展的巅峰，不知会作何感想。

明人李克恭在《十竹斋笺谱》首卷的序言中，对花笺的发展有一个简要的概括，说嘉靖、隆庆以前，“笺制朴拙。至万历中年，稍尚鲜华，然未盛也，至中、晚而称盛矣。历天、崇而愈盛矣”。清人缪荃孙在《云自在龛随笔》中引明末孙燕贻的话，也说万历二十九、三十年间（1601—1602），“多新安人贸易于白门，遂名笺简，加以藻绘。始而打蜡，继而揩花，再而五彩，此家欲穷工极妍，他户即争奇竞巧，互相角胜，则花卉鸟兽，又进而山水人物，甚至天文、象纬、服物、彩章，以及鼎彝珍玩，穷极荒唐幽怪，无不搜剔殆尽，以为新奇，月异而岁不同，无非炫耳目以求售”。

徽州出版商在南京开打的一场“花笺市场争夺战”，促成了天启、崇祯年间的花笺“愈盛”，其标志就是两部集大成的笺谱——《萝轩变古笺谱》和《十竹斋笺谱》的问世。

《萝轩变古笺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笺谱，由江宁人吴发祥在天启六年（1626）于南京刊成。（图④萝轩笺）

以萝轩为号的吴发祥，住在南京南郊牛首山下秦淮河畔，活到八十岁以上，是位博学长者。据颜继祖《笺谱小引》所述，笺谱的绘、刻、印，均出于吴发祥之手，他“刻意标新，颛精集雅。删诗而作绘事，点缀生情，触景而摹简端，雕镂极巧。尺幅尽月露风云之态，连篇备禽虫花卉之名。大如楼阁关津，万千难穷其气象，细至盘盂剑佩，毫发倍见其精神。少许丹青，尽是匠心锦绣，若干曲折，却非依样葫芦”，所以这部笺谱“固翰苑之奇观，实文房之至宝”。然而，当年作者或乏于财力，印制不多，身居郊野，流传有限，故从未见于前人著录。如今全谱仅存孤本，珍藏于上海博物馆，残本亦只日本藏有半部。

《萝轩变古笺谱》分上下二册，版心框高二百一十毫米，宽一百四十五毫米，白口，四周单阑。上册存四十九叶，计颜继祖《笺谱小引》三叶、目录一叶，画诗十叶、筠篮六叶、飞白四叶、博物四叶、折赠六叶、琱玉六叶、斗草八叶、杂稿一叶；下册存四十五叶，计目录一叶，选石六叶、遗赠四叶、仙灵四叶、代步四叶、搜奇十二叶、龙种四叶半、择栖五叶半、杂稿四叶。有人猜测笺谱的原貌或是一百叶。其画面取材十分广泛，远远超越了此前洒金印花的单调，而且针对旧笺“支离入俗”之弊，力求符合文人墨客的逸情雅致。吴发祥在为笺谱命名时，特别突出了“变古”，明确提出“我辈无趋今而畔古，亦不必是古而非今。今所有余，雕琢期返于朴，古所不足，神明总存乎人”，敢于在继承传统“神明”的同时，对“古所不足”有所弥补。具体而言，就是摒弃前人的“藻绘争工”，以清新淡雅的象征手法来表现内蕴丰厚的典故。如以一只装载书画的小船，暗喻米芾的酷嗜书画、行止不离。民间工艺中早有以八仙所持之物代人的“暗八仙”，吴发祥的“变古”可谓异曲同工。

《萝轩变古笺谱》最重要的贡献，则是在花笺制作工艺上，彩色套印的“饾版”和具有“凹凸”效果的“拱花”两种技法的运用。

饾版是彩印版画技艺中的一大飞跃（图⑤ 萝轩饾版笺），也是印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世界上最早的套版彩印技术。早期的彩印版画，如《程氏墨苑》，是在同一块雕版上，对不同的图案涂以不同的颜料，然后铺纸一次刷印而成，不同色彩往往相互混淆，印刷效果不理想。饾版则是为每一种颜色的图案专刻一块版，甚至每一种颜色还要分成从浅到深的若干块版，然后从淡色到深色逐次套印或叠印，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彩色套印。《中国印刷史》中详细地介绍了这种“很细致复杂的工作”：“先勾描全画，然后依画的本身，分成几部，称为‘摘套’。一幅图画往往要刻三四十块板子，先后轻重印六七十次。把一朵花或一片叶，要分出颜色的深浅，阴阳向背，看起来好似北宋人的没骨画法。这样复制出来的画，最善于保持中国绘画的本色和精神。”也正因为如此，对于绘、刻、印三方面都有极高的要求，哪一方面稍弱，都会影响到作品的成功。

拱花是在木版上雕成图案纹线凹陷的“阴版”，经砑印使纸面拱起而富有立体感的技艺，不但雕工艰难，印工要求也极高。砑印之法，是将宣纸拉到雕成的阴版上，覆以较薄的羊毛毡，再以木制拱花锤用力旋转挤砑，使形成的图形高出纸面。（图⑥ 拱花笺）此法虽在宋代已见于记载，但工艺到此时更为成熟。成功的拱花作品，不用色彩，就能以浅浮雕的效果表现出生动的图案。《萝轩变古笺谱》中的飞白、琱玉，即属此类。笺谱木刻气息厚重，色彩沉穆淡雅，多用线条勾勒，几乎没有使用渲染、烘托的画法。尽管从饾版、拱花技艺的成熟程度来看，它们的产生应该更早，但在没有发现实证之前，我们只能承认吴发祥的发明权。

与吴发祥的类乎创作自娱不同，十竹斋主人胡正言是先陆续印行花笺，然后才汇印为《十竹斋笺谱》。

胡正言原籍安徽休宁，定居南京鸡笼山下，宅院中种竹十余竿，遂以为斋名。他能诗会画，制墨造纸，以出版为业，又精于篆刻，曾为南明弘光政权镌刻玉玺。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开始刊刻《十竹斋书画谱》，到康熙十三年（1674）九十一岁去世，胡氏在金陵出版界的活动时间长达数十年，身边常年聚集着众多书画名家和刻印名匠，切磋琢磨，相互浸染，不但雕印出了著名的画谱，对于金陵派雕版彩印技艺的成熟，也有积极的影响。

胡正言很喜欢花笺这种形式，每见绘画佳作，便刻印为花笺，流通于市，颇受好评，并先后印行过多种分类笺谱。明崇祯十七年（1644），他开始汇印全谱，次年完成。可能正是因为国破世乱，前途未卜，他才想到要做这样的总结积累工作。（图⑦ 十竹斋笺）

《十竹斋笺谱》四卷四册，版心框高二百一十毫米，宽一百三十五毫米，白口，四周单边。卷一含清供、花石、博古、画诗等七类六十二种，卷二含龙种、胜览、无华、雅玩等九类七十七种，卷三含孺慕、棣华、应求、尚志等九类七十二种，卷四含寿征、灵瑞、宝素、杂稿等八类七十二种，共二百八十三图。博古、雅玩等类，于饾版彩印之外，又多加拱花衬托。无华、宝素等类则纯用拱花，不加色彩。全谱中有拱花作品七十余幅。

《十竹斋笺谱》画幅虽不大，但结构谨严，匀称工整，细腻而不烦琐，明快而多变化。特别是充分运用象征手法和简明形象来表达传统人文典故，如“融梨”画盘中梨果以喻孔融让梨，“周莲”画莲花以喻周敦颐之爱莲，“举案”画几案以喻孟光、梁鸿举案齐眉，均不出现人物。在刻工、印工上比《十竹斋书画谱》有进步，饾版、拱花技艺的运用，也比《萝轩变古笺谱》成熟，且增加了“掸”的手法，更丰富了墨色深、浅、干、湿的变化，逼近绘画效果，诚如郑振铎先生所言“持较原作，几可乱真”。同时人称其“汇古今之名迹，集艺苑之大成，化旧翻新，穷工极变”，不但可作文人案头清玩，而且可供初学绘画者作范本临摹，因之“销于大江南北，时人争购”，不计工价，其影响远远超过了《萝轩变古笺谱》。（图⑧ 南京十竹斋复刻《十竹斋笺谱》）

《十竹斋笺谱》既装订成册，显然是为了便于保存而非使用。尽管胡正言的本意，或只是展示笺纸制作的精湛工艺，但笺纸从书写的载体转而成为收藏的对象，很可能就是兴盛于此时。郑振铎先生在高度评价此谱“臻往古美术图案之绝诣”的同时，也指出它“集当世文士清玩之大成”。

这两部登峰造极的笺谱都产生于南京，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明代南京长期作为陪都，是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汇集着大批官僚商绅，笺简应酬自然就多。江南士子科场应试，人文荟萃，笔墨交往更是不断。社会需求推动了笺纸生产的发展，而市场竞争促使出版商重视提高花笺的质量。前引孙燕贻的话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其次，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于通俗读物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图书市场，而南京宽松的文化环境，又吸引了当时版刻水平最高的新安派刻工、印工以至出版家，金陵派与新安派版刻技艺交融，遂成一时之冠，为花笺创新提供了技术基础。（图⑨ 十竹斋笺）最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印刷品，又引起了南京出版界在艺术上和技术上的思考。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吴发祥、胡正言受到西洋画“凹凸相”的启发，但时势世风所在，这种影响是可能存在的。

明清易代，南京的花笺制作传统未断。清康熙年间，原籍杭州的李渔在南京开设芥子园，雕印图书名重天下，其中最为美术史家所重视的五色套印本《芥子园画传》，在绘、刻、印三方面都承继明代画笺、画谱而有所发展。李渔曾翻刻《十竹斋笺谱》，虽下真迹一等，已臻难能之境。在《闲情偶寄》中，李渔专写了《笺简》一节，讨论花笺的图案，以能符合书信本义者为最妙，如鱼书、雁帛、竹刺、蕉叶等，并说到《芥子园名笺》已制成题石、书卷、剖竹、雪蕉等韵事笺八种，织锦笺十种，笺印锦纹，留下空白处供写信，写满后就像一篇织锦回文。最有趣的是，李渔对当时书坊的盗版和抄袭行径大为恼火，声称他精心设计的这些笺帖形式“不许他人翻梓”，否则“誓当决一死战”。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花笺市场的繁盛。

嘉庆、道光以降，国力渐弱，列强的大举入侵不止于坚船利炮，同样体现在经济、技术诸方面。在印刷、出版领域，西方新式印刷技术、印刷机械被引进，机械生产替代手工操作，现代管理替代旧式作坊，以其便利快捷、仿真能力强，特别是成本低、价格低而利润高的优势，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将延续千年的传统版刻技术挤出了市场。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清中叶只有怡亲王所制“角花笺”，“特大方雅妙”。所谓角花笺，又名押角笺，是在笺纸的左下角，印上各色花卉、器物图案，大不盈寸，而形神生动。民国初年黄氏在琉璃厂德宝斋买到数百张，徐志摩得知后曾向他索去少许。徐志摩喜藏古笺，积得数十种，常与友朋共欣赏。但精致笺纸毕竟大势已去，清末民初之际，“工书亲笔墨者，或自制笺，或不甚措意，随意拉杂皆可，其间相去甚远”，已无从讲究笺纸的精粗高下。

郑振铎先生在《中国古代版画简史》中说，光绪年间，中国版画的从业者们，“像在大沙漠上的绿洲似的，仅能在僻远的地区继续制作年画，或为好事的文人们镌刻‘诗笺’而已”。鲁迅先生在《北平笺谱序》中也指出，其时中国版画“仅在新年花纸与日用信笺中，保其残喘而已”，北京纸铺只能依凭“明季画谱，或前人小品之相宜者，镂以制笺，聊图悦目。间亦有画工所作，而乏韵致，固无足观”。光绪中叶，天津文美斋请天津名画家张兆祥（和庵）绘《百花诗笺谱》（图⑩ 选自张兆祥《百花诗笺谱》），请上海名画家朱偁绘《梦庐花鸟笺谱》，是晚清影响最大的两种笺谱。宣统末年，林琴南自制山水笺，民国初年，陈师曾、林琴南、李瑞清、齐白石、吴待秋、陈半丁、溥心畬、王梦白、金拱北、姚茫父等“画笺高手”介入创作，使花笺制作又兴起了一个短暂的新高潮，艺术上虽胜出文美斋的两种笺谱，但也仅限于小范围的雅玩。郑振铎先生在《访笺杂记》中写道，他在有正书局得诗笺数十帧，“刻的是罗两峰的小幅山水，和若干从《十竹斋画谱》描摹下来的折枝花卉和蔬果。这些笺纸，终于舍不得用，都分赠给友人们，当作案头清供了”。到鲁迅先生和郑振铎先生合力选印“遗范未堕，尚存名笺”的《北平笺谱》，重刻《十竹斋笺谱》，已是花笺时代的最后辉煌了。（图⑪ 选自《北平笺谱》）

二十世纪后半叶，书写工具彻底变换，随着钢笔、圆珠笔等完全取代毛笔，书法成为一种高雅的技艺，花笺也几乎失去了实用功能，而成为纯粹的审美对象和艺术品。北京荣宝斋再版《十竹斋笺谱》，上海朵云轩复刻《萝轩变古笺谱》，南京十竹斋复刻《十竹斋笺谱》，都是将其作为欣赏与收藏的对象。也正因为如此，花笺之美才得以淋漓呈露，重放光华。

实用功能减退的物品成为鉴赏收藏的对象，可以说是一个客观规律，陶瓷如此，家具如此，墨砚如此，花笺同样也如此。如果说前辈收集花笺，多数仍以使用为最终目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爱玩花笺的还只是少数艺术家和文人学士，那新世纪以来，花笺已渐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收藏品。尤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花笺，片纸零缣，皆为人所重，甚至成为拍卖会上的宠儿。而各种新制、复刻花笺层出不穷，衍生产品争奇斗艳，花笺的鉴藏与欣赏，也就成了值得细作探研的命题。 HOrPbEzqx0Ko1pndVZ+IZbO/miz/aGT5m9rTeF3m4bZVXtnVMZzsXKrEIVkl8Z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