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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全面抗战时期，我国学界已密切关注中日两国在货币金融战场上的角逐。至迟于1939年间，“货币战”这一概念已广为当时学界所接受。国民出版社所编《中日货币战》与马寅初等著《中日货币战》，两书同名，内容相似，均对日伪当局在沦陷区发行伪币、掠取物资的行径有所揭露，对国民政府设立中英平准基金、维持法币价值的重要意义有所申论，也都强调了法币能否于沦陷区内流通关乎中国抗战之命运。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有学者还探讨了日本军政当局利用军票与伪蒙疆银行券（简称“蒙疆券”）、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简称“联银券”）、华兴商业银行券（简称“华兴券”）、中央储备银行券（简称“中储券”）等日系货币、伪币于沦陷区内对法币的包围与驱逐政策以及国民政府的应对措施，指出“货币战实为敌我经济战中主力战”。
战时，我国学界对中日货币战的观察与研究完全基于抗战的现实意义。因时间仓促与写作条件的局限，在数据收集、资料运用上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战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我国学界从史学意义上对全面抗战时期的中日货币战进行了再研究。陈建智分析了战时国民政府的货币金融政策，认为国民政府除了使法币免于崩溃、货币金融体系得以维持外，其货币金融战政策可谓基本失败，给之以消极的评价。
赵学禹则对抗战时期日本对华货币政策的轨迹进行了考察，明确提出学界应注意研究日本在经济领域实行货币侵略的侧面。
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选题引起学界的关注，陆续发表了若干篇考察中日货币战的论文。
值得注意的是，戴建兵的专著对抗战时期中日货币战的诸种形态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基本勾勒出了战时不同阶段日本对华货币政策的演变。
经过一个阶段的研究，战时日本对华货币政策的来龙去脉变得更为清晰。进入21世纪后，这一选题的研究成果迭出。梁晨将日本发动对华货币战的时间上限界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取得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之后，并指出，日本在占领我国东北之后，其对华货币战之手段已臻成熟。
燕红忠则考察了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金融资本进入中国东北的详细过程，他还注意到清政府设立奉天官银号、铸造和发行小洋为主的铸币与小洋票等史实，以及由此引发中日双方围绕争夺东北货币发行权的内幕。
付丽颖、孙汉杰则将伪满货币制度的建立置于日本殖民货币体系中并加以考察，着重分析了横滨正金银行与朝鲜银行关于日本在东北发行货币的本位之争。
刘凤华则注意到了全面抗战初期日本军政当局利用朝鲜银行与河北省银行共同承担其侵华经费的活动，将之视为日本对华北货币政策的暂时过渡性措施。
曲振涛、张新知对近代以来日本在华银行及傀儡政权银行发行货币的时间、种类、面值、流通领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
关于日本对华货币战的形式，学界的研究亦有深入。姚会元将之分为“扩大日伪货币流通区域”、“套取中国外汇”、“抢夺中国金银”、“制造假币”、“实行通货膨胀”等五种形式。
此外，戴建兵还考察了日伪公债及日本控制下的国策会社的社债发行情况，指出这些债券与伪币的有机结合，是日本实现“以战养战”战略、进行对华货币战的重要手段。
学者们普遍认为，利用日系银行与傀儡政权银行对沦陷区内的金融加以统制，是日本军政当局对华开展货币战的主要策略。郑海呐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为考察对象，归纳了该行对华北金融施行统制的方式。
刘凤华则考察了战时横滨正金银行的融资情况，指出该行的融资对象主要是那些能够为日本培育战力的国策会社、统制机构与团体，她还进一步考察了战时横滨正金银行性质的变化，认为该行倾斜性的融资政策导致其逐渐脱离贸易金融机构的角色，而不断向殖民地银行的角色转变。
宋佩玉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横滨正金银行为代表的在华日资银行的殖民地银行性质大大加强。这些银行采取垄断的方式控制华中沦陷区内的金融市场，尽可能地为日军掠夺当地物资提供资金支持。
朱佩禧、董爱龄、郭思齐等学者对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原因与运营状况及其协助日本对华货币战的傀儡性进行了剖析。
张根福则对战时体制下汪伪政权金融统制的效果进行了分析，认为该政权虽然加强了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职能，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汪伪统治区内币制的“统一”，但这并没有摆脱日本对其之操控，其金融统制政策反使自身统治区内的财政趋于混乱，由此出现抗战后期物价飙涨的恶象。
军票是日本对华货币战的利器，其动向颇为学界所关注。黎霞、曹大臣、林晓光、孙辉、王万光、刘俊、陈正卿等学者对军票在沦陷区内的发行、流通状况及其影响进行了详致的考察。
王翔通过解读《海南岛三省联络会议决议事项抄录》这一稀见日方档案，考察了日本侵占海南岛期间强制推行军票的过程、手段与实质。
陆伟则利用战时日本兴亚院《秋元顺朝文书》这一重要史料，揭示了日本在华中沦陷区内所推行的货币金融政策的背后，存在兴亚院与军部的诸多矛盾。陆伟还指出，“中储券”出台的真实原因，系在伪华兴商业银行方案实际破产之后，兴亚院的“华中振兴会社法币利用”论与当地日军的“军票使用”论相持不下，最终由汪伪政府顾问青木一男所提出的伪中央储备银行方案为各方所妥协接受的结果。
陆伟还对日本维持军票价值的重要物资统制机构——华中军票交换用物资配给组合（简称“军配组合”）的运作机制、性质、特点、主要活动进行了披露。
观察战时法币动向的学者亦不在少数。齐春风注意到，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存在大规模的非正常法币流动现象，指出这是中日货币战所导致的结果。通过分析大量当时国民政府的档案与报刊，齐春风认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通过向国统区倾销物资的方式获取法币，进而套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则利用多种形式吸聚法币，进而抢购国统区的物资。齐春风将物资争夺战与货币战结合起来考察，使我们得以更为深刻地理解货币战的本质，其研究可谓别开生面。
然而，是否以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事件为分界点，似可作进一步考虑。此外，“联银券”、军票、“华兴券”对法币汇兑价值的削弱、流通区域的压缩，以及日本军政当局内部围绕是否利用法币展开的利益博弈，作者也并未详述。
台湾学者林美莉的《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是系统研究全面抗战时期中日货币战的重要专著。作者梳理了两岸学界已出版的关于抗战时期货币问题的相关史料与成果，将战时纷繁复杂的货币战现象分为国民政府法币与地方货币、沦陷区日系货币（日圆、鲜银券、台银券及军票）与傀儡政权货币（“联银券”“中储券”等）、中共边区各类边币与抗币三大问题加以讨论。她以法币势力的消长为中心，以历史阶段为脉络，对战时国、共、日伪三角货币战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应该说，对货币战中“三角”关系的考察，是以往我国学界不太关注的领域，作者通过解读大量当时国共报纸杂志关于货币问题的评论，在这一领域作出了相当的努力。然而，作者得出中共抗币对日伪政权货币的竞争，“其实即是法币对日伪政权货币竞争战线的延长”这一结论，值得商榷。
显然，这一结论来自作者以法币势力消长为主线索的研究取向。另一方面，作者对于日方资料的利用也较为薄弱，故而无法精确呈现日本军政当局利用“联银券”、军票、“中储券”对法币发动攻势的决策过程与真实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