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现代性与危机

19世纪哲学意识的一个基本特征似乎在于，离开历史，哲学便无从想象。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黑格尔的辩证法》

对历史而言，每一个单独的“主义”（-ism）都不过是某种误解和终结。

马丁·海德格尔：《何为物？》

1939年夏季学期之初，弗莱堡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开始了他的讲座课程，旨在通过形而上学的历史来确定“现代本身和西方终结的历史”。正如海德格尔所解释的：“从希腊哲人到尼采的整个西方思想都是形而上学的。西方历史的每个时代都以其各自的形而上学为基础。”海德格尔在这个学期尤其关注尼采，视之为“西方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身处西方形而上学危机大潮中的尼采预示了现代虚无主义的到来。尼采的作品最为明晰地向海德格尔展现了现代主义者（modernist）在形而上学领域遇到的危机状态，此种形而上学的历史合法性已被来源于其自身的技术-科学的权力意志严重破坏，正如历史经验本身的作用一样。海德格尔坚称，历史和形而上学——被一并考察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危机，个中原委在于，它们体现了现代性的内在逻辑被某种“目的论”主宰。从哲学的角度看，海德格尔把现代性理解为“最后的时代”——一个衰落和充满了末世绝望的时代——这将导致西方文化的终结。对海德格尔来说，这种虚无主义式的崩溃则以“尼采”之名为标志：“在其思想中彻底展开的现时代，乃最后的时代。这意味着在这个时代的某个节点，人会做出有关这个时代究竟是西方历史之终点，还是另一场开端之征兆等结论的历史抉择。”

或许，有人会把海德格尔在其尼采讲座中有关“终结”和“开端”的“历史结论”视为后现代历史态度的肇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历史终结”的某种后现代关注的开端。海德格尔在这些讲座中努力将“历史的形而上学品格”锚定在现代性历史的话语之中，从而对德国历史主义中的宏大叙事传统给予了毁灭性批判。但他也成功地废除和解构了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在其《历史主义的兴起》（1936）中表达的乐观历史哲学，以及其中潜藏的关于进步、意义和理性的形而上学假设。在讲授形而上学史的时候，海德格尔也不再以传统历史主义的方式对待历史，即把它视为全部创造性价值的来源或文化传统（Bildungsgeschichte）延续性的模型。相反，他把历史主义解读为某种死去和过时的世界观——它不过是主导了19世纪欧洲意识形态之世界观哲学的残余。但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历史主义的死亡不仅仅意味着德国历史思想中学院传统的崩溃，它也代表了世人对整个欧洲思想认识的划时代转变，并为发端于早期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提供了终结感。历史主义的崩溃与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之“最后时代”的批判密切相关，这个时代充斥着历史见解，并且也厌倦了传统本身的虚无主义倾向。在关于历史意识之意义的长期世代辩论行将结束之际，海德格尔关于尼采的讲座向听众提供了历史主义的必然结局，或者至少是将其理解为某种“终结”的解释。对海德格尔而言，作为“历史终结”的另一种表述，历史主义体现了西方思想的形而上学及其时间性、线性和总体性诸范畴的消耗殆尽，这又强化了我们对现代性危机的认识。

在海德格尔看来，历史主义与线性叙事以及历时承继的逻辑是等同的，这个逻辑让人从先验主体（transcendental subject）——自我意识，笛卡尔式的形而上学中自主的我思（cogito）——的角度人本主义地观察过往。然而，在其危机模式中，历史主义隐含的却不只是对狭隘的史学传统的表面怀疑，它最终表达了建立在历史主义形而上学和人类学的普遍理性原则之上的整个形而上学时代的破产。只要海德格尔的作品解释了现时代的终结及其与历史主义形而上学原则的关系，它就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些模棱两可的范畴的重要过渡。随传统的史学范畴败坏和崩溃而来的，则是当代文学批评和哲学中关于“历史的终结”和“哲学的终结”等带有讽刺和游戏色彩的意识。经由海德格尔的批判，这种崩溃的史学意义决定性地站在了现代主义之遗产的哲学的对立面。但他的作品并不是某种孤立气质的自我表现，而是对当代德国哲学内部之历史知识和意义等方面的实际论辩的谨慎而尖锐的回应。为了理解海德格尔批评的全部意义，我们需要考察其得以提出的特定背景。

接下来，我会提出一种历史主义形而上学的谱系，并将其置于德国哲学思想在1880—1930年间出现的危机意识的背景之中。通过考察与“危机”密切相关的四位学院哲学家（university philosophers）——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和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的作品，我会努力呈现20世纪早期德国哲学中的困惑和矛盾，这对确定其为一门危机中的学科有所助益。 ^[1] 我选择这样一组哲学家的原因在于，于我而言，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德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变，这种转变与那代人对“科学危机”的认知若合符节。例如，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都为这种危机提供了新康德主义式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如今看来似乎都受限于其本身的历史假设。但我相信，恰恰要理解这些限制，我们才能开始领会并更清楚地定义自身的后现代困境，因为我们正陷于对时间的科学定义和历史定义的形而上学态度之中。狄尔泰和海德格尔的洞见则远远超过了帮助我们克服新康德主义的狭隘认识论关切的程度，他们还提供了一种从历史鲜活经验的视野中重新审视现代性事业的方法。在二人的作品中，历史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具备产生新危机意识之可能，这种可能性超越了传统史家关于科学客观性、文化相对主义、人文科学自主性和历史价值的意义等关涉哲学现代性的一整个问题域。

通过对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历史科学认识论，狄尔泰对历史理性的批判，和海德格尔对存在论历史的解构中包含的危机和危机意识之哲学意义的具体关切，我试图表明，历史主义的危机是如何被解读为现代性自身内部的哲学矛盾的。在我看来，历史主义不仅代表了文化世界观的发展，也不只意味着特定学科内部的专业化进程，它还让人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解读既规定又破坏现代以及后现代思想的历史。我认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本质上都是受动的（reactive），也即，二者都构成对先前建立的历史叙事的回应，即便在这种叙事威胁到现代或后现代解释的稳定性之处亦是如此。因此，当乔伊斯的史蒂芬·迪德勒斯（Stephen Dedalus）感觉历史像噩梦并试图从中醒来，或者叶芝在“基督再临”（The Second Coming）的朝圣中将历史理解为其内核无法维持的叙事时，他们都在对一个自身内在意义和相关性从根本上受到质疑的传统作出反应。现代和后现代的历史版本共享这种焦虑和不稳定之感，作为整体的过去已经逝去，并且很可能会随时化作无常的碎片。二者都构成了对历史主义者之历史解读的回应，后者一来就建立了作为历史进步之基础的单向度的时间形而上学。因此，如果现代主义反复确认“现代”——也即新的时代——为最高的文化价值，则它只能在对先于现代之过去的克服中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在业已建立的统一、意义和总体性叙事面前，人们才能言说碎片、危机或决裂。历史主义者对历史的解读仅仅提供了一种方向性和目的性的叙事，即某种世俗化的因果神学，它假定了所有事件的一致性。对于像黑格尔这般的哲学历史主义者而言，历史的意义以理性的狡黠达成，而对于像兰克（Ranke）这样的神学历史主义者而言，普遍的历史是按照天意的设计组织起来的。在这种将过去视为某种神学乃至末世论的主张中，传统的历史主义则把史事的竞争性逻辑论证为成王败寇的叙事。然而，随着历史主义视角在1880—1930年期间的瓦解——从尼采的“上帝死了”的宣言、斯宾格勒的“人性的黄昏”，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特勒尔齐的“历史主义的危机”，到战后概述了西方文明崩溃的学术宣言，不一而足——此种关乎意义和进步的线性叙事已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则是世人对历史的最终意义的根本性质疑，新的危机修辞和危机意识也应运而生。

在其源始的希腊语意义上，危机意味着筛选或分离，它引导人走向判断或抉择的时刻。在希波克拉底和盖伦那里，这个词被用来表示疾病的转折点。相比之下，历史主义的危机代表了人对全然不同之事项的判断，也即，偏离或打破19世纪占主导的历史进步哲学，及其对意义和秩序的期待。人们可以争辩说，德国历史思想的这场危机可以追溯到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的第二篇文章，即《历史对人生的利与弊》（“On the Uses and Disadvantages of History for Life”）。但绝无任何一个文本可充当源始的起点。众人对危机的感知出自他们对一系列复杂的假设、价值观、传统和文化上的陈词滥调的反应，它们在19世纪晚期的德国占据主导位置。然而，尼采比他的同代人更能完美地捕捉到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衰败和被动情绪。对于尼采来说，历史主义是一种现代意识的疾患，它培养了一种沉思的、以研究为导向的人格。沉浸在文本研究的亚历山大诗行（Alexandrine）乐趣中的历史学家们，在尼采笔下变成了被动的观察者，淹没在档案之中，无法行动或创造，不断降格为“历史后宫中的阉人”。然而，即便尼采对19世纪的“历史疾患”开展了抨击，但历史主义思想的制度力量仍在增长，其影响力甚至扩展到了德国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或者“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的所有分支。直到一战之后，当新技术带来的大屠杀导致了广泛的政治混乱、经济崩溃和社会混乱时，才发生了历史主义思想的大规模解体。继德国“1918年的大灾难”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1918）和西奥多·莱辛的《历史作为无意义之意义的赠与》（History as the Bestowal of Meaning on the Meaningless，1919）也都呼应了信仰尽失的时代情绪，并以典范的形式表达了现代主义的危机心态。

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现代主义代表了危机可作为文化认知的模型的高度意识。然而，它表明，破碎和分散的图景远非一种审美偏好，现代主义也意味着人对时间和叙事的全新理解。在现代主义的时间范畴中，事件不再连贯，它们的一致因历史线性的波折而中断。由于危机感切断了事件链，危机这个观念本身也取而代之成为历史解释的新源头。

通过破坏承继和连续性的逻辑，危机感挑战了进步和单一时间的历史主义叙事。因此，如果我们把“历史主义”一词理解为对过去、一切旧事物和古物的固执和忠诚，那么，“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最好被描述为——正如詹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所解释的——“持续的压制和不断出新的时代，它本身也会迅速老去，并立即被更新的东西所取代”。瓦蒂莫在《现代性的终结》（The End of Modernity）中令人信服地表明，尼采的虚无主义叙事乃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从危机的角度思考历史之企图的重要诱因。对瓦蒂莫而言，所有先验之物和超历史价值的坍塌都指向了虚无主义和后历史的思想形式：“因为真理的观念不复存在，基础也不再起作用（此间也不再有基础信念存在之基础……），经由批判地克服也无法找到一条逃离现代性的道路，因为后者也是现代性本身的组成部分。因此，很明显，人们必须寻求替代办法，而这个档口也可被认定为哲学中后现代性的诞生时刻。”

在世纪之交的前卫运动中，现代主义者对克服传统的热衷，以及对新事物的迷恋，似乎是对过去的大胆拒绝。然而，即便现代主义试图克服基本的历史主义立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依然与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相互关联，只不过是消极的联系而已。用瓦蒂莫的话说，“历史主义刻画了现代性”，因为在把时间的形而上学视野建立为纯粹的时间连续性的过程中，它不断巩固并强化了克服传统的现代主义逻辑。在这一过程中，它把现代性的历史刻画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并且开启了消解形而上学以及“历史终结”的道路。现代主义思想被一种特殊的历史时间理解所打断，它把时间理解为线性的因果序列。如此思考过去的方式产生了一种“中性时间”（neutral time），所有事件在其中都被客观地加以衡量，像极了地图制作时根据距离和位置等经验规范测量空间一样。正如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空洞而均质的时间”，绘图和数学中的时间为维持中立的价值提供了终极背景；亦如利奥波德·冯·兰克所说的，它创造了一个历史连续体的幻觉，其中均等的间隔能让人“以无偏私的眼光看待普遍历史的进程” 。古典历史主义致力于把无价值判断和中立视角作为历史客观性的本质。但这些价值观本身只有在允许另一种幻觉——即因果关系上可证明的历史效应连续体——的中立时间性基础之上才是可能的。现代主义背离了古典历史主义，因为历史的现代经验是非因果的、断裂的和反讽的。对现代主义者而言，历史文本更像是一份被不相关的栏目分割的报纸，而非某种统一的叙事。在其《海德格尔论存在、故事和语言》（Essere, storia, e linguaggio in Heidegger）一书的“历史主义的瓦解”一章中，瓦蒂莫试图论证历史主义诸范畴——这些范畴建立在把时间理解为具备内在方向的形而上学之上——的瓦解与现代性危机的紧密关联。对于瓦蒂莫而言，海德格尔对历史主义时间概念的破坏构成了对“过去的主导性”的末世论突破。瓦蒂莫写道，海德格尔思想中的这种突破——或者危机——不仅仅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显露”，而且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后现代的解构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与现代相关的某种新东西，更是对新（thenew）之范畴的消解……它提供了‘历史终结’的体验” 。正如瓦蒂莫所解释的那样，后现代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消解过程是一致的，因为它标志着黑格尔式的世界历史盛会的终结。因此，瓦蒂莫总结道，“对历史的后现代沉思只能是某种‘修正的’、形式扭曲的历史主义”。

瓦蒂莫的作品在世人对危机的现代/后现代解读和历史主义的消解之间关联的认识方面堪称典范，但他的作品也只是一家之言。像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和雅克·德里达等思想家也关注危机和瓦解的问题，并将其作为解读“后现代状况”的门径。例如，利奥塔就把后现代主义描述为“对元叙事的质疑”，还将其与启蒙-理想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哲学的危机”挂钩。同样，德里达也寻求现代主义思想中的线性时间方案和历史的形而上学叙事之间的内在关联，他在海德格尔和尼采那里发现了这些主题。德里达在其《多重立场》（Positions）一书中写道：“历史概念的形而上学特征不仅与线性相关，而且与整个隐喻系统（目的论、末世论、上升和意义的内在累积……某种连续性、真理等概念）相关。” 在对“历史”的解构中，德里达展示了线性时间及其产生的话语——“事关欧洲的所有欧洲话语的考古学-目的论计划”——是如何与危机思想产生紧密关联的。在其《另辟蹊径》（The Other Heading）一书中，他明确地将“方向”意识与“当下的现代性传统和被唤作危机的时刻联系了起来……即‘欧洲科学的危机’或者‘欧洲人性的危机’：这种危机乃指引历史分析和危机的历史，同时也是引导（自）笛卡尔以来的先验主体复归的目的论” 。在解构历史之整体化的形而上学视野各具体范畴的过程中，德里达用复数的历史取代了大写的历史，并把未来诸话语的异质性镌刻在了对过去的重新书写上。

与德里达和利奥塔类似，其他许多后现代思想家也开始致力于消解或拆解历史主义的提问方式（Fragestellung）了。从后现代的角度看，历史主义不仅意味着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它还标志着历史的形而上学解读；换言之，它代表了“时间”“叙事”“秩序”“承继”“连续性”“整体性”等形而上学概念的优势地位，这些概念源于笛卡尔和康德式主体性及其在客观性价值观、方法论的明晰性以及科学真理等方面所强调的单一视角。后现代思想家们明白，他们试图从现代主义危机中恢复（在海德格尔的Verwindung的意义上）的东西与历史主义的形而上学假设密切相关。布鲁克·托马斯（Brook Thomas）在其《新历史主义》（The New Historicism，该书关注后现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中试图“表明，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在何种程度上是对历史主义危机的历史性反应，而西方思想尚未从危机中恢复过来” 。在托马斯的解读中，历史主义的危机对后现代批评家意味着重新思考哲学现代性基本范畴的契机，这些范畴支撑着现代早期培养起的科学确定性模型。

在对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狄尔泰和海德格尔等人作品的解读过程中，我打算探索历史主义思想和现代性危机之间各种哲学关联，托马斯的作品已经暗示了这一点。我选择了德国学院哲学在1880年到1930年间这段特定时期，因为在我看来，在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们和狄尔泰的认识论计划中，以及随后在海德格尔早期作品中的消解过程里，人们可以清楚地追溯到危机思想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对现代和后现代话语的提问方式起到了巩固和决定的作用。

多数详细阐述历史主义传统的学问都以历史编纂为重点。它们很大程度上会关注德国历史学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预设，及其在历史学专门科学的“学科基础”（disciplinary matrix）中发展出更加专业化的研究方法的企图。像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Iggers）和约恩·吕森（Jörn Rüsen）等史家则娴熟地分析了历史主义思想的社会和制度特征，并试图在其研究方法和解释性原则中找到科学和理性的要素。事实上，吕森认为，过分关注方法导致了历史科学“范例的、学科形式”的建立。他发现，历史主义思想家因为研究（史学）的新逻辑愿景而备受鼓舞，这种逻辑在学术史学中乃卓越的标准。最近，像彼得·莱尔、迈克尔·艾尔梅特、霍斯特·沃尔特·布兰克和弗里德里希·耶格尔在吕森和伊格尔斯等人工作的基础上，试图把历史主义与启蒙运动的科学目标联系起来。他们所取得的部分成就在于表明“历史主义扎根于启蒙运动，尽管前者会否认这种关系” 。由于他们的细致工作，当代史家终于能够挑战特勒尔齐和梅尼克那些成问题的主张了，二人认为启蒙运动和历史主义思想之间相互对立。这些人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历史主义如何从现代早期之时便完全依赖于科学思想之理念的，这种理念由笛卡尔-康德的理性主义、意识、其获取真理的方法论及其哲学确证等观念所支配。这些史家此前已经证明，随着历史主义传统逐步扎根于19世纪早期的德国大学之中，外加洪堡、兰克、尼布尔以及后来的德罗伊森等人的主导地位，历史主义朝向客观研究——吕森的作品的基本主题——的方法论要求与某种基础主义的形而上学信念逐渐结合，后者将意义、历史发展的目的视为单一的、独特的和不可重复的东西。

此番意义上的古典历史主义对价值相对主义一无所知，相反，它致力于展开上帝的终极计划，这个计划体现在兰克那预定的世界历史中，也体现在洪堡的精神理念、德罗伊森的“道德力量”（sittliche Machte）和黑格尔那基督教式的精神展现之中。然而，在1880年后的世纪末，随着自然科学认识论原则所塑造的实证主义研究模式的挑战，方法论上的客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信念之间出现了矛盾，这引发了人们对历史主义学术之科学基础的质疑。

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部分工作便是展示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狄尔泰的作品何以被解释为重申历史研究客观性的自主诉求，它旨在反对理想的历史神学之形而上学侵扰。这些世纪之交的哲学家们从根本上采用了康德的观点，并以此考察历史相对主义、价值的无序状态、自然和人文科学分类，以及历史判断的标准等方面的争议。从其认识论立场看，他们自觉地接受了古典历史主义中的形而上学矛盾，甚至正如我试图表明的，他们最终还是屈从于自身作品中更为根本的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思想了。在我的解读中，他们旨在克服形而上学，进而建立历史、文化和精神之自治科学的逻辑-形而上学-认识论企图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概念模型。他们的努力旨在扩展早期历史主义者的基本提问方式，并建立一种新的历史主义认识论-形而上学版本。然而，与许多早期的历史主义者不同，我在此讨论的四位思想家——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狄尔泰或者海德格尔——都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们每个人都从一个决定性的哲学视角来处理历史主义的基本问题，并相信从哲学的角度切入历史知识问题、历史意识和历史本身，就能够重新定义哲学在现代传统中的基本含义。在他们“克服”形而上学的企图中，这些哲学家们以上述方法将历史主题化，并以此暴露出建立了现代和后现代思想基本议程的特定矛盾：笛卡尔-康德式的绝对时间预设；我思的单一视角；对科学理性的承诺；从严格的方法论上获取真理的信念——通过展现科学意识的普遍合法性，这些观念似乎与鲜活经验和有限的历史意识的历史性因素等相抵牾。

我对历史主义危机的兴趣与历史主义辩论产生的危机思想有关。于我而言，新康德主义者狄尔泰，尤其是早期海德格尔作品中关于价值判断、客观性和科学真理的学术争论中的要紧方面不过是欧洲哲学的现代计划的可行性。刺激我深入阅读的是可在世纪之交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辩论中找到现代主义思想之根本矛盾的信念。在斯宾格勒、巴特、韦伯、布洛赫、梅尼克、特勒尔齐等人的作品中，存在着一整代人对迷失、破坏、启示和衰落等主题的关注。历史意识的危机观念在这个战后时代得以转变，转而成了现代生活的陈词滥调——尼采的价值虚无主义的老调重弹或其降格形式。魏玛时期的世界观哲学充斥着这种流行的危机意识的例子。然而，在历史、科学、神学和哲学危机的此类肤浅和模式化的讨论中，海德格尔早期哲学中真正意义上的危机哲学出现了。海德格尔拒绝了他同时代人对此的相关解读，转而试图把危机重新定义为开启历史（尤其是西方形而上学历史）进程的转折点。与其他人否认危机状况的不稳定性和其中的焦虑，或者试图用某种新的、更为安全的形而上学来克服它的做法不同，海德格尔认为，危机是所有真正科学和哲学的原初状态。正如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的：“科学所达到的水平取决于它在自身的基本概念的危机中能达到的程度。”

海德格尔发现，历史主义者有关真理、客观性、研究实践、时间距离和学术判断的假设都来源于诸种科学在现代早期之际的定义，而这些定义又基于希腊形而上学的静态存在论。通过拒绝把历史（history）简单地理解为一个作为渐次发展进程（Geschichte）或者某种致力于科学史学观察的专门科学（Historie），海德格尔在新的意义上将历史理解为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就像规定了我们自身存在的时间历史的展开一样。正如他在“时间概念”讲座（1924）中解释的：“只要哲学在方法论的角度把历史作为对象分析，它便永远不会发现历史为何物。历史的谜团在于究竟它意味着什么。” 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对历史的分类学处理完全掩盖了狄尔泰试图敞开人类历史性的工作。在这种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下，海德格尔重新利用了狄尔泰对历史经验的诠释学，并对历史提供了某种存在论解读，这改变了历史主义提问方式的基本方面。

海德格尔20世纪初期的作品同样发端于主体/客体思想的困惑，它位于历史主义传统的核心，但他从未屈服于世人对科学和哲学当代危机的文化解读。相反，他把这种困惑重新看作瓦解形而上学结构的办法，后者最初让历史主义成为可能。通过将历史问题视为人类存在的现象，而非作为认识论分析的案例研究，海德格尔提出了一条思路，它让历史主义的传统“危机”变得过时和无关紧要了。到20世纪30年代讨论尼采的讲座时，历史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有影响的文化力量了，它仅以一种微弱的形式存在，就像现代世界的虚无主义倾向所厌恶的特权精英的文化意识形态一样。人们可以从梅尼克在其作品《历史主义的兴起》的经典研究中看到此种意识的作用，这种意识更像是正在逝去之传统的挽歌，而非批判性地参与到传统之中。

海德格尔声称，历史主义意味着20世纪的德国思想走进了死胡同，其原因恰恰在于它未能抓住使其成为可能的矛盾。历史主义思想家依然坚持客观性的科学标准和认识论的确定性，并试图通过否认或克服主体性的观念来把握历史经验的实在。他们在魏玛时期的危机言论的特点是对历史相对主义的持续不安，他们认为，历史相对主义存在拉平所有文化价值观的危险。但即便他的同代人清楚地看到了主观价值和客观真理之间的对立，海德格尔也明白，二者实属一体。对他而言，历史相对主义实际上只是一种隐蔽的客观主义的补充，后者被关于文化多样性、个人自由、独特发展路径等理想主义话语掩盖了。海德格尔认为，斯宾格勒及其同时代人的危机修辞无法解释认识论的客观性与人类主体历史性在历史主义话语上的根本矛盾。在尝试把历史融入与之格格不入的科学框架的过程中，历史主义者否认了最初让历史成为可能的诠释学经验。这些问题并非战后世代所特有的。它们起源于兰克的浪漫主义诠释学，他对历史性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历史时间之流中的研究对象上。兰克之后，德罗伊森试图通过建立“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Historie）之规律，而非历史进程(Geschichte)规律”的方式克服传统学术中的纯粹客观主义。然而，德罗伊森仍然以基本认识论术语讨论历史性。与历史主义传统中的其他多数人一样，他总是根据主体/客体形而上学的双重意义理解“历史”：要么将其作为过往全部事件（res gestae）的名称，要么将其理解为这些事件本身的解释性说明（historia rerum gestarum）。到19世纪末，新康德主义者接受了这种基本的主体/客体二分框架，并将之作为其研究的起点。虽然他们拒绝了历史性的相对主义意义，并且肯定了某种普遍的价值理论，但他们的批评仍然围绕作为“有待了解”之事的对象的历史性而展开。狄尔泰试图通过强调主体的历史性来打破这种新康德主义的方法，从而不仅仅把人类生活理解为历史上发生之事；相反，历史性乃人类生活的基本范畴。正如伽达默尔所解释的那样，“历史性的基本特征并不取决于人类这种存在有其历史性；相反，所有的历史都取决于人类的原始时间性和历史性” 。然而，即便狄尔泰想要克服历史主义思想中的矛盾，他的工作仍然取决于人文科学的整体理论，后者与他对生活历史性的洞察并不相容。

当海德格尔开始重新塑造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的洞见时，他注意到二者都指向了同样的僵局：主观的历史性永远无法与客观的科学相协调。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彻底打破主体/客体二分的思维形式，正是它让历史主义成为可能。虽然海德格尔最终把历史主义作为某种形而上学思想的表达而加以拒绝，但他却把历史主义危机看作一个应对现代主义传统破产的机会。他明白，尽管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者显然会对此表示反感，但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同属一体，因为每一方都代表了同一基本立场的互补方面。他并未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就好像二者是替代选项一样，而是觉得应该以一种新的、更原始的方式重新思考二者的关系。他发现这样做不仅会重新占用，而且会破坏存在论的历史。通过把历史的本质理解为人类历史性之表达，而非某种科学，海德格尔设法将历史主义的文化和史学危机转化成了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危机。对海德格尔而言，历史主义的危机意味着现代主义思想作为某种僵局的成形。因为历史主义无法在自身的话语中解决其问题，它便被迫以历史主义的危机的形式面对其固有的矛盾。但正是这些矛盾证明了海德格尔的工作在哲学上是富有成效的。

我对海德格尔的解读有助于以多种方式确定本书对现代德国哲学中的危机和危机意识的强调。同时，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我选择专注于对历史主义的哲学解读（特别是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狄尔泰等人的作品），而非探索历史学家自己的史学或者方法论作品。人们对历史主义的通行解释（在此，我们很容易想到伊格尔斯和吕森的作品）几乎不会提到海德格尔，否则，他们就不会在主体/客体的这种完全一致的框架下谈论其作品了，而这个框架正是海德格尔试图消解的东西。例如，伊格尔斯就把海德格尔解释为一位致力于某种特定的存在主体性的“哲学非理性主义者”，对这种人而言，“实际客观存在的坚固世界已然解体” 。此外，这些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关注的历史主义的应对方案，不可避免会把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者的思想置于兰克、德罗伊森和兰普雷希特等传统史家同样的提问方式中。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错过了与狄尔泰、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的哲学中起作用的笛卡尔-康德式的科学传统正面遭遇的机会。通过把海德格尔纳入我的讨论，并给予其早期作品的特别关注（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被历史主义的多数阐释者所忽略），我打算以新的思路重新梳理历史主义的危机。

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想探讨这场危机的影响，以期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主义思想与德国现代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我发现，人们对历史主义的解读仅在它作为危机之整体理解的一部分才说得通，同时，危机本身也对我们把握现代主义思想有着哲学意义。作为整个计划的组成部分，我在第一章中透露出了世纪之交的德国哲学的基本危机。在接下来的四章里，我对有助于定义历史主义之基本危机的思想家们——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狄尔泰和海德格尔——分别给出了解读。然而，它们绝非孤立的研究；相反，我试图在此前各章的基础上，展示每个思想家与作为形而上学之表现形式的历史问题的潜在联系。我的目的不仅在于解读历史主义的危机，还在于为主导现代思想的危机主题本身提供解读。

[1] 与“历史主义”一词的复杂用法相关的一个颇为讽刺的现象在于，这个术语在德国直到差不多已被淡忘的一战后的多年里才被众人接纳。正如赫伯特·施纳德巴赫（Philosophy in Germany, 1831- 1933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34）所解释的：“虽然‘历史主义’一词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但它第一次被广泛使用却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初；像很多‘主义’一样，它首先带有谴责意味——它意味着某种处于危机之中、需要被克服的过时之物。”
恩斯特·特勒尔齐（Ernst Troeltsch）在其早期作品（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 Tübingen: Mohr, 1922以及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Überwindung, Berlin: Heise, 1924）及其文章“Die Krisis des Historismus”, [Die Neue Rundschau 33 (June 22): 572-590]中对“历史主义”的刻画让它变得流行；也见Zur Theorie und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Stuttgart: Koehler, 1959)一书中弗里德里希·梅尼克的相关文章，以及卡尔·胡斯对这一主题的长篇研究：Die Krisis des Historismus(Tübingen: Mohr, 1932)。从其出现开始，“历史主义”一词就一直是诸多辩论和混乱的主题。随着近期文学学者比如斯蒂芬-格林布拉特[Power of Forms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2)]、韦斯利-莫里斯[Towards a New Historic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等人推动的所谓新历史主义的发展，这种混乱越发严重了。我选择了“historicism”[而非J.E.安德森在其译著Friedrich Meinecke’s Historism (London: Routledge, 1972)中用到的“historism”]作为德语“Historismus”一词的英文译法。在使用这个词的过程中，我希望避免众人联想到哪怕一丁点卡尔·波普尔的作品，后者在其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57)中曾用这个词指称“一种以假设性的历史预测为主旨的社会科学方法”（第3页），这种方法试图发现历史演变的“模式”或“规律”。
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众人普遍认可的运动可以被唤作“历史主义”。正如特伦斯·泰斯和托马斯·斯拉文斯所主张的，这个词指的是“一系列不同的旨趣、问题和解决方案”；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为历史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定义，即“19世纪德国几位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一种倾向：（1）尤其注重人类事件的独特性，（2）试图理解这些事件与普遍但不断变化之模式或进化趋势的不同关系，但视角却是动态和具体的，（3）试图检验在这一历史境遇中的所有人类成果，（4）在此基础上确认这种考察（有时则是一般的社会科学）——截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地位”。见：Tice and Slavens, Research Guide to Philosophy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3), 428-429.
舒尔茨在其权威作品Philosophie in der veränderten Welt (Pfullingen: Neske, 1972)中对历史主义做了概括性描述，认为历史主义是“超时空通则体系的彻底崩溃和增长的知识，后者意味着我们必须把自身理解为直达人性内核的历史存在”。他接着写道，历史主义是对“历史作为人类知识和理解人类世界之基本原则”的把握。这意味着——从根本上说——一切存在都可以而且必须只能从其‘历史性’的角度理解（第492—493页）。关于该术语的语言史流变，见：Erich Rothacker, “Das Wort Historismus”, in 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 Wortforschung 16 (1960): 3-6; Gunter Scholz, “Historismus”, in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vol. 3 (Basel: Schwabe, 1974), 1141-1147. 下列文献也有帮助：Georg Iggers, “Historicism”, in The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 Scribners, 1973), 456-464; Hans-Georg Gadamer, “Historismus”, in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vol. 3 (Tübingen: Mohr, 1959), 369-370; Waldemar Besson , “Historismus”, in Das Fischer Lexikon: Geschichte (Frankfurt: Fischer, 1961), 102-116; Harry Ritter, “Historicism, Historism”, in 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 History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1986), 183-187; Guntolf Herzberg, “Historismus: Wort, Begriff, Problem, und die philosophische Begründung durch Wilhelm Dilthey”,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 25 (1982): 259-304; Wolfgang Hardtwig, 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Alteuropa und moderner Welt: Jacob Burckhardt in seiner Zei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4), 尤其是201-243; Arie Nabrings, “Historismus als Paralyse der Geschichte”, 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 65 (1983): 157-212; Otto G. Oexle，“‘Historismus’：Überleg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Phänomens und des Begriffs”，Jahrbuch der Braunschweigi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Gesellschaft (1986)：119-155；以及Volker Steenblock，Transformationen des Historismus (Munich：Fink，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