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考南农农经专业

访问人 （以下简称“问”）： 顾老师，您好！为系统开展学校校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学校决定开展大师名家口述校史项目，记录学校老一辈教师的丰富人生经历和学术成长经历，追寻学科和学校的发展脉络，激励后辈。您被列为第二批口述校史受访专家，谢谢您给予支持！

顾焕章 （以下简称“顾”）：对于我来讲，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面，如果我能够为学校做一点事，提供一点材料，也很好。现在我到这个年龄已没有什么顾虑。

问 ： 顾老师，请谈一下您的出身及家庭情况。

顾 ：我1934年11月11日出生，11月11日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

问 ： “双11”。

顾 ：光棍节。我老家在江苏盐城，原来在阜宁县蔡桥镇，现在划到滨海县，所以我填籍贯的时候，还是填“阜宁”。我父亲是小学教师，也当过小学校长。20世纪40年代初，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苏北烽火遍地，民不聊生。我们家的顶梁柱——我父亲在而立之年身患重病，需要到泰州去治疗，住进了福音医院，母亲只好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妹去了泰州。我和大妹此时年幼，迫切需要有人照顾。我的大姨母王丹元向我们伸出了援手，把我和大妹接到阜宁农村邹家河居住。母亲在泰州一住三年，我也在邹家河生活了三年，进邹家河小学读书。

当时，大姨夫邹岳生 在遥远的外地工作，但他仍设法寄钱回家，给大姨母盖了四间大瓦房，大大改善了居住和生活条件，我也深受其惠。我在邹家河数年的学习和生活，是安定的，也是丰富的，它是我童年生活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虽然阜宁县城的日本鬼子有时下乡到邹家河“扫荡”，但我们也只是短暂的惊慌而已。

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故乡仍然是战火纷飞，动荡不安。那时父亲已经去世 ，去世时才30多岁。母亲含辛茹苦带着我和两个妹妹，生活十分困难。在这危难的时刻，我们又得到了大姨母的关照，1945年随她同到上海，住在南市卢家湾一所由大姨夫出资修建的房子里。这是一座有五间房子组成的院落，还有一个阁楼。同住的有姨夫的兄弟和侄儿侄女们，人数众多，虽然比较拥挤，但我们这些从苏北农村来的乡下人能够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有了栖身之地，也很满足。这一时期，社会动荡，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在大姨夫的资助下，我得以勉强维持学业，就读于上海培真小学、上海浦江中学和上青中学。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巨大灾难。我幼年时在家乡曾经历过两次日本鬼子的“扫荡”，烧杀抢掠的鬼子兵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一见到日本的太阳旗，心中仍然厌恶。虽然理智告诉我，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是军国主义国家，中日应该友好相处，但是在感情上我还是难以抹去那一段屈辱的记忆。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我也看到过美国大兵耀武扬威欺负中国人，所以我对美国人也没有好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主权，就只能任人宰割，而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体会到的。虽然从理性的角度，我们要尊重和学习西方国家的文明、科技和法制，但从感情的角度，我痛恨美国和日本的强权和霸凌，我的观念大概此生不会改变了。

我有一位亲戚是老革命，解放以后，经他介绍，我中学没毕业就参加工作，工作地点在松江，当时松江属于江苏省。我在松江专区的农林科现在叫农业局工作，开始是助理技术员，后来当了技术员，期间我曾被派到南汇县畜牧兽医站当副站长。我偶然翻个人档案时，发现了一张1956年5月的兵役证，是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名义颁发的。因为当时我在松江专署兽医防治站工作，所以我的军种是军马检验员。我曾经是一名光荣的预备役军人。

1955年，机关里动员一批干部考大学，于是我就参加“松江中学高考复习班”，在松江中学读了一年书，主要是补高中的课程。1956年，因为松江没有考点，我在苏州考大学，当年我考入南京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

问 ： 为什么选择南京农学院的农业经济专业？

顾 ：选择农业经济专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在农业局工作，是农业技术员，对农业比较熟悉，感觉有一定的基础；第二个是南京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广告做得好。

问 ： 学校怎么做的广告？

顾 ：招生简章提出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国营农场场长、集体农庄主席和拖拉机站站长，我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因为我看了很多苏联电影，比如《幸福的生活》《拖拉机手》《乡村女教师》，歌曲《红莓花儿开》就是电影《幸福的生活》的插曲，当时几乎人人会唱，且传唱至今。20世纪50年代的这些苏联电影都是反映苏联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美好生活的故事。当时我国全盘学习苏联，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令我非常向往，所以我就报考了农业经济专业。

1952年院系调整后，南京农学院在丁家桥，就是现在的南京工业大学的校园。1958年春节前夕，南京农学院迁来卫岗，党委书记张维城号召打破常规过春节，不放假，植树造林，绿化校园。那一年全体师生员工在卫岗植树造林，美化校园。至今整整60年，当年栽种的小树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

1958年全国掀起了除“四害”运动，麻雀亦在其中。我记得当时南京农学院负责四方城到中山陵一线的灭雀任务，于是全校师生沿马路齐声吆唤，并敲响各种器皿，杀声震天。无奈树高林密，麻雀就是掉不下来，一些林中小动物倒是被吓得到处乱窜，据说还抓到野兔和一只獐子，总算是有战果。

问 ： 您在大学期间是如何学习的？

顾 ：我入学时，南京农学院院长叫金善宝。当时学校有两个口号非常振奋人心，即“向科学进军！”“向副博士进军！”副博士是前苏联的学位制，有副博士和博士。前苏联的副博士学位是大学授予在读研究生的最高学位，相当于欧美的哲学博士学位（PhD），而博士学位则授予科研业绩突出的在职人员。

不久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先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然后是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全校师生都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1957年11月到1958年8月，南京农学院千余师生先后下放劳动锻炼半年，我们第一批200多位师生下放到苏北涟水县。我被分配到王集乡五星三社第六生产队，住在农民家里，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农学系的李忠平、畜牧系的陈杰都是跟我一届的，和我一起下放。

当时涟水县是个非常贫穷的县，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我永远不会忘记下乡的第一个晚上，由于住户尚未落实，暂住在生产队的牛房里，木板上铺了一些干草，与牛为伴，黑咕隆咚，五味杂陈，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晚餐是高粱米饭，难以下咽，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也要咬紧牙关挺过去。

关于“饿”的记忆，我终生难忘。我后来住在一个生产队长家里，每天三顿玉米稀饭，有时在粥里捞到几片胡萝卜就感到高兴。每月到乡里开会最开心，可以放开吃，不收粮票，我每次都吃得胃胀到难受为止。记得1960年，我们农经毕业班同学赴连云港东辛农场 实习，途经徐州，一位女同学用粮票买了几个馒头，刚拿到手，旁边一位年轻人在馒头上吐口水，气得女同学只好把馒头扔掉。那位年轻人竟捡起馒头大口地吃起来，我们都很生气，但又无可奈何。还有每年毕业生聚餐不收粮票。我记得1961年，农经71班有位毕业生因吃得太饱，胀得难受，不能站也不能坐，只好由班上同学扶着他在大操场走了几圈才缓解。谢天谢地，这样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这半年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每天三顿胡萝卜玉米糊，吃不饱，还要参加劳动。我挣了130个工分（义务劳动，不参加分配），还上过河工。我曾创造过一天挖土11方的记录，受到生产队的表扬，并奖励一本笔记本。

问 ： 从涟水回学校后，该正常教学了吧？

顾 ：没多久，就开展大炼钢铁运动。当时江苏省放“卫星”，要成为生铁万吨省。大家都炼，停课了，我曾经48小时不下火线。在什么地方炼呢？就是现在的教工食堂位置。一排小高炉就从教工食堂那边开始，一直到现在的理科楼。本来旁边有一条水沟，沿着水沟全是高炉。把牌坊 的大铁门都拿来炼钢了，牌坊本来是有铁门的，现在没有了。结果炼出来以后不是钢而是渣，因为用焦炭加温，温度不够。但是有铁水出来了，铁水淌到容器里，一块一块的，看上去好像是铁块，后来鉴定它不行。

问 ： 顾老师，在学校里您是很优秀的。

顾 ：我读书的时候也算是个活跃分子。

问 ： 怎么个活跃法？

顾 ：我参加过学校广播站的工作，我是编辑兼播音员。我曾经主持过好几届学校运动会。在体育方面，那个时候我们有摩托训练、小口径运动步枪训练。学校摩托车有几十部、小口径运动步枪大概有100多支。我参加的是小口径运动步枪训练，还是小口径运动步枪射击训练班第一连连长。

另外，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高校实行“劳动卫国体育制度”，要求大学生不但要上好体育课，还要为劳动就业和保卫国家做好准备。“劳动卫国体育制度”根据难度分为一级和二级，我在1958年大三时，达到一级，获得了国家体委颁发的证书。

逢年过节，我们都要举行舞会，元旦甚至举行通宵舞会。通宵舞会在什么地方举行呢？就在水泥操场上面，滑石粉一打、灯光一亮就可以跳舞。我跳舞不行，跳得不好，所以每次我都是放唱片。我对音乐欣赏还有一点兴趣。

我们的毕业典礼、毕业晚会在大礼堂举行。大礼堂后来改建了，就是现在的第三学生食堂。我当时还朗诵了一首诗歌，和我一起朗诵的同学后来当了审计厅的处长。过年过节的时候会举行各种活动，特别是跨年，等到零点大礼堂里有元旦老人撒糖。另外，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各种社团活动，包括诗会、绘画等各种社团，活动不比现在差。大学生活还是很有意思的。我刚毕业留校做助教的时候，还参加了学生会的话剧团，演出过一部大型话剧，还有点小影响呢！

问 ： 什么话剧？

顾 ：话剧名叫《年青的一代》。 这部宣扬革命理想主义的话剧，后来改编拍摄成电影，由当红小生达式常主演，在全国影响很大。我们自己排自己演，演出很成功，还被有关部门选中，为南京军事学院留学生专门演出了一场，受到好评。我记得当时就在学校大礼堂演出，军事学院的领导和外国留学生（大都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来了不少人，演出现场有翻译人员，同声传译对白。这部剧的演员大都毕业离校了，在校的只有三位。我在剧中饰演老厂长林坚；另一位演员是植保系的杨莲芳教授，她在剧中饰演娇小姐夏倩如；还有一位演员是原财务处的郭秀华，她饰演一位革命老奶奶。还有当时校宣传部的仇文干，也一直参与策划和指导。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特别是剧中主要人物肖继业的一段励志独白，我曾在不同场合朗诵过，现在仍没有忘记。他说：“我们勘探队员的生活，的确是艰苦的，但是我们也是快乐和幸福的，因为我们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昆仑山上的风雪，知道我们是懦夫还是好汉；戈壁滩上的烈日，了解我们是泥土还是真金。对于那些生活中的懒汉和逃兵，我们可以豪迈地说，当我们向后代讲述我们怎样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为了寻找矿藏而走遍昆仑山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些话真是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