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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关历史主义传统中潜在矛盾之论述，部分取决于我把现代性解读为危机时代的做法。通过观察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德国哲学的发展，尤其当它越来越自觉地关注知识论、方法论和科学确定性问题之际，我希望在战后危机意识所呈现的现代性后期阶段，以及笛卡尔式的科学确定性计划为代表的现代性源头之间找到一些相似之处。海德格尔的作品在这种背景下就变得尤其重要，因为他在世纪之交时占主导的、有关自然和历史的方法论辩论中认识到了笛卡尔式的形而上学的残留。海德格尔提供了现代性思想的谱系，即某种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并相信它决定了他那个时代的危机思维。
在《存在与时间》的背景中考察这本著作时，人们可以看到它之所以成为德国思想的全新起点的理由。凭借其诠释学-现象学方法，该书提供了一个基于历史性、事实性和时间性的此在的新存在论。其中“沉沦”（fallenness）、“敞开”（disclosedness）、“世界性”（worldhood）、“共在”（beingwith）等古怪措辞更像是生造语词和秘传。这本书在精神气质上很有创意和新鲜感。然而，人们很容易就忘记了，该书在诸多方面乃是对此前新康德主义式哲学史的奇特重塑。海德格尔在本书中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实现他所谓的“存在论历史的解构” [1] 。更具体地说，这部作品试图打破源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存在论传统，它在现代早期被笛卡尔和康德所改造。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在继承笛卡尔的存在论立场时，康德遗漏了重要的事情：他并未提供此在的存在论。这种遗漏是笛卡尔自己最切己的精神倾向中的决定性因素。笛卡尔用‘我思故我在’宣告自己把哲学放置在了一个新的、坚实的基础之上。然而，以这种‘激进’的方式开始哲学运思时，他所留下的悬而未决之物则是属于所思（res cogitans）中的存在——更具体而言——即‘全部’存在之意义。” [2]
对海德格尔来说，笛卡尔的科学知识方法——即对证据、确定性、无可置疑性、明晰性和明显性的强调——几乎谈不上“彻底”。它源于纯粹的认识论前提，这种前提建立在人们对隔绝了历史、语言和文化的认知主体（我思）的信念之上，而这个主体又成为科学真理的阿基米德式基础。经由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分析，笛卡尔哲学中所谓的“彻底”被证明只不过是现代主义形而上学幻象。在其解构的任务中，海德格尔将笛卡尔和康德的作品视为“接近存在问题的不恰当方式”。笛卡尔和康德的工作会关注证据和范例等需求，并试图对日常生活的流动性，以及经验中那些不科学和难以接受的元素展开客观的批判，后者又被康德唤作“模糊、混乱和无用之物” [3] 。通过引导哲学朝向“科学的安全之路”，他们希望克服笛卡尔在其《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对“科学中任何确定和永恒结构”的深层疑虑。 [4] 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在其对现代哲学根源所做的批判性研究《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中重点关注了笛卡尔和康德的哲学遗产，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思想。伯恩斯坦认为，客观主义/相对主义起源于他发现的笛卡尔计划的遗产，后者在现代和后现代思想的整个危机心态中起了重要作用。伯恩斯坦提出了海德格尔主题的变体，并试图表明，相对主义、主观主义、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问题不过是他戏称为“笛卡尔式焦虑”的后果。在回顾三个世纪的西方哲学历程的过程中，伯恩斯坦把“基础”的隐喻作为现代主义计划的主导性修辞：
这种隐喻旨在寻求某种固定点和稳定的基岩，经由它，我们可在不断造成威胁的变迁面前确保生活的安定。在这个旅程的背景中徘徊不去的幽灵不仅包括知识论上彻底的怀疑主义，而且涵盖了人们对疯狂和混乱的恐惧，我们在其中找不到确定之物，既不能触底，也无法在表层支撑自身。笛卡尔以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清晰和表面上无可逃避的必然性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宏大而诱人的非此即彼（Either/Or）。要么我们的存在有着某种支撑，以及我们的知识有着某种固定的基础，否则就无法逃脱以疯狂和智性（intellectual）、道德上的混乱等方式围绕在我们身边的黑暗势力。 [5]
伯恩斯坦写道：“我们可能杜绝自身对确定性和无可置疑性的追求。然而，客观主义愿景的核心……乃是相信可能存在或者必须存在一些固定的永恒限制，它们是我们得以立足之物，也是确定和稳定的东西。”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部分工作便是要表明，步海德格尔后尘把现代哲学中起作用的“笛卡尔式焦虑”确定为1880—1930年间危机意识的伯恩斯坦所言究竟何物。我认为，标志着现代性乃危机时代的东西就在于，人们对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基本对立立场的世代信念。在这种非此即彼的认识论两难困境中，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根据他们相互矛盾的形而上学立场来定义历史主义的含义。当然，他们对历史理解之科学价值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辩论所透露出来的，则是对此前方法不可行的认识。但这些教训并未旋即被理解，因为许多哲学家不愿放弃他们自己的传统方法。然而，众人对危机和解决危机之必然性的认识却不断加深。对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狄尔泰而言，历史主义危机挑战了他们对哲学之科学品格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危机为他们重新思考历史与科学之基本关系，以及调和价值与方法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机会。然而，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情况似乎非常不同。正如他所看到的，历史主义的危机并非只是关于历史方法的世代争论；相反，它代表了人们与19世纪思想的基本困惑达成的妥协：古典科学的遗产和对人类历史的新洞察。海德格尔在其解构计划中取得的成就是摧毁了笛卡尔-康德思想的预设，后者是新康德主义者和狄尔泰等人研究方法的主导思想。此外，他认识到后者关于确保历史真相之正确方法的辩论必然受到某种知识论结构的影响，后者预先决定了人们对自然或历史探究的大致方式。
回到诸科学在现代早期的分裂状况，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家们已经区分了两个对象领域——自然和历史，这两个领域是由两大类经验科学加以研究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排序的这种高度图示化的基础可以追溯到人们对科学探索之明确和独特方法的需求，这也是笛卡尔在其《谈谈方法》中的渴望。根据海德格尔的看法，笛卡尔方法——依其对待自然的方式——关注自然在人类意识中的构成及其加工方式甚于自然本身。结果，它仅显示了方法中已经隐含的那种真理。 [6] 海德格尔试图以《存在与时间》中对自然和历史做现象学分析，以此揭示刻画了这整个传统在“存在论上不充分的起始方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这种“哲学的丑闻”乃是笛卡尔式对证据、客观性和确定性需求的持续期待。 [7] 在笛卡尔、康德、新康德主义者那里，以及在德国学术传统中，海德格尔找到了某种特定的倾向，它让知识论具备了在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中建立真理客观性的优先地位。
然而，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对客观性的要求与人类世界的原初经验并不相容。如果历史或自然有其意义，它们也不能仅仅被定义为知识论上确定的对象，而是需要被理解为时间范畴中朝向人类的现象学展开的方式。在把数学和几何学的静态时间概念应用于文化和历史的过程中，学术的知识论成功地把真理展开的动态过程实体化了，众人从而可以科学地理解它们。但历史的经验或者存在论条件破坏了知识论真理的地位。在其1925年的系列讲座“时间的概念史”（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Time）中，海德格尔解释了为何学院派哲学的知识论提问方式仍然囿于其自身的预设之中，从而遮蔽了它试图探究之现象的任何原初理解方式。他以评论的方式开场：
我们倾向于按照研究它们的科学方式来理解历史和自然。但如此一来，历史和自然也仅当它们在这些科学中被主题化了之后才是可理解的。然而，人们并不清楚，某个对象领域是否也必然为我们带来了实际的主题领域，后者先行刻画了科学的主题。说起来，从历史科学的角度处理历史并不必然意味着，以科学方式理解的历史也是历史的真实。最重要的是，无人声称有关历史现实的史学知识是否就能够让我们在其历史性中看到历史。很可能，特定主题领域之潜在的科学敞开方式从本质上必然保持其封闭性；事实上，如果科学希望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保持这种封闭。在我们眼前的例子中，这两个领域的分裂可能很好地表明了，主题的原初和不可分割背景仍然是隐藏的，并且，我们无法通过随后的努力把自然和精神结合在人类此在的整体图景之中。
分裂首先来自诸科学，它将历史和自然还原到对象领域的层面。然而，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却有望在科学探究之前按照如其所是的方式展开现实，就像现实向来被赋予的方式一样。这与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无关，甚至也与作为诸种科学之对象的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无关，而是与原初存在形式以及二者之构成的现象学展开方式相关。 [8]
在笛卡尔-康德的传统中，海德格尔发现自然与历史的区分在知识论层面是可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的目的乃是为人类和自然界的研究提供科学基础。然而，海德格尔认为科学不够彻底。海德格尔承认，为了在“科学探究之前”披露自然和历史的“原初存在”，我们需要拆除笛卡尔-康德式科学的整个形而上学结构。他提出的替代方案并非某种全新的哲学基础，而是某种处理这些现象的方法，它打消了我们对基础的需求。对他而言，寻求基础科学的目标在根本上就是矛盾的，因为在虚假的阿基米德开端处，基础本身永远无法从逻辑上和方法论上得到保障。海德格尔坚持认为，科学知识的真正起源乃是对自然和历史展开科学处理之前，世人把它们作为现象的经验。
在此番讨论的背景下，海德格尔提出了他称之为“科学危机”的问题。 [9] 即有关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世界观与科学以及自然和历史的问题，它们是欧洲科学在现代所要面对的核心危机的一部分。海德格尔写道：
如今，我们在双重意义上谈到了科学危机。首先，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人）中抱有一种感觉，即认为自己与科学的原初联系丢失了。回想一下马克斯·韦伯关于这个主题的讲座引发的讨论，这场讨论对科学及其意义是如此绝望。人们把韦伯的观点看作是绝望和无助的，他们想要通过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并从中建构科学的神话观念来恢复科学以及科学工作的意义。
但真正的危机根植于各门科学内部，内在于它们与科学主旨的基本关系，进而，各门科学的研究都变得可疑……仅当我们清楚地了解其科学的和方法论的意义，并且看到主题的原初领域在原则上需要不同于具体科学分支中盛行的经验和阐释模式后，危机才能被引导至对科学有益和安全的方向。在危机中，科学研究假定了某种哲学前提。各门科学因此会说它们需要某种原初解释，而这是它们自己无法给出的。 [10]
在海德格尔的解读中，后黑格尔哲学里的危机超越了新康德主义者与受过诠释学训练的学者之间的学科内部争论，并且进一步影响了科学本身的基础。他把哲学中的这种危机意识理解为全方位定义了战后德国思想的世代情绪，而不是对学科主题和问题的特定反应。从诠释学的角度将科学理解为“人类此在的具体可能”，而非规则和指令安排下的僵化传统，这一点被证明对海德格尔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把“研究的主旨置于原初经验之中”，也即对此在的可能性进行原初阐释，海德格尔希望将“危机”的意义从紧急状态或个人焦虑转变成与整个西方传统展开的根本性对抗。在这一过程中，他抓住了哲学的危机，进而对历史与科学进行重塑。如果我们要了解海德格尔对“危机”概念的卓绝调配（尤其是将其作为历史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案），就需要将其置于魏玛时代的代际框架之中，因为危机意识的概念首先发端于此时。因为海德格尔对德国危机思想的流俗传统异常敏感，并且试图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解释危机的世代旨趣。对其他人而言不过是战后崩溃的社会学反应的东西，在海德格尔看来则是与现代性意义展开的划时代对抗。如果历史主义的危机证实了知识论和历史探究的不稳定状态，那它还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揭示了科学可以有效地划定自然和历史各自领域的现代主义者的自信愿景。
[1]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 41-49; Sein und Zeit, 19-28.
[2] Ibid., 46; Sein und Zeit , 24.
[3]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 249; Sein und Zeit , 205.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 trans.Norman Kemp Smith (London: Macmillan, 1929), 8.
[4] Rene Descartes, Philosophical Works , vol. 1, trans. Elizabeth S. Haldane and G. R. Ros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44.
[5] Richard Bernstein,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3), 18.
[6] 对现代科学实践和方法问题的批判见：Hans-Georg Gadamer , “Das Faktum der Wissenschaft”,in Das Erbe Europas (Frankfurt: Suhrkamp, 1989),87-105; Rüdiger Bubner, “Das Faktum der Wissenschaft und Paradigmenwechsel”, Studia Leibnitiana, Sonderheft 6 (1974): 78-94.
[7]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 249; Sein und Zeit , 205.
[8] Martin Heidegger,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Time , trans. Theodore Kisie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1-2 ;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Gesamtausgabe 20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88), 1-2.
[9] Heidegger,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Time , 2;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s , 3.
[10] Heidegger,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Time , 2-3 ;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s ,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