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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吞并六国，结束了七国称雄的战国时代，统一了长城以南的农业区。秦末汉初，匈奴冒顿单于统一长城以外的游牧区，结束了游牧部落、部落联盟并立、纷争的局面。长城内外两个统一政权的先后出现，为以后长城内外的大统一创造了前提条件。汉文帝曾给匈奴单于写信说：“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匈奴单于在写给汉武帝的信中也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
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系统地记叙北方游牧民族活动及其与中原农业文化的关系的是《史记·匈奴列传》：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
、驴、骡、
、
、
。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
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
。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
研究者认真地考证后对此提出了批评，根据考古材料来看，匈奴也有城郭，也有农业生产，匈奴贵族亦有姓氏，如单于姓挛鞮化。而争论最大的则是匈奴的族源是不是“夏后氏之苗裔”，匈奴与山戎、猃狁、荤粥是否同族等。
关于司马迁的“夏后氏之苗裔”，何震亚先生在《匈奴与匈牙利》一文中提出：“匈奴即夏族，亦即于公元前 6 世纪建立过中山国的鲜虞人。中山灭于赵后，其族退处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及宁夏一带，至冒顿单于时，势力大振。”
吕思勉先生在《匈奴文化索隐》中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此非无稽之谈也。”
王国维先生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中，否定了司马迁“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的说法，却充分肯定了匈奴来自猃狁、山戎的观点：“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荤粥。在宗周之季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
蒙文通先生认为：“《本记》言匈奴，即《秦策》言义渠事，参互稽之，匈奴即义渠也。”
黄文弼先生认为：“鬼方、荤粥、混夷、猃狁皆古之羌族，与匈奴异。自太史公混为一族，遂令后世羌、胡不分也。”匈奴族源不仅有义渠，还应包括林胡、楼烦。
岑仲勉先生以为匈奴乃西来民族，属于突厥族：“所考匈奴有西来之痕迹，并非指阿利安种，只似为从西北徙来之突厥种，其人先与伊兰近居，自不难挟伊兰胡以具至，则《晋书·载记》所说，亦非无因……此余所以认匈奴属于突厥族也。”
俄罗斯与蒙古国的学者，根据已发掘的大量匈奴墓葬，认为匈奴起源于北方草原。
杨建新先生说：“据我的看法，匈奴族是以早已存在于北方的某一强大部落为主，吸收融合了从夏、商以来活动于北方的鬼方、獯粥、猃狁、狄、戎等各种部落，甚至还包括由中原北上的一部分华夏族，经过长期的融合过程，在战国后期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从他的族源方面，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北方的许多部落，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是战国后期才形成的一个民族。”
关于匈奴的族类，即人种问题，学术界也争议较大。
王国维先生认为匈奴人“深目多须”，与西方胡人相同，属突厥人。冯家昇、岑仲勉也主此说。一些外国学者从语言学角度考察，也认为匈奴族属于突厥人一类。
少数人认为匈奴族属于芬人或斯拉夫人。更多的人主张匈奴族属于蒙古人一类，如日本人白鸟库吉，我国学者马长寿亦主此说。今陕西兴平市有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墓旁有“马踏匈奴”石刻，一匈奴甲士仰卧马前，持弓及箭，头面虽多发多须，但目眶不深，鼻梁不高，并无古西域伊兰人种形象之特征。反之，石像之两颧突出，颧骨甚高，目缝细小，正是蒙古利亚种的形象。此虽孤证，然亦可反映汉代人们对匈奴的印象。
匈奴西迁以后，外国史学家称之为“匈人”。关于匈人的体质特征，外国史学家记载得很少。但从已有的几种记载来看，匈人的体质仍然属于蒙古利亚种。公元 374 年匈人进入东哥特，著名史学家乔丹尼斯（ Jorda-nis）这样描写匈人的相貌：匈人的头如块状，皮肤黯黑色，眼睛状如针孔，躯体短小。婴儿初生时以剑割其两颊，以此之故，他们至老而无须。除了婴儿割面颊的风俗不见于汉史记载外，其他如眼睛细小，躯体不高等都是蒙古利亚种的特征。更有意思的是，乔丹尼斯对匈人首领阿提拉的描写：“他是一个身躯不高，胸宽头大的人，两眼小而幽晦，鼻平，肤色微黑。”平鼻正是蒙古利亚种的特征，这与高加索种的深目、高鼻、长躯干、大眼睛、白肤色等特征不相同。
总之，从目前我们看到的证据来说，匈奴人应当是蒙古利亚种，而不是高加索种。
据王柏灵先生考证，关于匈人首领阿提拉形象的描写来自著名的东罗马历史学家普利斯库斯（Priscus）。普利斯库斯曾随其好友东罗马帝国使节马克西明（maximin）出使匈奴，有幸见到了阿提拉。普利斯库斯有关匈奴入侵欧洲的著作，后来成为研究匈奴在欧洲活动的主要材料来源。
他是这样描述阿提拉的：“他身材是矮短的，胸部广阔，头很大，眼睛小，散播出灰色，他的鼻子是平的，脸色是黑的。”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苏联学者、匈牙利学者、蒙古国学者以及中国学者先后对可能属于匈奴人的骨骼进行了研究。苏联学者对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塔拉斯河流域的肯特尔匈奴人墓葬、天山和阿莱地区的匈奴人墓葬、哈萨克斯坦地区的匈奴人墓葬进行了大量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中国学者韩康信先生在其《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一书中对上述研究的成果给予了介绍和评述。
总的来说，中亚地区发现和收集的可能属于匈奴人的骨骼不多，但就苏联学者发表的天山—阿莱和塔拉斯河流域的匈奴头骨资料，可能指出的几点是：
这些人骨如皆系匈奴者，则它们可能是匈奴的遗存。
从这些骨骼的形态测量学研究，它们都具有某些人种混杂的性质，特别是肯特尔的材料上具有不特别强烈的蒙古人种性质和轻度的欧洲人种成分。而天山匈奴的材料与肯特尔的材料有许多相近的特点，但比后者具有强烈的欧洲人种性质，因而金兹布尔格把它们归入有少量蒙古人种混合特征的中亚两河类型。
关于匈奴的蒙古人种成分起源问题，还不是十分清楚，一般设想他们起源于南西伯利亚和中央亚洲地区，而匈奴中的欧洲人种因素则可能代表了当地居民原来的人类学类型。这种类型可以追溯到鸟孙时期甚至更早的塞人时期。
无论天山还是塔拉斯河流域的匈奴都有普遍改变颅形（近似圆锥形和枕部畸形）的风俗。这是贝加尔湖匈奴头骨不同的地方。
除此之外，在蒙古国的诺颜乌拉和呼尼河流域以及外贝加尔湖地区，匈牙利、蒙古国的人类学家于 20 世纪 60 年代还曾对一批属于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的匈奴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进行了骨骼形态等方面的测验。测验结果为：在诺颜乌拉和呼尼河流域的匈奴墓葬中，其人种可归入古西伯利亚类型；在外贝加尔湖的匈奴墓葬中，其人种存在少量欧洲人种混血，也可能有少量远东人种混血。
中国考古工作者和人类学工作者就匈奴人种的问题进行过一些研究，主要是对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的桃红巴拉匈奴墓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的东汉匈奴墓中出土的人类骨骼进行测量。桃红巴拉匈奴墓出土的人骨只有一具颅盖骨和面部皆残缺的头骨，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的东汉匈奴墓由于在随葬品中发现了一枚刻有“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的铜印，被认定是具有明确族属证据的匈奴墓葬，具有很高的参照性。据潘其风、韩康信先生的研究，桃红巴拉墓出土的头骨不是很长，顶结节附近的似近颅宽很宽，估计为短颅类型。鼻指数在中鼻型上限，具有很高的面，眶高则低，属低眶型。鼻颧角所示上面部扁平度也大，鼻骨突度低。这样的综合特征比较接近北亚蒙古人种类型。青海大通匈奴墓出土的人骨是 3 具头骨（男 1 女 2）。这 3 具头骨的共同特征是：具有较大的颅宽，颧宽小于颅宽，颅形扁短，同时有较大的上面高和很大的眶高（全呈眶高型），矢状方向面突度为中颌型。个体间存在一些变异。其综合特征与近代蒙古族接近一些，与北亚蒙古人种关系更为密切，没有大人种的混血现象。由于青海大通匈奴墓中人骨的族属非常明确，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匈奴人种最初应属于北亚蒙古人种或与北亚蒙古人种关系十分密切的人种。其北部和西段，有欧洲人种的混合，这和中国史料记载基本相符，也与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分布的特征基本吻合。
总而言之，匈奴族的族属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它起初是北亚蒙古人种类型，也是以此种类型为主，但亦有欧洲人种的混合。虽然人体的可塑性很强，可以随着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这是生物学上的人种变化，整个说来，这种变化与人类社会的文化变化相比，要缓慢得多。因此，匈奴族人种的这种复杂性，如果用体质文化学来加以解释，即自然环境多样与复杂，以及环境对人种的影响而使然，不如理解为匈奴族虽然在战国时期形成，却一直在滚动着，裂变着，聚合着，把不同的人种也融合到“匈奴”这一综合体之中了，更为近于事实。
关于匈奴族的语系问题。
匈奴语言残留者少，情况十分复杂，有认为其语言为蒙古语族者，有认为是突厥语族者，亦有认为是满—通古斯语族者。目前，国外多倾向于蒙古语族，国内研究者多倾向于突厥语族。
杨建新先生认为：“匈奴语言从它与阿尔泰语系中各语族的关系看，从它所处的时代条件看，它是属于一种在阿尔泰语系三种语族规范化以前的一种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阿尔泰原语，即阿尔泰语系三种语族尚未分明时期的语言，它具有自己的特点，但又包含着其他相近语族的成分。匈奴语言的这个特点，正是匈奴由蒙古高原许多不同部落及部落联合体组成这一历史事实在语言上的反映。”
匈奴族虽有语言，但并无文字，从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呼韩转单于给汉朝皇帝的信的行文来看，当是使用汉字。
关于匈奴族的国家性质。
在公元前 3 世纪以前，匈奴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的军事民主主义阶段。
大约从公元前 3 世纪起，即与中原地区战国时期即将结束，中原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相适应，匈奴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1.在社会经济方面，铁器的使用更加普及，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匈奴有过发达的青铜器时代，考古学家在匈奴人最初活动的鄂尔多斯高原，发现了众多的青铜制品。其中有刀、剑、斧、镞、马具、饰牌、铜镜、器皿等物，而且从其形制具有草原游牧民族特点看，很可能是匈奴人自己制作的。
公元前 3 世纪，匈奴社会生产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铁器普遍地使用在生产上。考古学家在蒙古国诺颜山和中国内蒙古等地区的公元前 3 世纪的墓葬中，发现有大量铁制马嚼、镞、刀、剑以及铁镰、铁铧等物，还发现了公元前 2 世纪的铸制铁器的模型、炼铁炉和铁渣。
对铁器的使用，《史记》也有所记载。《史记·匈奴列传》：“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
。”《史记集解》引韦昭曰：“铤，形似矛，铁柄。”《史记索隐》引《埤苍》：“镍铤，小矛铁矜。”
2.在社会政治方面，完成了由部落联盟向国家机构的过渡。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到头曼时期（前 3 世纪后期），匈奴部落联盟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强大起来，其首领自称单于，标志着匈奴国家机构的出现。
冒顿单于时期（前 209—前 174 年），匈奴国家机构和制度进一步完善。在单于之下，置左右屠耆（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中央大员，在原有部落基础上，全国部落划分为二十四部，分别由二十四个“万骑”统管。每部下又设有千长、百长、什长等，各统辖大小部落若干，各部中还设有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官属。大小各部均“各有份地”，其长“皆世官”，即世袭。这标志着匈奴进入奴隶社会。
匈奴的奴隶制并不是把奴隶大量集中起来强迫进行劳动的奴隶制，而是属于适合游牧社会生产特点的家庭奴隶制。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应把家庭奴隶制与父权家长奴隶制两个概念加以区别。
汉人结束了夷夏之融合，从此中国民族大融合的重心或中心转向汉人与胡人——北方少数民族之融合的新时期。这种融合实际上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之融合。这一大融合在中国经历了十分漫长的时期，从汉到清，延续了两千多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两汉的四百年；第二阶段是从魏晋到唐代，即从公元 220 年到公元907 年，近 700 年；第三阶段是从五代十国到元代，即从公元 907 年到 1368 年，460 多年；第四阶段是从明代到民国建立，即从 1368 年到 1912 年，540 多年。
如果说秦代在与匈奴的战争和融合过程中，最突出的建树是修筑了万里长城，那么汉代在与匈奴的战争和融合过程中最有特色的是实行和亲政策。
汉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始于汉高祖刘邦。高祖七年，匈奴大举攻汉：
（冒顿）引兵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详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
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
马。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主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信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久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围之一角。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去，汉亦引兵罢。
在这种情势之下，汉高祖才采纳了刘敬的建议，采取和亲：
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入胡。当是时，冒顿单于兵强，控弦四十万骑，数苦北边。上患之，问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奈何？”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遣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汉高祖与匈奴和亲虽然是采取了刘敬的建议，但这种用和亲的办法化干戈为玉帛的做法实不自汉人始，在中国是早已有之，周代就已有过先例，《史记·秦本纪》载：
（周）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适。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
此后，汉朝多次与匈奴和亲，成了汉与匈奴融合史上的重要举措。
汉文帝时，老上单于初立，文帝遣宗室女称公主嫁给单于为阏氏。
后二年（汉文帝十九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于道，以谕朕意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
《汉书·匈奴传》云：“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老上稽粥单于初立，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
汉景帝时，三次与匈奴和亲。
汉武帝初年仍与匈奴和亲。
汉元帝竟宁年间待诏掖庭的王嫱嫁呼韩单于，对后世影响最大，成了中国诗歌、小说、戏曲描写的重要内容。
和亲并未能真正解决汉与匈奴之间的矛盾。其实匈奴一直是将战争与掠夺作为谋生的重要手段，作为发展的重要动力。作为游牧民族，在没有汉化或农业化之前，战争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因此，汉与匈奴之战便不可避免。战争从汉初到汉末从未停止，而在汉武帝年间达到高潮，“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史记·李将军列传》），可见战争的频繁。武帝年间汉与匈奴之间至少发生了三次大战役，《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元朔元年（公元前 128 年），匈奴南侵，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从云中出击；元狩二年春，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骠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 47 年），统管匈奴南边八部与乌桓一部众的右薁鞬日逐王比（呼韩邪单于、稽侯珊之孙），乘匈奴蒲奴单于新立，暗中与东汉联系，表示愿意归附，并派汉人郭衡向东汉献匈奴地图。事为单于察觉，比只好自立醯（兮）落尸逐革鞮单于，仍以呼韩邪为号，表示其归汉的决心，《后汉书》称其为南单于，以蒲奴单于为北单于。建武二十四年（公元 48 年）比率南边八部四五万人，向南移至五原郡（今内蒙古包头西北昆都仑召一带），向东汉表示：“愿永为藩蔽，捍御北虏”。东汉为南单于设庭于五原塞（今内蒙古武川、固阳以北）以西 80 里的地方，并允许南单于各部进入云中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
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两个对立的政权。
对南匈奴的归附，东汉统治者十分重视。由于南单于的势力较北单于要弱，所以东汉极力支持。南匈奴在东汉的支持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公元 50 年到 90 年，南匈奴人口已由 3 万多人发展到 3.4 万户，23 万多人，胜兵 5 万多。
西晋时迁入内地的匈奴部落有 19 个。
西晋八王之乱后，匈奴乘机起而反抗。其中匈奴人刘渊，即匈奴五部都尉之一的北部都尉，后被封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接着被任命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又为匈奴各部推为大单于，最后建立前赵（汉、前赵）。其他如十六国中的夏、北凉等都是匈奴人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相继灭亡后，匈奴也就同化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了。
东汉对北匈奴主要实行隔离和封锁的政策，使他与南匈奴、中国内地及西域诸国断绝联系。为了切断南、北匈奴之间的联系，公元 65 年东汉置“度辽营”并调原驻黎阳的“虎牙营”屯于五原郡之曼柏，切断了南、北匈奴之间的交通要道，同时也遏阻了北匈奴南侵的道路。
北匈奴既被东汉的隔离和封锁政策所困，跟着其国内奴隶主与奴隶及奴役部落间的矛盾、贵族与人民间的矛盾、贵族与贵族间的矛盾，也暴露出来。
公元 76 年，乌桓和南匈奴联兵出塞击皋林温禺犊王于涿邪山。公元 85 年，“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城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南匈奴传》）。
“乃远引而去”，实际上是西遁，从漠北龙庭迁徙到鄂尔浑河以西。北匈奴的西遁和北单于奴隶主王朝的颠覆，主要原因乃由于国内奴隶的逃亡、奴役部落的斗争和革命。
优留单于被杀，诸大臣共立单于的异母兄右贤王为单于。其时兄弟争位，众心离散，北庭大乱。南单于上汉和帝书，请出兵。公元 89 年（永元元年），汉兵合南匈奴 3.6 万余骑，分三路出塞：窦宪、耿秉出朔方鸡鹿塞（今河套西北，汉窳浑县北。窳浑县在鄂尔多斯右翼后旗，鸡鹿塞当在黄河西北岸），南单于出满夷谷（在汉美稷县西北，今河套北），邓鸿出稒阳塞（今内蒙古固阳县城北），皆会涿邪山。窦宪分遣阎盘等率南匈奴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洛山（今杭爱山南脉），大破之。北单于遁走，转入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南脉）中。部众降汉者，前后 81 部，共 20 多万人。窦宪出塞 3000 多里，登燕然山（即今杭爱山），命班固刻石记功而还。公元 90 年（永元二年），汉与南匈奴出兵，袭击北单于，单于被创逃去。公元 91 年（永元三年），汉军耿夔等出居延塞（今居延海的西南），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单于携数骑逃入康居，北匈奴灭亡。
中外史学者多关心北匈奴亡国后的下落，议论颇不一致。逃往康居后的北匈奴，据法国得几内（J. de Guignes）、德国夏特（F. Hirth）及中国清末洪钧的推论，以为 1 世纪末在康居的北匈奴便是 4 世纪时伏尔加河流域匈人（Huns）的祖先。4 世纪前叶及其以前，在顿河以东至伏尔加河流域和土耳其斯坦西北部的是阿兰那人所建的粟特国。公元 350 年，匈人与阿兰那人发生战争，至公元 374 年匈人灭粟特国。从此时起，在巴兰勃领导下，匈人又向顿河以西的东哥特领土进攻，占领其地，匈人遂住牧于俄罗斯的南部。匈人统治俄罗斯南部和顿河、伏尔加河流域各地的结果，使这些地区的原居民如东哥特人、瑞维人、旺达尔人及阿兰那人等在酋长领导下向欧洲的意大利、高卢、西班牙侵略。这是匈人第一次侵入欧洲。匈人第二次侵入欧洲在公元 400 年至415 年。首次占领的是东罗马帝国的巴诺尼亚省，在多瑙河之西部，后来又袭击多瑙河南部。匈人第三次侵入欧洲，是 5 世纪中叶以阿提拉（Attila）为首的匈人集团向欧洲西部和南部所进行的大规模的侵略。当时阿提拉王朝的势力中心在多瑙河中游，相当于 19 世纪奥匈帝国的领土。除了当地的东哥特人和吉匹特人被他统治外，如德意志境内的日耳曼人、俄罗斯南部的匈人，甚至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其他部族也都被他统治。阿提拉首先侵犯东罗马帝国，曾攻下城堡达 70 座以上。后又以 50 万大军攻打西罗马帝国。先攻高卢北部，许多城市相继沦陷。后被罗马、西哥特、法兰西的联军所挫，阿提拉始率领大队人马退入匈牙利境内。匈人又转攻意大利北部，许多城市皆被掠劫。因列奥一世教皇求和，允许匈人把战利品带回匈牙利，阿提拉始命令退兵。公元 453 年，阿提拉死后，诸子分裂，建立了几个独立王国。原来被他们统治的日耳曼人民，以吉匹特人和东哥特人为先导，趁机反抗匈奴的统治。双方战于匈牙利境内的诺德尔河畔，匈人大败，阿提拉的长子被杀。从此，除了分散的若干匈人留居匈牙利外，匈人的主体被迫退至喀尔巴阡山以东的南俄罗斯草原，同已经在这里住牧了 70 多年的匈人生活在一起。
匈奴是一个勇敢、强悍、善战的古老民族，在有文字记载的 700 多年间，它在世界历史大舞台上演绎了一出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大戏，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历史学家阿·恩·柏恩施坦在《匈奴史概要》一书中，对其做了精辟的评价：“匈奴的侵入，惊醒了灭亡罗马（帝国）的野蛮部落的后备队，这就是匈奴西征的世界历史意义，这就是阿提拉的全世界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