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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与中原相比，江南在经济、文化诸方面相对落后。《汉书·地理志》云：“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
可知其时江南经济文化尚处较为原始落后之状况。但至南北朝时，情况已然不同，《宋书》云：“（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
自魏晋起步至隋唐，锡地各方面已有明显发展，一方面体现为人口、经济有较快增长，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文化的初兴。
一 经济逐步发展
(一）农业与水利整治
江南地区气候适宜，土质优渥，水资源充沛，农业开发基础良好，无锡是以成为屯田之所。秦汉以来，包括无锡在内的江南，经历了农业崛起和发展的历程。对锡地而言，孙吴的屯田举措具有重要意义。锡地史上曾为孙吴屯田之处，《宋书·志》第二十五《州郡》载：“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又据《江苏建置志》，毗陵典农校尉由三国吴“嘉禾六年(237)前后分吴郡西境置”
，领毗陵、云阳、武进、无锡等四县。洪饴孙所著《三国职官表》述曰：“吴于诸郡有屯田者，亦置典农校尉，统诸县，如太守。”
毗陵典农校尉为郡级官职，可见农业之重。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复置无锡县；太康二年(281)，又将毗陵典农校尉改置为毗陵郡，无锡则为毗陵郡属县。无锡其时地广人稀，人们以渔猎山伐为业，农业并不发达。东晋因人口大增，土地大规模得到开发，水利整治成为重头戏，为此后农耕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毗陵典农校尉的大规模屯田，农田水利的开发，促进了锡地的农业经济发展。
图3-1 吴赤乌八年陈勋疏通的长广溪（蔡爱国摄）
农田的开垦，水利建设是为重要基础。长广溪的疏通，无疑是无锡水利史上的重要事件。《无锡市水利志》载：吴赤乌八年(245)，陈勋疏通了长广溪。
元王仁辅《无锡县志》卷二《水利》载：“长广溪，去州南一十八里，广二十五丈，长三十五里，占扬名、开化二乡，亦恵泉之脉。”《吴地记》亦载：“县南有长广溪，水深三尺，陈勋所导，按今溪由梁溪西南而下，从扬名乡南至开化乡，水分为二道，其南出吴塘门，其北至扬名乡，由五里湖出独山门，并入太湖，溉田百余顷，大旱不竭。”可见水源丰富、既可灌溉、又可泄水的长广溪对于当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大兴四年(321)，晋陵内史张阖又对芙蓉湖（无锡湖）加以治理，打通五泄河，将芙蓉湖水引入太湖。
《无锡市水利志》又载：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445)，时人在无锡芙蓉湖区“修阳湖堰，得粮田数百顷”。
由此可知圩田技术在无锡地区的实际运用。《三吴水考》曾记载道：“芙蓉湖在县南四十里，即射贡河，南控长洲，北掩晋陵，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宋废湖成田。”芙蓉湖围湖成田的过程实际上历时很久，直至湖面基本消失。据《无锡市水利志》，无锡梁溪河的疏通，在梁大同元年至十一年(535—545)也进行过大规模疏浚，
使之不仅具有水利引排水功能，也是无锡与太湖之间的重要水流通道。
此一时期，吴地所开垦的“圩田”，具有较高技术含量。所谓“圩田”，《文献通考·卷六》释曰：“圩田水利，江东水乡，堤河两涯，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圩田，是针对水乡的地理特征科学利用水资源、规避水患而采用的一种垦田方法。《吴中水利全书·卷十三》收宋宁宗开禧年间一文《卫泾上东南水利奏》，既有对圩田水利运作原理的解释，也有对圩田普及现象的概括说明：
“京师漕粟多出东南，而江浙居其大半。中兴以来，浙西遂为畿甸，尤所仰给，岁获丰穰，沾及旁路。盖平畴沃壤，绵亘阡陌，有江湖潴泄之利焉。大抵二浙地势高下相类，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则汲湖水以溉田，水多则泄田水，繇江而入海。惟潴泄两得其便，故无水旱之忧，而皆膏腴之地。”
可见，圩田乃基于较发达的农田水利建设基础，显示了当时官民在利用自然条件、合理改造自然方面的智慧和技术，无锡位于芙蓉湖（古无锡湖）畔，圩田技术得到较好利用。
(二）手工业的发展
考古发现，无锡地区秦汉时期手工业已有一定水准。在马山曾出土了秦二世元年（前209)注年砖，上镌“秦壬辰年”模印，说明锡地窑业历史十分悠久。
无锡城南运河畔的南下塘曾是砖瓦窑业的密集区，最多时分布着350多座砖窑。江阴的砖瓦行业也起步较早,1984年，在镇江花山湾发现了东晋时的晋陵罗城砖，砖上镌有“江阴王
”“江阴佐字”等字样，说明江阴东晋时已有规模化城砖生产，供给造城之用。
宜兴发现的最早的砖，是1953年在周处墓1号墓出土的“元康七年(297)九月廿日阳羡所作周前将军砖”。
考古发现还显示，此时期锡地的金属器和陶器制作已经普及。1954年，江苏省文管会曾在无锡壁山庄和仙蠡墩两处清理发掘了26座汉代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出土器物中有大量陶器和铜镜、铁剑、铁刀等。
1956年，省文管会又在惠山娘娘堂北面的山坡发现一处东汉至六朝初期的古墓,20件随葬品中，除一件铁器外，其他均为陶器。
1952年，考古队在宜兴县城内的周墓墩挖掘了两处晋墓，出土的文物中，既有金器、陶器，也包括铜刀和铁刀，其中发现的17件金属带饰，含有大量铝合金。宜兴晋墓中的瓷器，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罗宗真认为：周墓墩晋墓中发现的大量青瓷器“在制作技巧上是相当进步的，在造型艺术上也是比较多样的。”……从这批出土青瓷器，可以窥见当时人民的生活情况。
贺云翱在《“宜兴窑”初论》一文中也指出，“宜兴窑”千年发展历程中，三国两晋至唐代为其瓷业的成熟期，以青瓷及高温釉陶器为代表，在宜兴境内发现的窑址包括小窑墩等，都是典型的生产青瓷的窑址，生产方法至少在汉代已经成熟。
可见宜兴陶瓷业的繁荣发展此时已见气象。
二 经学、佛学始兴
(一）经世之学先行者
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经学在吴地的影响力日趋扩大。儒学南传，乃言偃之功。两汉以降，儒学传播更为深广，无锡受到潮流带动，经史之学研究开始起步。
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促进了吴地经史之学的建立，这与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关系密切，尤其与汉武帝的唯才是举直接相关。虽然，此时科举制度还未推出，但社会下层人士通过研习儒家经典已可以获得任用。这种人才选拔机制在客观上促进了吴地的儒学繁荣，由此，吴地史学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东汉时，会稽人赵晔著《吴越春秋》，袁康、吴平著《越绝书》，两部具有史志性质的著述为吴地留下诸多珍贵史料。由此亦可知，此时的吴地与早期“蛮夷之地”的形象已大不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地经史之学有长足发展。据刘运好《三国·吴经学发展考论》考证，东吴有22位经学学者被载入史册，有46种经学著作存于史籍。
这些著述几乎涵盖经学各个方面。如虞翻以《易注》为《周易》作注，韦昭以《国语解》为《国语》作注，范宁有《春秋谷梁传集解》，张昭则有《论语注》等。此外，《尚书义》《毛诗谱》《劝学》《孝经解赞》等著作也都载于史籍。总览之，吴地的经学研究，既包括今文经学，也包括古文经学，与汉时今古文之争相契合，呈现多元并存气象。其时，锡地也涌现出一些较知名的经史学者。元至正时期的《无锡县志》中，共收录“无锡名世之士”45人，感慨“何贤才之多也。文雅彬彬，忠孝迭著，名邑之称，可无愧矣”
。其中不乏经史研究学者，如虞俊、王关和高彪、高岱父子。
《无锡县志》载，“前汉虞俊，字仲卿，无锡人也。少以孝友称于乡党，明春秋公羊左氏传。汉哀帝时为御史，稍迁丞相司直。”王莽篡政时拟任命他为司徒，虞俊遭胁迫而仰天叹道：“吾汉人也，愿为汉鬼，不能事两姓”，于是饮药自尽。汉光武帝即位后，“高其节行，与二龚比，为表茔墓。”
亦据元《无锡县志》，东汉王关，字选公，无锡人，在《易经》和天文研究方面较有见地。初由郡推举为主簿，后历任山阴令等职，最后于陈留太守任去世。因其绝不与豪强结交，人号“王独坐”。《无锡县志》载，髙彪、髙岱父子乃东汉文人。髙彪，字义方，“为诸生，游太学，有雅才而讷于言。后举孝廉，试第一。”
曾校书于东观，后任内黄令。因有德政，汉灵帝下令东观画其像，以勉励后学者。清秦瀛著《吴吟合草·梁溪杂咏》云：“世家梅李到衰周，曾记延陵第一流。阅遍汉京前后传，如何人物只高彪。”其下释曰：“季子生于梅里，应入无锡人物志。秦汉以来，邑人见于正史者，仅后汉高彪一人，前汉虞俊节行比于二龚，而班史无传。”
可见高彪的历史影响。高岱为高彪之子，著有《汉书·独行传》，亦知名。
以上人物，乃锡地经史之学方面的先行者。其后，无锡、宜兴、江阴三县，儒林人物不断涌现，渐成规模。
(二）佛教道教的兴起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锡佛教、道教始兴，三县都出现了多座佛寺、道观，无锡最早出现的寺庙有兴化寺（胶山寺）、普利院（长泰寺）、祇陀寺（祈陀讲寺）、保安寺、保宁寺、护国寺、翠微院、开利寺、香山禅寺等。此后，惠山湛挺所创的历山草堂被改为佛寺，名华山精舍，规模扩大后改称“慧山寺”（惠山寺），最盛时僧众达3000余人；城中崇安寺，原为是王右军（王羲之）的府邸，王迁任异地时将该屋舍捐为寺院，后名“崇安寺”；南门处的南禅寺，原为梁太清年间(547—549)的护国寺，唐代改名灵山寺，北宋天圣年间赐名福圣禅院，后称南禅寺。清华杰所撰《重修无锡南禅寺碑记》载：“梁溪十大刹，首惠山，次南禅，属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
宜兴早期的寺院有潮音寺、显圣寺、善卷寺、福圣寺、广教禅院、伏龙禅院、安养寺等。蜀山的显圣寺（三姑娘庙），乃孙权任阳羡长时为其信佛的母亲所建；芳桥镇的潮音寺初建于东汉时期；张渚祝陵村的善卷寺，初建于南齐建元二年(480)，因避南齐东昏侯萧宝卷讳，改名善权寺。其时，江阴有泰清寺、永安禅寺、禅乡寺、悟空寺等，佛禅文化于此地已然遍地开花。南北朝时期，无锡、宜兴、江阴三县，庙宇规模不断扩大，僧人、信众日渐增多，是佛教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佛教发展与本土道教已然并驾齐驱。佛教之所以能够为民众所迅速接受，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历经战乱，生灵涂炭，民生疾苦，诸多心灵亟须慰藉，佛教在此时便充当了抚慰灵魂的角色。佛教鼓吹今生痛苦但只要潜心修行，便可以修得来世的幸福。基于此，信奉佛教的人越来越多。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统治者的支持。南朝梁武帝即位后，执政期长达半个世纪，又因其本人尚佛，并编写过佛教经书，故各类寺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江南各地。
梳理无锡、宜兴、江阴三县佛教发展的基本轨迹，基本都是初创于三国，兴于五代，盛于唐宋，许多佛教建筑也都可以追溯至这一时期。唐代时，江南地区佛教走向兴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即为其时的真实写照，这些佛寺楼台也包含了无锡惠山寺、南禅寺、崇安寺，宜兴显圣寺、潮音寺等在内。
此一时期的道教也已初兴。梁天监年间(502—519)，道教建洞阳宫于璨山，乃无锡出现最早的道教宫观。洞虚宫，是无锡影响最大的道观，建于南朝萧梁大同二年(536)，初建于东乡胶山之道场巷，曾名清元宫。位于“（无锡）县北四十里”的妙觉观，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5)，为“女贞观”，后徙入县城，赐名“妙觉观”。虽然，此时期的道教不能与佛教的繁盛所比肩，却为未来的繁盛作着必要的铺垫。
东晋和南朝，受到政治因素和移民的影响，江南经济文化都有长足发展，逐渐成为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农业和副业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南朝沈约《宋书》有云，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鱼米之乡的样貌逐渐变得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