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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 您为什么毕业后选择留校任教呢？
顾 ：可能是我成绩还可以，因为我四年大学各门考试成绩全优。当时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考试，一类是考查。考试的成绩分为优、良、及格和不及格，考查分为合格、不合格。我考试全部是优，考查全部合格，就是全优生。我还参加了南京农学院的群英大会，这说明我成绩好。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在读书期间帮助一些老师做过科研，帮助学校里写过一些材料，大概他们认为我能写。大学时期我在校报上发表过三篇短文：其一，《学耕田》，这是1958年3月在涟水县五星三社劳动锻炼的情景，是一篇记叙文；其二，《我们对统计工作发生了感情》，这是1960年在东辛农场实习时的感受，是一篇心得体会，我与陈子诚同学合作撰写的；其三，《试论自由与纪律》，是一篇议论文。大学阶段，我写过不少短文，还有诗歌和微小说，现在看来很肤浅，但我当时确有文学梦。有一次，一位当时较有名气的作家、我的表兄梅汝恺对我说，你的形象思维太差，理论思维还可以，搞文学是没有前途的。从此我也就断了文学梦，一门心思努力学习农业经济学。
当时主张我留校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刘崧生先生，他是系主任；一位是陈本炤先生，他是教师党支部书记，是会计学教授。他们两人对我非常器重。
关于是否留校，我征求过我姑父的意见，他的建议是留校。我姑父是江苏省农科院粮食研究所的所长，叫梅藉芳
，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江苏省农科院位于孝陵卫，离南京农学院很近。读书期间，我经常到姑父家去蹭饭，基本每个礼拜天都去，平时也会去。我问他：“我将来毕业以后做什么比较好？”当时有三个去处：一个是留校做教学工作；另一个到科研单位；还有一个到机关。这三个地方，机关我是不太想去的。然后我问他：“科研单位和教学单位哪个更好一点？”他赞成到教学单位。我受他影响，积极争取留校，最后留下来了。
和我一起留校的还有好几位。一位是杨德祥，他是我同班同学，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我当过一任班长。当时我们班有三个领导人，叫“班三角”：团支部书记管政治学习、思想工作，管理的人是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班长管学习，负责管课代表，每门课都有课代表；还有班主席，管生活委员、体育委员、文艺委员。一起留校的还有一位叫谢仰钦，后来调到江西去了。再有一位叫章宗礼，在学校马列室。
问 ： 顾老师，请您谈谈留校初期的工作情况。
顾 ：留校以后，我在统计学教研室，主要的教学和研究方向是“统计学原理与农业统计学”。我过去在松江工作的时候对这个方面有一点基础，而且我对数量分析也很有兴趣，所以就承担这个课程的教学任务。我教了好几届，从1961年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给1965年进校的学生也上过课。“文革”期间基本不上课，但有一段时间复课闹革命，我又上了一段时间。我曾经考过统计学研究生，准备到西北农学院学习，表都填好了，准备去了，恰好“文革”开始了，就没去成，如果去的话我可能就不在南农了。
作为年轻教师，我除了上课以外，还带学生实习，包括到农村调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我1960年毕业，张景顺老师1961年毕业，他们毕业实习在溧水县渔歌人民公社，我就和他们一起去了。1962年毕业留校的有周有忠，曾任副校长，现在还健在。1963年毕业留校的是刘葆金老师，1964年没有毕业生留校，1965年毕业留校的是吴玉林老师，1966年没有毕业生留校，1967年毕业留校的是李岳云老师。他们这几届我都带过实习。
问 ： 您带他们实习，主要做什么呢？
顾 ：我们主要搞统计调查。我记得当时每年都到句容、溧阳两个县搞年报。在年终的时候，每个县、每个乡、每个村都要搞生产报表，反映这一年生产的成绩等。我们老师把学生带过去，分配到各个乡，帮乡里一起搞统计调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整理成一个统计分析报告。
问 ： 现在经济管理学院的学生应该不下乡搞这种统计调查了吧？
顾 ：现在好像下去比较少，那个时候每年都要下去，一年好几次。还有一个是到江浦农场，我每年在夏收夏种的时候，都要到江浦农场去。那时候是拖拉机收割，每天要报进度，分析机械运行的情况。徐毅文跟吴玉林同届，他们那一届就在江浦农场实习，我带他们去的。
问 ： 您带学生帮着做农业生产方面的统计工作？
顾 ：做农业机械化统计分析，就是对作业的进度、效率、产量等进行统计分析，每天要分析进度。基于实践之上的理论思考，我撰写了论文《关于统计学的对象》，发表在《江海学刊》1962年第10期，这篇文章当时是有点影响的。我刚大学毕业，就能在这样一个比较高级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这很不容易，即使现在在《江海学刊》上发表文章，也不太容易。这篇文章首先在经济学会年会上提出来，当时在学会上提出来的有两篇统计学文章，一篇是我的《关于统计学的对象》，还有一篇是南京大学统计学教授孙本文的文章。后来我的文章在《江海学刊》上发表，有8000字，是比较长的文章，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
1964年，我有幸参加了华罗庚在南京举办的“统筹法”和“优选法”学习班，这是华老为了把数学应用于生产工艺的一次普及活动，他把数学的应用讲得深入浅出。我记得第一堂课，他开头就说：“数学逻辑实际上人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早上起来，你一定先打开炉门
，然后去洗脸刷牙，等洗漱完毕后，炉火上来了，正好热牛奶或煲饭，这是一个合理的活动顺序。如果先去洗漱再去开炉门，等待炉火上来，就浪费了时间，就是一个不合理的安排。前者是活动顺序的合理安排，就是‘优选法’的逻辑。”他这一番话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一个深奥的数学原理用最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才是水平。从那之后，我在数十年的教学工作中，一直以此为榜样。
问 ： 这个时期有很多政治运动吧？
摄于1964年
顾
：是的，我1960年毕业以后就参加了“整风整社”运动。
我随陈本炤教授和农经71、72班同学一起赴溧水县渔歌公社。南京农学院师生去了200多人，加上省级机关干部共数百人，在省水利厅厅长陈克天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开进渔歌公社，发动群众，整顿干部作风，历时半年多。在薛家大队，从大队长到小队长都是我们的学生，我在队部。我们去了以后，把乡镇干部的权全部夺过来，由我们掌权，乡镇干部全靠边站，我们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现在看，这种做法是极端了一些，但是当时干部作风问题确实很严重。
反“五风”，就是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浮夸风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前无古人，登峰造极。例如，说鱼塘亩产1万斤。哪能亩产1万斤鱼呢？还有把坟上面用青草一盖泥巴一糊，说这是堆肥。
问 ： 为什么这么做呢？
顾 ：有人来参观的时候，一看一堆，好像是堆肥。有一个叫狮子山的地方，在山上面种水稻。用抽水机一道一道往上翻水，实际上是做样子。渔歌公社离县城大概有几十里路，晚上组织一些人挑着担子在山上面走来走去，然后用强光灯一打，从县城里面往这边看，大家在挑灯夜战，大干苦干，实际上都是空担子挑来挑去，做样子。
那个地方本是鱼米之乡，这样瞎折腾导致老百姓没有饭吃，我们也没饭吃。那时候吃食堂，食堂里面只有稀饭，一天三顿稀饭。用什么东西吃？用瓦钵吃，就是宜兴陶瓷做成的瓦钵。大家就喝几碗稀饭，饿得难受。很多人回来都得了浮肿病，包括我们的学生。
这股风也刮到了我们学校，当时黑墨营实习农场曾提出亩产山芋20万斤的口号，校报上写了一个长篇报道，还刊登了山芋藤搭架子和夜间用日光灯照射的照片。
问 ： 亩产20万斤，是不可能的吧？
顾 ：山芋亩产能20万斤吗？为了增强光合作用，晚上用日光灯照射叫增强光照，还在山芋田里搭架子，像黄瓜藤架子一样，说可以长得更茂盛一点，结果几千斤都没有收到，落了一个大笑话。学农的都知道，碳氮比失调，地上的部分疯长，地下的部分就不长了。
大约1965年9月，我还去参加了“社教”，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在射阳呆了近一年。
问 ： 当时南农“社教”的点在射阳？
顾 ：是的，南农去了几百人。我是在一个叫盘湾公社的地方，在那里将近一年，没结束就回学校了。
问 ： 你们怎么搞“社教”？
顾
：搞“社教”叫“四清”运动
，实际上就是整顿人民公社，从思想上发动、经济上整顿到组织上整顿，最后到班子的建设。我在团部，因为他们觉得我写东西还可以，所以我没有到下面生产队。绝大多数人都到生产队去了，只有几个人留在团部。在团部的人中有南京农学院宣传部副部长范乐山，他负责团部工作。最后一个阶段，“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其后“社教”运动也受到了冲击，大家都回来闹革命了。当时我们在乡下消息闭塞，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一回到学校，发现整个是大鸣、大放，又是大字报，一下子感觉这个世界突然就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