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社会经济一方面为教育发展提供保障,一方面也在根本上决定着教育的发展水平,而教育则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自隋唐始,无锡人口渐多,经济发展起步,文化教育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在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也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
一 地方教育的兴起
随着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地方官学——府学和县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隋朝时,文帝诏令郡县设立学校,后因战争而未落实。至唐朝,高祖诏令天下各郡县设立学府,“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州、县、乡皆置学焉”。 常州府学创办于唐至德年间(756—758)。府学之下乃县学,县学是政府创办的官方学校的最底层一级。有研究者统计,在宋代,包括浙江与江南一带在内的两浙路,共有县学80所,为全国范围内最多的一路。其中,北宋所建的为55所,南宋时期所建的为16所。 可见,在宋代,江南一带的县学数量相对较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人们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
图4-3 无锡县学旧址今为碑刻陈列馆(蔡爱国摄)
无锡官学历史始于宋。北宋嘉祐三年(1058),无锡知县张诜始建县学,兼管县学学务;后又设主学1人,“这是无锡县学有学官(俗称老师,又称教官)之始。” 县学衙署位于城中学前街,《咸淳毗陵志》曰:“学在县南三百步。嘉祐三年建,增广于崇宁至绍兴,淳熙嗣葺之。今大成殿后有明伦堂、直庐、两庑,斋有崇礼、由义、兴廉、远耻,外有门房三楹,宅称是。” 县学建后,又分别于北宋崇宁年间、南宋绍兴年间、南宋淳熙年间增修。其中艰辛波折,有《无锡县学淳祐癸卯续增养士田记》碑 为证。碑铭开篇云:“县学自绍兴初元重行修建,旧有养士田亩县载砧基,经今已及百年。先圣殿宇及斋舍廊庑门墙去处颓坏圮毁,至不能蔽风雨,见者无不动心。”如此颓唐境地,欲待检修,却发现“及按视学田旧籍,欺蠹之余岁入鲜少,不足以供诸职生员会食之需”,故而请求“以无锡没官之田,归于无锡县之学,以其租入助充养士之资”。无锡县的这一请求获得常州府和两浙水陆转运使的同意,县学因而得到了没收官田三百余亩的佃租,用于办学。这块碑刊刻于南宋淳祐五年(1245),碑上还列出了全部没收土地的地点、面积、四至(地籍上每宗地四邻的名称)、租额和佃户姓名。对县学创办以来成就,元代《无锡县志》作者王仁辅叹道:
图4-4 《无锡县学淳祐癸卯续增养士田记》碑(蔡爱国摄)
“自兴学以来,邑之士子获荐于乡贡,登于春官者,凡得若干,备录姓名于后,呜呼,盛哉!” 并列科举以来锡邑106位进士举人名字于其后。
宜兴县学的兴办历程也较为艰难。《咸淳毗陵志》云:“学旧在县东南隅,景德四年建。皇祐初徙南兴门外,隆兴间徙门于学宫之南。今大成殿后有宣化堂、明伦堂,两庑绘从祀像。斋有六:率性、尊喻、尊古、日益、维城、养正,重门列戟,灵星门尤壮观焉。” 宜兴县学初建于北宋景德四年(1007),本位于宜兴县东南侧,后知县郑民彝于北宋皇祐初年(1049)将学校搬迁至南兴门外。南宋绍熙五年(1194),知县高商老重修县学,朱熹为之撰《常州宜兴县学记》,其中转引了县学师生的书函:“吾邑之学,久废不治。自今明府之来,即有意焉。而县贫不能遽给其费,乃稍葺其所甚敝,亟补其所甚缺,且籍闲田五千亩以丰其廪,斥长桥僦金,岁入七十余万以附益之。为置师弟子员课试如法,而又日往游焉,躬为讲论,开之以道德性命之指,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学,盖有卓然科举文字之外者。于是县人学子知所乡慕,至于里居士大夫之贤者,亦携子弟来听,席下无不更相告语,更相勉励,而自恨其闻之之晚也。退而相与出捐金,赍以佐其役。合公私之力,得钱几七百万,而学之内外,焕然一新。” 由这段文字,可知当时修建县学的难度,学子求学的渴望,以及乡贤对于教育的支持。
江阴军学(县学)的修建同样曲折。嘉靖《江阴县志》载:“宋军故无学,自熙丰以前,仅能庙祀先圣,学者肄习其中,址在观风门外。” 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知军范宗古迁至军治东南。南宋绍兴三年(1133),知军崔颂修葺,命县丞莫份负责教育事务。南宋绍兴五年(1135),知军王棠请命新建军学,建诚身、逊志、进德、育英讲堂四斋,以左儒林郎范雩为军学教授。 后多名江阴知军又陆续进行修缮。南宋淳熙九年(1182),知军楼锷在爱日门外祥符寺之侧设贡院选士。从嘉靖《江阴县志》还可以看到江阴知军对教育的财政支持:“学故有田若干亩,供廪食。岁入米麦豆千余石,因丰歉不时,州家月给钱一百二十贯以供公厨,又岁有助学钱米,自知军胡纲、司马述、卫朴、卢子章节发田下学,而沙田易荡为草区,学计日损。”
官学之外,书院的创办使锡地教育更为繁荣。宋代江南官学兴起,数量尚不多,民办书院的兴办成为其重要补充。从北宋至清代,无锡共有书院10所,宜兴有书院12所,江阴有书院13所。 这些书院中,有不少曾名播天下,如东林书院、南菁书院等。宜兴历史最久的书院是东坡书院,该处曾是苏轼北宋元丰八年(1085)讲学之处,后设为书院。“苏东坡逝世后,邑人曾在书院建‘东坡祠’以资纪念” 。江阴最早的书院则是元至正年间(1349—1353)的澄江书院,为江阴人蔡以忠捐田6顷创设,建于城内布政坊西南,许恕为首任山长。据王仁辅《无锡县志》,锡地还有一些其他民办教学机构,如元代强以德创办的强氏义塾,位于无锡西南隅,梁溪之东,有屋三十间,赢田共一千亩,每年收入五百斛,用以聘请名儒、招集后进。
图4-5 东林书院旧址(蔡爱国摄)
明代时无锡东林书院最负盛名,其前身乃杨时创办于北宋政和年间(1111)的同名书院。杨时曾在无锡讲学多年,杨时,字龟山,故东林书院也称龟山书院,乃江南理学的传播中心,影响十分深远。杨时的讲学活动,促进了理学在江南的繁兴,客观上也提升了锡地的教育水平。诸多书院的设立,逐渐沉淀为一种办学传统和求学风气,也沉淀为一种润物无声的文化语境,它在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诸多探索,为无锡社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随着士族聚集、教育发展,无锡人才蔚起,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不俗成绩。据统计,从唐元和元年(806)到清光绪二十年(1894),无锡县共有进士530名 ;宜兴唐至元共有进士381名(另一说534人); 江阴则有历代进士416人 ,其中在宋代便有进士227人。 其中,宜城镇人佘中为宜兴的首位状元,北宋熙宁六年(1073)中进士。佘中殿试高中状元的同年,宜兴闸口人邵刚夺得礼部会试第一名(会元),其堂叔邵材夺得乡试第一名(解元),一邑三魁,传为盛事。曾受学于藏书家、著名诗人尤袤的蒋重珍,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一举夺魁,乃无锡第一位状元。
二 多领域研究起步
隋唐至宋元时期,无锡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所探索,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水利、医药、地理等方面成就比较突出。
水利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北宋的单锷,其著作《吴中水利书》影响较大。单锷,宜兴人,北宋嘉祐四年(1059)进士;中进士后,他无意做官,而专心于水利研究。基于对太湖周边水利情况的细致考察,他撰写了《吴中水利书》,书成于北宋元祐六年(1091),由苏轼代奏朝廷。苏轼在奏章中推荐说:“臣到吴中二年,虽为多雨,亦未至过甚。而苏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虽为淫雨过常,三州之水,遂合为一,太湖、松江与海渺然无辨者。盖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积雨所能独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从来未远,不过四五十年耳,而近岁特甚。盖人事不修之积,非特天时之罪也。” 。因吴中水利失修,造成水患,给农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此《吴中水利书》的问世颇有实际意义。《四库全书提要》云:“明永乐中,夏原吉疏吴江水门,浚宜兴百渎,正统中,周忱修筑溧阳二坝,皆用锷说。” 由此可知《吴中水利书》作为研究成果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
医学研究方面,北宋名医许叔微(约1080—1154)对中医伤寒理论的研究也颇具影响。关于许叔微的籍贯,存两种说法,一说惟宋代真州白沙(今江苏仪征)人,一说毗陵(今江苏武进)人。南宋绍兴二年(1132),许中进士,后任徽州、杭州教官及翰林集贤院学士,故世人多称之为“许学士”。其隐居于无锡马山一带,行医之余,多有著述,有《伤寒百证歌》《普济本事方》等存世。洪迈《夷坚志》载有其事,云:“许叔微,字知可,真州人。家素贫,梦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须积阴德。’许度力不足,惟从事于医乃可,遂留意方书。久之,所活不可胜计。复梦前人来,持一诗赠之,其词曰:‘药有阴功,陈楼闲处。堂上呼卢,唱六作五。’既觉,姑记之于牍。绍兴壬子,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如第五,得职官,其上陈祖言,其下楼材也,梦已先定矣。呼卢者,胪传之义云。” 该故事强调了“药有阴功”,实际上正面肯定了许叔微的从医之功。其著述《普济本事方》按病症分为23门,收录300多个药方,具有较高实用价值。“普济本事方序”云:“医之道大矣,可以养生,可以全身,可以尽年,可以利天下与来世,是非浅识者所能为也。……予既以救物为心,予而不求其报,则是方也,焉得不舆众共之。” 许叔微所表现出的仁心,与洪迈文所云“阴功”,是为相互印证。
窦默也是医学方面值得一提的人物。窦默(1196—1280),宋肥乡人,流寓无锡,著有《疮疡经验全书》《窦太师流注指要赋》《针经指南》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疮疡经验全书》虽署名宋窦汉卿,或为其孙窦梦麟托祖名而撰, 窦梦麟亦为医学家。
地理研究方面,南宋陆文圭所作的地理考证颇为著名。陆文圭(1252—1336),字子方,江阴人,博通经史百家,以及天文、地理、律历、医药、算数之学。南宋咸淳初年,文圭以《春秋》中乡选。宋亡后,其隐居江阴城东,故被人称之为“墙东先生”。陆文圭为文,能融会经传、纵横变化,地方学者,往往视其为宗师。《元史》云其“于地理考核甚详,凡天下郡县沿革、人物土产,悉能默记,如指诸掌”。 其著有《墙东类稿》,其中卷七、卷八所收“记”类文字,当中有不少是地理类文字,如《浙西道院记》《一山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