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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社会经济一方面为教育发展提供保障，一方面也在根本上决定着教育的发展水平，而教育则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自隋唐始，无锡人口渐多，经济发展起步，文化教育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在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也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
一 地方教育的兴起
随着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地方官学——府学和县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隋朝时，文帝诏令郡县设立学校，后因战争而未落实。至唐朝，高祖诏令天下各郡县设立学府，“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州、县、乡皆置学焉”。
常州府学创办于唐至德年间(756—758)。府学之下乃县学，县学是政府创办的官方学校的最底层一级。有研究者统计，在宋代，包括浙江与江南一带在内的两浙路，共有县学80所，为全国范围内最多的一路。其中，北宋所建的为55所，南宋时期所建的为16所。
可见，在宋代，江南一带的县学数量相对较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人们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
图4-3 无锡县学旧址今为碑刻陈列馆（蔡爱国摄）
无锡官学历史始于宋。北宋嘉祐三年(1058)，无锡知县张诜始建县学，兼管县学学务；后又设主学1人，“这是无锡县学有学官（俗称老师，又称教官）之始。”
县学衙署位于城中学前街，《咸淳毗陵志》曰：“学在县南三百步。嘉祐三年建，增广于崇宁至绍兴，淳熙嗣葺之。今大成殿后有明伦堂、直庐、两庑，斋有崇礼、由义、兴廉、远耻，外有门房三楹，宅称是。”
县学建后，又分别于北宋崇宁年间、南宋绍兴年间、南宋淳熙年间增修。其中艰辛波折，有《无锡县学淳祐癸卯续增养士田记》碑
为证。碑铭开篇云：“县学自绍兴初元重行修建，旧有养士田亩县载砧基，经今已及百年。先圣殿宇及斋舍廊庑门墙去处颓坏圮毁，至不能蔽风雨，见者无不动心。”如此颓唐境地，欲待检修，却发现“及按视学田旧籍，欺蠹之余岁入鲜少，不足以供诸职生员会食之需”，故而请求“以无锡没官之田，归于无锡县之学，以其租入助充养士之资”。无锡县的这一请求获得常州府和两浙水陆转运使的同意，县学因而得到了没收官田三百余亩的佃租，用于办学。这块碑刊刻于南宋淳祐五年(1245)，碑上还列出了全部没收土地的地点、面积、四至（地籍上每宗地四邻的名称）、租额和佃户姓名。对县学创办以来成就，元代《无锡县志》作者王仁辅叹道：
图4-4 《无锡县学淳祐癸卯续增养士田记》碑（蔡爱国摄）
“自兴学以来，邑之士子获荐于乡贡，登于春官者，凡得若干，备录姓名于后，呜呼，盛哉！”
并列科举以来锡邑106位进士举人名字于其后。
宜兴县学的兴办历程也较为艰难。《咸淳毗陵志》云：“学旧在县东南隅，景德四年建。皇祐初徙南兴门外，隆兴间徙门于学宫之南。今大成殿后有宣化堂、明伦堂，两庑绘从祀像。斋有六：率性、尊喻、尊古、日益、维城、养正，重门列戟，灵星门尤壮观焉。”
宜兴县学初建于北宋景德四年(1007)，本位于宜兴县东南侧，后知县郑民彝于北宋皇祐初年(1049)将学校搬迁至南兴门外。南宋绍熙五年(1194)，知县高商老重修县学，朱熹为之撰《常州宜兴县学记》，其中转引了县学师生的书函：“吾邑之学，久废不治。自今明府之来，即有意焉。而县贫不能遽给其费，乃稍葺其所甚敝，亟补其所甚缺，且籍闲田五千亩以丰其廪，斥长桥僦金，岁入七十余万以附益之。为置师弟子员课试如法，而又日往游焉，躬为讲论，开之以道德性命之指，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学，盖有卓然科举文字之外者。于是县人学子知所乡慕，至于里居士大夫之贤者，亦携子弟来听，席下无不更相告语，更相勉励，而自恨其闻之之晚也。退而相与出捐金，赍以佐其役。合公私之力，得钱几七百万，而学之内外，焕然一新。”
由这段文字，可知当时修建县学的难度，学子求学的渴望，以及乡贤对于教育的支持。
江阴军学（县学）的修建同样曲折。嘉靖《江阴县志》载：“宋军故无学，自熙丰以前，仅能庙祀先圣，学者肄习其中，址在观风门外。”
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知军范宗古迁至军治东南。南宋绍兴三年(1133)，知军崔颂修葺，命县丞莫份负责教育事务。南宋绍兴五年(1135)，知军王棠请命新建军学，建诚身、逊志、进德、育英讲堂四斋，以左儒林郎范雩为军学教授。
后多名江阴知军又陆续进行修缮。南宋淳熙九年(1182)，知军楼锷在爱日门外祥符寺之侧设贡院选士。从嘉靖《江阴县志》还可以看到江阴知军对教育的财政支持：“学故有田若干亩，供廪食。岁入米麦豆千余石，因丰歉不时，州家月给钱一百二十贯以供公厨，又岁有助学钱米，自知军胡纲、司马述、卫朴、卢子章节发田下学，而沙田易荡为草区，学计日损。”
官学之外，书院的创办使锡地教育更为繁荣。宋代江南官学兴起，数量尚不多，民办书院的兴办成为其重要补充。从北宋至清代，无锡共有书院10所，宜兴有书院12所，江阴有书院13所。
这些书院中，有不少曾名播天下，如东林书院、南菁书院等。宜兴历史最久的书院是东坡书院，该处曾是苏轼北宋元丰八年(1085)讲学之处，后设为书院。“苏东坡逝世后，邑人曾在书院建‘东坡祠’以资纪念”
。江阴最早的书院则是元至正年间(1349—1353)的澄江书院，为江阴人蔡以忠捐田6顷创设，建于城内布政坊西南，许恕为首任山长。据王仁辅《无锡县志》，锡地还有一些其他民办教学机构，如元代强以德创办的强氏义塾，位于无锡西南隅，梁溪之东，有屋三十间，赢田共一千亩，每年收入五百斛，用以聘请名儒、招集后进。
图4-5 东林书院旧址（蔡爱国摄）
明代时无锡东林书院最负盛名，其前身乃杨时创办于北宋政和年间(1111)的同名书院。杨时曾在无锡讲学多年，杨时，字龟山，故东林书院也称龟山书院，乃江南理学的传播中心，影响十分深远。杨时的讲学活动，促进了理学在江南的繁兴，客观上也提升了锡地的教育水平。诸多书院的设立，逐渐沉淀为一种办学传统和求学风气，也沉淀为一种润物无声的文化语境，它在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诸多探索，为无锡社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随着士族聚集、教育发展，无锡人才蔚起，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不俗成绩。据统计，从唐元和元年(806)到清光绪二十年(1894)，无锡县共有进士530名
；宜兴唐至元共有进士381名（另一说534人）；
江阴则有历代进士416人
，其中在宋代便有进士227人。
其中，宜城镇人佘中为宜兴的首位状元，北宋熙宁六年(1073)中进士。佘中殿试高中状元的同年，宜兴闸口人邵刚夺得礼部会试第一名（会元），其堂叔邵材夺得乡试第一名（解元），一邑三魁，传为盛事。曾受学于藏书家、著名诗人尤袤的蒋重珍，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一举夺魁，乃无锡第一位状元。
二 多领域研究起步
隋唐至宋元时期，无锡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所探索，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水利、医药、地理等方面成就比较突出。
水利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北宋的单锷，其著作《吴中水利书》影响较大。单锷，宜兴人，北宋嘉祐四年(1059)进士；中进士后，他无意做官，而专心于水利研究。基于对太湖周边水利情况的细致考察，他撰写了《吴中水利书》，书成于北宋元祐六年(1091)，由苏轼代奏朝廷。苏轼在奏章中推荐说：“臣到吴中二年，虽为多雨，亦未至过甚。而苏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虽为淫雨过常，三州之水，遂合为一，太湖、松江与海渺然无辨者。盖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积雨所能独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从来未远，不过四五十年耳，而近岁特甚。盖人事不修之积，非特天时之罪也。”
。因吴中水利失修，造成水患，给农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此《吴中水利书》的问世颇有实际意义。《四库全书提要》云：“明永乐中，夏原吉疏吴江水门，浚宜兴百渎，正统中，周忱修筑溧阳二坝，皆用锷说。”
由此可知《吴中水利书》作为研究成果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
医学研究方面，北宋名医许叔微（约1080—1154)对中医伤寒理论的研究也颇具影响。关于许叔微的籍贯，存两种说法，一说惟宋代真州白沙（今江苏仪征）人，一说毗陵（今江苏武进）人。南宋绍兴二年(1132)，许中进士，后任徽州、杭州教官及翰林集贤院学士，故世人多称之为“许学士”。其隐居于无锡马山一带，行医之余，多有著述，有《伤寒百证歌》《普济本事方》等存世。洪迈《夷坚志》载有其事，云：“许叔微，字知可，真州人。家素贫，梦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须积阴德。’许度力不足，惟从事于医乃可，遂留意方书。久之，所活不可胜计。复梦前人来，持一诗赠之，其词曰：‘药有阴功，陈楼闲处。堂上呼卢，唱六作五。’既觉，姑记之于牍。绍兴壬子，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如第五，得职官，其上陈祖言，其下楼材也，梦已先定矣。呼卢者，胪传之义云。”
该故事强调了“药有阴功”，实际上正面肯定了许叔微的从医之功。其著述《普济本事方》按病症分为23门，收录300多个药方，具有较高实用价值。“普济本事方序”云：“医之道大矣，可以养生，可以全身，可以尽年，可以利天下与来世，是非浅识者所能为也。……予既以救物为心，予而不求其报，则是方也，焉得不舆众共之。”
许叔微所表现出的仁心，与洪迈文所云“阴功”，是为相互印证。
窦默也是医学方面值得一提的人物。窦默(1196—1280)，宋肥乡人，流寓无锡，著有《疮疡经验全书》《窦太师流注指要赋》《针经指南》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疮疡经验全书》虽署名宋窦汉卿，或为其孙窦梦麟托祖名而撰，
窦梦麟亦为医学家。
地理研究方面，南宋陆文圭所作的地理考证颇为著名。陆文圭(1252—1336)，字子方，江阴人，博通经史百家，以及天文、地理、律历、医药、算数之学。南宋咸淳初年，文圭以《春秋》中乡选。宋亡后，其隐居江阴城东，故被人称之为“墙东先生”。陆文圭为文，能融会经传、纵横变化，地方学者，往往视其为宗师。《元史》云其“于地理考核甚详，凡天下郡县沿革、人物土产，悉能默记，如指诸掌”。
其著有《墙东类稿》，其中卷七、卷八所收“记”类文字，当中有不少是地理类文字，如《浙西道院记》《一山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