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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在中国绝对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们鲜明生动、各有特点的形象早已在国人中生根发芽，深入人心。有文化的人应该都知道，唐僧玄奘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三个徒弟则都是虚构的文学形象，但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中国历史上还真有一个西行取经的“猪八戒”，他就生活在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国时期。
历史上的“猪八戒”姓朱名士行，法号八戒，是三国时魏国的一位高僧，他不平凡的人生和玄奘相比毫不逊色。
公元203年，正当曹操和袁绍的儿子们在河北地区杀得不可开交时，一个男婴在河南颍川（现在的许昌市）的一个朱姓贫穷家庭出生了，父母给他取名叫士行，希望他干吗吗行，做啥啥成，这个孩子就是日后的得道高僧朱八戒。
为了能有口饭吃，有件衣穿，家境贫寒的朱士行在少年时就出家为僧了。但他一直没有像印度僧人那样受戒，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编外和尚，没有举行正规的入行仪式，头顶上当然也就没有那代表身份的十二个金光闪闪的戒疤。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受过戒的僧人都是来自印度（当时叫天竺）的外国和尚。
朱士行的编外和尚一当就是三四十年，直到公元250年，曹操的重孙齐王曹芳当皇帝的时候，朱士行才得到了转正的机会。
这一年，魏国都城洛阳的佛教信徒们迎来了一位来自遥远的西方的尊贵客人，他就是印度高僧昙柯伽罗。昙柯伽罗此行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译经传道，一是剃度新人。
很快，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座戒坛在最早的寺院白马寺建立起来了，立志献身佛学的朱士行首先登坛受戒，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得到佛教总部认可的比丘僧人。
早在受戒之前，朱士行就已经致力于研读佛教经典了，成为戒度僧后，他开始专心解读研究《小品般若》，并且经常给信徒们讲经解惑。
几年之后，朱士行陷入了一个莫大的苦恼，因为他对《小品般若》的解读越深入，就越发现这部佛经有问题——不但有些词句意思模棱两可，令人费解，而且经常出现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况。
一心想攀登佛学高峰的朱士行对此深以为憾，当他听说西域有保存完整的梵文版的《大品经》（《小品般若》是《大品经》的一种简译本）时，就下定决心要排除万难去西域为东方的广大信徒求取真经。
公元260年，经过了长时间充分细致准备的朱士行，怀着满心热情一腔热血，独自一人踏上了西行取经的漫漫长路。
即使现在，从河南洛阳西上新疆西部也是一个让人有点发怵的畏途，三国时候的交通条件和如今相比无疑是有着天壤之别。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朱士行一路之上会遇到多少的艰难险阻和意外考验。朱士行的西行取经之路虽然不像《西游记》中所描绘的那样一路妖魔，惊心动魄，但对于没有坚定意志和必胜信心的人来说，那也绝对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心向佛的朱士行坚信世上本没有路，有人敢于走过就有了路。凭着对佛祖的忠诚和从小磨练成的韧劲，他在穿越了沙漠雪山，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到达了西域的佛经圣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于阗城（今新疆于田）。
按理说，既然已经到了佛经圣地，取经大业应该已经接近成功了，但是，朱士行却遇到了来自于阗僧人的巨大阻碍。
于阗的僧人虽然没有像如来佛身边的阿傩伽叶那样向取经人索要“人事”（贿赂也），却给朱士行造成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麻烦。
原来，当时在于阗盛行的是小乘佛教，而朱士行想要带回东土发扬光大的《大品经》是大乘佛教的经典，是信仰小乘佛教的于阗僧人眼中的异端。于是，于阗的僧人们开始了对朱士行的围追堵截，他们人多势众，来势汹汹，给朱士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朱士行只好采取“曲线取经”的方式，一方面表示自己要留在于阗研究佛经，一方面暗中为东传《大品经》做准备。直到二十年后的公元282年，《大品经》才在八十岁的朱士行安排下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成功送到洛阳，那时候历史已经由三国时代进入了大一统的晋王朝。
朱士行传到东土的《大品经》翻译之后立刻风行京华，凡有心讲习的都将之奉为圭臬。当时的中山国高僧派人到京城用绢布抄写，取回中山国时，中山王和僧众高举幢幡，出城四十里迎接，一时盛况空前，传为佳话。
完成取经大业后不久，心愿已了的朱士行眼望着遥远的东方，在几千里外的西域遗憾地病逝了。为了西行取经，他不但献出了自己的后半生，而且将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异国他乡……
朱士行凭借舍身求法的大无畏精神开创了西行取经的先河，在他的感召下，一百多年后，另一个取经人开始了西上印度的艰苦征程，这个人是东晋高僧法显，又过了二百多年，又一个取经人在长安踏上了印度之行的漫漫长路，这个人就是大唐高僧玄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