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术研究硕果累累

问 ： 顾老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您进入学术成果产生的旺盛期，请您讲讲科研工作，有哪些成果以及如何获得的？

顾 ：我在科研方面做的工作，如果说有一点成绩，大概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农业技术经济，这方面我们南农做得比较早，从我的老师刘崧生先生就已经开始做研究了。我们强调什么呢？农业生产要讲究经济效果，就是任何技术措施必须能够增产，而且要能够增收，这个才有意义。这个思想刘崧生先生一直有。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就开始了研究工作，但是没有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批判，叫做“经济主义”，讲经济效果就是经济主义，经济主义就是反对政治挂帅。当时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要政治挂帅，怎么能讲经济效果呢？因此刘崧生先生这个研究思路刚刚开始，就受到批判夭折了。“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刘崧生先生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大概是1978年的时候，农经系成立了一个技术经济教研室，我是教研室主任，张景顺是副主任。

我在技术经济研究方面的第一篇论文《太湖地区耕作制度经济效果初探》，发表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群众论丛》也就是《江海学刊》，因为《江海学刊》在“文化大革命”时中断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恢复，一开始叫《群众论丛》。这篇文章有两方面的价值：第一个方面，运用生产函数这种数量分析模型来分析耕作制度，也就是用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耕作制度的经济效果。应该说在中国我们做得比较早，我不能说没有更早，但是我没有看到。从方法论角度应该说有所创新，这是理论上的意义。第二个方面，为江苏农业种植制度“三改二”的政府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70年代，苏南地区特别是苏锡常地区，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双季稻三熟制，就是两季稻加一季麦，这个产量比稻麦两熟制要高一点。所以有的人极力推崇这种耕作制度，认为双季稻是“革命稻”。我们调查了太湖地区也就是苏锡常地区13个县10年的资料，最早是1978年在无锡调查，调查了三年，1980年写出文章，1981年在《群众论丛》第1期发表。我们最后的结论是：第一，这种双季三熟制耕作制度虽然使农作物有所增产，但增产幅度并不大，而且米的品质下降了。第二，用工用本用肥大量增加，增加的收益抵偿不了增加的投入，而且这种耕作制度造成地力衰退、生态环境破坏。因此从经济效果的角度来讲，得不偿失，那么，这种耕作制度不是一种很好的耕作制度，应该要改变。这个结论和当时推行的政策不一样，引起一场辩论。当然这不仅仅是我这篇文章的功劳，不敢贪天之功，但这篇文章至少有具体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一般的议论。

问 ： 必须有科学的方法去验证。

顾 ：因为有实际的数据、量化的分析，这篇文章引起的反响比较大，所以后来双季稻制度很快就改变了。后续成果还有《江苏省太湖地区昆山县三熟制比例经济适合点问题的探讨》，刊载在《南京农学院学报》1981年第9期。1982年在全国性刊物《农业技术经济》上发表《徐淮地区施肥经济效益探讨》。关于耕作制度的研究，1984年获得江苏省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我的一系列文章都是围绕农业技术经济问题的，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还有一篇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农业科研投资重点确定的经济模型研究》，发表在《南京农业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这篇文章利用经济剩余原理建立了模型，实际上是定积分模型，然后研究投资的经济效益大小并进行比较。文章比较长，大概万把字。这篇文章为什么水平比较高呢？当时我们的学生樊胜根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他是在印度尼西亚做的。当时正好回国了，他介绍他们研究的情况，我们几乎与他们同时做的。他的研究在国际上是比较先进的，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农业科研投资经济效果。所以说我的这篇文章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方面有创新。

问 ： 您在国内农业技术经济研究领域做了开辟性的工作。

顾 ：这个学科过去在中国没有，国外有一个相近的学科叫农业生产经济学，偏重于微观分析、农场管理分析、生产函数分析等。我们把这套生产函数方法运用到技术经济研究领域，这个大概我们南农做得比较早吧，但不是我们一家做，中国农科院、北京农业大学也做了不少工作。我在1991年承担了农业部“八五”重点研究课题“农业科技利用的技术经济研究”，有五所院校参加，除南农经贸学院外，还有北京农业大学农经学院的贺锡苹、华南农业大学经贸学院的温思美、华中农业大学经贸学院的沈达尊、浙江农业大学经贸学院的老师等参加了研究。

《投入产出合理阶段分析的一个附加条件》是198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刊载于《农业技术经济》1984年第2期。这是我与南农数学教研室主任陈志渊教授合作的一篇论文，主要论述在投入产出分析中，纯收入最大的资源投入量存在于生产函数的第二阶段，要有一个附加条件即纯收益的非负性。此文发表后曾经引起同行的关注。此文的现实意义有三：一是经济命题如果能通过数学逻辑论证，就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二是经济问题首先要进行经济分析，数学论证是手段，不能本末倒置；三是经济学家应当具备一定的数学知识，如果不足，可以与数学家合作，以期互补。就像技术经济研究，研究者应当懂一些相关的技术，不可能精通，但可以与技术专家合作完成项目，这可能是一种常态。

我是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发起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在安徽开农业经济学会会议的时候，大家酝酿成立了“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刚开始隶属于农学会，20世纪90年代分离出来成为一级学会，会长当时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安希伋教授，他和刘崧生先生是同代人。刘崧生先生当副会长，后来我当副会长，现在周应恒当副会长。会长一般都是农业部或者中国农科院的人担任。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每年都开一次年会，最近这几年我年纪大了不大参加了。

2019年9月，在合肥召开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我受邀参加了。我和朱希刚教授还应黄季焜之邀，参加了一次学会部分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小聚。大家在热烈而又亲切的气氛中回望过去，畅想未来，纵论古今，谈笑风生，我也深受感染，谈了自己人生的点滴体会。看到了这些有思路、有情怀、有担当的新的学会中坚力量，我深信农业技术经济学会和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前景，一定会更加灿烂。

另外，1990年我还担任过全国统编教材、教育部“七五规划”教材《农业技术经济学》的主编。这本教材在1997年获得农业部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国家教委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我排名第一，张景顺、褚保金、徐翔等老师都参加了，我报了五个人。那一年我得了两个国家级二等奖，一个是这本教材，还有一个是“高层次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我可能说得有点过，就是感到自豪，同一年得两个国家级奖且都是教学成果奖，恐怕是少有的。

问 ： 《农业技术经济学》教材应该是奠基之作了。

顾 ：我是第一任主编，第二任主编是褚保金，第三任主编是孟令杰，孟令杰是我的研究生，现在到南京理工大学工作了。第四任主编，即现在的主编是周曙东，这本教材一直到现在都在用。我是主审，他们是主编，这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全国统编教材，应该说在全国教材建设方面我们还是有影响力的。所以，从研究成果、学会的建设、教材的建设几个方面来说，我们还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

问 ： 顾老师，您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什么？

顾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农业现代化。我在《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7期上发表了《论面向21世纪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十大关系》一文，后被《紫光阁》转载。

问 ： 这篇文章被好多刊物转载，影响很大。

顾 ：被《新华文摘》转载以后，很多刊物转载，其中最重要的刊物是中南海的《紫光阁》。这篇文章是我对农业现代化研究20年的总结。在国内我较早研究农业现代化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就开始涉足农业现代化研究。1978年，我在省委宣传部刊物《工农兵评论》上发表了《加速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高速度发展》一文，对农业现代化的概念、意义和内容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编者大概认为比较重要，放在卷首。

问 ： 是刊载在《工农兵评论》1978年第9期的第一篇文章。

顾 ：这个事比较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具体是在1978年2月，我和章宗礼合著出版了《谈谈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这是应江苏人民出版社经济室主任张渭英之约撰写的。背景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要重视发展经济，强调发展农业的重要性。1977年，张渭英约我写一本论述农业及其发展的书籍。我们大约花了一年时间完成书稿，经多次修改，终于在1978年出版。书里面有一节专门讲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在于机械化。这本书在语言表达方面难免有时代的烙印，如关于“农业学大寨”的论述等，但对于农业基础作用的阐述，其基本观点是成立的。那时书很便宜，这本书定价只有一毛五分钱。

1980年，我主编了《农业现代化问题》一书，参编有六七个人，包括当时南京农学院的宣传部部长顾振鸣。这本书主要论述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怎么去实现？特别是对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

从1978年到1997年，我对农业现代化问题研究了20年，1997年发表了《论面向21世纪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十大关系》一文。一是把我对于农业现代化研究的想法做一个归纳，二是我感觉农业现代化进程碰到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政策、制度的完善加以解决。这篇文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解决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要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包括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物质投入与科技投入、生产手段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与农民组织化、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等十大关系。当然，我认为这十个方面的问题是比较主要的问题，实际上农业的问题远远不止这十个方面。现在又过了20年，这些问题还依然存在，至少我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路，如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的问题等。

问 ： 顾老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关注中国农业现代化研究的呢？或者说您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是怎么样抓住社会的热点，去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呢？

顾 ：农业现代化研究需综合各种因素来考虑。一个是当时日本、美国、苏联农业现代化水平已经比较高了，在国外已经是一种潮流。当时国外的农业现代化大概有三种类型：一种类型像北美的加拿大、美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是以大规模机械化为主，有大型的拖拉机——康拜因等，苏联也是这样。另一种类型是集约型的，像日本这些亚洲国家，属于人多地少的国家，机械化偏重于园艺式的、小型的、万能的、多用的，适合于家庭农场。还有一种类型介于两者之间，像欧洲，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我国实际上两种都有。解放初期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是大型的，例如东北地区的国营农场，规模很大，一个条田几百亩，采用大型的康拜因，拖拉机是苏联的。南农江浦农场，拖拉机也是苏联的。这种大规模的机械化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像苏南地区，本来就有精耕细作的传统，农户经营规模也比较小，就不适合搞大规模农业，所以最早江苏引进的是日本的模式，无锡在“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就开始引进了。当时无锡东亭公社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机械化的水稻，引进日本雅马哈整套的水稻耕种机械，包括育秧、插秧、收割、脱粒等，全部机械化。“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曾经调查过江苏10个生产队。基于国外的经验与国内的典型实践，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农业不搞现代化、不搞机械化永远摆脱不了小农经济、小生产，也很难使农村走向富裕。这一点当时没多少争议，中央也开始号召全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关于农业现代化当时的一个基本框架是“小四化”，就是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它仅仅是生产手段的现代化，如果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应该包含四个方面。第一，生产手段的现代化，就是生产工具的现代化，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生产手段的现代化，就还是小农生产，劳动生产率不可能提高。这是最基础的一步，但仅仅有生产工具的现代化还不够，还必须与组织体制配套。这就是第二个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包括微观的制度，例如企业化的组织、市场化的组织；也包括宏观的制度，例如土地产权制度、农产品流通体制、农业投资体制之类。没有制度的现代化，生产手段的现代化很难生根下来，二者相辅相成。第三，还要有现代化的大市场、大工业、大社会，即社会现代化。如果还是就农业本身来谈现代化，是实现不了农业现代化的，必须要有工业的配合、城市的配合、城乡一体化，这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第四，观念的现代化，这是更高层次的现代化，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首先思想要解放，如果思想还是保守的，就像一家大的企业用小生产的方式去管理、用小农思想指导，那肯定要失败。实际上不光是农村组织，学校又何尝不是如此。我看现在很多大学水平的差别，不是楼盖少了，楼盖得都不差，实际上是思想观念的差别。

问 ： 这是您研究的第二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农业技术经济，第二个方面是农业现代化，第三个方面是关于什么呢？

顾 ：主要是关于农业经济管理方面。包括土地问题、农村的组织形式等，我们做了一些调查，也提出了一些模型。其中搞得比较好的是周曙东，他是农经77级学生，1978年3月入学，入学时只有17岁。我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为这届学生讲授“农业技术经济学”课程。周曙东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去牛津大学进修一年，后来跟我读博士，博士读到一半的时候，德国诺曼基金会有一个出国学习的指标，我推荐了他。他在德国吉森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又在南农做博士后，我是他博士后导师。他博士后做了整个农业经济的宏观模型研究，是一个动态模型。以往的很多模型都是静态的，静态的模型有什么缺点呢？条件一改变，模型就没用了，所以要建立一个动态模型。

现在因为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再复杂的模型解起来也不困难。但以前很难的，那时只有手摇计算机。我们帮江浦农场搞了一个规划，我记得数学教研室主任陈志渊教授和我们一起去搞的。大概有十几个未知数吧，搞的是线性规划模型，当时多少人算了多少天呢！现在软件都现成的，输进去几分钟结果就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了解它的原理，不能光依靠模型，尽管不一定动手去算。因为应用不一样的模型，结论、结果是不一样的。模型是一种工具，我经常给研究生这样讲：“对我们搞经济学的人来说，包括农业经济，包括技术经济，第一位还是经济，数量分析、数学模型是我们的工具，我们不能反客为主，为模型而搞模型，那就舍本逐末了。因为最好的模型也是近似地反映现实。”

另外，做研究，我有个态度，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革”刚结束，在刘崧生先生指导下，我们对江苏省10个高产量低成本的生产队以及农业机械化试点单位无锡东亭公社进行了调研。原来设想这10个队一定是机械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单位，调查结果令人大跌眼镜，这10个队都是人畜力为主，不搞机械化。原因很简单，人力密集型有利于精耕细作。当时生产门路狭窄，人工价格低廉，而机械成本很高，只有多用人力，才能降低生产费用。东亭公社的水稻机械化在政府支持和日本援助下水平很高，引进全套日本雅马哈设备，从整地、插秧、水肥管理到收获，都实现了机械化，但是很难推广。当时有一位农民对我说：“机器在田里干，我们在田头站，不能拿钱买清闲。”所以，在地少人多的地区，当农村劳动力没有转移出去以前，农业机械化是很难实现的，而且当时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我记得宜兴生产资料门市部的一位负责人说：“拖拉机一个零件要农民两担大米的钱，机械化也太贵了，花不起。”后来苏南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劳动力有出路了，农村经济富裕了，农业机械化才迅速发展起来。所以，凡事不能想当然，一定要深入调研，弄清前因后果，才有发言权。

问 ： 因为成果突出，您获得了中华农业科教奖。

顾 ：中华农业科教奖级别比较高，全校只有两个人获奖，一个是我，一个是盖钧镒。我和盖钧镒院士颇有渊源，他家在上海愚园路，靠近中山公园，我母亲和妹妹也住在愚园路，我回上海常常去他家，特别是“文革”期间，我们经常在一起纵论时事，交流看法。1998年，我和他同获中华农业科教奖，获奖金5万块钱。20世纪90年代，5万块钱的奖金很厉害了。2013年我评上“江苏社科名家”拿了20万奖金，那时候5万实际上比2013年的20万多多了。这里面还有个有趣的事。我当时没好意思去财务科领钱，就让我爱人去领，结果她回来告诉我，盖钧镒坐在对面，他们两个人面对面地、笑眯眯地数钱。

问 ： 顾老师，祝贺您获得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终身成就奖，请谈谈您的获奖感受。

顾 ：2018年岁末，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在长沙召开的年会上授予我“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终身成就奖”，我感到特别高兴。这是因为：其一，该奖是对我一生从事技术经济研究的肯定，我已年逾八旬，已离开科研第一线多年，但人们还记得我，确实令人高兴；其二，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是全国性的一级学会，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我过去获得的多项国家级和部省级教学、科研成果奖，都是我申报的，经过层层评审确定的，唯有这个奖是在我不知晓的情况下评选上的，因而更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肯定有人提名，不提名不可能评我，提名的人没有告诉我，到颁奖的前两天学会才告诉我获奖了，所以我毫无准备。本来安排我去领奖，因天气冷我就没去了，是我的学生孟令杰帮我把奖牌领回来的。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南农以及曾经和我一起参加研究的团队的荣誉。

问 ： 目前为止有多少人拿到终身成就奖？

顾 ：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第一次评，仅有两人得奖，另一个是朱希刚，曾任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的所长，也是南农校友，他1963年毕业于农机系，我们是好朋友。 h9zSDkNsIVxDJheZx5hh1XpljOiA7zjfM8+STMQizzxWz/ficp9A+Lq0seOiw4j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