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运河贯通与经济崛起

隋唐以来，经济文化重心逐步向江淮迁移。这一过程中，大运河的开凿意义重大，不仅强化了政治的大一统，也因南北沟通顺畅便捷而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隋运河开通后，无锡“当南北之会冲”，“绵延南北千里水”的大运河与春秋时期夫差开凿的“吴古故水道”一起构成了无锡密集的水网，由此尽享交通之便。重农抑商的古代，得天独厚的“要冲之便”，带动了“商贾之繁”，“闽浙之珍奇，远代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食器用，货随店分，人随货聚” 。可以说，没有运河就没有无锡的繁荣，锡地民谚亦有曰：“先有古运河，后有无锡城。”

一 运河贯通与锡地发展

大业元年(605)始，隋炀帝开凿永济渠、通济渠，大业六年又连通隋文帝时所开的山阳渎 和江南运河，形成了隋代大运河。《资治通鉴》记曰：“（大业六年冬）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 元代对隋运河截弯取直，成京杭大运河。运河在无锡境内全长约40.8公里，穿乡过镇，并流经市区，沿线码头遍布，水岸贸易繁盛，社会经济受到全面带动。

京杭大运河与吴地水道，编织了一张密布而通达的河网。元王仁辅《无锡县志》云：“城中河凡十有八皆运河之支流别脉” ，城南运河被称为“弓河”，城中直河称“弦河”，与之相接东西走向的九河被称为“九箭”：“九箭河，在弓河上，有河九道，皆通运河，若弓之有箭然。” 民谚曰：“九箭通，出三公。”“一弓一弦九箭”的河道布局，启发了后世不少文人的诗意。与之相接的河流还有直湖港、五牧河、锡澄运河、锡溧运河、伯渎河、曹蠡河、望虞河等，支流繁多。

唐代，无锡水利建设力度加快。至德年间(756—758)，修望亭堰闸，通漕，两岸粮田得以灌溉；元和八年(813)，常州刺史孟简对久淤的泰伯渎进行疏浚拓宽，“治水溉田千顷”，并东连蠡湖。泰伯渎、蠡湖由此也称“孟渎”“孟湖”。 此一时期，无锡人口渐多，可耕田或缺，圩湖造田始兴。“《南徐州记》云：芙蓉湖，晋张阖基其中，泄湖水，令入五湖，注于具区（太湖），欲以为田。……至宋，居民因其旧迹，堤岸堰水，塞土为田，今悉南东其亩矣。” 一万五千顷的芙蓉湖由此被逐渐化为良田。

北宋时，无锡水利工程不辍。淳化元年(990)，废望亭堰。嘉祐年间(1056—1063)废梁溪堰，沟通运河与梁溪河，通入太湖。元祐年间，既治莲蓉湖为田，因置闸于是，以备旱涝。 北宋天禧年间，江阴知军崔立开横河后，皇祐年间(1049—1054)知军葛闳又疏浚九里河；大观四年(1110)，常州知州徐申改建黄田闸等。 九里河即锡澄运河雏形，后为苏南地区重要航道。在宜兴，唐代时，常州刺史孟简疏浚孟泾河；

北宋嘉祐年间，宜兴知县司马旦开凿新溪。 又据《吴中水利书》，北宋嘉祐年间，宜兴县尉阮洪共疏浚49条渎港，“是年大熟”。 从史料看，水利建设历代不辍。

南宋时无锡水上运输繁忙，除大运河外，长江也是重要倚仗。江阴地处江尾海头，长江沿岸港口多达十多个，其中以黄田港最著名。黄田港传为战国时春申君黄歇所开凿。自唐代起，江阴逐步成为长江下游与日韩和东南亚贸易交往的重要港口，王安石诗作《求守江阴未得酬朱昌叔忆江阴见及之作》曾描写其时盛况：“黄田港口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长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宋时，黄田港一带商贸繁荣，形成了“江下市”。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朝廷于江阴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江阴与广州、杭州、宁波、温州、泉州、上海等，成为宋代的10个市舶司之一。

元代，截弯取直后的京杭大运河航距缩短，朝廷对漕运日益倚重，无锡的运河位置亦变得日益重要，船来舟往，终年不废，为后来布码头、米码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朝廷在无锡设亿丰仓，“置仓无锡州，以便海漕” ，无锡由此成为集运无锡、宜兴、溧阳三地之粮的漕运中心，政治经济地位都得到提升。

二 农业经济与手工业

自隋唐始，锡地人口增加，经济崛起，农工商贸全面发展。唐代无锡户数达到4000户，升为望县。元代时无锡、江阴、宜兴三县均由“县”升“州”，人口也分别增至30万以上。如无锡县户数达72162户，人口从宋末23.05万增至35.57万。

(一）农业生产

隋唐时，江南已是朝廷粮食基地。故《新唐书》有“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 之语。宋代，江南更是农业经济之翘楚。卫泾《水利疏》云：“国家承平之时，京师漕粟多出东南，而江浙居其大半。” 由此也反映了江南一带农业生产的规模和经济贡献力。

面积为15300顷的芙蓉湖（古无锡湖），曾是地跨武进、江阴、无锡三界的巨浸，乃江南第二大湖。湖面宽阔，“多鱼而甚清”。宋代，因人多地少矛盾突出，芙蓉湖被筑堰建坝，围湖造田，“元祐时，堰芙蓉湖为田” 。耕地的不断拓垦，客观上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围湖造田技术也因得到广泛运用而日趋成熟。《三吴水考》云：“芙蓉湖在县南四十里，即射贵湖，南控长洲，北掩晋陵，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宋废湖成田，迄今尤畏潦。” 芙蓉湖围湖成田过程历时很久，从宋代至清，芙蓉湖已基本变为圩田。

无锡由此成为产粮高地，县志载地产白米质优，尤以南乡为最。隋唐时，已实行稻麦两熟制。唐代，锡产香粳米、红莲，宜兴产茶叶等成为贡品。宋元时无锡仍是江南重要产米区之一。此时期粮食产量虽无准确记录，但从相关数据可知其一二。据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整个宋代，苏南地区的水稻亩产大致保持在二石至三石米的水平上，平均亩产约二石五斗。” 由此大致可知无锡的农产水平。

水利设施的不断完善，有力促进了农作物生产，农业经济和蚕桑副业都有长足发展。元《无锡县志》的描述为：“其平原旷野尽为良田，川泽足以资灌溉之利，鱼米足以益富羡之饶。男耕女织，生业是勤。岁产之盛，实登侯封。是以衣食足而礼义备。” 其时，民生殷富，农业生产与蚕桑养殖已然相辅相成，江南桑蚕业名播遐迩，连诗仙李白也有“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寄东鲁二稚子》）的诗句。元至元十三年(1276)，江阴路总管府设立织染局，局使为正七品，作为官营手工业，专事织染生产。元朝时，吴地多处设有木棉提举司，负责植棉推广和棉花、棉布征收，江阴也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设木棉提举司，侧面折射出其时棉产规模。

茶叶，堪称锡地农副业的明星产品。唐代时，饮茶风气遍及全国，茶叶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地位日益重，宜兴的阳羡紫笋茶被列为贡茶。陆羽《茶经》曰：“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常州义兴县生君山悬脚岭北峰下。” 沈括《梦溪笔谈》亦云：“古人论茶，唯言阳羡、顾渚、天柱、蒙顶之类。” 可知宜兴茶叶之名气。阳羡茶产于宜兴南部山区，东濒太湖，南接浙江长兴茶产区，北靠东西两氿，西与安徽广德、江苏溧阳毗邻，丘陵山地起伏，海拔50—500米，雨量充沛，空气清新，乃茶树生长最宜之地，茶叶因此十分优质，名闻天下。

农具技术的进步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持。苏轼的《无锡道中赋水车》曾称赞无锡水车的运用：“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分畴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洞庭五月欲飞沙，鼍鸣窟中如打衙。天公不见老农泣，唤取阿香推雷车。” 事实上，锡地农业技术，远不止于水车的使用，还有耕种技术的全面成熟。《吴地文化通史》云：“宋元时期，适应人口增加和提高粮食产量的需要，吴地稻区农民着力耕作栽培技术的改革，从而形成了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一整套耕作技术。” 元代王祯的《农书》也详细地描述了吴地的一种农具“耘荡”：“耘荡，江浙之间新制之，形如木屐，而实长尺余，阔约三寸，底列短钉二十余枚，簨其上以贯竹柄，柄长五尺余。耘田之际，农人执之，推荡禾垄间草泥，使之溷溺，则田可精熟，既胜耙锄，又代手足，况所耘田数，日复兼倍。” 这类农具有效提高了耕作效率，也说明当时锡地的稻作技术已达较高水平。

(二）手工业生产

此时期，锡邑手工业趋于繁荣，百业皆有新的发展。唐代时，漆器、琢玉、钿工等行业均已出现。江阴酿酒业得到较好发展，黑杜酒传为杜康所创，名播远近，宋时城区和17处集镇设有酒税务。1960年，无锡市博物馆在城南尧歌里挖掘整理了一处元代墓葬，墓主身份为士绅地主钱裕，生活于元至元时期。在墓中发现金、银、玉、漆、丝织品和纸币等随葬品154件，其中丝织品包括袍5件、上衣7件、背心4件、裙6件、套裤2件、鞋2双、粉扑1件、钱袋1件；金银器上还有“邓万四郎”“陈铺造”等压印文字，应是商铺号。 其中“邓万四郎”款莲生贵子高足金杯，杯底中心刻一男孩，手执莲花，活泼可爱，杯唇外沿压印阴文，文字为“邓万四郎十分赤金”，制作工艺精细高超。可见其时从服装缝制、金银器制作在内的手工业，已发展到较高水平。

手工业的发展还体现为陶瓷业的兴盛与出新。位于宜兴丁蜀镇的小窑墩古窑、涧 窑址，其主要活动时间均为唐中晚期；宜兴新街镇的真武殿窑群，创烧于唐，延烧至宋；位于西渚镇的筱王村窑群，创烧于宋，部分延烧至明初。从这些古窑址遗存，可窥见当时宜兴陶瓷烧制的规模和水平。宜兴早期古窑窑型为圆形升焰窑，唐代中叶时，逐步向龙窑演变，涧 窑址即为龙窑所在。宋代，紫砂陶和均陶产品均已问世，日用陶器也得到较好发展。史学家贺云翱曾指出，宋元时期“宜兴窑”继承和发展了汉代以来的“打片成型”制陶工艺，发展出紫砂工艺，至少在元代，已制作出紫砂茶壶等新品种。

(三）人口与税赋

人口规模是此时期无锡经济发展的重要佐证之一。隋代，无锡县、义兴（宜兴）县和江阴县皆属于毗陵郡。据《隋书》，此时毗陵郡人口规模为：统4县，共有17599户，县均4400户。 唐贞观年间，晋陵郡 总户数为21182户，人口111606口，县均户数5296户，县均人口27902口；天宝年间，常州总户数102631户，人口690673口，县均20526户,138135口。《江苏通史》云：天宝年间，今江苏省域的江南诸郡已是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与传统经济区域的中原诸郡不相上下。

据元代《无锡县志》记载，南宋绍兴初年(1131)，无锡县的户口开始以县为规模进行统计，此时统计数据为23314户,105621人。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进行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此时无锡县有37916户,230568人。后因元兵南下掳掠，十去其四，又因疫病，存者仅十分而五，之后到元代至正二十七年(1367)，无锡县人口又逐步恢复到70242户,348513人，与南宋绍兴初年的数据相比，人口增长已经是三倍以上。故有“平治既久，生聚日繁”之语。

据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宜兴于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始有户籍记载，其时有4788户。南朝宋泰始中(465—471)，阳羡、国山、临津三县共6293户，人口为89530人。南宋景定年间(1260—1264)，主客户共39940户，人口为46059人。元朝至正年间(1341—1368)，宜兴州共有76055户,349841人。 从南宋到元，宜兴人口总数增长近八倍。

据嘉靖《江阴县志》，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税户12275户,13228人，客户17064户,17627人。南宋绍兴五年(1135)，主、客户共33339户,10余万人。元代共54125户,304672人。 由此可知，从北宋到元，江阴人口总数增长近十倍。

此时锡地，每年贡献大量税粮。元王仁辅《无锡县志》卷一云：“自唐立二税之法，而无锡之赋，至今不能变焉。盖夏以税输者，二麦总一万七百九十四石，秋以粮入者，一十九万二千二百一十石有奇。以岁之丰凶，羡余不足，而高下其数焉，然大率不甚相远也。总以一县之土计之，得一万五千八百六十顷三十八亩有奇，而田居十分之九。” 由此可见，元至正年间，仅无锡县每年税赋就超出二十万石，《无锡县志》又收陈迈《亿丰仓记》一文，云：“常之为郡，沃壤多而税石伙，于是置仓无锡州，以便海漕，合是州及义兴、溧阳之粮，凡为石四十七万八百五十有奇，悉于此输纳焉。” 由此亦知，常州因良田较多，故而税赋较重，官府在无锡专设粮仓，以便运输无锡、宜兴与溧阳的税粮。

据《咸淳毗陵志》记录，南宋咸淳年间无锡、宜兴二县所承担的赋税名目众多， 主要项目列下：

又据嘉靖《江阴县志》，宋时江阴所承担的夏租、秋租颇为可观。包括：“夏税绵三万二千一百二十九两五钱，绢四千九十七匹七寸六分五厘。大麦一万四千二百二十石四升，小麦二千二百八石八斗七升；折帛钱八万九千四百五十五贯八百八十七文。秋租苗米四万二千三百四十五石四斗八升，盐米一万一千三百十八石，衫布折钱一万三千八十二贯五百五十文。”

唐代州县，以其地理位置、规模大小、经济地位等，州分为辅、雄、望、紧、上、中、下等七等，县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通典》云：“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为畿县，其余则以户口多少、资地美恶为差。” 故而，对于京都之外的普通县而言，望县则意味着对其经济实力的最高评价。《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唐元和八年(813)，其时无锡县为望县，而宜兴（义兴）与江阴均为紧县。 《唐会要》载：唐大历十二年(777)，无锡升为望县。唐会昌四年(844)，江阴升为望县。 根据《元丰九域志》的记载，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无锡、江阴、宜兴三县已经均为望县。 虽然从唐到宋，关于望县等级标准有所变化，但其总数并不多，据《旧唐书》，唐前期有望县85个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初有望县50个 ；无锡三县先后列入望县，有赖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K6MST084nResTk11LAJYRRdC2qr3cNc2w4TxiH3c9ZP0t+TUqPlKWLN0qOG7uA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