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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83年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引论》的出版到1927年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问世的近半个世纪，代表了德国哲学史的一段非凡时期。从我们所处时代的有利位置出发，可以回顾并发现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转变，即从涉及“科学基础”问题的认识论方法到强调人类在世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全新诠释学存在论的转变。 [1] 从李凯尔特、文德尔班到费英格（Vaihinger）、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特勒尔齐和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等不同哲学家的作品中，我们注意到他们对提出一种批判知识理论的一致关切，这种理论被主体和客体、心灵和自然、精神与自然等双重范畴所分割。这些哲学家把认识论作为一种为人文和自然科学提供基础的门径；他们这样做旨在把哲学建立为科学之科学。尽管他们尽最大努力达成这种共识，但到1927年，大多数学院哲学家都面临着自己学科中即将出现的“危机”感。
这种危机心态在某些方面乃德国思想的漫长传统的产物，它可以追溯至观念论形而上学的衰落之时。近一个世纪以来，黑格尔体系崩溃所产生的空白，以及随后经验科学对这个体系的揭露，都迫使哲学家们重新考虑与其他学术分支相比之下的适当角色问题。黑格尔关于哲学目标乃“真理的科学知识”的权威主张，遭到了一整代科学研究者的嘲讽和抵制，这些科学家们接受过生理学、光学、力学、动力学和其他应用科学的实验室方法训练。 [2] 而黑格尔曾宣称，仅存在一种绝对科学——哲学的科学，它涵盖了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到1854年哥廷根的唯物论之争，像路德维希·毕希纳（Ludwig Büchner）、卡尔·福格特（Karl Vogt）和雅各布·莫莱肖特（Jacob Moleschott）等自然主义者便为终结哲学对自然科学的主导地位而争辩。相反，他们吁求科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乃通往真理的唯一合法途径。 [3] 黑格尔体系的声名狼藉导致专业科学领域的行家们从整体上拒绝哲学，仅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这个领域除外，它断言科学本身满足了严谨哲学的全部要求。 [4] 人们会像马克思那样谈论“哲学的贫困”，并将其形而上学假设与艰难、细致的研究中收集到的经验事实进行对照。
专业的科学知识篡夺了此前自然哲学的诸多思辨领域，并且（以其对方法论程序和经验研究的不懈强调）摧毁了浪漫形而上学的基础。因此，后黑格尔时代的德国哲学面临赫伯特·施纳德巴赫恰当地称之为“哲学身份危机”的问题。 [5] 哲学专业内外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哲学在一个专注于科学实证研究之理想的时代的作用：哲学何以在与特定科学研究中的卓然技术和物质成就的关系中保持自身的科学品性？更为根本的是，说到底，何谓哲学话语的真正“科学性”？这个问题重要吗？那其实现的方法呢？难道是严格遵循科学逻辑的内在规则？在一个后黑格尔危机的时代，人们问道：哲学与科学（作为一种范式），及其与诸科学（作为研究的特定形式）之间的主要关系如何？
在书写黑格尔去世后的德国哲学作品时，马丁·海德格尔提请众人注意此时的哲学“对其自身正确任务的困惑”。 [6] 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指出，到19世纪中叶，“哲学整体上已经破产，黑格尔在精神层面对世界统治的瓦解只是整体上哲学破产的结果” [7] 。在其《知识问题》（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的研究中，恩斯特·卡西尔强化了如下判断：“在科学领域，黑格尔的体系让他自己及其门徒和继承者们陷入了持续的浮躁和自负，这必然剥夺了实证研究者们对思辨哲学的任何信赖。” [8] 在哲学家以及人文和自然科学的践行者中，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即科学知识的方法，或者科学之科学）的传统角色受到了新一代思想家的挑战。 [9]
为了重新建立哲学作为“（提供）最高和最根本知识之总体的科学”的可信度，专业哲学家们尝试了各种令其学科更加科学的策略。 [10] 这个“科学化”过程采取了多种形式，它实则是众人在19世纪的大学专业化进程中为哲学获取合法地位的尝试。 [11] 在下文中，我会把这些尝试划分为三大类：历史-诠释学研究、世界观哲学以及科学主义。众多接受传统训练的德国学者试图用其历史诠释技巧化解哲学的当代身份危机，进而对特定的原始文本或哲学体系历史做出文献学批判。因此，人们发现，19世纪的学问带有追求多卷本哲学史的倾向，也带有对培根、笛卡尔、康德、柏拉图和费希特等个体展开研究的倾向。在这种新的专业模式的掩盖下，哲学谴责了自己此前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原始角色，相反，它试图成为基于文本的批判性阅读的诠释科学。此前过量的思辨被限制在了最低限度，通过对技术训练、历史博学的强调，以及对方法的冷静重视，哲学作品的科学性得到保障。对库诺·费舍尔、弗里德里希·于贝韦格和鲁道夫·海姆这些哲学家而言，哲学的历史化（或者哲学史）是让哲学成为首要的人文科学的合理途径。通过专业化、文献技术和对原始资料之批判方法的认识，他们希望以放弃形而上学之思辨科学的黑格尔模式，进而让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并强调将科学作为“研究”的新理解。 [12] 然而，这种方法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从历史中展开的哲学观念的纯粹复原——其表现形式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新费希特主义，以及其他复兴运动——并不鼓励创新，也不鼓励以充满活力的方案来解决哲学已经认识到的身份危机。在这个意义上，专业哲学家在19世纪对恢复过时的哲学体系的偏好，可能最好与同一时期的历史主义艺术形式的繁荣相提并论。正如古典、哥特、巴洛克和风格主义的复兴证实了一代人无法塑造自身独特的风格一样，因此，各种哲学体系在19世纪的复兴也揭示出德国后黑格尔哲学的缺陷。
最终，哲学中的历史-诠释学转向不仅影响了论文的写作和发表，也影响了大学课程的专业化、大学教师的培养和其他低水平的学术生态等一整个行业的方方面面；这种转向还对文德尔班、狄尔泰、胡塞尔以及海德格尔等一干重要思想家产生了影响。即便这些思想家并不主要把自己视为思想史家，但他们每个人都写过一本西方哲学史的重要著作，并在其中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哲学作为合法科学的角色问题。例如，狄尔泰就试图为精神科学奠定基础，这个计划旨在为科学观念本身提出一种诠释学历史，进而处理哲学与精神科学之间的关系。这使他提出了世界观的理论，它试图按照思想的科学史的要求协调个别时代受限的历史见解。然而，文德尔班、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拒绝了狄尔泰的世界观哲学，并试图以自己独特的方案解决哲学的危机。循着新康德主义的价值理论，文德尔班试图寻找一种能够克服他在狄尔泰那里发现的相对主义的先验科学（transcendental science）；胡塞尔的目的则在于德国思想中的现象学革命，这能避免世界观的主观主义，而且能反过来将哲学引导至严谨的科学道路之上。海德格尔也丝毫不同情世界观理论，他认为，哲学作为世界观或作为科学这个选择本身就是造成所谓的哲学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1919年，在其名为“哲学的理想以及世界观问题”的弗莱堡大学早期讲座中，海德格尔呼吁众人重新思考哲学的本质，他当时将其认作一种“原初科学”（primordial science），即某种比科学本身更为原始的东西。 [13] 但即便在此处，海德格尔自己的诠释学计划也是在科学危机这个统治性观念内部以及与之对照才得以界定的，这个观念需要哲学去处理。
鉴于这种冲突的局面，世界观哲学暗含的策略是通过将知识综合成为个人化的智慧体系，从而把世界的全部经验与个体的主观生活状况相互勾连等方式来克服科学的要求。 [14] 通过强调真理之鲜活、可及性以及历史性等特征，世界观哲学（就其最流行的形式而言，它可以是生命哲学、虚构主义、一元论、唯意志论、神智论等等）试图为受到现代性之去个性化力量威胁的自我提供意义。世纪之交的柏林大学教授以及大陆学术气质的典型代表弗里德里希·保尔森（Friedrich Paulsen），在哀叹科学无法处理生活中的私人问题时，就曾完美地捕捉到了其同代人的情绪：“现在，每个人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努力，但进取心的内在必要性和整个事业的基本原则却付之阙如；人们感到其内心、个人生活之所得与其精力的消耗不成正比；一个人牵引一百头骆驼的重负并不会增加智慧，也不会让人在人性知识和神圣之物方面变得更为富足。” [15] 保尔森的挽歌式哀悼在科学和世界观被视为与主体作对、知识与生活作对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作对的时代是相当典型的。当然，像狄尔泰这样的人则试图弥合这些领域之间的距离；然而，更常见的是，哲学家会从一个领域转换到另一个。许多秉持世界观路径的哲学家们声称，传统科学的模式应该首先为哲学中的危机负责。放弃了严谨科学的伪饰之后，这些哲学家们希望把人类经验和理解融入其哲学方法之中。然而，对科学采取如此激烈的批判之后，世界观哲学却并未真正为科学的危机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虽然它在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中取得了成功。20世纪20年代，哲学中的频繁争论仍然以危机意识为标志。
除了世界观哲学和历史-诠释学路径等合法化策略以外，此间还存在许多其他的尝试——其表现形式为实证主义、唯物主义、达尔文主义、心理主义、经验批判主义、自然主义等等，它们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塑造哲学，进而让其更加科学。哲学中这种朝向科学主义的新转向，将所有科学的统一和科学真理的普遍性作为其基本原则。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其《知识与兴趣》（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一书中写到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时，便重点关照了科学主义，并将其作为他所谓的“知识批判之危机”的回应。用哈贝马斯的话说，“科学主义意味着科学对自身的信念，也就是说，这种信念意味着，我们不再把科学理解为可能知识的一种形式，而是必须用科学本身来识别其他知识” [16] 。当然，科学主义有很多形式，而认为所有科学主义的支持者都提倡一种形式的科学思维是不负责任的。尽管如此，科学主义还是一个可用来描述哲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相关活动的有用术语，它们用科学本身的观念来界定可靠的知识。至于哲学中的整体历史境况，科学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应该根据经验处理，或者干脆置之不理，因为关于真理的多数问题都是因为方法论层面的措辞不当造成的。对那些致力于此种愿景的人而言，科学主义意味着终止关于自由、灵魂、永恒以及形而上学的所有浪漫诗意的思辨。在这些思想家看来，如果要苟活下去，哲学就必须否认自己在清醒的方法论层面拥有智慧的奢侈。
凭借其逻辑性、客观性和方法论的严谨性，科学主义在19世纪晚期的德国占据了各学科的主导地位，尽管其信徒克服德国哲学危机的企图失败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诠释学和历史主义都以各种方式挑战着科学的或实证的研究方式。像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等思想家就对实证主义否认价值观的重要性持拒斥态度；狄尔泰对其非历史的方法及其对明晰性的拒绝感到绝望。胡塞尔则抱怨说，实证主义方法已经把“科学的观念还原为纯粹的事实科学”，他进一步问道，“如果科学仅把客观上建立的东西认作真理，那么，这个世界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类是否还赋有确凿的意义？” [17] 所有这些哲学家都同意，科学的意义并不是某种具有科学秉性的东西，而是与生活、价值观、历史和人类世界相关之物；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清楚地为他们贴上反实证主义者的标签。但在其充满争议的话语之外，这些哲学家们仍然和他们所声称的反对者们共享了很多特征。与实证主义者一样，他们激烈反对形而上学，并且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问题表达了深切的关注。此外，他们还试图以科学的名义确立自己的真理，并将这视为确定性的保证。虽然这些哲学家可能会争论科学的哲学（而非科学哲学——译注）对生命主义、先验论、经验论或现象学元素的恰当强调，但都同意科学本身产生了唯一合法的真理形式。
19世纪下半叶，学院哲学家们朝着科学的哲学转向是通过批判性复兴笛卡尔-康德式认识论实现的。例如，新康德主义虽然在语气和表现上反对实证主义，但仍试图以关注“恰当的”科学方法的问题来克服哲学危机。新康德主义者们抛弃了黑格尔对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之科学的权威定义，并将其定义为知识的科学。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奥托·利布曼（Otto Liebmann）的《康德及其门徒》（ Kant und die Epigonen ）和爱德华·策勒(Eduard Zeller)的《新康德主义》（ Neo - Kantianism ）等作品就已经开始“把哲学和科学基础归入知识的科学这个学科，并且以知识理论的形式从整体上复兴它” [18] 。如果哲学不能再作为科学之科学，它至少还能在“知识论”的名义下作为全部科学知识之方法论基础而发挥作用。 [19] 事实上，策勒认为这个知识论问题乃“全部哲学的形式基础；基于此，关乎哲学和科学之正确方法的最终决定可以找到自身的出发点” [20] 。在其1862年的文章《知识理论的意义及其任务》（Über Bedeutung und Aufgabe der Erkenntnistheorie）中，策勒声称，知识论可以成为治愈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危机的一种方式：
哲学与特殊科学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乃至在整体上，哲学现如今已经比几十年前更多地向科学学习，而另一方面，这种转变也越来越多地确证了科学不再需要任何哲学为其目的服务的偏见，甚至让这些学科感到自己的工作不应该受到哲学的干扰。人们无需证据便能证明这并非一个健康的学术状况。一般而言，在持续发展的领域，不时总会出现回到起点、回顾原初问题，并再次以最初的精神尝试解决问题的需要，尽管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对于德国哲学而言，现在似乎已经到了这个时刻。现代哲学所抵达之处的进化起点乃康德，以及他在知识理论中开创的新方式而获得的科学成就。每个希望改善我们的哲学基础的人都必须首先回到这个问题，并且必须研究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为我们提出的问题，从而避免他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我们可从本世纪丰富的科学经验出发做到这一点。 [21]
一代人之后，李凯尔特扩展了策勒的计划，从而为后者在科学和世界观之间察觉到的危机提供了出路，李凯尔特写道：“世界观或者生活的所有问题都转变成了逻辑和知识论的问题。” [22] 在费希特看来，“作为全部科学之科学，知识的科学旨在为所有科学提供基本的原理”，李凯尔特则认为自己在知识论中为哲学危机找到了可靠的解决方案。
与狄尔泰一样，李凯尔特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打算提供某种统一的知识理论（尽管他接受了科学与历史或者自然与精神的区分），从而以新的哲学方法克服这种区分。对狄尔泰来说，新方法与诠释学紧密结合；对李凯尔特而言，这种方法遵循康德的先验方法。然而，他们都相信哲学方法能够解决科学和历史的基本问题，即便这意味着要接受每个领域的不同价值观。甚至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中也会主张“‘现象学’主要表达了某种方法论的概念” [23] 。纵观整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时的一整代人都普遍意识到，哲学危机的解决方案在于发展出一种新的哲学方法（无论是知识论、诠释学、实证主义，还是现象学），从而确保严格科学真理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新的哲学意识与三个世纪前笛卡尔在其《谈谈方法》（ Discourse on Method ）中提出的古老吁求遥相呼应：“如果我们要研究事物的真相，则需要一种方法。” [24]
[1]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for example, tries to show the development “from epistemology to hermeneutics,”尤其在 chap. 7,315-356。
[2] G. W. F. Hegel, Die Enzyklop ä 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Hamburg: Meiner, 1955), 3. 也参见 Herbert Schnädelbach Philosophy in Germany , 1831 - 193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4), chap. 3中精彩的讨论。
[3] Klaus Christian Köhnke, Entstehung und Aufstieg des Neukantianismus: Die deutsche Universit ä tsphilosophie zwischen Idealismus und Positivismus (Frankfurt: Suhrkamp, 1986), 尤其是157- 159, 242, 273。
[4] 对“科学主义”这个主题的研究见：Schnädelbach, Philosophy in Germany , 93-100; Wladyslaw Tatarkiewicz, Nineteenth Century Philosophy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1973); Walter M. Simon, European Positiv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Jü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 trans. Jeremy Shapiro (Boston: Beacon, 1971), 4; Leszek Kolakowski, The Alienation of Reason , trans. Norbert Guterman (New York: Anchor, 1968).
[5] Schnädelbach, Philosophy in Germany , 5-11.
[6] Martin Heidegger,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Gesamtausgabe 32. (Frankfurt: Klostermann,1980), 15.
[7] Hans-Georg Gadamer, 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 trans. Frederick G.Lawrenc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1), 24. 类似的观点见Max Müller, Existenzphilosophie im geistigen Leben der Gegenwart (Heidelberg: Kerle, 1949), 35。
[8] Ernst Cassirer,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 trans. W. H. Woglo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3.
[9] 对这个主题的更全面的讨论见Robert Flint, Philosophy as Scientia Scientiarum (New York: Arno,1975)。
[10] Heidegger, Hegels Ph ä nomenologie , 13.
[11] 我在此讨论的“科学化”进程对自然和人文科学都产生了影响。关于其哲学意义的重要论述见Walter Schulz, Philosophie in der ver ä nderten Welt (Pfullingen: Neske, 1972), 11-245。但正如姆拉克（Ulrich Muhlack）指出的，科学化进程也影响了全部人文科学中的语文学、历史学和诠释学研究方法，相关讨论见姆拉克所著：Zum Verhältnis von klassischer Philologie und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19.Jahrhundert”, in Philologie und Hermeneutik , ed. Helmut Flashar等人 (Göttingen: Vandenhoeck& Ruprecht, 1979)。也可参见Julius Kraft, Philosophie als Wissenschaft und als Weltanschauung (Hamburg: Meiner, 1977)。
[12] Lutz Geldsetzer, Die Philosophie der Philosophiegeschichte im 19. Jahrhundert: Zur Wissenschaftstheorie der Philosophie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Betrachtung (Meisenheim am Glan: Anton Hain, 1968), 该文对19世纪的学者书写哲学史的尝试做了历史编纂学的梳理。而对19世纪德国科学的研究活动及其采取的策略的模式研究可见：Alwin Diemer, ed., Konzeption und Begrif der Forschung in den Wissenschaften des 19.Jahrhunderts (Meisenheim am Glan: Anton Hain, 1978); Diemer, ed., Beitr ä ge zur Entwicklung der Wissenschaftstheorie im 19. Jahrhundert (Meisenheim am Glan: Anton Hain,1968)。
[13] Martin Heidegger, Zur Bestimmung der Philosophie, Gesamtausgabe 56/57 (Frankfurt: Klostermann,1987), 13-17.
[14] 对世界观哲学的问题更为充分的讨论见：Walter Betz, “Zur Geschichte des Wortes‚‘Weltanschauung’”,in Kursbuch der Weltanschauungen (Frankfurt: Ullstein, 1981), 18-28; Theodor Litt, Wissenschaft, Bildung, und Weltanschauung (Leipzig: Teubner, 1928); Helmut Meier, Weltanschauung: Studien zu eine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Begrifs , diss., University of Munich, 1967.
[15] Theobald Ziegler, Die geistigen und sozialen Strömungen des 19. Jahrhunderts (Berlin: Bondi, 1901),672.
[16]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 4.
[17] Edmund Husserl, 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trans. David Carr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6-7.
[18] Schnädelbach, Philosophy in Germany , 106.
[19] Johannes Berger在他对李凯尔特的有洞察力的论文“Gegenstandskonstitution und geschichtliche Welt”（University of Munich, 1967）中追随新康德思想中的认识论的发展思路。也参见Köhnke, Entstehung und Aufstieg des Neukantianismus , and Hans-Georg Gadamer, “ Neukantianismus ”,Philosophisches Lesebuch, vol. 3 (Frankfurt: Fischer, 1988), 215-218。
[20] Eduard Zeller, Kleine Schriften , vol. 1 (Berlin: Reimers, 1910), 240.
[21] Eduard Zeller, “Über Bedeutung und Aufgabe der Erkenntnistheorie”, in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Leipzig:Fues, 1887), 489-490, 引自Cassirer, Problem of Knowledge , 4。
[22] Heinrich Rickert, Die Grenze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sbildung: Eine logische Einleitung in die historischen Wissenschaften (Tübingen: Mohr, 1929), 10.
[23]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 trans.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2), 50;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Niemeyer, 1976), 27.
[24] René Descarte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 vol. 1, trans. John Cottingh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