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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的货币战，日本学界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在战争时代，即有不少关于此问题的专著面世，如今有村忠男《中国新通货工作论》
、斋藤荣三郎《大东亚共荣圈的通货工作》
与宫下忠雄《中国战时通货问题一斑》
等。这些著作是战时日本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观“战”的产物，其得以公开发行，从侧面说明研究并总结对华货币战的经验与“成果”颇为当时日本学界所重视。
然而，这些学者与战时中国学者的观点可谓南辕北辙。日本学者将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归咎于1935年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币制改革，宫下忠雄称，“币制改革是事变爆发的一个重大原因”。
斋藤荣三郎则更是完全站在军国主义的立场，将战时日本发动货币战的责任推卸于国民政府，“中国事变的导火索在于由法币引起的币制改革，由此中国采取彻底蔑视日本，转而依赖英国的态度，并对自己的力量过于自信”。
斋藤还看到战时日本对华货币政策对其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意义，为其“步步前进”高唱赞歌：
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运动，从1931年满洲事变以来即不断具体化，步步前进。在满洲国的珍贵经验，成为华北、蒙疆工作的最好教材，在华北、蒙疆的经验则又成为华中工作的珍贵基础。1941年12月8日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南方通货工作成为必须直面的最大课题，满洲、华北、蒙疆、华中的通货工作值得参考。过去所饱尝的苦涩经验，化为了取得明日胜利的良药。由此就需要我们再次冷静地检讨过去的通货工作。
斋藤在其著作中详细叙述了日本在伪满推行的币制改革、在日本操纵下华北伪中国联合储备银行的成立、日本对蒙疆货币政策的出台、华中军票工作与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运作、南方开发金库经营中的诸多内幕，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逐步构建“日圆经济圈”的历史脉络。但另一方面，齐藤也注意到了日本对华货币政策对其在华企业与商社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隐晦地表达了日本也为货币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日本军政当局的操纵下，1938年2月，华北傀儡政权成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作为战时日本军政当局的重要经济智库——日本东亚研究所，在其所编《华北通货·金融之调查》中，较为细致地考察了战时“联银券”通过汇兑集中制等手段对华北沦陷区内法币施行“驱逐”的战术。编者们站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上，对日伪当局利用“联银券”统一华北货币的金融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然而，他们也注意到了日伪所施行的这一汇兑集中制对于日本在华贸易商社造成不利影响，坦言道：“日本商人方面在华北上海间的汇兑结算，由于汇兑管理（集中制）完全变得不可能了……因此，日本方面商人向华北的出口也近乎杜绝”。
对于军票在华中沦陷区内的流通情况，当时的日本学者给予了高度关注。1937年11月，日军柳川部队于杭州湾登陆以后，日本军票于华中沦陷区内逐渐流通。今村忠男认为，中日甲午战争后，军票作为日军的“征发”货币，对于获取中国战地物资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他还强调军票在战地流通的合理性，为日本在华中、华南沦陷区内滥发军票寻求理论依据。
此外，与今村观点相同的还有除野信道的《中国事变军票论》
等著作。其中，清水善俊的《中国事变军票史》
对于后人研究战时日本在华发行军票的实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清水作为日军的“嘱托”（即特派工作人员），从军票工作参与者的角度披露了战时日本在华中、华南沦陷区内发行军票的全过程。他在著作中提供了大量日本军政当局维持军票价值的内部文件，使我们得以从中捕捉到日本运作货币战的诸多线索。然而，清水的著作很少涉及军配组合的情况，读者无法从中了解日本在华企业所生产的物资何以能够支撑军票流通的真实原因。宫下忠男在其著作中揭露了日本在华企业参与军票工作的隐秘联系，如华中沦陷区内的国策会社为了维持军票价值与流通，将“军方所供给的盐、米等其他必需品，铁路运费等其他公共事业费用等，要求仅限于军票支付”，而日本商社（洋行）则“为了确保并促进军票流通成立了物资配给组织，大丸、白木屋等百货商店的分店进入华中被占领的各都市，军方在当地成立物资交换所，通过军票将日用杂货卖出”等，
使我们得以了解军票工作中的诸多细节。
另一方面，战时日本学界对中国金融市场及“敌性”货币——法币的研究，也投入了相当的心力。小岛昌太郎考察了上海等地钱庄通过票据汇划来维持行业信用的惯习，指出中国金融存在“非近代”的特性。
对于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夜华北各种货币的流通以及列强在当地金融系统的经营损益情况，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进行了详尽的调查。该会社的调查部尤其关注1935年币制改革对于华北金融之影响，以及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天津等地汇市的变动情况。
吉田政治则考察了战时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在日美等国对华关系中的位相，分析了国民政府法币价值维持工作背后的国际因素，承认国民政府在抑制法币的发行量、扩大其流通、汇划制的创设上确实作出了一系列的努力。
战后，日本学界关于战时日本对华货币战的研究更为深入、全面、细致。日本大藏省编著的《昭和财政史Ⅳ：临时军事费》是战后日本第一部研究战时日本对殖民地金融政策的通史性著作，该书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日本对台湾、朝鲜、伪满、华北、华中沦陷区财政、货币金融政策的变迁及其与当地日军军费筹办之间的联系，然而在研究视角上偏重于政策层面，该书对货币在民间的流通情况则较少关注。
桑野仁的《战时通货工作史论》是战后日本学界系统考察战时日本对华货币政策的一部重要著作。桑野不仅考察了日本军政当局的华北“联银券”工作与华中军票工作的来龙去脉，分析了两者的成效与失败原因，还深入地批判了这两种货币的掠夺性。值得称道的是，桑野还具体考察了抗日根据地所发行的边币与“联银券”之间的货币战，强调了中共抗日政权在金融建设上作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绩。
原朗考察了日本对“大东亚共荣圈”中不同区域货币政策的特点，分析了华北与华中沦陷区内中日货币战的差异性。
大竹慎一的研究则侧重于通过计量学的方法考察战时环境下傀儡货币“联银券”、“中储券”的通货膨胀问题，以此捕捉日本对华北、华中沦陷区内施行金融统制在民间的影响。
多田井喜生所编的《占领地通货工作》
搜集了战时日本对华货币金融工作的重要史料，其中包括兴亚院编《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设立关系文书》、《主管重要决定事项》、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店编《军票价值维持对策与法币的崩溃》、大藏省驻上海财务官相马敏夫的回忆录《华中通货工作之回顾》、汪伪财政顾问青木一男编《华中通货方针案》等稀见日方公私文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然而，编者并未收入当时公开出版的日本经济类报纸杂志、日本在华商工会议所所报，以及日本在华企业文书等相关资料，故而仅能从上层政策或汇市变动的角度去揭示货币战的表象，而无法从微观层面捕捉日本对华货币战对日本在华经济团体或个体产生的影响。此外，在编写体例上，编者按时间线索对资料进行剪裁、编辑，这虽然有利于考察不同历史阶段日本对华货币政策的出台、运作之效果，然而编者并未兼顾日本对华金融政策的区域性，故而在区域划分上较为混乱，给人以庞杂之感。
岛崎久弥将日圆视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经济武器，对近代日本“円”的汇兑本位制及其演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以1878年日本第一银行进入朝鲜为肇始，直至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圆金融圈”的形成，作者详细考证了日本对殖民地、占领地所发行日圆（或与日圆联系的其他货币）的情况，指出日本军政当局不仅将日圆的发行作为确保日本对当地市场强势出口的补助手段，也将之视为获取当地各种权利及加强自身国防经济建设的策略。岛崎还指出，日圆最终伴随日军的武力侵略，又转化为掠夺当地资源的工具。
小林英夫是日本学界中较早将货币与物资联系起来考察日本对华货币战的学者，他特别提到了日本军政当局利用大量日商手中的物资以维持军票价值的内幕。
《战时华中的物资动员与军票》是迄今日本学界考察军票工作较为全面的一部著作，中村政则、高村直助、小林英夫、儿岛俊郎、久保亨、古厩忠夫等学者围绕日本军政当局在华中沦陷区内的军票工作，利用一桥大学所藏军配组合档案，详尽地考察了这一商品统制机构内部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情况，以及各种秘密账户对于日本军政当局维持军票价值所起的作用。
岩武照彦对近代中国各主要货币的发行史作了宏观全面的考察。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依附于各政权的货币相互展开激烈竞争，中国的币制最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归于统一。
岩武的著作试图探索中国经济因货币增发、物资供给不足而导致通货膨胀背后的规律，体现了他将货币金融史与经济史相结合，在方法论上的追求与突破。作者特别侧重分析中日货币战的构造，并从日方视角提出了货币战争的类型，主要包括利用货币直接攻击或防御（如傀儡政权货币的发行、禁止敌方货币的流通、回收及对之驱逐、禁止统制区域内金银的运出、外汇的获取等）、货币价值的维持、货币交换比价与汇率上的竞争等。然而，因该著考察的领域相当宽泛，其缺陷也正如作者所述，“在篇章构成的年次方面，并不太精确”，一些时段的划分不甚妥当。例如，对于伪满洲中央银行的成立及“满银券”的发行情况，多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的考察，而未深入分析该行成立与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关于东北货币金银本位制之争的联系，故而不能充分反映日伪政权发行傀儡货币的历史渊源与利益诉求。
柴田善雅以政策史与企业史相结合的双重研究视角，对日本企业在沦陷区内的经营活动进行了考察。值得注意的是，柴田对企业的性质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类，注意到了国策会社、日商纱厂、商社与在经营旨趣上的差异性，特别考察了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与华中振兴株式会社这两大国策会社的融资情况，着重分析了战时日本对华投资政策对这两家国策会社及相关子会社经营状况的影响。
柴田还对日本军政当局在中国沦陷区内推行的货币金融政策进行了综合考察。
他的研究较为关注日本军政当局与财界内部的竞争与矛盾，例如重点考察九一八事变前朝鲜银行与横滨正金银行在东北货币发行权上的竞争，大连重要物产交易所货币本位制问题的演变，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货币的金融统制视为日本对华货币战的起点等。然而，柴田的研究对于中日货币战，尤其是日系货币对东北官银号发行之杂币、国民政府发行之法币、中共抗日根据地发行之边币的打击与驱逐等内容则较少涉及。此外，柴田仅从日方视角考察了近代日本对华货币金融政策的变迁与区域性影响，不甚关注中方的回应与英美对之的观察与判断。
近年来，关于中日货币战的一些细节研究，如酒井晃对于日本侵华期间登户研究所法币伪造秘密工作的揭露等，
也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