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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 顾老师，“四清”结束从射阳回来，学校是什么情况？
顾 ：大约1966年7月，我们从射阳回来。学校在搞“斗、批、改”，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刘崧生先生是南京农学院第一个戴高帽子游街的。
问 ： 第一个戴高帽子游街的啊？
顾 ：反动学术权威嘛。说南农也有小“三家村”，即刘崧生、陈本炤、张周莱。刘崧生是农经系系主任，陈本炤是副系主任，张周莱是办公室主任。我记得在一次荒唐的批判会上，有人以刘崧生先生的笔记本中有“蒋山青，秦淮碧”的字句，认为这是为蒋家王朝招魂，并上纲上线。殊不知这是刘崧生先生抄录的元代诗人的诗句，并非他的自撰，但在当时情况下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刘崧生先生在“文革”期间被造反派关押在学生宿舍，经常与其他所谓的“牛鬼蛇神”一起接受批斗。他生性豁达，“文革”后并不过分介意，但有一件小事却难以释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教授与一般职工的工资差距较大，教授二三百元，助教四五十元。刘崧生先生生性慷慨，一般外出与青年教师或学生一起吃饭，都是他付钱。然而在“文革”中竟有人贴出大字报，说他是在拉拢、腐蚀青年。对于这种恶意中伤的行为，他感到很不可理解。
问 ： “文革”爆发，学校停课闹革命，您是什么状态？
顾 ：大概在1966年11月，我串联到北京。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一共接见了八次，我是倒数第二次被接见的。我们去了八九个人，自发的，我们自认为是革命教师。我们当中只有一个姓刘的老师是红卫兵，因为他是中农出身，是红卫兵中的黑字红卫兵，保守派的红卫兵。当时还没有被夺权，所以他那个红卫兵还管用。有一个红卫兵带领我们，我们就可以去了。
问 ： 您不是红卫兵？
顾 ：我不是。红卫兵必须是“红五类”，就是家庭出身好的。当时串联，吃饭不要钱，住宿不要钱，乘车不要钱，到处都有接待站，我们学校也有接待站，没有衣服穿可以发衣服。我们先串联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再串联到北京。从上海到北京乘火车也不要钱，反正挤上去就行了。挤到什么程度呢？整个车厢连厕所里都是人，要上厕所也不好上，没办法。那辆车也不正规，正好北京有一批被接见的红卫兵要出来，要让车，我们乘坐的火车就开开停停，从上海到北京开了五天五夜。那时是11月份，天已经很冷了，那个受罪呀！因为我们从窗子爬进爬出，农学系的陈鹤清老师穿的棉袄原本五个纽扣，到北京时只剩一个纽扣，四个纽扣没有了。
问 ： 你们上火车是爬进去的？
顾 ：人太多了，只能爬。也没有吃的，车到了一站，我们到车站搞一点水喝喝。从天津开往北京途中，到静海时实在饿得厉害，我和刘某两个人下火车。我们晓得火车停的时间不会短，就跑到农民家里去，跟人家说：“我给你粮票，你给我搞一点什么吃的。”人家给我们几个窝窝头，我们拿回来上车吃。到了北京以后就有得吃了，每个单位都有接待站，接待大串联的革命师生。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牛街（前门大街旁边的一条街）一所中专学校里面。我们等待接见等了二十几天，等的过程中解放军来给我们训练，因为接见的时候要走正步，训练了20天。
问 ： 组织得还挺严密的，到了北京以后有地方住，有得吃，还有人来训练。
顾 ：开始我们住在大礼堂里面，暖气不行就感冒了。因为他们多数人也出去串联了，少数人留守在校内，很多宿舍空着。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去找他们学校的老师，问他们：“你们的宿舍空着，能不能让我们住到宿舍里去？你们将来到南京串联住到我们南农，我们接待你们。”他们一听觉得挺好，我们八九个人就住到学生宿舍了。吃饭不要钱，但吃得很简单，就是大馒头大白菜，大白菜里面也没有肉，加一点粉丝什么玩意儿，天天吃那个，吃了20天。但是临接见前一天每人发半斤饼干、一个苹果，因为没地方吃饭了，出去以后就等着接见。接见那天，我们半夜就出发了，然后走到长安街的东面，等五六个小时才轮到我们走到长安街，到了天安门前。很有意思，到了天安门以后大家不走了，为什么？因为大家要看毛主席。
问 ： 看到了吗？
顾 ：看到了。“文革”期间，佩戴毛主席像章成为一个革命者的重要标志，像章种类很多，流行较广的如“毛主席去安源”“忠字化运动”“长江大桥通车”“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等，我当时收集了200多枚，几十年来大部分已散失，还有50多枚我认为比较精致的至今完好保存着。
问 ： 学校里面是什么情况？
顾 ：学校里面就是搞“斗、批、改”，批了不少人。学校里面还发生了武斗，武斗最厉害的是1967年。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以后，两派武斗的混乱状态基本上结束。结束以后叫大联合，大联合成立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然后成立“革委会”，“革委会”成立以后，工宣队、军宣队还在。
1967年到1971年，全校都到江浦农场进行“斗、批、改”，一边搞运动，一边参加劳动。我们全部集中住在那里，实际上还是搞大批判，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个时候两派斗争已经结束，但是大批判还没有停止。
问 ： 学生也在江浦农场劳动学习？
顾 ：学生也全在那里，学生到1969年才全部结束回卫岗，在江浦农场的最后一届是1969届。我记得吃饭以前先要背“老三篇”、背《毛主席语录》。在天比较冷时，“老三篇”背完以后饭都凉了。后来我们找到讨巧的办法，只背《毛主席语录》不背“老三篇”。
问 ： 为什么？
顾 ：《毛主席语录》比较短嘛。最讨巧是背最短的，像“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这句语录，背一句话就可以吃饭了。
问 ： 然后学校就搬到扬州去了？
顾 ：学校搬到扬州是1971年。我1975年才到扬州，1971年至1974年在省委写作小组。当时省委把一些大学里面，尤其是重点大学里面所谓“笔杆子”抽调到省委宣传部，成立一个写作小组，大概十几个人。我在那里面写了四年文章。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给《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写文章。我们被分成三个组：第一组是政治和哲学，第二组是经济，第三组是文化和文艺。写作组中几个有名的人，一个是第一组的刘林元，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他现在还健在。第三组一个有名的人叫潘震宙，是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后来做文化部副部长。我在第二组，实际上最后在《红旗》杂志发表的由我执笔的就一篇关于农业科学史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农业科学发展的源泉》。《红旗》杂志每一期有一个专栏叫《科学史研究》。这一篇是我和阎韬、刘林元三个人执笔，还有两个人参与，即李长年和胡锡文，两位老先生给我们做参谋。这篇文章写了六个月，我现在还保留着呢。当时我们有两个笔名，一个叫江虹，还有一个叫金枫。
问 ： 到扬州以后您是到农经系吗？因为苏北农学院的农经系和南农的农经系合并了，组建为江苏农学院农经系。
顾 ：因为我在省委写作小组呆过，所以1975年到扬州以后，我被安排到政工组，当时政工组组长是王树桐。政工组下设宣传和组织两个组，相当于现在学校的宣传部和组织部。我在宣传组，主要工作就是搞学习材料。
在江浦农场的时候，我也被王树桐调到政工组去搞学习材料。搞学习材料，我最担心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怕有错字。学习材料都是毛主席讲话或者最高指示、最新指示，或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文章，这个不会错。实际上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汇编，但是不能有错字。现在可以扫描，当时不能扫描，都是铅字排版，一个字一个字排出来。排字工人拿错一个字就错了，那很可怕。如果错了一个字就不得了。
我们资料在哪里印的呢？在7452厂，就是南京大学旁边部队的工厂。《毛泽东选集》就在那里印的，他们那里绝对不会印错，但是校对得我们自己来做。我很紧张，就请教印刷厂的人。我问：“《毛泽东选集》印出来怎么会没有错字呢？”他教给了我一个方法，他说：“你要有人。”我说：“人没有问题。”学校当时不上课，人有的是，我在政工组，叫哪个教师来协助我工作，他们都愿意来。那时政工组既管组织也管宣传，还是有点权威的。怎么做呢？清样出来以后，1个人念，3个人对原稿，30个人拿着30份样稿看。3个人监督念的人，看他有没有念错；30个人听他念，看打出来的样稿有没有错字，那肯定念一遍就准，绝对没有问题。如果有一个字错总有一个人看出来吧，不会30个人都看不出来，所以这个经验很好。自从我采取这个方法以后，就没有出现错字，但是这个方法要花人工。
到扬州以后，我们宣传组管什么事呢？一是管学习材料，二是管放电影。每个礼拜都要放一场电影，都是最新的电影，而且江苏农学院的礼堂是扬州最好的礼堂，当然现在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当时在扬州出名了，全扬州的人都希望到江苏农学院来看电影，一票难求。
我在江苏农学院做了两年政治宣传工作，1977年招生以后，我要求回农经系当教师，于是就回农经系了。然后1979年南农复校，搬回南京了。从扬州回来恢复的第一个系就是农经系。
问 ： 当时搬迁的情况您还有印象吗？
顾 ：当然记得了，当时没什么东西，就是一张床，我唯一的财产是五斗橱，橱还是我爱人从她家里带来的东西。床是学校的，板凳也是学校的，我现在还留着三张学校的板凳做纪念，上面都有号码。回来时，就像下放的人从农村回来差不多。我们去的时候也像下放，东西一拎大客车一拉就走了。
刚回来时，主楼还没全部收回，好多外单位占领了校园，甚至还有卫星地面站。最早占领南农卫岗校园的第一批人是谁呢？是文艺单位。我们1971年到扬州以后，文艺界在这里搞“斗、批、改”，他们也每天开会、批判、搞劳动。文艺界的人劳动肯定不行，所以那时候形容文艺界的人在这劳动，戏称“黛玉葬花”“董永锄禾”。然后省委党校搬来，我们要感谢省委党校，它来了以后别的单位就进不来了，给我们保留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校园。如果是小单位进来，恐怕很难迁走。由于校园内有些被占的校舍尚未归还，农经系教师和行政办公室挤在主楼二楼有两三年时间，直到校舍归还才搬到教二楼。
问 ： 不过南农有些地方还是被占了。
顾 ：反“右”“拔白旗，插红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从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的政治运动，我大部分都经历过。我感觉在政治运动里面把握自己的方向很不容易，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不祈求在这里面抛头露面，我绝不捞什么好处。但我也不能挨整，我要密切地注意阶级斗争动向，要掌握自己，避免被批判。我不想做动力，我也不想做批判的对象，所以一路半逍遥状态走过来。
“文化大革命”因为反复太多，只要你有私心，你一定会掉进去。如果你想从中捞取什么，这次没看准，下一次运动又翻过来，你认为看准了，然后你就表演了，但再翻过来，你就挨批斗了，反复太多。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有句话就是“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有的人总是受蒙蔽，其实他不是真正受蒙蔽，而是想从中捞取什么好处，表现一下自己，那下一次就轮到他被批判了。
那时我看了很多书，特别是在省委写作组期间。我们开始在建邺路那里的省委党校，虽然省委党校已经停办，但校内图书馆对我们开放。省委宣传部的图书馆也对我们开放，别人不能进去，我们可以看任何书。我和蒋青萍去北京《红旗》杂志社送稿改稿时，住在沙滩北街2号中宣部大院内，那里面也有个图书馆，我们都可以随便看书。所以那四五年里我看了大量的书。一个是本身写作的需要，另外一个是反正空闲，没有事。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基本上没有做积极分子，我也没有被批斗，当时我也还年轻，基本上处于这个状态过来的。
问 ： 顾老师，您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能看透，很有智慧。
顾 ：1967年10月，中央号召要复课闹革命，我自告奋勇，我愿意参加教育革命调查，也就是搞调查研究。我带了几个学生在江浦汤泉人民公社住了大半年，去帮他们搞“四五”规划，从测量开始，测地形地貌，去规划一个大队怎么发展经济，发展生产。成立“革委会”时我回来了，两派斗争的时候我基本上不在。后来我和王万茂等老师带了一帮学生，到外面去调查。我们到洪泾大队，就是学“毛选”的模范大队去调查过，到上海农村也调查过，了解了不少农村的实际情况，收集了很多材料。
总体上来说，在我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1977年，也就是30—40岁这个黄金时期，我在学术上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