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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段，即史前期（无文字记载的时期）与有文献记载的时期。
史前期草原文化板块的情况，主要是依据考古学方面的发现以及神话传说来加以研究与叙述。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中是这样叙述草原文明的起源的：
北方的草原之路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最早的欧亚之路。旧石器时代，奥瑞纳文化沿着这条路从西伯利亚传入中国北方。奥瑞纳文化遗址在甘肃宁夏的水洞沟黄土坡和陕北榆树西南的萨拉乌苏河都有发现。中国东北和河北省都有出土的马格德林文化的代表物。新石器时代末期，西伯利亚的草原之路把俄罗斯中部的梳形陶器带到了中国。
公元前 20 世纪初期，源于基辅的一种饰有螺旋纹的陶器，沿此路传入中国，于公元前 1700 年在河南仰韶村蓬勃发展，而发扬光大于甘肃半山地区。产生于公元前 1500 年左右的西西伯利亚青铜器技术，不久后也传播到中国而被模仿。
很显然，勒内·格鲁塞的草原文明起源论是受“彩陶文化西来说”的“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近代欧洲考古学家在发掘了古巴比伦的彩陶文化后，又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希腊北部的仁洛尼亚、多瑙河下游的利科特尼、东欧的格拉齐亚、乌克兰的特里波利等遗址中见到了类似的彩陶。1921 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文物有石器、骨器和陶器。出土的陶器表面呈红色，有几何纹、绳纹等各种彩绘，因此称彩陶文化。参与此次发掘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 J.G. Anderson）在 1923 年提出了“彩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据此推测，公元前 2500 年左右出现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是从中亚和南俄移入的欧罗巴民族的文化。其主要观点是，仰韶出土的许多红黑相间的彩绘陶器和螺纹、三角纹、几何纹等多种图案在外观上和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彩陶非常相似，而古巴比伦在公元前 3500 年已经有了彩陶，中国彩陶比它晚得多，因此一定是从西方传来的。
这就是所谓的“彩陶文化西来说”。
随着中国考古学日益增多的新发现，证明这种“彩陶文化西来说”是非常荒谬的，是不符合事实的。
随着此后国内考古学的继续发展，这一观点便逐渐显现出它的荒谬。1962 年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碳-14 测定，距今已有 1 万年之久；1975年在浙江余姚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经碳-14 测定，也在公元前 5000—前 4750 年之间。在山西沁水、河南许昌等地也都发现了中期石器时代遗址。20 世纪初在伊朗东部锡斯坦发现的彩陶，被认为与仰韶彩陶最为相似，这也是支持“彩陶文化西来说”的最有力证据。但随后在甘肃、青海等地对彩陶文化的发现，却越来越显示出彩陶文化通过中亚、新疆南北部山间谷地、甘肃、青海传入中原这一理论，具有难以弥补的年代序列上的缺陷。此外，1954 年在西安半坡村发现的半坡遗址，也属于仰韶文化遗址，它的年代经碳-14 测定，是公元前 4115±110—公元前 3635±105 年之间，这远远比在中亚发现的彩陶文化年代早，因此，根本谈不上仰韶彩陶文化西来的问题。近来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山陕黄土高原是仰韶文化的故乡。
彩陶如此，青铜器更是如此。勒内·格鲁塞说：“产生于公元前 1500 年左右的西伯利亚青铜器技术，不久后也传播到中国而被模仿。”这一理论也是荒谬的，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冶铜技术，青铜器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1959 年在山东省泰安县南部发掘了大汶口文化遗址，考古学界称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经碳-14 测定，其年代距今为 6100 年至 4600 年。在大汶口墓地曾发现一件被铜质污染的骨凿，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唐兰先生在《中国有六千年的文明史》一书中提出，大汶口文化很可能已经有了金属工艺。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大汶口文化给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早期文化以直接影响的因素中，可能就包括铜器。
二里头文化是 1953 年在河南登封首先发现的，后来在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偃师二里头、新乡潞王坟、商丘坞墙、淅川下王岗等遗址又陆续发现，并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截至今日，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范围，不仅分布于河南省，也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陕西东部有发现。二里头文化中的青铜器，特别是二里头文化中后期青铜器已是相当进步和丰富了。青铜工具有刀、锛、凿、锥、鱼钩等，武器有戈、戚、镞，容器有爵（礼器），乐器有铃，还有圆形铜器、镶嵌绿松石铜器，并发现了大片铸铜遗迹，有坩埚片、铜渣和陶范，表明铸铜作坊的存在。经电子探针分析，二里头三件标本含铜91.85%，锡 5.55%，含铅量不足 5%，属于青铜，只是含锡、铅偏低。到了商朝，特别到了商朝后期，夏族或华夏族的青铜器文化有了高度的发展，达到相当灿烂的阶段，这表现在它分布范围的扩大、器种和数量的增加、冶铸工艺的提高。商代发现的青铜器已经数以千计，安阳殷墟作为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出土尤其多，有的大墓，如妇好墓，出土青铜器 200 多件。商代青铜器的种类繁多，工具有斧、锛、凿、铲、刀、削等，兵器有戈、钺、矛、镞等，用器有镜、匕、车马器等，容器和礼器有鼎、尊、颅、瓿、斝、卣、觚、爵、盘、簋、方彝、盂、觯、壶、斗、箕形器等。其中铸造精巧或巨大的有商中期的大方鼎和提梁卣，晚期的四羊尊和司母戊鼎。司母戊鼎，高 133 厘米，重 832.84 公斤，为商代重器。据对郑州二里岗五件标本（属商代前期）的电子探针分析，商代青铜器的成分含铜 80.33%，锡 5%，铅 11.09%，比夏代进了一步，到了商代晚期其成分便更为科学了。商代青铜器饰有美丽的花纹，有云雷纹、牛纹、羊纹、象纹、虎纹、鸱鸮纹、蝉纹、蛇纹、饕餮纹、夔纹、龙纹等，纹饰流畅，繁缛瑰丽，显示了青铜铸造工艺的高度发展。商朝的铜器，不仅有各种精致优美的纹饰，部分器上还铸有铭文，有的二三字，有的几十字。
接下来，我们再来进一步看看，中国草原文化的主要地区东北与西北的早期原始文化。
1.旧石器时代
1984 年，在营口永安乡金牛山一个洞穴中，从深达十几米的第七层化石堆积底部发掘出一具远古人类遗骸化石，包括相当完整的头骨、脊椎骨、肋骨、髋骨及尺骨、腕骨、足骨等共 50 余块，经鉴定皆属于一成年男性，用铀系法测定其年代距今 28 万年，遂被学界定名为“金牛山人”。
1978 年，在辽东山区的本溪庙后山南坡上一个天然洞穴内，海拔 450 米，前临汤河谷地，洞高于河面 60 余米，出土了大量动物化石。洞内文化层堆积厚达 10 多米，层次有早晚，依据所出标准动物化石分析，上洞的第 7~8 层属晚更新世，距今 10 万年~1.7万年；下洞的第 4~5 层属中更新世，距今 40 万~14 万年。出土的人牙化石和 70 余件石器则出于下洞，因而命名为“庙后山人”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址。
1965 年，在辽西丘陵，属于朝阳地区的喀左县境内的水泉乡瓦房村大凌河沿岸的鸽子洞，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自 20 世纪 70 年代经过两次发掘，在洞内 6 米厚的堆积层内共发现了 3 块人骨化石、300 余件石器和 26 种动物化石，以及用火的灰烬、烧石等。动物化石中的鬣狗经鉴定属最后斑鬣狗，是晚更新世的标准化石，时间不超过 10 万年。出土的石器比较先进，已能修理石核和石片的台面，加工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大都为中、小型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也有较大的砍砸器和球状器，当用于狩猎或砍伐树木，中小型器则用来切割兽肉或剥兽皮。
2.新石器时代
（1）新石器时代早期
①辽宁阜新查海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查海村西南约 25 公里处的查海遗址，1982 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6 年开始发掘。8 年来先后发掘 7 次，发掘面积近 8000 平方米。出土房屋遗址 54 座，墓葬 11 座，长约 20 米的龙形石堆和1200 余件可以复原的文物。依据地层中的碳样标本，C-14 测定年代数据距今 6925±95 年（树轮校正 7600 年、7360±150 年），距今则已达 7000 年，属于东北地区新石器早一阶段的文化，考古专家称其为“查海文化”。查海遗址是我国北方极为重要的原始聚落址，现存面积约l万平方米。
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器与“之”字纹陶器，构成查海遗址文化内涵的基本特征。无论遗址、墓葬都有玉器出土，共发现 60 余件。重要器类如玦、匕、斧等，制作方法已趋成熟，器形仍不大规整，残留加工时的棱线痕迹。查海玉玦开口切割制法和红山文化玉器一致；查海人对玉的专用，体现了查海遗址文化内涵与红山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因此，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指出，就文化发展的序列而言，“查海文化为前红山文化”，或者是红山文化前身。
②内蒙古敖汉兴隆洼遗址。1983 年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东丘陵岗地上，发掘了 880 平方米，发现 7 间房址、3 个灰坑和一段围沟。出土了很多陶、石、骨器。 A区红山文化房址打破兴隆洼文化聚落围沟的地层迭压关系，证明本地区兴隆洼文化早于红山文化。对 19 号房址居住面上的木炭做C-14 年代测定，为公元前 5290±95 年，即距今 7000 余年。兴隆洼遗址出土的植物果实硬壳经鉴定为胡桃楸，应是先人采集的果实。此外，各房址居住面上、房址、灰坑和围沟废弃后的堆积中都发现不少鹿骨、狍骨和猪骨。该文化可视为“前红山文化”。
③辽宁沈阳新乐遗址下层。辽宁沈阳新乐遗址，1973 年首次发现于沈阳市北郊新乐电工厂附近、新开河北岸黄土台地上。遗址内含两种不同文化的叠压地层，上层是青铜时代遗存，下层为新石器时代遗存。经历次发掘和清理，新乐遗址下层共出土房址 30 余座和各类文物 3000 余件。 C-14 测定年代距今 6800 年~ 7200 年。新乐遗址下层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很多研究者称之为“新乐下层文化”。
石器细分为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三种。在数量上细石器占第一位，约为打制石器的 10 倍、磨制石器的近 4 倍。打制石器由发达过渡到尾声阶段，形成了以细石器、磨制石器为代表的新乐石器群。打制石器有敲砸器、石铲、网坠和刮削器等。新乐下层主要狩猎工具是磨制石镞和细石器石镞，大型网坠表明渔网颇大，窄石叶常作切割兽肉的刀刃。2 号大房子出土 5 套石磨盘、磨棒以及猪骨、羊骨，从中可以看出其社会经济形态以渔猎特别是狩猎为主，当时的农业采取火耕形式，已开始饲养家畜。
（2）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①黑龙江密山新开流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密山兴凯湖区北部湖岗上，这一带草木繁茂，水产丰富，是原始居民理想的居住地。遗址面积 2.4 万平方米，1972 年发掘。地层分上、下两层，分别发现墓葬 31 座和鱼窖 10 座，出土石器、骨（角、牙）器、陶器及大量陶片，为同一文化类型。上层 5 号墓中人骨经C-14 测定年代距今 5430±90 年，树轮校正距今 6080±130 年。
新开流与早期的新乐比较，两地同样为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共存，都出现了农业和家畜。不同的是新乐的生产水平比新开流进步，新开流的细石器工艺水平要高些，如新乐没有横剖三角形石斧。新开流文化是黑龙江省东部三江平原地区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菱形纹和鱼鳞纹在俄罗斯滨海地区、黑龙江下游俄罗斯境内的捷秋赫遗址下层及孔东、苏丘岛、布松港等遗址中也出现过。新开流文化大体分布范围是：北到黑龙江下游，南到兴凯湖，东到日本海，西到松花江下游。
②富河文化因 1962 年于富河沟门遗址的首次发掘而命名。富河沟门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乌尔吉木伦河东岸。其文化内涵以成熟的细石器、打制石器和“字”字纹直筒罐、圈足钵为主要特征。30 号房址出土的桦树皮经C-14 测定年代距今4735±110 年，树轮校正 5300±145 年，大约距今 5000 年。
富河沟门遗址的房址、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兽骨等，表现出更多的畜牧经济特点。有关遗存集中分布于西喇木伦河两岸，向南一直延伸到老哈河流域，被称为“富河文化”，其范围、年代、器物特点等与红山文化有所接近，两者文化性质不同。
3.红山文化
内蒙古赤峰红山是英金河畔高出河面约 200 米的一座红色花岗岩矮山，1908 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红山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1935 年正式发掘，发现了早晚不同的两种文化，其中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原报告书称为“赤峰第一期文化”，或者彩陶文化，后正式定名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的分布以辽河上游老哈河流域为密集，向北越过西拉木伦河，南至燕山地区甚至临渤海湾，跨内蒙古、河北、辽宁、吉林四省区交界的广大地区。这一文化的特点，石器有细石器。红山文化有其自身发展的早中晚期，早期距今 6000 多年，晚期有几个C-14 数据：牛梁河遗址距今 5580±110年，它的绝对年代应为距今 6000 年至 5000 年，其主要遗存为 5500 年左右。
1979 年 5 月在辽宁西部喀喇沁左旗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村发现的红山文化大型石砌祭坛遗址和 1983 年至 1985 年在离祭坛遗址约 50 公里的建平、凌源交界处牛河梁村发现一座女神庙、数处积石大冢和一座面积约 4 万平方米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曾引起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轰动。积石冢在 30 个山巅、高坡地都有发现，发掘了其中 7 座。“发掘证实，这些冢一般都用高 30 厘米左右、长 40 多厘米、宽20 多厘米经过打制的大石块砌成。每座冢的占地面积都相当大，一般的有三四百平方米。积石冢的平均垒石高度在 1 米以上，建造一座积石冢一般需要三四百立方米石块。……积石冢呈圆形，四周一个挨一个地环立着一种筒形彩陶器。该器无底，高约50 厘米，直径约 30 厘米。一座积石冢往往可以竖立上百个筒形彩陶器。它装点了积石冢的外貌，使积石冢呈现为一种四周安放‘花盆’中间凸起的‘花坛’形状。考古专家认为：5000 年前，中国人就能建造这样的大型工程，搬运和加工众多的巨石，烧制大型的墓上陶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每座积石冢内，一般都有数十人列‘棺’而葬。他们因身份不同被分别安置在大小各异的石砌棺材之中，或占据中心位置享以大型石棺，或环绕中心而卧小型石棺，然后用石块将这些群棺覆盖成一个大整体，外围埋设筒形陶器，形成积石大冢。目前发现的最大石砌棺材（位于墓中心），长宽各 3.5 米，一般的石砌棺材长仅有约 1.5 米、宽仅有约半米，两者相差两倍。”在这些大石冢中，随葬了数量不多、十分精美的各种玉器，总数达数十件。玉器一般放置在死者的头下、胸前和身边，中心大墓和一般小墓均有出土。种类有作为原始宗教信仰之物的玉猪龙，有挂于胸前的双联、三联玉璧，有勾云形玉佩，有扁圆形玉环，有圆桶形玉箍，有玉鸟、玉鹗、玉龟、玉鱼、玉兽等，其工艺精美，堪与晚一两千年的商周时代玉器相比拟。如四爪欲动的龟，举翼高飞的鸮，吻部前突、獠牙外露的兽，皆寓动于静，造型神似，别具风格。在东山嘴祭坛发现了两件无头孕妇裸体小像，皆为陶质，残体分别高 5 厘米和 5.8 厘米，腹部隆起，臀部肥大，左臂弯曲，左手贴于上腹，阴部有三角形记号，是个典型的孕妇形象。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当时人们所崇拜的“生育神”或“农神”，也有人认为是供祭祀用的。另外还发现两件约为真人l /2 大小的无头陶质妇女座像。牛梁河遗址出土的一尊女神头像更为珍贵，头像的大小与真人接近，是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形近似。头像面部的艺术刻画既强调外部轮廓的健美柔和，又追求内蕴神态的情感流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女神的眼珠是用晶莹碧绿的圆玉球镶嵌而成的，显得双目炯炯、神采奕奕。从其他出土的塑像残块来看，如因年龄差异而发育不同的乳房，圆润的肩膀，以及肉质感极强的修长的手指，牛梁河遗址曾是一个女神成排、高大厚实、气韵生动的艺术宝库。
根据考古学方面的报告，早在数十万年之前，中国的西北地区就有人类居住了。在甘肃庆阳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之后又陆续发现了巨家塬、楼房子、姜家湾、寺沟口等旧石器时代遗址，以及曾出土不完整人类头盖骨化石的泾川县合志沟遗址，它们分别属于旧石器的中期和晚期阶段。
西北地区西部同样发现有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活动后遗留下的遗物。青海省柴达木盆地中部，祁连山脉南坡，小柴旦湖东南岸的湖滨阶地上，发现了距今 3 万年的旧石器地点。新疆天山南麓的阿图什和中国—巴基斯坦公路附近的巩拜子（古驿站）旁发现了古人类化石、石器、用火痕迹和烧骨。哈密的七角井、三道岭等遗址出土有大砾石打击成的敲刮器、玛瑙和髓石制成的石叶、锥形石柱等。这些早期遗存可能和中石器时代有关，但大多是细石器文化的标准产物。这说明地理环境属半荒漠、半干旱草原地带的西北地区西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代表渔猎经济的细石器文化，并在这一地域有着较为广泛的分布。
20 世纪 80 年代初，青海拉乙亥古文化遗址被发现，这是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这个遗址出土的带槽石斧、研磨器、研磨棒等石器，均可见到琢修加工的痕迹。拉乙亥遗址的文化堆积层较厚，有数量较多的灶坑，又发现了用于加工谷物的工具研磨盘、棒等。这说明在西北地区存在以拉乙亥文化为代表的中石器时期，当时人们已有采集农业，并在较为固定的居住区里生活。
在甘肃秦安县清水河与阎家沟的两河交汇处，被称为大地湾的地点，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距今已有 7000 多年。大地湾文化时期的灰坑出土的粟，距今已7000 多年，是目前国内发现时间最早的标本。大地湾文化时期，有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此时已进入了陶器时代。这说明距今 7000 余年前，在甘肃秦安大地湾有一个在当时已掌握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部落群体，他们过着定居的生活，不仅在石质生产工具和陶器的制造方面领先，而且在农耕、畜牧、狩猎、纺织、建筑及宗教、文化艺术各方面都有较大的进步。
1947 年，在甘肃省武山县城关镇内，发现了石岭下类型文化。甘肃、青海地区东部仰韶文化晚期（石岭下类型文化），是继庙底沟类型文化在西北地区东部繁荣发展之后而兴起的一种带有浓郁地方性色彩的原始文化。它主要分布在甘肃的渭河、洮河、西汉水流域与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石岭下类型文化的陶器制作十分精致美观，陶器上的彩绘图案用笔由原来重于写实，发展为重于写意。在图案处理方面，如在表现鸟纹的头和颈部时，充分地运用艺术的夸张手法，生动而富有变化。
石岭下类型文化，在经过一段时期的繁荣发展后，在其分布地域，又逐渐被两种新崛起的考古学文化所替代，这就是以陇山、渭河与泾河上游一带为中心的“常山下层文化”和主要分布在洮河、湟水、黄河上游一带的“马家窑文化”。常山下层文化，其陶器承继了石岭下类型非彩绘器物的形状、纹饰和制作工艺。常山下层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多种建筑形式的房址，与石岭下类型文化亦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常山下层文化是甘肃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中的重要阶段。
马家窑文化分布在甘肃、青海、宁夏一带，距今大约 5000 年，主要承继了石岭下类型文化彩陶器物的制作、纹饰和彩绘工艺。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彩绘艺术，经历了由写实、写意到图案化发展的过程，内容相当丰富，又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马家窑文化按其早、中、晚相对年代的序列，分为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
马家窑类型是马家窑文化的早期阶段，分布在渭河上游到黄河上游地区、宁夏的清水河到四川岷江上游地区。据现有资料，它的足迹最西边已到甘肃酒泉地区一带。这时期的社会生产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在临夏林家遗址出土的铜刀，说明已开始使用金属工具。
马家窑文化的农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原始社会部族的组织结构健全，人们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
半山类型是马家窑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距今大约 4500 年。半山类型时期，彩陶文化极为发达，其画面艳丽夺目，图案繁而不乱。半山类型文化还发现有合葬墓。男性墓中多随葬石刀、石斧等生产工具，女性墓则常出现纺轮。这是男耕女织社会的表现。
马厂类型是马家窑文化的晚期阶段，距今 4300 年至 4000 年，其分布地域与半山类型基本相同，承继与发展了半山类型文化的各个方面。陶器的彩绘在初期形象丰富、自然朴实、优美大方。到了马厂类型的晚期，彩陶在陶器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彩绘图案亦日趋简化。此时，西北地区原始社会时期的彩陶艺术终于走上了衰败的道路。
原始社会时期繁荣的母系氏族阶段在西北的黄土地上，逐步地走向解体，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被充满活力的齐家文化所替代。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 2000年，在甘肃的永靖大保庄、秦魏家、灵台桥村以及宁夏的固原海家湾、青海的乐都柳湾等地，均发现了齐家文化的重要遗址。
齐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已经进入了铜器时代。在齐家文化的遗址里发现了多种红铜、青铜工具，还发现有青铜镜，齐家文化的陶器制作实用、简朴。
齐家文化时期陶塑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有人头的塑像，还有动物的塑像，如鸟头和牲畜头像，形体小巧，姿态生动。齐家文化时期的遗址中，普遍发现石、陶纺轮、骨针等纺织工具，并在随葬品的陶缸上发现有布纹的痕迹，布似麻织，有粗细两种。齐家文化时期的合葬墓，往往是男子仰身直肢平躺，女子侧卧屈体面向男子。甘肃武威皇娘娘台的一男二女合葬墓，男子平躺在正中，二女分别左右屈附其旁。这些墓葬的葬式反映出齐家文化时代男子占有统治地位，女子已成为从属与被奴役的对象。
齐家文化当为原始公社制群体，社会则将进入阶级社会的时期。
齐家文化之外，还有分布在陇东的寺洼文化、甘肃中部的辛店文化、青海东部的卡约文化、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即史籍中所称的羌、戎文化。
寺洼文化，主要分布在兰州以东的甘肃境内，是一种已进入青铜时代的文化。常见的青铜器有戈、镯等。寺洼文化的墓葬，葬式较杂，有仰身直肢、二次葬、火葬、身首分离的上身扰乱葬。在一些大墓中也发现有人殉和车马坑陪葬的现象。此时农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畜牧业仍是生活的主要来源。
辛店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洮河与大夏河流域。辛店文化的冶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有铜制的武器、工具、装饰品和容器。冶铜炉壁的残块亦有发现，可证实已能自产铜器。葬俗不一，葬式多样，因墓不同而异，也发现有身首分离、缺腿断臂、骨骸凌乱的殉葬墓。这种杂乱的葬俗说明他们缺乏统一的社会意识。辛店文化的经济应是以农业为主，畜牧、狩猎为辅。
卡约文化，分布在青海省东部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已普遍使用铜制的生产工具和铜镜、环、铃等装饰品。但可见石斧、石刀与骨铲、纺轮针等石、骨质的工具。还发现大量的蚌壳、海贝、骨贝和石贝。卡约文化的墓葬葬式亦是多样的，但发现有一种新的葬制，在一小群单人墓上堆一个大坟丘。这种用坟堆作为墓地标志的做法，卡约文化是比较早的。从卡约文化的文化遗物可明显看出比齐家文化有了进步，它与前述的寺洼、辛店文化有相像之处，相互的绝对年代又接近，应处在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
四坝文化（火烧沟文化），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从山丹到安西这一带都有遗址发现。四坝文化的冶铜水平较高，在金塔火石滩遗址，曾发现面积数百平方米的冶铜灰渣。在玉门火烧沟墓地发现了大量的铜制工具、武器和生活装饰用品。墓葬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单人葬，但也有两人或多人合葬墓、以人殉或以人祭牲的墓。墓葬中贫富不均的现象和等级差别极为明显，有的墓随葬陶器十余件，并伴有铜器、金银、玉器、绿松石、玛瑙珠、海贝等。四坝文化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生产力都已发展到了较高水平。
由上述，可以看出，原始社会时期，生活在西北地区的人们不断地繁衍、发展，经历了旧石器、新石器、青铜时代漫长的历程，西北地区东部农耕区和西部游牧区的文化得到持续的发展进步，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分别产生了具有独特文化面貌的原始社会文化。
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也有广泛发现。根据文化遗存的情况，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见陶器和磨制石器，只见细石器和大型打制石器或单纯细石器；第二类是细石器和陶器、磨制石器共存；第三类是不见细石器。第一类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西藏西部日土、普兰、吉隆等地，没经系统发掘，多为采集遗物。其年代距今几千年，最早不超过万年。第二类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西藏东部昌都地区澜沧江流域，以系统发掘的卡若文化为代表。卡若文化以卡若遗址的文化遗存为代表，并以此命名。第三类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下游河谷地带，系统发掘者亦少，多为采集，有打制和磨制石斧、石锛和石凿等，也发现了一些陶片。
卡若遗址位于昌都以南 12 公里的卡若村附近，海拔 3100 米，面积约 1 万平方米，已发掘 1800 平方米。这里发现了道路、烧灶、灰坑、房址和祭祀遗迹。房屋可分为半地穴和地上建筑两种。半地穴房又有圆底、平底和石墙方形、长方形等式，面积 10 ~ 30平方米不等。地上房屋有方形、长方形，面积 20~30 平方米，最大的一座近 70 平方米。灶位于房内中央，墙壁是木骨泥墙。卡若遗址出土的石器有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种。大型打制石器占石器总数的 85.6%，原料有细砂岩、石英矿岩、石英岩等。除石核、石片外，石器种类很多，有铲、斧、锄、犁、切割器、刻刮器、研磨器、尖状器、砍砸器以及矛、镞等。细石器占石器总数的 8%，原料有玛瑙、硅质岩、石英、燧石等，种类有镞、类状器、雕刻器、刮削器等。磨岩石器占石器总数的 6.4%，原料有玉、火山岩、硅质索纹岩、流纹岩等，种类有斧、钵、研磨器、切割器、镞等。遗址中出土陶片 2 万多片，均为夹砂陶，大部分表面经过打磨。陶色有红黄灰黑 4 种，以黄灰居多。均手制，火候不高。陶器种类有罐、钵、盆等，纹饰以刻划纹为主，也有绳纹、附加堆纹、压印纹、篦纹、篮纹、抹刷纹，还有彩绘。遗址出土骨器也有一定数量，有生产工具锥、针、斧、抿子、刀和装饰品片饰、笄、璜、珠、项饰、牌饰、贝饰等，并出土猪、羚、狍等 10 多种动物骨骼。遗址出现了大量粟类植物的遗迹，与上述生产工具结合考虑，这里的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卡若遗址可分早晚两期，早期距今 4750±135 年（都经树轮校正），属新石器晚期阶段。
古文献中记载了很多北方古代民族，古史中的北方古族（方）国是多元的。《尚书》中记有“蛮夷”“岛夷”“肃慎”“丁令”“大貊”“小貊”等诸族、诸国。
《禹贡》中记录了西戎的昆仑、析支、渠搜等诸国给秦王朝进贡的情况：“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诗经》不仅记载了若干北方的古代部族，而且记述了他们与中原之间的战争。
《诗经·大雅·韩奕》云：“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诗经·鲁颂·
宫》云：“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诗经·小雅·出车》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
狁于襄。”
《诗经·小雅·六月》云：“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伐
狁，至于大原。”
中国历史上，最早从原始时代发展为文明时代，从氏族部落状态发展为国家状态的是夏族或称华夏。居于四方的民族被称为“四裔”“四夷”，即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在先秦夏商周时期，中国存在着夏（或华夏，或以地区概称中国）、夷、狄、戎、蛮五大民族集团。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有了夷、狄、戎、蛮等字样，并以此称不同于夏族的四方民族。周朝时，对五大民族集团的记载就更加明确。《礼记·王制》云：“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这里的“中国”指夏族或华夏族，因他们自认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寄”“象”“狄鞮”和“译”，皆为翻译之意，即语言的交流需要经过翻译。
《左传》中记载的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之间战争与交往更多。
清代学者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春秋四裔表》中，把凡见于春秋以来的戎、狄有关的事件全部辑录了出来。据范文澜先生的不完全统计，春秋时，仅公元前 711 年到公元前 637 年的 86 年中，戎伐楚、伐郑、伐齐各一次，伐周两次，齐伐戎三次，鲁伐戎一次，虢伐戎两次，诸侯为戎祸守周城两次。
从大量的古文献中可以看出，殷周时期，与华夏文化之间战争与交往比较频繁的西北古民族以戎和狄为代表，戎和狄不仅与华夏（殷周）邻接，而且呈犬牙交错状态。至于戎狄以西、以北的游牧民族则与华夏中原文化关系疏远一些。关于先秦的北方草原文化，这里就以戎狄为代表来加以叙述。
戎是兴起于殷周至春秋时期的一个单独的民族共同体，与玁狁、羌、狄是有区别的。
“戎”虽然是汉字，但很可能是这个民族的自称，因其音与汉字“戎”的音同，所以当时人们用了“戎”这个字。殷周之时，戎族活动的地区与玁狁不同，主要在周疆之西。据《竹书纪年》记载，商末周季历伐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徙之戎等诸戎，周以西和以北的邻近地区，即今陇山和泾、洛上游一带，西周时期是戎族活动的一个重要区域。
另一个大的戎族集团被称为瓜州之戎。后来的姜戎、阴戎、伊洛之戎、陆浑之戎、九州之戎等都是其迁徙后的分支。据《左传》记载，瓜州之戎原居瓜州，于鲁釐公二十二年（前 638 年）为晋惠公诱迁至伊川。晋杜预《左传注》以瓜州为今敦煌。顾颉刚先生考证，春秋时所谓瓜州之地应在今渭水以南、秦岭一带，即秦国东南，与周王疆域相接。
1980 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上的文章中，认为瓜州“一定离凤翔不远”，即在渭河以北。此外，就当时形势来看，说瓜州在秦岭一带也有不妥之处。瓜州一定在秦国疆域以西或西北。总之，不论瓜州在今敦煌或在秦岭，或在陇山，这一支被称为允姓之戎的戎人，在西周时的活动地区位于西部。
此外，到春秋后期，戎族仍活跃于陇山以西至渭首和泾水流域。秦穆公时，“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其势力曾达陇以西。
从文化类型和社会经济生活来看，戎与玁狁有很大不同。《左传》中姜戎子驹支对范宣子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左传》中还记载，戎亦为“披发”民族。
齐桓公伐山戎，孔夫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论语·宪问》云：“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就其社会经济生活来说，戎与匈奴专事牧业不同，戎是一个农牧兼营的民族，甚至可以说，农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第一，戎的活动地区，即戎山东西和泾水、洛水流域，都是适宜农业的地区；第二，西周与春秋之初，戎族大量向内地农业地区迁徙，并转入了农业生产，这种转变没有造成很大的不适应，表明戎在未迁之前，就已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
戎的社会性质，由于材料缺乏，这里作不出具体的推断，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它要比中原华夏地区落后。在西周和春秋时期，戎的社会始终保留深厚的宗法氏族、部落的组织和制度，宗法组织支配着整个社会，成为管理社会的主要力量。《史记》载：“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说明当时戎是一个以氏族、部落为社会基础，用宗法关系维持整个社会生活，还处于军事民主制向国家形态过渡阶段的一个民族。
根据上述考虑，戎确实是中国古代一个单独存在过的民族。他们的发祥地在陇山东西和泾、渭、洛水流域，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经营牧业，基本上属于定居民族。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文化习俗更接近氐羌，他们与北方的
狁，即后来的匈奴，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民族。
自西周起，戎族开始向东迁徙。至春秋时，戎族各部迁徙到了黄河流域的中游，甚至淮河流域。
戎族大迁徙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大约在周穆王时期。《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王（周穆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以东，遂迁戎于太原。”这里的太原指黄土高原的东部，即今晋和陕、豫的部分地区。
戎族第一次大迁徙，虽然是被迫的，但这次迁徙扩大了戎族的活动范围，与华夏族更接近了，对戎族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戎族第二次东迁是在两周相交之际，即随着周平王的东迁而发生的。即周平王末年，已经达于伊洛间（今河南省）。戎族第三次大规模迁徙是在晋惠公时期。晋惠公二十二年（前 638 年）活动于瓜州一带的允姓之戎，被秦人排挤、兼并，被迫离开住地向东迁徙，晋惠公诱其进入晋国境内，将其一部分安置于晋之“南鄙”，这部分戎也称姜戎；另一部分迁徙到伊川，仍称陆浑之戎；迁于阴地（秦岭东段伏牛山以北黄河一带）的戎称为阴戎。
这三次大迁徙，使戎族在春秋时期形成了四大分布区：在太原地区，即陕西东北、晋西北形成了一个戎族活动中心；在洛、泾、渭之间和整个泾、洛水流域，形成了一个戎族活动中心；在伊路（东洛水）之间，形成了第三个戎族活动中心；陇西是戎的发祥地，留居于此的戎族部落仍十分众多，即所谓西戎八国所在地，这是戎族的第四个分布区。此外，在河北北部还有北戎、山戎，在山东西部有己氏之戎，在淮河流域有徐戎，在湖北有卢戎等，都是大迁徙后散布到这些地方的个别部落。
在西周和春秋时期，戎族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这段历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周族的兴起与西周的灭亡，都与戎族有直接关系。
周族兴起于甘、陕之间，它的兴起与发展，与戎族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这件大事（指什么事？），正是诸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重大表演，是戎族曾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一个例证。
2.戎族在春秋争霸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晋之霸主地位能保持百年之久，得力于戎的支持。
秦国兴起于陇西，被人看作戎、狄之国。
从襄公开始，秦统治者大规模攻击西戎，经文公、宁公，连克戎之岐、亳，武公时西取戎之邽、冀等地。至穆公时，秦国势益盛，用由余之计，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至战国初，秦又灭义渠，占据今陕、宁、甘大片领土，对秦统一中原地区有重要意义。
总之，春秋时期的历史舞台上，戎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对整个春秋的历史有重大影响。
3.戎族为华夏族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西周至春秋时期，戎主要活动于中国西部，对开发西北广大地区做出了巨大贡献。从陇西高原、陕北高原到山西高原及豫西山地的广大黄土高原，许多地区都有戎族的足迹，他们在这里生息发展，是我国古代的开拓者之一。
戎族对促进华夏族的发展，促进汉族的形成，也起过重大的作用。西北一带的汉族，正是戎族部落与华夏族融合而形成的。因此，戎不仅是华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西北地区汉族形成过程中的一种积极推动力量，也是形成汉族的一个重要因素。
秦国自穆公霸西戎，已与戎建立了密切关系。到秦昭王时，秦有陇西、北地、上郡，更使这一带的戎接受秦法，逐渐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戎人虽未并入秦、晋，但或向北，或向西南，成为后来的匈奴、楼烦、白羊、羌、氐的一部分。到战国时期，除义渠等存在一段时间外，中国历史上曾显赫一时的强大民族——戎，就不存在了。
北狄在公元前 3 世纪以前，居住在蒙古草原南部和黄河流域北部，属于阿尔泰语系。
“狄”这一族名，可能就是后世“狄历”或“丁零”的简单音译，是由“Turk”的原音翻译来的。当时丁零酋帅的大姓有翟氏、鲜虞氏、洛氏、仇氏。其中以翟氏为最多，其次为鲜于氏。古代的“翟”与“狄”是互通的，从丁零的酋帅以翟为姓，便可证明“狄”之世系出自丁零或狄历。
狄最初主要分布在山陕高原及河北太行山的东麓，到春秋战国时始分布在华北平原以及河北省的北部和中部。
依《春秋》和“三传”（《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的记载，狄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赤狄，一种是白狄，一种是其他狄，称作“众狄”。狄为什么分赤和白，和他们的部落起源有关。公元前几世纪以前，蒙古草原牧民开始信仰“萨满术”，萨满巫师以青、赤、白、黑象征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赤狄指原来分布在草原南部的牧民，白狄指原来分布在草原西部的牧民。但到春秋时期，赤狄已经离开草原的南部而发展到太行山内，白狄已经离开草原的西部而发展到陕北高原了。赤狄之分布在太行山内距离草原南部为近，白狄之分布在陕北高原距离草原西部为近。
据甲骨文等文献记载，殷商时期，在今山西中部有“鬼方”，今内蒙古包头一带有“土方”，今河套至陕西北部无定河流域有“凵方”。殷商时的鬼方至春秋时为隗姓之狄。赤狄的首领姓隗，赤狄廧咎如的二女称“叔隗、季隗”，分布在山西中东部。“凵方”之“凵”，甲骨文学家对此音义尚无定说。从字形和方位言之，似即后世所谓圁水流域。《史记·匈奴列传》：“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圁水出汉代上郡白土县（横山县）西，东流入黄河，今总称为无定河。洛水即今陕西的洛河。春秋时的白狄居圁水与洛水之间，论其起源，殷商时的“凵方”似乎就是白狄的祖先。
春秋时期，晋国境内外非华夏的部族部落很多，其中占主要位置的是赤狄部落集团。据《春秋》记载，赤狄分三个部落集团：一个是潞氏集团，在今山西潞城区；一个是甲氏集团，在今河北鸡泽县；一个是留吁集团，在今山西屯留区。《左传》中记载有两个部落集团：一个是铎辰，在今山西长治；一个是墙咎如，初在晋国西边，后转徙于今河北魏县、元城一带。此外，杜预注《左传》时又增加了一个部落集团，即东山皋落氏，在今山西垣曲县北。以此知，赤狄部落乃集中分布在山西东南的太行山内和河北太行山余脉的西麓。
白狄的主要分布地在今陕西北部的陕北高原，但有一部分居住在山西的西部。
除了赤狄、白狄之外，晋国西北还有北戎。此外，在山西和河北的北部有代戎（在今山西大同一带）和无终（在今河北玉田县），河北西部的太行山麓有鲜虞（今河北正定县）、鼓（今河北晋州）、肥（今河北藁城），山西东部太行山内又有仇由（今山西盂县），等等。所有这些不属于赤狄、白狄范围之内的，依《春秋》经传的说法谓之“众狄”。
春秋以前，居住于晋国以北汾隰之间的北戎，就被晋兵驱逐到太行山内了。公元前 715 年（鲁隐公九年）至前 707 年（桓公六年）北戎东出太行，南下侵郑，伐齐，终于被郑、齐、周三国联军所平。到公元前 7 世纪中叶，他们同赤狄一道攻击中原各国。及赤狄灭亡，他们逃到山西的北部，入战国时为代国。
公元前 663 年至前 659 年（僖公元年）间，赤狄各部落不但组织了以潞子为首的部落联盟，而且出兵占领黎国（黎城在今山西长治西南黎侯岭），逐黎侯奔卫，并联合起兵东下征伐邢国和卫国。当时齐国的兵力很弱，与邢、卫有婚姻关系，出兵救邢安卫。赤狄乃于公元前 654（僖公六年）到前 636 年（僖公二十四年）南下灭温，侵卫，侵郑，并侵及周室的王畿。最后晋国出兵，阳樊（今河南济源）一战，戎狄大败，从此不敢南下和西侵。
戎狄在西南一路为晋军所挫后，乃于公元前 631 年（僖公二十九年）东渡黄河侵齐，跟着又侵卫（卫在楚邱，今河南滑县东 60 里），侵鲁及宋。
北狄部落联盟的范围是逐步扩大的。最初部落联盟的实力只限于太行山内的赤狄。至赤狄东出南下以后，在公元前 651 年（僖公九年）灭温，而齐侯与许国之君出兵伐北戎，可知在公元前 7 世纪中叶，赤狄与北戎已经联合在一起了。公元前 617 年，长狄伐齐伐鲁，鲁军于此役中获长狄侨如，以此知公元前 7 世纪末，赤狄与长狄亦联合在一起了。赤狄和白狄的联合似更早一些。
白狄与其他狄人部落在公元前 7 世纪中叶已经联合起来。公元前 654 年（僖公六年）前后，赤狄攻击晋之东南各国；此年及公元前 645 年（僖公十五年），白狄两次略地于晋国之西北部，公元前 631 至前 618 年间，赤狄与晋东南各国的战争达最高潮，陕北高原的白狄亦于前 628 年南下伐晋，兵入箕（今山西太俗县），史称“箕之役”。晋国大将先轸就是在此阵亡的。
公元前 629 年（僖公三十一年），列国局势陷于十分危险的时候，北狄部落联盟发生内乱，从此时起，赤狄、白狄联盟逐渐分离。赤狄、白狄从公元前 654 年结盟起，到前602 年分离，前后共 50 多年。
晋成公利用北狄的分裂，间离了赤狄与众狄的关系，从此众狄与晋国和解，遂使赤狄陷于孤立状态。最后于前 590 年灭狄。
赤狄被歼后，白狄亦陷于孤立。晋国在前 580 年败白狄于交刚（今陕西延安），至前 546 年白狄始附属于晋。
继赤、白狄或灭或降后，公元前 6 世纪中叶代之而起者，是以无终为首的众狄部落联盟。无终初建于河北省的北部，史称“山戎之国”。山戎被齐桓公所伐，无终遂西徙至山西北部的云中、代郡一带，与北戎合。公元前 542 年，晋于众狄间的战争爆发了，晋荀吴率兵攻无终及众狄于太原，众狄大败，无终的部落联盟因此溃散。
无终败，晋出兵攻击太行山以东的鲜虞部落联盟。鲜虞的都城在今河北省新乐，占领的地区很广，是当时最大的一个部落集团。春秋末年，鲜虞改称中山国，迁都于顾（或谓顾便是鼓，在今河北晋州）。公元前 408 年，魏文侯遣乐羊伐中山，三年而中山之都城顾始被拔。此后中山迁都于灵寿（今河北灵寿县），至公元前 295 年被赵所灭。从鲜虞之名初见于春秋起，至赵灭中山止，前后近 300 年。
大致说来，黄河流域北部的许多北狄部落，正由游牧生活向农牧生活转化，但定居的程度还不很一致。
《左传》云：“冀之北土，马之所生。”《管子》亦云，齐桓公擒狄王，“而骑寇始服”。由此知春秋时北狄不只有马，而且已经会骑马。但他们脱离了游牧生活后，马的产量逐渐减少，因而在打仗的时候，便只有步卒，没有马队了。大致言之，北狄刚由原始社会转入阶级社会，阶级剥削已经出现，但并没有进入奴隶所有制的社会。《礼记·王制》云：“北方曰狄，衣羽毛，不居，有不粒食者矣。”
《吕氏春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明中山国在风俗方面还保留着一些原始社会的残余：周威公问晋太史屠黍曰：“天下之国孰先亡？”曰：“晋先亡。”威公又问曰：“孰次之？”曰：“中山次之。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淫、好悲，其主不知恶。此亡国之道也。”居三年，中山果亡。生民有别就是阶级分明，男女有别也是周代封建社会的特征。而中山生民无别，就意味着阶级分化并不如华夏诸国明显。这正表明中山社会去原始社会未远，所以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社会的残余。
当然，北狄对于华夏文化的影响也是很多的。《列子·汤问》云：“北国之人鞨巾而裘，中国之人冠冕而裳。”此言北狄与中夏之服制有区别。《墨子·公孟》云：“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以此知晋国之人以狄服为服者很多。《诗经》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说者谓此为中国有骑马技术之始，然则北狄骑术在殷商时已传入周国。中国北方的牲畜有许多是经过北狄传入的。
那么，最后狄人到哪里去了呢？
顾炎武云：“《史记·匈奴列传》曰，晋北有林胡楼烦，燕北有东胡山戎，盖必时人因此名戎为胡。是以二国之人而概北方之种，一时之号而蒙千载之呼也。盖北狄之名胡自此始。”顾氏之意以为晋北和燕北古之所谓戎狄至战国以来皆变为胡。
公元前 2 世纪初，匈奴南下，楼烦与林胡皆被所并，其人遂役属于匈奴，而成为匈奴的组成部分。
太行山内外的赤狄部落联盟被击破后，赤狄的活动有些是历历可数的。《左传·宣公十六年》载，晋灭赤狄之后，“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曰：‘吾获狄土，子之功也。’”瓜衍之县在今何处，无法考证。桓子指征伐赤狄的主帅荀林父。狄臣千室给予荀林父，此四五千狄人成了晋国封建主的奴隶和农奴。赤狄联盟覆灭的同年大部分狄人已经融合于华夏。秦、汉、三国时的狄人，除了姓氏以外，已看不到他们有任何民族特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