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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的人类活动历史，至少可上溯至一万多年前。在宜兴的灵谷洞曾经发现了古人类的下颌骨化石，经鉴定距今约一万多年。出土于无锡北郊南街村后巷的一件人工打制的石制刮削器，经考证也是一万多年前远古先民的遗物，这些先民繁衍生息的文化遗迹，点亮了锡地最早的文明之火。
此后的考古发现，不断丰富着从旧石器文化时期到新石器文化时期人类留在这片土地的文明足迹。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都在太湖流域留下诸多原始文化遗存，印证了锡地先民早期生产生活的历史。早在距今7000—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时期，无锡已出现零星的原始人类聚落，锡山的雪浪庵基墩，阳山的新渎庙墩、玉祁的芦花荡，还有洪口墩、赤马咀，以及江阴、宜兴等地都曾发掘出无锡早期人类原始聚落的遗迹。那些简单的劳动工具、朴拙的生活用具，以及土层残存的生存印迹，都说明其时先民已会打造简单石质农具，垦荒种植，采摘狩猎，饲养禽畜，并能烧制作为生活用具的陶器，过着垦殖采摘渔猎交织的定居生活，对这片土地进行了最初的拓荒。
太湖流域在距今6000年至5000年间的“崧泽文化”时期，石制器具磨制趋于精致，制陶技术明显进步，陶器种类和造型也有很大丰富。无锡西郊的仙蠡墩、马山的门前山、锡山区的东亭北街、江阴的青阳南楼、周庄的龙爪墩、宜兴的归径骆驼墩等处，都发现了“崧泽文化”的遗址。
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前后，太湖流域进入了被称为“东方文明之光”的“良渚文化”
时代，农耕技术和生产力显著提高，在钱山漾、澄湖古井、水田畈等先民遗址曾出土了大堆稻谷遗存。石器工具得到改进，新式农具出现，手工技艺日益精巧，尤其是以璧、琼为代表的玉文化独树一帜，太湖流域步入当时先进文明地区之列。这一时期，是无锡地区迈向文明时代的新阶段，在诸多“良渚文化”遗址上出土了大型石犁、破土器、耘田器、石镰等新式农具，农具的进步折射出农耕水平的提高，也反映了手工业与农业的初步分离。这一时期的陶器，器型更加美观，种类繁多，彩绘装饰更趋细致，在实用基础上体现了审美需求。
这些考古史料透露出的文明信息，印证了无锡上古时期漫长而不断进步的农业文明。有文字记载以来，从吴越至楚秦，从两汉至明清，历朝历代，这片土地保持了朴拙勤勉的本色，在不断嬗变中原生机理与活力犹存，兼具成长性、吸纳性与包容性，从而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前行。
历史上，锡地文化经历了数次较明显的历史性整合。
自春秋时期勾吴崛起、诸侯争霸开始，吴地进入了漫长的文化孕育期，无锡也因地处古吴国中心区域而开始了较快的文化吸纳与融合。泰伯南奔梅里创立勾吴
，开创了无锡见诸文字的历史，无锡也由此成为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作为国家文物考古重大发现的鸿山遗址与阖闾古城遗址，都是那段传奇历史和勾吴古国兴废的见证。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战事不断，此消彼长，长期交战促进了多地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战争也让吴国学会了向强者学习，取长补短。吴人机智灵活，善用《孙子兵法》，“好计谋、重诡诈、善变化”是为吴人用兵特色，故常能以少胜多。经过650余年绵延发展，吴国从一个弱小蛮夷部落逐渐成长为北威齐晋、南服蛮越、制衡荆楚的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虽然，因吴王夫差穷兵黩武、错杀良臣、战略“轻越”、好色疏政，于公元前473年灭亡，结束了勾吴古国漫长而不乏辉煌的历史，但吴文化机智灵动、好学善纳、骁勇善战、刚柔相济，以及不断发酵的称雄梦想却为无锡积淀了最早的文化基底。
吴亡后，吴与越边界消弭，民人同气共俗，两地文化交融日深。公元前306年，越为楚所灭，吴地后成为楚春申君的封地，吴越与荆楚在交流碰撞中文化兼收并蓄，不断得到丰富。西晋至南宋，因“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三次大范围战乱而引发大规模的北民南渡，中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发生南移，为包括无锡在内的江南地区带来人才、资金、文化和技术，极大促进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发展。在历史的偶然和必然之间，无锡文化也随之碰撞、汇聚、融合，在保持原有文化特质的同时，也在历史演进中不断融入新的元素，形成了无锡特有的人文内核与刚柔相济的风格，勤勉务实、敏察善纳、外朴内慧、开放包容、笃行进取成为无锡人鲜明的群体禀赋。
西汉时期的置县，是无锡文化演进的重要历史性标识，使无锡步入了有行政建制身份的时代。此后，在长达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里，除元代升格为州，无锡一直作为县级建制，直至民国。江阴、宜兴的情况也一样。对无锡、江阴、宜兴三县而言，既未获得更高的政治规格，也非征战夺取的中心，表面看是失落，但也是一种得到，这样的地位境遇使其得以躲避更多战乱侵扰而能够更多发力于农耕蚕桑，着力于经济发展，为日后的崛起积淀能量。
唐代，无锡进入初兴时期，无锡、宜兴、江阴三县人口规模逐渐扩大，偏安江南一隅，不似北方受到大规模战乱纷扰，经济文化得到休养生息。因北方战乱，大批人口涌入，使无锡耕地资源趋于紧张，由“地广人稀”而为“人多地少”，促使农业耕作不断精细化。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一方面为朝廷搜刮江南财富提供了便利，也从另一方面促进了江南商贸经济的流通，怀拥运河的无锡城逐渐成为漕运线上南粮北运、南北商品流通的重要集散地。京杭大运河不仅是古代中国唯一的贯通南北的文化经济大通道，也成为不断为无锡输送养分的血脉经络，促进了经济贸易的发展成熟。朝廷对漕运的充分依赖，和运河管理制度的成熟，加速了无锡文化与其他地区文明的汇聚融合。受到运河经济的激发，无锡也很早出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
明代时，地少人多矛盾加剧，但无锡商品经济活跃，社会整体水平仍有提高。尤其是明中后期，受耕地局限和贸易带动，手工业日趋繁荣，城乡四野“家家机杼声不绝”，全县岁贡“深青、黑绿、丹红三色织金花素纻丝五十匹，有闰月加四匹”
，比元代有所增加。受到运河带动，民间丝茧、土布交易也十分兴旺，工农商手工业得到均衡发展，百姓生活来源得到补充，民间对工商贸易活动的兴趣得到激活。经济活动带来文化的交流，无锡文化在贸易活动中不再保守而日趋开放，在吸纳与融合中不断丰富，经济文化活力得到显现，明清时期经济文化步入新的兴盛期。
受到士族流入和经济带动，无锡文化教育也步入良性发展期。隋代开科取士以来，无锡、宜兴、江阴分别走出了530位、548位
、415位进士，无锡、宜兴还分别诞生了5位状元和4位状元。唐大历时期，无锡、宜兴人口均超过3000户，列为望县，人口略少的江阴为紧县
。人口基数的增大为人才出现奠定了基础。经济文化发展与人才崛起完全同步，唐元和元年(806)，无锡出现了第一位进士——李绅，是为日后人才蔚起的先声。因安史之乱、汴梁陷落，唐宋时期两度北方士族的大批涌入，不仅推动城市规模扩大，也为科举人才的蔚起提供了契机。南北文化也因此再度交融并汇，苏杭地区成为经济文化的新中心，同一区域内的无锡获益良多。两宋期间，无锡进士数猛增至69人，还走出了第一位状元蒋重珍。
人才的蔚起，不仅得益于经济振兴、世家望族的汇聚，也得益于崇文重教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北宋嘉祐三年(1058)，无锡县始设县学，北宋政和六年(1116)，理学传人杨时在无锡创建东林书院，设坛讲学。此后无锡学风日盛，出现了喻樗、尤袤、李祥、蒋重珍等一批知名学问家、教育家。教育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科举的鼎盛，一批著姓望族也逐渐形成，无锡尤氏、江阴葛氏与宜兴蒋氏、邵氏等都崛起于此时，“南渡第一名臣”李纲，诗人、藏书家尤袤，小说家蒋防、词人蒋捷等才俊也涌现于此时。明清时，无锡更成为人才高地，进士数高达458人。无锡科举史上的五位状元，有四人（邹忠倚、孙继皋、王云锦、顾皋）出现在这一时期
。另有蒋芾、华琪芳、华亦祥三人为榜眼，吴情、秦铖、周宏、秦蕙田、秦勇均、邹奕孝六人为探花，高世泰、邹象雍、邹一桂为传胪，秦铖、顾玉、唐世峰为会元。“一榜九进士”“六科三解元”的科考盛事传为无锡坊间佳话，今天各处或存或毁的解元碑、进士坊、状元坊，以及连元街、三凤桥等地名，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年无锡科举之盛。
清末学者高荣泉在《锡金科第考》中说，无锡“人文之盛，甲于吴会”
，此语并非夸大。明代，虽然朱元璋为报复江南士族在科考上多有不平等，但从全国录取进士数排名看，江南各县依旧列于前位，依次为：华亭(259人）、武进(249人）、无锡(228人）
、吴县(226人）、长洲(202人）、常熟(185人）、仁和(181人）、昆山(178人）、钱塘(164人）、上海(144人），吴江(144人），无锡县位居第三
，科举成绩可见一斑。随着江南一带逐渐成为文化、经济的新中心，无锡也通过经济发展、贸易交往和文化交流，在不断汲取各地优秀文化的同时，随着吴地文化流脉汇入主流文化。
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激烈撞击中，无锡和整个江南地区一样，在农民起义、列强侵入、口岸开放、经济沉浮的时代风云中，开始了又一次文化转型。近代中国的前行，是“天朝上国”充满屈辱、苦难、困惑、悲怆和梦想的跋涉之旅，也是一次抗拒与接纳相交织的文化整合过程，既有科学民主与封建专制的对峙，又有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更有野蛮与文明、侵略与反侵略之间的较量，堪称史上最艰难也最壮观的整合过程。在这次划时代的艰难跋涉中，小城无锡走在第一方阵，表现尤为出色，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开启了新的历史航程。
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新的文化形态——现代工商业文化，在无锡的沃土上迅速生长，开始了最具历史意义的百年创造。无锡的真正崛起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895年，在洋务运动影响和大上海的带动下，无锡出现了国内最早的民族工商企业之一——业勤纱厂，在江南地区率先拉开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序幕，也开启了无锡迈向工商名城的旅程。1900年始，荣氏兄弟在运河西水墩建设茂新面粉厂（初名保兴,1902年投产），数十年中，民族工商企业在锡城遍地开花，涌现出杨宗濂、杨宗瀚、荣宗敬、荣德生、荣瑞馨、薛南凕、薛寿萱、周舜卿、孙鹤卿、王禹卿、唐骧廷、唐保谦、程敬堂、蔡缄三、唐星海、杨翰西、祝大椿等一大批民族实业家，其创业与经营活动，推动城市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米市、布码头、丝码头、钱码头的经营活动也更为活跃。1912年，无锡民族工商业已初步形成面粉加工、纺织、缫丝三大基础产业。民国初年至抗战爆发前，是无锡民族工商实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运河岸工厂堆栈林立，商市人潮涌动，上下班时段甚至出现罕见的“路堵”“桥堵”。至20世纪20年代末，无锡企业数已增至172家，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增长，形成了荣氏、薛氏、杨氏、周氏和唐蔡、唐程六大家族资本财团。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1929年，六大财团资本总额高达998.1万元；全县拥有12个工业系统,208家工厂，工业资产总额为1177多万元，工商营业总额达9877多万元，从业工人达7万余人。据《近代史数据》不完全统计,1911年—1927年，江南地区各城市工厂数，上海由48家增至491家，苏州由2家增至17家，无锡由8家增至76家，南通由5家增至13家，南京由1家增至12家。
1927年，无锡工厂数在全国仅次于上海、大连，位居全国第三，而上海、大连是拥有大片租界的口岸城市，外资占比举足轻重，无锡则皆为本土工商企业。1939年，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编制《无锡工业实际情况的调查报告》，引用了1937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相关资料：至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末，无锡工厂数为315家，仅次于上海、天津、广州和武汉，居全国第五；工业投资总额为1407万元，居全国第五；产业总资本7500万元，居全国第三；工业生产总值7726万元，居全国第三；就业工人数6.5万人，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在非条约通商口岸城市中，无锡的轻工业发达程度居全国第一。在上海、广州、武汉、天津、青岛、无锡“工商业六强”中，只有无锡身份是一个县。
经过数十年工业化努力，此时的无锡已经转型为一座近代化的工商业城市，一跃而成为我国以轻工业为主体的民族工业的集中地区。民族工业的崛起发展，不仅是无锡城市近代化最突出的标志，也使工商文化成为无锡最鲜明的人文标识。
因为工商实业的发展，民国时期的无锡城市管理也迈上新的台阶。无锡绅商与地方政府紧密合作，参与地方管理。北洋时期，无锡县知事更替频繁，“接事到差，循例必谒邑绅”
，“每一个县知事到任后，都要先到薛南溟、孙鹤卿、杨翰西等地方绅商家里拜访，希望得到支持”
。地方绅商以钱孙卿为核心，以杨翰西、蔡缄三、陈湛如、程敬堂等为代表，从城市政策制定到具体实施管理都拥有不可替代的话语权。“战前无锡的县政，一向操纵于地方绅士之手”
，绅商们之所以握有强大话语权，与其不俗的经济业绩和文化影响直接相关。20世纪初至30年代，无锡经济以快速崛起的“暴发”姿态，迅速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高地，不靠政府，没有外资，在绅商参与管理下，城市运行机制优于他地。时政坛“四大天王”之一的阎锡山为之赞叹曰：“余前在北方时，常闻人谈及江苏省有两个模范县，其一为南通，又一即为无锡，此两县各种地方事业均极发达，足为其它各县之楷模，而其发达之原因，则又绝端不同，南通由一二人之提倡及规划，始能逐渐发达，无锡则由地方人士共同努力，自然循进化之轨道突飞猛进。”
在近代工商经济推动和现代科学文明的浸润熏染下，无锡显示了强劲的经济活力，也在工商活动中培育了鲜明的文化个性，吴文化机智灵活、善于转向、抢抓机遇、开放进取的特点在近代社会进一步得到彰显，凸现出鲜明的工商文化的个性气质。无锡之所以能够从一座小县快速崛起，成为活力充沛、民人殷富的工商强市，与这种文化的内在基因直接相关。吴越战争结束后范蠡曾隐居蠡湖（今漕湖）人工养鱼，带动民间致富；明代东林学者不拘泥传统理学而强调“经世致用”；近代洋务思想家、李鸿章幕僚薛福成，又率先在视工商为“末技”的时代大胆倡导“工商强国”“导民生财”，其长子薛南溟则干脆脱离官场返乡创业，成为“实业救国”理念的积极实践者。李鸿章的另两位得力干将杨宗濂、杨宗瀚兄弟，于1895年在无锡运河边的羊腰湾创办了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业勤纱厂，拉开了无锡民族工商业的序幕，成为最早的民族工业创业大潮的引领者。在洋务运动大潮的推动和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审时度势而又勇于探索的无锡弄潮者，最早踏上了经济振兴之路。那一代精明务实、开拓进取的实业家群体，不仅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财富，也改变了这座县城的面貌并重塑了无锡的城市气质。工商业的繁荣不仅中兴了无锡的水岸码头，更培育了城市灵活通达、务本求实、积极进取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让无锡在未来的发展中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