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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中秋节，妹妹夕莹死于急性痢疾。其时哥哥在学校寄宿，一月回家一次。那个周六哥哥回来，中途遇雨，一到家便打了一桶水急急地去洗脚。我跟着他。
“夕莹呢？我回来还没看到她，这个小家伙，我买了糖粒子，等下你们一起吃。”
“夕莹死了。”
“么里（什么）！”
哥哥从脚盆里跳出来，让我说怎么回事，随即要我立刻带他去夕莹坟上。到了那小小坟茔前，哥哥号哭着，双手拼命刨着坟上的泥巴，一会儿工夫，手指就出血了。哥哥全不顾，继续使劲刨，定要再看夕莹一眼。我泣不成声，从后面抱住哥哥，阻止他继续。
哥哥1932年出生在南京，五岁跟随父母到了湖南乡下。十二岁离家念书。十六岁，家中再拿不出钱供他上学，恰好乡政府需要文书，就弃学工作了。之后验上了空军，被母亲拉后腿没去成；考取了东北重工业统计单位，也没去成。
在乡政府干了一年后，当地招考医生和教师。父亲的观点是，哪朝哪代都需要医生与教师，这是两个最好的职业。学医要数年才学得出来，家里供不起；读师范则很快可以毕业工作，哥哥就去考了师范学校。十九岁那年成为乡村教师，从此当了一辈子教师。
十九岁的哥哥教书的地方在杨家祠堂小学，离家二十里路，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下午哥哥如兔子般奔跑在这条路上。中间有条田垄小路，两边都是水田。一日哥哥从学校回来，两条裤脚差点湿到了膝盖，裤腿卷得老高，一双赤脚，鞋子拿在手里。偏被母亲看见了，妈妈说：“这么大了还玩水？”
“不是玩水，是别人车水，我经过那里打湿了裤脚。”
妈妈说：“你也太老实了，请他们停一下，你过去后再车水不就行了。”
我和哥哥一起上山搞柴火，哥哥才红着脸告诉我，那条田垄路上有三个姑娘，天天在田里做事，看他经过就恶作剧，故意车水溅他，还不让他过。
我偷偷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妈妈说：“你去送趟哥哥，看她们是怎样欺侮你哥哥的。”
星期天下午哥哥要回学校了。我说：“哥哥我送你，我也想看看那三个姑娘。”
走了一半的路，哥哥说快到了。
我放慢脚步，故意落在哥哥后面很远，哥哥继续走着。哥哥一出现，就看见有三个姑娘野马一般从田里飚跑过来，弄得水花四溅全然不顾。她们对哥哥喊：“何里有才好看的男子人啊（怎么有这么好看的男子啊）！通世上（全世界）都冇看过！莫走咯样（这样）快，让我们多看下子啰。”
然后怂恿着那个最小的：“老三，快去和他谈爱。你好看，配得上。”
哥哥两脚如飞，落荒而逃。她们在他身后又喊又笑，重复着那些话：“冇看过咯好看的男子人（没看过这么好看的男子）！”
我追上哥哥，实在忍不住笑：“哥哥，她们有几喜欢你哦！”
“莫幸灾乐祸，我怕她们，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我都要经受她们的无理取闹。”
又到了星期六，哥哥回来的日子，我去接他，以免他再湿裤脚。走到那段田垄路时，田里没个人影，再走一会儿我就迎上了哥哥。
哥哥问我：“看到她们吗？”我说没有。我和哥哥挨着，边走边说着话。
那三个姑娘不知打哪儿冒出来，这次她们没追，听到其中一个说：“是老妹，蛮相像。”
我好奇地看着她们。三个姑娘一色男装打扮，黑衣黑裤。老大顶多二十出头，左眼有点瞟，算是破了点相。老二、老三都好看。老三就十六七岁样子，像野花一样清新美丽。
“她们挺好的。你若真喜欢当中哪个，何不请人去提亲呢？也许能谈成爱。”我笑着对哥哥说。
哥哥说：“莫笑我，谈什么爱，有机会我还想读书，上大学。不过她们真是能干，犁田、耙田、插禾、打禾都是她们，难道她们家里没有男劳力？”
哥哥长得着实英俊，白皙的皮肤像了妈妈，方正的脸膛像了爸爸，因是络腮胡子，腮帮子总是刮得青青的，这也添了他的英气。哥哥年轻健壮，憨厚腼腆。
回想起来，这一幕大概是哥哥艰辛人生中难得的轻松插曲。
哥哥教了几年书后，当了教导主任。他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不慎就得罪了一位公社李姓副社长。
副社长的侄儿是位民办教师，在哥哥学校教语文，字都识不得多少却也为人师表。有次哥哥听学生说，他把“灰尘”读成“灰尖”、“发髻”念成“发古”、“孕妇”读成“奶妇”。更有趣的是，学生们问他“七手八脚”是什么意思。他答说：“这句话的意思嘛，就是说四个人在一起，其中有一个残疾，只有一只手，这不就是七手八脚吗？”
哥哥知道了，像吞下只绿头苍蝇。某天便趁只有两人在时对他说：“晚上要备好课，不认识的字多翻字典。”最后说了一句，“不能误人子弟啊！”
这以后，李副社长碰到他就不再笑嘻嘻打招呼了，而是头抬得老高，旁若无人的样子。
不久哥哥就从这所小学调离了，调到一所离家更远的学校。
更大的灾难在后面等着他。
哥哥擅长画画写字，一日就被喊到公社出黑板报。有人要他在黑板上画个主席像，哥哥就画了。众人皆说好，只那位李副社长说嘴巴画大了，要他把嘴巴改小一点。哥哥不肯改，说由小改大可以，由大改小就改不了，只会越改越大。
李副社长马上翻脸了，说哥哥歪曲领袖形象。这可是天大的罪名，其时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起，造反派立刻把哥哥揪出来，作为“黑帮分子”批斗。
也是在那段时间收到妈妈的信，得知田四淹死，哥哥真是痛不欲生。回想这几年家人和自己的遭遇，母亲流落湖北，妹妹跑了江西，现在田四淹死，三弟失学，父亲、夕莹、锐弟则早已悲惨死去，真是家破人亡。现在自己又被打成黑帮分子，这一连串打击，铁打的汉子也难以承受。
哥哥是络腮胡，胡子疯长，两三天不刮就成了马克思。他有把老式剃刀，平时磨得锃亮，随时带在身边。
哥哥把剃刀掐出了汗，每天在生与死的边缘上苦苦挣扎。
一日造反派要给哥哥剃阴阳头。哥哥忽然来了勇气，麻利地从口袋里拿出剃刀，一下子打开：“黑帮分子也是人，你们不要太侮辱人了！谁给我剃阴阳头，我就和谁同归于尽。有种的来做个伴吧！”
哥哥双眼像要喷出火，声音大得吓人，人活到这个份上，真的要跟人拼命。
造反派还真被镇住了，不敢给哥哥剃阴阳头，还找了个原先和哥哥要好的老师一天到晚跟着他，怕出人命。
黑帮分子白天劳动，晚上，造反派采用车轮战术，通宵达旦逼着交代罪行。哥哥向党表示忠心，彻底坦白交代了自己的思想言行。然而，就是过不了关。他把自己多年前写的一首谁也不知道的诗也交代出来，以求早日解放。诗是这样的：
粉笔生涯足十春，
年华虚度倍伤心。
有志文章成泡影，
无端骨肉任飘零。
但愿诸生勤学业，
且凭造物主浮沉。
年年强作儿童乐，
都把闲愁付水滨。
造反派们就这首诗大做文章，说这诗是反动言论，是对社会主义不满的真实写照。
哥哥最终被以所谓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清除出了教师队伍，回农村劳动改造。
此时三弟杨宽（即《秋园》中的赔三）初中毕业，预备升入高中。读书这件事对杨宽来说几乎是轻车熟路，他有着超群的记忆力，还有画画的天赋，毕业考试考了全县第一名。
升高中需要乡政府出具家庭成分的证明。下着麻麻细雨的一天，杨宽撑着一把黄色油布伞去乡政府开证明。走到乡政府门口，迎面碰到季宝生，他问：“杨宽，你来干什么？”
“来乡政府开证明。”杨宽老老实实说。
季宝生跟随杨宽到了乡政府办公室。里面有个年轻的办事员，杨宽向他讲清来意，季宝生就抢着说，这家人家的情况我最清楚，这张证明我来帮你写。这办事员没有半点异议，季宝生进到另一个房间，出来时用一牛皮纸信封严严实实地封好了一封信，并交代杨宽，在家不能打开看，要直接交给学校。
路上杨宽已感觉事情的不妙，连伞都忘了撑，只想赶紧到家见到哥哥。把开证明的过程讲给哥哥听，哥哥说：“狗改不了吃屎，他不让我看我偏要看。”遂拆开牛皮信封，展信见上面写着：“该生父亲是旧官吏，哥哥是黑帮分子，母亲逃往湖北，姐姐逃跑江西，一家人对社会不满，思想反动。”
这封字迹如鸡爪般的信，说尽了我们一家的坏话。交上这样的证明信，杨宽还有高中读吗？
哥哥几下把信撕得稀烂，铁青的脸色好不吓人。
杨宽连初中毕业证都没去拿，就此离开了学校。他曾经所有的精神都专注在功课中，想当学者、当画家、当作家，他信心十足，对未来人生充满期待。所有这些，瞬间都成了泡影。杨宽没了精气神，走路耷拉个脑壳，脚在地上拖蹭。脾气变得暴躁，动不动把气撒在哥哥身上，动不动就歇斯底里，他的无名之火使哥哥过得十分辛苦。自己精神上担着重荷，还要面对宽弟带来的身心折磨，哥哥常常彻夜难眠。
未几，哥哥决定让杨宽去湖北妈妈那儿住些日子，既是让宽弟陪伴妈妈，也是让妈妈陪伴宽弟。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哥哥决定想法逃走。
深秋的一个傍晚，哥哥好不容易见到了和他要好的一个乡村医生——许明德医生，把想去江西找妹妹的事告诉了他。
许医生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越快越好！”
当晚许医生就帮哥哥逃出村子，连夜一直护送到平江，临别时，许医生给了哥哥五斤粮票、三块钱。
湖南的平江县紧挨我落户的江西永宁镇。两地尚未通车，哥哥决定步行去江西。
那时哥哥三十才出头，身体健壮，平时挑一百多斤的担子一点不费力。
一条从平江直通永宁镇的窄窄山路，两边挺立着密密匝匝的苍松和许多不知名的树木。在平江住一夜后，东方刚现出鱼肚白，哥哥就上路了。
先是一条漫长的缓坡，先丘陵而后小山，再就是大一点的山，慢慢地进入大山之中。山崖陡峭，沟壑纵横，走着走着只见云腾雾涌，树影绰约，仿佛是盘古开天辟地前那般的浑浊阴晦，说不尽的神秘。
雾慢慢退去，极目望去，远处的山，近处的山，高处的山，低处的山，山山绵延不绝。裸露的山石重重叠叠。他置身在崇山峻岭之中。
大山里的阳光真是金贵，中午过后才照进来。整个大山此时才豁然开朗，一道道白亮的光柱穿过树林射在山路上，使山路显得格外明亮。
山里的路很难估计。眼看对面一座山，似乎就在面前，走起来却很远。计划中午能到的，直到傍晚才到，望望四周，晚霞已将山峦涂成了橘红色。
真是望山跑死马啊！傍晚的大山显得格外寂静，寂静得让人恐怖。看四周，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鸟雀闹腾过一阵。时不时空中飞出一只羽毛鲜亮的大鸟。时不时传来野兽的嗥叫，在空寂的大山里引起阵阵回响。有时又听到灌木丛中呼地一响，不知什么东西一窜而过，使人兀自一惊。
第一天哥哥沿路没碰到一个人，看看太阳偏西，人已是疲惫不堪，心里好生紧张。他举目四望，忽然发现不远处的山顶上有几间小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鼓足劲儿朝那小屋奔去。
那是个小饭店，三间房里摆满了床，都是用木头架起来的。店主人告诉哥哥，平江到永宁镇只有这条山路，沿途有小饭店可供食宿。这些小饭店多是为那些挑脚的人开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平江与永宁镇之间运送东西全靠人挑）。
哥哥就这样一路走过来，有时还真能碰到两三个挑脚的。只要一碰到人，哥哥就赶紧问路。山里人心地好，每次总是详详细细地告诉，交代一遍又一遍，比长沙人好多了。
整整走了三天，终于走到了永宁镇。
见到哥哥的那一刻，我都不敢相信哥哥瘦得如此厉害，他已筋疲力尽。我赶紧接过哥哥的担子。
那时我还没工作，带着两个孩子靠丈夫负担。哥哥没住几天就自己找到一个离县城二十多里的小水大队落户当农民。哥哥有时会被生产队派到县城挑石灰，哥哥到县城总会给我挑担棍子柴来，足有七八十斤。
哥哥很快写信告诉母亲，他到了江西，在江西落户当农民，不打算回湖南了。半个月后的一天，杨宽从湖北赶来我这里，说妈妈要他来找哥哥。
哥哥带着宽弟另找了一处——黄田公社弯里大队——落户，那里离县城六七十里地，田多劳力少，正缺青壮年劳力。
弯里大队部是栋很大的房屋，内外三进，大大小小有几十间房，还有天井、大厅、堂屋，雕梁画栋。深山老林中有这样的房屋实在少见。后来得知，这里清朝时出了一个武举人，这大队部原是武举人的老家。
这座大屋住着七八户人家，奇怪的是，大都是单身汉和老两口，没儿没女。据说这山里的人喝了山里冰凉的山泉，不怀孕。也不知是否有科学道理。
山里的田土稀稀散散落在七梁八沟中，田很小，蓑衣、斗笠地却不少。每年栽一季水稻，产量低，大约每亩四百多斤。平时老表们上山砍竹子，砍树，劈成柴火挑到街上卖钱做零用。种的稻谷不够，就靠地里的红薯充饥，一年四季都是红薯饭，难得吃几次荤腥。
哥哥和三弟农忙时种田，农闲时上山砍木伐竹。要是遇到阴雨天山里雾气笼罩，十米之内看不清人。即使是大晴天，太阳也迟迟不能从树梢中升起。天黑得早，傍晚时分暮霭飘浮在半山腰，蚊虫叫个不停，真像欧阳修《醉翁亭记》中描写的“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
哥哥和三弟还有一项劳动就是挑石灰。山民们砍下嫩竹子，浸在石灰水里造纸，这也是当地农民一项收入来源。
一日，三弟和哥哥挑着石灰快到目的地时，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随即大雨倾盆。忽然一声霹雳，震得大地都在发抖，一个鲜红的火球直朝三弟滚来，幸亏三弟飞快躲开，否则就会触电身亡。这种极少见的球状闪电在地里乱滚，看得人吓出一身冷汗。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姗姗来迟，但也迅猛袭击了这闭塞的山村。首先有两户人家被下放到了弯里大队，一户据说是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独自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儿；另一户是对年轻夫妻，据说是“阶级异己分子”。他们在这里劳动改造，身份类似于劳改犯。
接着，大队里唯一的年轻老师被揪出来了，其罪名就是他的名字——“王者兴”，这不明摆着是要恢复封建制度吗？接着又有两户人家被揪了出来，一户是从浏阳来此地落户已有数年的人家，另一户是大队会计。据说前者是地主分子家庭，后者是贪污犯，都被揪出来，抄了家，被五花大绑地捆着在毒日头下晒。大队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换成了革命委员会的牌子，革委会的第一项革命工作就是破“四旧”，“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也没什么固定的标准，反正前清武举人的雕花木床被砸掉了。
哥哥的“底细”暂时无人知道，带着侥幸心理战战兢兢活着。不承想一年后，意外地接到湖南那边学校来的平反信，还催促哥哥回去，说将重新为他安排教职，并补发一年的工资。
哥哥就回去了，他被调到一所中学任教，补发了四百八十元钱。哥哥立刻从中抽出一百五十元寄我，那时这是个不小的数字。
哥哥回去不久即再次返回，接走了宽弟。
1977年，一日哥哥从学校一路气喘吁吁跑回来，杨宽正在田里做事，哥哥在田边大喊：“杨宽，莫做了，莫做了，恢复高考制度了，你赶紧去照个半身相，报名参加高考。”
杨宽头都懒得抬，说：“恢复高考，跟我何干，一个初中生，种了十一年田，以前学的都忘光了，还考大学，不要去丢脸。”
哥哥说：“机会难得，一定要去。还有两个月复习，你基础好，记性又好，说不定就考取了。连试都不试，怎么晓得考不起呢？”杨宽犟着就是不动，哥哥又气又急，走到田里把杨宽拽了上来。“走，去屋里换身衣服去照个半身相，全身好多泥巴。”
杨宽说：“不换，要去就这个样子去，否则我懒得去了。相照得再好，考不上还是考不上。”哥哥几乎是押着杨宽去照了相，又陪他去乡政府报了名，实在是怕他打退堂鼓。
后来杨宽考取了湖南师范学院，全公社只考取他一个。毕业后分在一所中学教书。
哥哥和我们谈起家常时，总离不开会说：“今生做对了一件事，就是逼着杨宽考了大学。”
哥哥后来就在中学教书到退休。
为陪伴母亲，哥哥选择了提前退休。那年母亲七十四岁，而哥哥也由壮年进入老年。时光就是如此不由分说，充满一种残酷的魔力。
生活是苦涩的，是孤独和寂寞的。哥哥生活中只剩下一个内容，就是陪伴母亲，这是他的责任和义务。周边连个志趣相投、能说上一点话的人都没有。哥哥英俊儒雅，永远不失彬彬有礼的风度，为人有几分矜持，骨子里则是过分的忠厚老实。
哥哥对于母亲，可以用一个“顺”字来概括。母亲的一言一行，即使是不对的，哥哥也不反抗，能顺则顺，从不因了自己的言行而伤害母亲。
八十岁以后，母亲体力大不如前，此时的母亲才算真正老了。冬天的晚上，哥哥帮母亲铺好被子，早早上好两个汤婆子，一头一个，把被窝焐得热烘烘的。母亲睡下，从心到身都是暖和的。
年龄大了，天不从人愿的地方便增多起来，一个晚上母亲要起床四五次小便。刚刚才入睡，睡暖和了，又得起来。哥哥为母亲准备了一个塑料桶当夜壶，起床第一件事便是走进母亲房间，看看母亲，再把塑料便桶提走，倒掉，洗好，放在茅房里。
我每次回家探亲，几点钟到，头天就告诉母亲，哥哥会在107国道一个岔路口的小站接我。
到了那天，哥哥是睡不成午觉的。母亲一遍一遍地催着哥哥去接我。母亲对哥哥说：“你慢慢走，到那里时间就差不多了，总不能让之骅等你，大包小包的东西，没看到你，她会着急的。”
哥哥说：“是四点半到，我四点动身就足够了，未必我走不过蜗牛。”
一贯通情达理的母亲，在这件事上显得十分固执。最终哥哥总是依了母亲。宁愿委屈自己，两点多钟就出发去接我，在小站坐上两个小时。
某年探亲回乡，一早起来，太阳灰蒙蒙的，午饭之后天上的乌云就忙着拱来拱去，你追我赶。慢慢地，天黑下来了，白日如夜晚。气温骤降，一阵狂风刮过，瓢泼大雨便哗哗而下。风猛力地呼啸着，吹得树枝发疯般摇来摆去。一家三个人，站在堂屋中间，望着门外风的呼啸、暴雨的肆虐，被这老天的威严震慑了。
哥哥说：“风轻是吟，风大是啸，这么大的风，这么大的雨，肯定又要吹落很多树叶在屋顶。这屋周围没树不行，不能挡风；有树也麻烦，下一次雨，刮一次风，就要请人上屋扫叶和检漏。”
他一副愁肠百转的样子。
母亲说：“今天你三弟是不能回来了。”哥哥说：“当然不会回来，住在学校里还安全些。”母亲说：“今天早些吃晚饭，早点上床睡觉。打雷，电视怕是看不成了。”哥哥说：“我把插头拔掉了，怕打雷打坏了电视机。”
母亲往厨房走去，哥哥立马跟了过去，每次母亲炒菜，哥哥一定会帮母亲烧火。我也跟了进去说：“我来烧火。”母亲说：“你是客人，还是哥哥烧吧。”我说：“我的手艺虽不如妈妈，今天还是我来炒菜吧，妈妈在旁边做个监工。”哥哥立马起身，在堂屋里拿把靠背椅进来，这是母亲的专用椅，上面垫了一块厚厚的海绵垫。哥哥把椅子放在自己身旁，说：“妈妈，做监工要有些派头才像，起码要高高在上，坐在那里看着我们做事。”
菜很快炒好了，苋菜一碗，嫩竹笋炒鸡蛋一碗，梅干菜蒸腊肉一碗，菠菜汤一碗。吃罢晚饭，雨仍下个不停，风仍然刮个没完。母亲说：“没有电视看，早点上床去看书。”
睡到半夜，感觉脸上有冰凉的东西，用手一摸，是雨水，透过蚊帐滴落下来。我推醒母亲，母亲打开灯，摸摸脸上，也有点湿。
母亲说：“是屋顶漏水了。快去拿脸盆接漏，楼上放了谷，打湿了就麻烦了。”
我麻利地走进厨房，拿了三个脸盆，母亲递过手电筒，我便把三个脸盆抱在胸口，腾出一只手扶着木楼梯，一步一步地爬上楼，打着手电筒，在楼上寻找漏雨的地方。终于找到了，把三个脸盆摆好，就能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
哥哥听到声音也起来了，开亮了电灯，去各个房间检查，居然发现电视机位置有很大的雨漏下来。哥哥说：“糟了，电视机打湿了。”想将电视机挪开，一下没挪动，我怕他闪着腰，赶紧说：“不用挪开，不用挪开。拿把伞撑开，盖在电视机上。”又拿块干布将电视机抹干。
这一接雨，把瞌睡全弄醒了，睡意全无，三个人站在堂屋里，眼睛向各个角落投去。哥哥说：“这生活有味道吧，够刺激吧，明天第一件事就是去请老三来扫树叶检漏。”
第二天，雨停了，太阳出来了，阳光照进木窗子，温柔地洒在尚还潮湿的地上。树木经过一夜洗礼，青翠欲滴，空气甜丝丝的。樟树上的三个喜鹊窝被风刮下来了，满禾坪落满了鸟窝的棍子，棍子上爬满喜鹊的白色粪便。几只大喜鹊站在樟树上叽叽喳喳悲惨地叫着，呼唤它们的孩子。
我和哥哥捡着鸟窝棍子，打扫着场院。哥哥悄声说：“真要想办法搬出去，我和妈妈都老了，一刮风，一下雨，对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就是不忍心对妈妈讲，妈妈太喜欢这里了，不想委屈她老人家。”
捡完鸟窝棍子，哥哥去后屋空地上扫树叶。这是围着房子的一条通道，有一米多宽，一边挨着房子的地基，一边挨着山坡。山坎很陡，坑洼不平，地上铺着厚厚一层红的绿的树叶。树叶上雨水未干，在阳光照耀下泛着辉光，踩上去滑溜溜的。坎上的树叶迟早还会掉到屋顶，干脆把它们扒下来，一起扫掉。哥哥一只脚踏在坎上，手里拿个竹耙子，尽量伸长胳膊去扒那些树叶。扒着扒着，这山坎忽地朝下一沉，是滑坡了。
哥哥被埋在一大堆泥巴里，直起腰子却动弹不得。坎上露出的新土面，面目狰狞。要是再来一下滑坡，非将他活埋不可。
哥哥开始喊人：“救命，快来人啦，救命啊。”不忍心大声喊，怕吓着我们，喊得那么斯文，我和母亲在坪里根本没听到。幸亏母亲去厨房拿火钳，好像听到哥哥的喊声，连忙跑过去看。
我和母亲到屋后的时候，哥哥脸色煞白，像根树桩样戳在一大堆泥巴里，正用双手一把一把地抓着泥巴往外丢。哥哥看见我们着急的样子，笑着说：“莫急，莫急，用锄头把泥巴扒开，我就出来了。”母亲笑骂道：“坎要垮了，还不晓得跑。”哥哥说：“我怎么晓得坎要垮。等我发现时，我就在这泥巴里了。”
我和母亲奋力扒着泥巴，终于把哥哥解救出来。哥哥腰以下的衣服上沾了厚厚的一层泥巴，他边走边跳，想把泥巴抖落，样子十分滑稽。
母亲去世后，我每天和哥哥通电话，把哥哥当成了母亲，尽诉记忆中母亲的点点滴滴。哥哥对我说：“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硬要想开些，妈妈不希望总看到你哭哭啼啼。”
没了母亲，我便没了回家的强烈愿望。2016年我回了一次家，放下行李冲上二楼，对着母亲遗像大哭一场。
一日早晨，我起床去哥哥屋里，他不在，我便下楼去找，正碰上哥哥拄着拐杖——中过一次风后他腿脚就不利索了——左手拿着一个不锈钢大茶缸。我问他：“这么早你干吗去了？”
“那个店的饺子味道不错，我想买碗饺子你吃。”
这次回家，我对哥哥认真讲了一件事。我说：“哥哥，我们迟早是要死的，就像你说的，没有不散的宴席，只是不知你先退席还是我先退席。”
哥哥说：“我是老大，按部就班也应该是我先走，这没得商量，谁也不能抢先。”
“如果是你先走，我不会回来送你，我不能目睹你离开的场面。我没看到你走，心里还始终能有个念想：我湖南还有个哥哥。哥哥，我是认真的，到时你不要盼望我回来啊！”
一日哥哥打电话给我：“之骅，今天我写了四个大字，准备粘在墙上。你猜，四个什么字？”“我还真猜不出来。”
哥哥说：“努力活着。”
我说：“哥哥，写得好，我们都应该好好活着。”
到了2017年，哥哥的病情急转直下，开始卧床，出门只能坐轮椅了。哥哥真正感觉到人无法与疾病抗衡，再努力也无济于事。他自知生命不会太长，过了一日少一日，又每一日都过得很不容易。那不是过日子，那是一种挣扎。
哥哥一生爱干净，他是油性皮肤，喜欢洗澡，洗澡时间还长。夏天，母亲老开玩笑，你们洗澡一定要抢在哥哥前，哥哥洗个澡像杀头猪那么久。
卧床之后，连洗澡都成了奢侈，这对哥哥打击很大。幸亏哥哥头脑清醒，能和我交谈，我每天给他打电话。
2018年4月上旬，我因膝盖半月板损伤引起疼痛，听了一个医生的话做了微创手术，这手术害得我痛不欲生，躺在床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天天望着天花板，这小小的手术带来的痛苦像拉橡皮筋样拉得老长老长。
正在这时候，4月29日收到侄子发来哥哥去世的噩耗，身体的疼痛与心灵的疼痛让整个人都木了。我竟然没怎么哭，只在家人群里发了一个消息，你们以后不要再提大舅舅。
人生之难，并非全是吃饭穿衣和日常开支，精神生活也占据同等重要的位置，当你的亲人一个一个离开你时，那刻骨铭心、椎心泣血的感受使人恍惚不知所措。
斯人已去，只留下他的一些字迹，搬到镇上去的那年，我回乡探望，哥哥为我写了一首诗：
一年一度老章程，
仆仆风尘万里行。
重游旧地乡情笃，
喜见新居笑语频。
扫地除尘迎骨肉，
捕鱼割肉宴亲人。
太平盛世风光好，
阖家团聚乐无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