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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对日抗战何以能够持久？日本的侵华战争又何以能够“以战养战”？货币战作为全面抗战时期两国经济对抗的主要形式，通过研究，我们不难从中发现诸多线索。抗战时期中日两国的货币战，实为两国政府经济智库的竞争，可谓武力战争中的“人谋”之战。战争末期，华北、华中沦陷区如同脱缰野马般的恶性通货膨胀，已完全超出了日本军政当局与傀儡政权对之操控的可能性。这场“战中之战”所带来的多元性、延续性影响，至今仍在中日学界的研究中回响。
迄今中国学界与日本学界关于战时日本对华货币战的调查与研究，均形成了丰富的成果，充分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对于两国学界深化中日战争史研究乃至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从成果出版或发表形式来看，我国学者以论文见长，而日本学者则以专著胜出，似乎说明我国学者对某些专题研究颇为着力，而日本学界则更注重体系化的研究。从研究取向来看，我国学界的成果较为强调货币战对于区域经济体系造成的负面影响，侧重于揭露军票、“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作为日本“征发”货币的傀儡性与工具性；而日本学界的成果则注重考察货币战对于日圆金融圈、“大东亚金融圈”、日本物资动员计划的综合性影响，侧重于研究军票、伪币、法币的价值与流通问题及其对战时中日贸易的实质性影响。在研究的技术方法上，两国学界均充分利用各种公私文献来解读货币战对于中日战争进程造成的影响。而一些日本学者倚靠经济学理论与模型，对沦陷区内恶性通货膨胀等问题深入分析，其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值得我们借鉴。
在肯定两国研究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一研究领域仍留有相当的空间，对中日货币战的追根溯源仍有充分的必要。在问题意识上，大致可归结为两大问题：
其一，货币战所依托的以日圆为中心的金融体系是如何形成的？中日学界似乎并未作专题性的考察。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伴随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日系通货及由日本军政当局扶植的傀儡货币广泛流通于日军占领区之内，这些货币与日圆维持着怎样的特殊关系？这些货币在沦陷区又是如何维持其流通、保持其价值的？又遭到怎样的抵抗？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我们从全局与宏观的视角去综合考察，也需要我们从区域与微观的视角去进行个案分析。
其二，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在中国沿海沿江口岸办厂兴业，迄抗战全面爆发之际，两国经济关系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日本军政当局在华推行的重大经济政策，由此具有双刃剑的性质。日本对华货币战究竟对其本国在华企业有何影响？这些日本在华企业在面对货币战时遭受何种损失？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这些日本在华企业面对货币战时又是如何抉择与应对的？亦不甚明了。通过解读战时日本在华企业内部档案，如经营文书等，似可发现一些端倪。
基于对学术前史的考察与总结，本书围绕以上两大问题而展开。我们希望了解货币战所依托的日圆金融圈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通过考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来分析其所独具的特征。此外，我们也关心日本在华企业与战时日本对华货币战之间的联系，希望从企业的视角去解析日本对华货币战的内部构造与运作机制。
除明确史实之外，本书作为一项基础研究，或许还具有一些其他意义，如通过实证研究，使我们对现代战争中的货币战形式与原理有较深入的体认；又如课题对未刊日本企业或经济组织内部档案的译介，或对学界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抗日战争史、外国企业在华扩张史有所助益。
然而，战时日圆金融圈确立、扩张、解体的历史过程极为复杂。我们应以区域货币之间的联动关系作为考察重点，才能更精准地理解这一庞大金融体系的实质；另一方面，日本在华企业从事的行业十分广泛，经营性质多元化、经营业务庞杂。在把握近代以来日本在华企业扩张史特质的基础上，我们将本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华中国策会社集团、上海日商纱厂集团，以及不同产业具有代表性的若干日商企业这四类，拟开展研究的具体内容如下：
从宏观、综观角度考察近代以来日圆金融圈确立、扩张与解体的历史过程。战时日本对华货币战所依托的载体，即近代以来伴随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而形成的日圆金融圈。日圆金融圈的确立、扩张与解体的历史过程，实质就是日圆的对外侵略史，而这一金融圈最主要的渗透对象，就是中国市场。日圆金融圈对中国市场的渗透，以日俄战争之后东北币制统一问题为开端，经抗战时期日本对东北、蒙疆、华北、华中与东南亚沦陷区的经济侵略而形成，最终以日本的战败、诸色傀儡银行被接收宣告解体。本书第一章的重点，在于分区域、分阶段地考察日本军政当局是如何将中国沦陷区的市场纳入日圆金融圈之内，从而使沦陷区的货币金融体系彻底从属并依附于日本的日圆金融体系的。作为一个系统、全面的考察，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对东南亚沦陷区开展的货币工作，也适当纳入本章研究范围。
从区域、微观视角对战时日本对华北的货币战进行再考察。“联银券”作为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内驱逐法币、抵抗边币的货币武器，是日圆金融圈中极具代表性的傀儡货币。以往学界的讨论多集中于“联银券”的汇兑集中制度、与日圆的等值联系等问题，不太关注“联银券”在华北沦陷区不同区域流通的张力及受到的阻力，尤其是来自中共抗日边区所发行的边币对其多形式的抵抗，从而具有将货币战“简单化”、“线条化”理解的倾向。本书第二章则利用战时日军华北方面军所编写的机密档案《治安工作经验蒐录》与华北沦陷区各地特务机关所编写的调查报告《联银券流通状况调查》，考察太平洋战争之前“联银券”在华北沦陷区不同区域基层流通及所遇阻力的情况。
揭示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战时日本对华北货币政策的关系。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形成一个资本雄厚、规模庞大的国策会社集团。1938年2月日本军政当局与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开办傀儡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日本军政当局的推动下，“联银券”成为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内部投资融资的“血液”。以往学界关于以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为首的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日本军政当局“联银券”价值维持工作之间的联系，鲜有专论。本书第三章希望利用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内部经营档案等资料，在这一领域有所推进，以揭示这一企业集团在日本对华北货币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本书附录的史料《联银券对策关系.住谷悌史资料》，系1940年前后日本军政当局为抑制“联银券”急剧贬值、华北恶性通货膨胀而采取各种对策的秘密文件，其中不仅揭露了日本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参与华北货币战的诸多内幕，对于我们了解1940年华中沦陷区的经济生态也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揭示华中国策会社集团与战时日本对华中货币政策的关系。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与华北沦陷区情况相似，华中沦陷区内亦形成一个资本雄厚、规模庞大的国策会社集团。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日两国对抗的形式从军事战开始向经济战转换。日本军政当局的对华方针也进入“长期建设”阶段，如何在华中沦陷区内巩固其殖民统治，成为日本军政当局面对的重要课题。货币战作为经济战的重要阵地，以华中振兴株式会社为首的华中国策会社集团自然参与其中。本书第四章利用日本军政当局政经档案与华中振兴株式会社企业内部经营文书等资料，揭示了其中内幕。
考察战时上海日商纱厂集团与日本在华中军票工作之间的互动关系。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分布于天津、青岛、上海、汉口的日商纱厂，是日本民间对华资本输出的“典范”。自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以来，上海日商纱厂集团首当其冲，内部交易均以法币结算，各会社也以法币缴纳各种税金。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日本军政当局为谋求最大经济利益，在华中沦陷区内推行军票工作。在此过程中，日本军政当局意识到上海日商纱厂累积大量法币资本，对于当时华中金融市场具有巨大影响力。为了利用日商纱厂的法币资源，日本军政当局先后于横滨正金银行设立“伊资金”等各种秘密账户，暗中操纵法币与军票之间汇率。在第五章中，本书希望利用日本在华棉纺织同业会内部文书及当时日本大藏省驻上海财务官相马敏夫的回忆录《华中通货回顾》，揭示上海日商纱厂集团与日本军政当局之间在货币关系上的隐秘联系。附录的同业会档案对重庆经济封锁与军票经济圈的确立、上海减产问题、○○少佐问题、埃及棉问题、在华纺织企业协助具体方案，是我们了解此层联系的重要史料，其中同业会大阪本部与上海支部往来的电报、信函中包含了日本在华中开展军票工作的诸多信息，对于我们了解1940年之际华中沦陷区内的经济生态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故而我们将此宗档案择要译介，以期较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
考察不同产业代表性企业对战时日本对华货币政策的因应。战时日本军政当局出台的各种对华货币政策，其形式波诡云谲、息变万千。既往学界关注这些政策，主要集中于日本军政当局上层的动向与决策，不太关注其施加于民间的影响。我们希望通过各种企业经营者的视角，考察通货变动对战时日本在华企业经营兴衰的影响。本书第六章将利用三菱经济研究所、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所藏18所大中小型企业的经营文书，以及日本政府对这些企业的指令文件等资料，考察这些企业所受日本对华货币政策之影响及其对之的因应。
需说明的是，日文中的“会社”在中文中一般译为“公司”，为了明确日商企业的汉字名称，本书一般对之不作转译，如“北支那開発株式会社”，则译作“华北开发株式会社”，而不译作“华北振兴有限公司”；日本货币单位“日圆”的书写为“円”，本书统一为“日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