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忆恩师薪火传承

问 ： 您受业于我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刘崧生先生，他为南农农业经济学科与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刘崧生先生对您产生过哪些影响呢？

顾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当然首先是刘崧生先生，他在中国农经界是有口皆碑的，没有人对他不称道。他是中央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毕业的，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到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都学习过，最后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50年他毅然决然地回国，效力于我们农经系。 他当时完全可以留在美国，他的同学也曾劝他到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去做官，他不去。他有个中央大学研究生的同学叫谢森中，当时是台湾地区“中央银行”董事长，叫他到台湾去做官，他也不去。我觉得这很了不起，说明刘崧生先生很爱国。

他在1954年当了副系主任，当时系主任是刘庆云 先生，刘庆云先生是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回来的，也很有名，是中央大学民主党派的教授之一，他是民盟的。他年龄比较大了，不大问事，所以系里的主要工作由刘崧生先生负责。1963年，刘崧生先生担任系主任，一直当到1984年初我接任系主任，所以他差不多当了30年的系主任。

农经学科发展经历过许多曲折，在60年前，全国农经学术界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批判卜凯及其门徒的运动。1958年8月，中国农科院开了20天的全国农业经济讨论会，主题是“拔白旗，插红旗”，对“帝国主义分子”卜凯及其门徒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全面揭发和深刻批判。《人民日报》以“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上高举革命红旗　挖掉反动农业经济学的老根”为题，详细报道了这次会议。南农农经系也召开了批判会，我们大二学生参加旁听。当时被批判的“白旗”是系主任刘庆云教授，他曾经认为卜凯的理论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卜凯的研究方法和资料还是可用的。我记得当时批判的理由是：立场、观点、方法是统一的，而且，立场决定观点和方法，认为刘庆云先生实际上是在为卜凯的资产阶级理论辩护。同时被批的还有孙祖荫教授，批他的理由已经记不清了。因为反“右”运动已经结束，所以对被批判者没有戴政治帽子。如今60年过去了，是非早有公论。

20世纪60年代初，刘崧生先生负责主编了中国高等院校农业经济专业通用的第一本统编教材《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这是全国统编教材。“文革”期间，北京有一批人，包括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些学生，成立了一个叫做“砸烂农经系”的联络站，主张农业经济系就是搞修正主义，要把这个专业取消。刘崧生先生当然不同意，他恢复工作以后，和我们一起专门编了一个小册子，说明农经专业和学科的重要性、必要性，这也是他的一个贡献吧。因此可以这样评价，他是中国现当代农经学科的开创者、奠基人，是很了不起的人物。“文革”中，他受了这么大的冲击，“文革”刚结束甚至还没有完全结束，他就全身心地投入招生筹备和教育改革工作。我一生中，最崇拜的人就是他，他对我很好，也很提携，没有他的提携和培养，我也不可能有今天这小小的成就。

问 ： 刘崧生先生在农经界声望很高。

顾 ：因为学术圈的人，每个人都是有个性的，农经界也如此。农经界的人权威很多，像北京农业大学的安希伋教授、华中农业大学的沈达尊教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万建中教授（曾任西北农学院院长），他们都是农经界有名的人，他们对刘崧生先生没有一个不佩服的。刘崧生先生对农经界的团结和全国农经队伍的建设，可以说起到了重要的或者关键性的作用。刘崧生先生做学术和做人都是楷模。他1994年12月去世，在他去世以后，我们这些弟子为他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树了一座碑，在他逝世三周年之际塑了一尊铜像。

问 ： 就是在经济管理学院门口的铜像？

顾 ：对，这是树碑。塑铜像不容易，要经过批准，不能随便塑造。铜像揭幕的时候谁来的呢？有我们的老校友、时任省委副书记孙颔先生，南农的管恒禄书记，我，还有谁记不得了，一共四个人揭幕。第二件事是立传，出了一本书，叫《勉力奋耕——农业经济学家刘崧生》 ，是“当代江苏学人丛书”中的一本。其中有一篇我写的纪念文章《为了永久的纪念——追忆刘崧生先生》。还有王荣写的文章，王荣是他的博士生。第三件事是设基金，设立了“刘崧生农经教育发展基金”，刘崧生奖学金到现在还在发。概括而言，就是树碑、立传、设基金。

问 ： 这三件事情很有意义，可以弘扬刘崧生先生的光辉业绩。

顾 ：我担任的很多学术职务，都是继承他的。

问 ： 您曾任的重要学术职务有十多个。

顾 ：对，这些学术职务大部分都是他的职务，然后由他移交给我的。其中有几个职务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他是第二届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第一届没有设立农经学科评议组，第二届他就是召集人。第三届（1992—1997年）我是组员，召集人是南农校友、我的学长、沈阳农业大学校长朱道华先生。我是第四届（1998—2003年）学科评议组第一召集人 ，从第四届以后的第一召集人一直是南农人担任。

第五、第六届第一召集人是钟甫宁，第七届第一召集人是朱晶，这就是传承嘛！这是个很重要的职务，决定哪个学校能设立博士点。关键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由京外的人担任的很少，基本上都是京内的，这也充分说明刘崧生先生在农经界的权威性，而南农能够接班接下来，也说明大家对南农农经学科的认可。

第二个职务是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农业经济学科组负责人、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他是负责人，后来我是负责人。教指委主要评审决定委托谁主编全国统编教材，最后由农业出版社或者教育出版社来出版。

再就是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刘崧生先生是副会长，后来我继任副会长，再后来是钟甫宁，钟甫宁以后就不是我们南农人担任了。

还有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刘崧生先生那时候年纪大了没参加，我是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当农经组组长。这个职位也很重要，科技进步奖就是由科学技术委员会评选的。

综合起来，农经学科的建设、教材的建设、学会的建设、科技项目的评审，南农人都当过组长。

我还担任教育部全国重点学科评委会管理学科评审组副组长，组长是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汪应洛。这不光是农经学科，包含全国的管理学学科。

还有一个职务——中国农经系系主任联谊会，刘崧生先生是第一任会长，我是第二任会长。现在不知道这个联谊会还有没有，保留了相当长时间，钟甫宁之后还一直在活动。

我还要谈谈南农在江苏省经济学界的地位。刘崧生先生是第一任社科联副主席，主席是胡福明。第二任副主席是我，我当了十年，当了两届，从1989年到20世纪末。社科联是由100多个学会成立的一个联合会，起很重要的作用。我担任副主席，同时还兼江苏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经济学与管理学评审组组长。上世纪80年代，经济学与管理学合在一起，后来分开来了，我是管理学组长。2003年，我不当南农农经学科带头人还参加评审组，所以差不多评了二三十年。

还有江苏省农业经济学会，刘崧生先生是第一任会长，我当时是秘书长，后来他不当会长了，我当第二任会长，第三任会长是江苏省农林厅厅长刘立仁，我当了二三十年会长。

再有《江苏农村经济》刊物，刘崧生先生是第一任主编，我是第二任主编，我主编了20多年，现在也是核心期刊。

另外，江苏省教委职称评审组，我也当过经济学学科的组长，因为有部分学校没有评职称的资格，必须报到省里评审。我还参加江苏省重点学科、优秀学科带头人的评审。1995年，我自己也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学科带头人。江苏省省委组织部的“333工程”，我也曾是评审专家。我也是江苏省委的八个经济顾问之一。所以南农农经学科在教育部、农业部和省里面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学校的内部职务基本我也是继承刘崧生先生的，他是系主任，后来我当系主任；他是全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我也是学术委会员委员。他对后辈非常栽培，真的对我影响很大。

刘崧生先生为南农农经学科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文革”以后，中国农经学科的恢复与发展的大部分工作，包括教材、教学计划、研究生的培养方案等，都是刘崧生先生主持制定的，我也参与了。正因为刘崧生先生贡献巨大，我们南农农经学科在全国的地位一直比较高。

1989年，南农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获批国家重点学科，2001年，学科点经重新评审再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南农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2007年第二轮学科评估中排名第一，但在2013年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名次掉下去了，在2017年第四轮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和浙江大学并列第一，A ⁺ ，我很高兴，又上来了。2017年、2018年软科学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南农的农业经济管理排名都是第一。所以南农农经学科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地位，究其原因一个就是刘崧生先生那一代人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基业，在我这一辈基本上是继承保持了，到钟甫宁、朱晶他们那里，搞得更好，还在继续发扬壮大。

问 ： 还有其他印象深刻的老师吗？

顾 ：金融学院安放有陈本炤教授的铜像。陈本炤先生是我大学时的会计学老师，当时课程名是“人民公社会计核算”，他还给了我一个“优”的成绩。他笃学守诚、诲人不倦、爱生如子，作为教师党支部书记，和系主任刘崧生先生一起，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知遇之恩，我至今未忘。“三年困难时期”，我留校后即随同他带领农经系71、72班同学去溧水渔歌公社参加“整社”运动，与社员“三同”半年，他作为表率，鼓舞了我们师生能够共克时艰。“文革”时期，他由于担任副系主任，也受到冲击，和刘崧生先生、张周莱老师一起被诬为“小三家村”而受到批判。“文革”结束后，陈本炤先生无怨无悔，立即全身心投入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工作，在会计和金融学领域积极开拓进取。

1984年我担任系主任后，积极筹办新专业，陈本炤先生对金融专业的创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引进人才、教材建设、课程设置、实习基地建设以及学生毕业分配等各个环节上，陈本炤先生都发挥了主导作用。尤其是他利用在财政、金融界广泛的人脉关系和资源，为金融专业的建设和健康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陈本炤先生教学认真负责，讲课生动有趣，学生都喜欢听。最为感人的是，他所做的一切，事事处处，都在为别人着想，从不谋私利。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他中年丧妻，由于三子尚未成家，他一直未续弦，我曾去过他的住处，可以说他是家无长物，生活节俭。但是他对学生却是关怀备至、有求必应，尤其是每年毕业分配，他更是费尽心思，利用各种资源为毕业生找单位。此情此景，难以忘怀。

还有为“农产运销”教学科研贡献一生的许道夫教授。 我1957年就认识许道夫先生，那一年他被错划为右派。许道夫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后从英国牛津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国后在浙江大学农经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时来南农农经系，执教“农产运销”课程。他生性耿直，治学严谨，“文革”后摘帽平反恢复教职，和刘崧生先生一起招收了首批研究生，他的大弟子就是李岳云教授。他招收研究生的方向是农产运销，当时这方面的资料较少，许道夫先生此时已年逾古稀，但他根据自己积累的近百年来中国农业生产与贸易的资料，以带病之躯，呕心沥血，完成了《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一书的撰写，现被用做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许道夫先生因积劳成疾，于1989年离世。他病重期间，我和刘崧生先生去看望他，他仍然挂念着他尚未毕业的两位研究生，并嘱托我帮他继续带完。我遵嘱指导两位研究生的论文写作，最后两人均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完成了他的遗愿。他的两位研究生后来都事业有成，其中姜葵在江苏省农林厅任副厅级领导，刘凤军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也可以告慰许道夫先生在天之灵了。

刘书楷教授是“中国土地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我在南农读书时，他是我“中国经济地理”课程的任课老师，我的记分册上还有他的签名，这是我在大一时学习的第一门专业课。我第一次在课堂上听到“胡焕庸线”这个名词，印象很深，当时我就感到虽然中国地大物博，但是资源人口极不平衡，令人忧虑。毕业留校后，我也经常听到他的教诲，特别是在我担任系领导期间，他十分支持我，时常鼓励我开拓进取。刘书楷先生做学问的认真和刻苦，是我们的表率。他是出了名的读书迷，常常废寝忘食。刘崧生先生曾风趣地说：“刘书楷老师一旦与板凳结合，可以一天不分开。”刘书楷先生晚年仍然笔耕不辍，直到年逾八旬，仍然在指导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是我们永远的楷模。

大学期间有三位俄语老师给我们授课，印象最深的是周黎扬教授。他早年参加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脱党又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曾任驻苏联使馆武官，并和一位俄罗斯姑娘成婚，育有一子。解放前他曾因参加过共产党被反动政府逮捕入狱，解放后他又因曾为反动官僚而被关押审查，因属于历史问题，未予追究而重获自由。20世纪50年代初，他来南农教授俄语，虽说一生跌宕起伏，但最后还是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其后来的夫人兰毓芬女士在南农图书馆工作。改革开放后，他在苏联的儿子还曾经来探亲。周黎扬老师虽历经磨难，但性格开朗，为人谦和，讲课效果好，特别是“p”的卷舌音，发声清晰，我始终学不会。他在课堂上有时也会讲到自己的经历，但从不发牢骚，有时还会讲一些俄罗斯文学和风土人情，所以大家都喜欢听他的课。由于心态好和注意锻炼，他晚年经常在校园里散步，腰板笔挺，衣冠整洁，90多岁辞世。

温文尔雅的汪荫元教授是我统计学教学的引路人。我1960年留校在统计学教研室，在汪荫元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1961年我就走上了讲台。汪荫元先生身材修长，为人温和可亲。他1936年金陵大学农经系毕业留校任教，曾经是卜凯的助手，翻译过卜凯的《农场管理学》，并一直具体负责卜凯开创的全国农情和物价调查统计的汇总分析工作。汪荫元先生对中国农佃关系和农产价格颇有研究，其专著出版过多种版本。他对我的统计学教学工作十分关心，亲临教室听课，给予我许多具体指导和帮助。特别感人的是他为人十分谦和，我们同在一间办公室，每次我走到他的办公桌旁，作为前辈，他总是站起来微笑着与我谈话。后来我逐步体会到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礼貌，更是一种平等待人的教养，也就是对人的尊重。我发现当时农经系所有老先生都是这样待人的，我也逐渐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即与一个站立的人讲话时，自己也要站起来，无论是对前辈还是晚辈。我也常常以此事例教育学生，一定要平等待人。

还有徐燮教授。我留校后担任“统计学原理与农业统计学”课程的教学工作。为了打好基础，我先后花了两年时间旁听高等数学课程，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当时主讲高等数学的是徐燮教授。他教学经验丰富，又善于表达，板书也好，把枯燥的数学讲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他还是一个和蔼可亲又个性张扬的人。有一次他在黑板上演算一个定积分求面积的例题，中间写错了一个符号，结果面积等于负数，大家都笑了。他也觉得可笑，但并未生气，还自嘲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更引起哄堂大笑。当时教室集中在主楼，也没有休息室，每次课间休息，他就和学生在教室里闲聊，十分随和。但有时他会突然转过身去，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苹果，自顾自地吃起来，还自言自语：“补充一点维C。”大家忍俊不禁。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点点滴滴仍清晰地留在我记忆里。

甘太昌先生，一个勤勤恳恳、和蔼可亲而又默默无闻的人。甘太昌先生和汪荫元、孙祖荫、李㧑谦教授一样，是卜凯时代的农经人，数十年来一直在南农农经系担任行政管理工作。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把办公室的行政事务全部包下来。当时系里没有信箱，他每天把报纸、信件，还有粮票、油票、肉票之类送到我们每个教师手上，还要尊称一声某某先生，当时我作为年轻教师感到过意不去，有时说一声：“谢谢您，甘先生。”他会笑着说：“我就是为大家服务的。”的确，他内心的定位就是为教学人员服务的，所以很坦然。“文革”时期，他年龄较大，背“语录”比较困难，“忠字化”运动时，会有人打电话要对“毛主席语录”，记得有一次他在办公室突然喊叫：“你们快来接电话，我对不上‘毛主席语录’了。”我们赶紧过去解围。“文革”期间，流行饮水疗法、甩手疗法、鸡血疗法，甘先生很相信。他曾说，自从打了鸡血针以后，身轻如燕，骑自行车上坡从现在的五号门到牌坊都不用下车了。大概是信则灵吧！这样一个在行政岗位上辛劳一生的人，虽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伟业，但是在大家的记忆中都怀着感激之情，怀念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