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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历来被认为是民主治理的关键环节。一个开放的、面向参与者的、切实可行而又在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程序内运行的政党代表制，承担着使民主政府成为可能的责任。没有这样的政党，很难说存在民主政治。
政治评论家，包括学术圈内和学术圈外的，长期致力于描述和解释政党是如何被构建和动员起来的，以及它们满足有效治理需求的纲领性诉求的性质。在这方面，很多早先的研究值得特别提出。其中包括李普塞特和罗坎（Lipset and Rokkan, 1967）、拉巴隆巴拉和韦纳（LaPalombara and Weiner, 1966）、迪韦尔热（Duverger, 1954）和纽曼（Neumann,1956）。在最近几十年里，则有鲍威尔（Powell,1982）、哈默尔和简达（Harmel and Janda, 1982）、劳森和默克尔（Lawson and Merkl, 1988）、克林格曼（Klingemann et al. 1994）、道尔顿（Dalton et al. 1984）和李帕特（Lijphart, 1999）等。这一领域的探索十分丰富。以上所列举的只是已开展的重大研究的一个例证。
正如这些著作及其他大量著作指出的，就政党在议会、竞选活动、组织和动员民主的公民支持政策立场、用现实世界的话语开发和表达关于治理的系统性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来看，它们是有区别的。然而，不论它们的差异如何，民主政党在如何实现其在社会中的功能角色，以及在塑造民主的经验性特征的广泛影响方面，都具有许多共同之处。
政党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它们必须适应它们所在社会和环境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中，它们的活动更加广泛。尤其是在近几十年，这些变化——包括贸易、金融和市场的全球化；集体和多国的区域政治联盟的形成，如欧盟和北约；由电子媒体、互联网、手机及由此产生的对信息的高速获取所带来的信息革命；对以往传统和习惯构成威胁的交通、科技和民主的发展——已经累积起来，并且其影响具有综合性。这些变化虽然在类型上与政党以往必须适应的变化可能并无区别，而且其深度和广度可能不会更大，但就当代世界的许多变化而言，它们与政党相遇的节奏和政党要取得成功必须作出反应的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政党运行环境的许多变化并非来自政党之外，而是政党选择实施的政策或选择允许出现的政策的结果。因此，政党的变化部分地是由于政党创造了促进这些变化的环境。即使政党没有造成宗教信仰差异及阶级或地区差异，它们（或它们的领导人或创始人）仍选择使一些问题政治化，而使其他问题非政治化。政党虽然不会发明收音机、电视机或者互联网（尽管阿尔·戈尔歪曲地宣称政党促进了后者的发展），但作为管理者，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制定了决定各方行为的规则。
随着民主政府的广泛兴起，即亨廷顿（Huntington, 1991）所认为的“第三波”民主化的发展，一种不同的变化出现了。那就是，不仅民主政党和政党体制的数量增加了，而且这种增加是在与前几“波”民主化情况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发生的。“第三波”民主化的情况，除了得益于（或受制于）已经提及的影响老牌政党的环境外，还受到前所未有的国际监督和参与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像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研究所（International IDEA）、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IFES）和联合国这样的民主促进机构的影响。
在本书的相关章节中，有很多或模糊或清晰的政党模式。然而，从其中两个模式中得出的抽象概念，对于形成理论和研究议程具有特殊的影响，并且有助于解释最重要的变迁因素。这些模式主要来自爱泼斯坦（Epstein, 1967）关于欧洲和美国政党的分析。这也是早期有关政党比较研究的基础性研究之一。
爱泼斯坦比较了松散联合的美国政党联盟模式，或他所称的“多元化”政党体制，与更多的同欧洲有关的“纲领性”政党模式。二者的结果是不同的。爱泼斯坦宣称，同纲领性的、以群众为基础的欧洲大党相比，多元化的政党体制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政策和民主目的，更具有凝聚力和政策导向性，更有利于动员。其他学者对此有极为不同的评判。然而，大家都同意，政党在诸如竞选、政策制定和实施、人员和组织、资源基础及经费来源等方面，具有不同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党日益适应于自由市场竞争、以候选人为中心和聚焦于选举的政党体制观念。有迹象显示，欧洲政党，包括不同国家的政党和某一政党内部，已经以不同的变化速度朝这一方向转变。这种转型代表了欧洲政党在重点和理念上的重大功能和组织转换，这比结构松散的、以选举为核心的美国政党更甚。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对于两种类型的政党体制来说是明显不同的。它们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政党角色的持续性问题、政党与社会的关联度问题，以及在社会内部的相互作用问题。尤其是美国式的专注于选举的组织，鉴于其对大量非政党资金的依赖，它们不参与与竞选公职无直接关联的活动，政治联盟的分裂和由此导致的日益脱离选民，以及政党组织的分裂和（对候选人的）阿谀，往往会置许多在欧洲模式中被视为政党核心的功能于不顾。
爱泼斯坦（Epstein, 1967:357）认为，美国松散的结社模式具有非纲领性，它容许：
一个能够应对不同选举考虑的领导人，容许以交易或掮客的观点看待政治活动。政党或许仍与特定的政策和利益相联系，这大概是与大部分选民的习惯性选举模式相一致的，这在理论上被认为是保留了一种松散和随意的特性，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这样的政党，过去在寻求成员方面虽然得到资助，但是其致力于纲领的成员通常不是很多。掮客党（the brokerage party）……对于这样的成员而言是没有吸引力的……它无须通过大量的群众参与使项目和政策合法化。对于选举目的来说，头等重要的事情是干部组织。
这一方法与“阶级意识”的方法截然相反，它预先界定了欧洲模式中最显著的选举分歧，以及欧洲国家中群众动员型的、高度组织化表达的以及（至少在某些情况下）高度恩赐型的政党的定义。
这些维度揭示了不同政党体制在形式和运作上的根本区别，并在回溯近几十年来发生的广泛变迁方面具有起点作用。另一个较为重要的，比政党采取的实际形式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何种类型的政党更适合于广泛的社会整合、政治动员、政策代表、民主治理的目的，以及判断所有政党体制的最终标准。
爱泼斯坦（Epstein, 1967:357）认为：
从多元主义的角度看，松散的美国式政党更有利于实现民主目的。多元民主主义者反对有效性或合法性，甚至反对现代国家中多数选民在大量复杂问题上结成正式的联合。在单个问题上，或者在一系列问题上，可能存在各不相同的多数，但是这与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存在单一多数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多元主义者不能认识到，有成员组织或没有成员组织的纲领性政党的诉求代表了其在所有政策上的相关多数。多元主义者否认多数党诉求的背后，是其不信任多数阶级的利益，这也是强政党学派最简单的理论支撑。
这些论断可能是有争议的，而且是有广泛争议的。但是，以下共识具有特殊重要性，那就是，都认为政党的基本目标是服务于社会需要，都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不同的政党可以被设计来以更有效和更具创造性的方式服务于公共利益。因此，明白政治环境预示着政党的特征和角色，规定着有意设计的变化的边界，变得十分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变化的边界是受严格限制的，有关优先考虑的政党角色和模式的争论，对其政治代表的质量几乎没有终极影响。
几代政党学者都参与了对这些类型问题的讨论。然而，虽然有关民主表现的基本关切依然存在，但最近的研究，正如本书的一些章所显示的，证明了政党行为的影响力。它们倾向于将两种来源的政党与其社会根基分离开来。美国的政党已经发展为以竞选和候选人为导向的模式。欧洲的群众党，虽然总体上明显具有凝聚力和纲领性，但也开始表现出相似的趋势。两种体制下的议会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和选举党产生距离。这样的趋势会继续吗？如果会继续，那么，关于政党对民主政府运作的贡献的质量和全面性又能说些什么？这些都是目前政党研究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如上所述，本书各章将对这些问题做出分析。
政党被广泛认可的核心地位，以及政党变迁的显著范围和步伐，使得政党研究成为一个既重要又充满活力的领域。就像任何其他快速发展而又持续扩展的领域一样，政党文献也是极为广泛和迅速发展的，但在许多方面是不完整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邀请世界上许多出色的政党学者参与到这部《指南》写作中来，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提供一份有关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中曾经占有而且仍将占有突出地位的理论和方法的可靠而全面的总结。按照这一目标，本书提出了一份有关政党研究核心文献的简明“路线图”。虽然一本书不可能概括甚至引证所有对政党研究作出显著贡献的学者的思想，但本书的每一章都在尽量地总结和概括本领域研究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以及这种高水平是如何实现的。
另一个补充性的目的在于，对当前被定义为“顶尖”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进行鉴定。什么是学者们认为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什么是他们所认为的解决这些问题最有希望的途径？
总体来说，本书具有广泛比较的性质，这是由实际问题而非地理因素决定的。但是，就像很多其他的政治研究领域一样，政党研究也不得不正视“美国例外论”问题，这也影响了本书的结构。在一些分领域中，将美国作为一个个案加以研究，或者作为一个可望得到推广的发展的先驱，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在其他领域中，不论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还是由于文化或政治制度的原因，美国不适于和其他国家相提并论。对于这些领域，我们把美国列为单独的章来讨论。其他有特殊性的领域，我们也分章予以讨论。
鉴于主题的复杂性，组织有关政党的文献没有既定的路可走，因此，组织和安排后面的文章也无捷径可循。我们宁愿对它们进行简单的分组，将其置于含义广泛的标题之下。第一部分是与定义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什么是政党？政党从何而来？它们是如何被合并到对政治的理论解释中来的？政党如何适应民主理论的需要？我们是否能够对不同的政党和不同的政党类型加以分类？第二部分是关于政党的功能：政党是做什么的？它们是怎么做的？第三部分，政党是怎样组织的？政党组织是怎么变迁的？第四部分，政党与更广意义的社会是如何联系的？第五部分，政党怎样与国家相联系，国家怎样联系和管理政党？最后一部分，我们怎样看待政党最新的变化（媒体和网络时代的政党，欧盟的政党等）及它们的未来如何？
很显然，各章节的主题是重叠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不是针对不同的主题，而是从不同角度阐释同一个主题。在这一点上，它们反映了政党研究领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Dalton, Russell, Flanagan, Scott and Beck, Paul Allen (eds) (1984) Elector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uverger, Maurice (1954)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Wiley.
Epstein, Leon (1967) 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New York: Praeger.
Harmel, Robert and Janda, Kenneth (1982) Parties and Their Environments. New York: Longman.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Klingemann, Hans-Dieter, Hofferbert, Richard and Budge, Ian (1994) Parties, Policies and Democrac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LaPalombara, Joseph and Weiner, Myron (eds) (1966)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wson, Kay and Merkl, Peter (eds) (1988) When Parties Fail: Emerging Alternative Organiz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jphart, Arend (1999) Patterns of Democra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Lipset, Seymour Martin and Rokkan, Stein (eds) (1967)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New York: Free Press.
Neumann, Sigmund (ed.) (1956)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owell, G. Bingham, Jr. (1982)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