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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大的战乱每每导致大规模北人南迁，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便是如此。这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与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无锡的发展。
一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东晋以前，锡地所在的会稽郡（高帝十二年改名吴郡）人口规模和农业耕作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据《汉书·地理志》的数据：“户二十二万三千三十八，口百三万二千六百四，县二十六。”
而当时人口密度远低于他郡，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汉平帝元始二年(2)，会稽郡（北部）为14.28人/平方公里，同时期的临淮（淮东）则为42.89人/平方公里，楚地郡国如楚国为76.87人/平方公里，泗水郡为40.96人/平方公里，东海郡为78.93人/平方公里，临淮郡（淮西）为42.89人/平方公里，琅琊郡为50.87人/平方公里，沛郡为69.81人/平方公里。
可见，吴郡人口密度远低于他郡水平。直至西晋末大批北人南迁，这种状况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变。
一方面江南大片滩涂沼泽不宜人居，另一方面水患频仍、农耕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这一时期，治理水患成为吴地诸事重心。东晋大（太）兴四年(321)，晋陵内史张阖为解决频发的水患，对芙蓉湖（古无锡湖）进行了大规模治理，凿五泄河，泄芙蓉湖水经五泄注入太湖，较好解决了芙蓉湖周边低洼地区的浸水内涝问题，扩大了可耕田面积。
东晋吴地人口的激增，与西晋末“八王之乱”引发的大规模北民南迁有直接关系。“八王之乱”
乃西晋后期影响巨大的权斗内乱，太熙元年(290)，晋武帝病逝，惠帝司马衷继位。司马衷先天不足、生性愚钝，太后专权，由此引发了宫廷内外争权夺利之斗，混战长达16年，史称“八王之乱”。战乱给黄河流域带来惨重损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也给几个北方游牧民族以可乘之机，即所谓“五胡乱华”。建武元年(304)，匈奴贵族刘渊反晋独立，称大单于，永嘉二年(308)称帝。永嘉四年(310)，刘渊病死，其子刘聪继位。永嘉五年(311)，刘聪遣石勒大败晋太尉王衍军队，晋军10余万人被歼。同年，刘聪又派刘曜率部攻破洛阳，俘虏并杀死晋怀帝，又屠戮王公士民3万余人，史称“永嘉之乱”。建兴四年(316)，刘曜又攻陷长安，俘获了晋愍帝，西晋就此宣告败亡。
追随东海王司马越的司马睿，听从王导建议，于永嘉元年(307)南渡长江，移镇建业。于建武元年(317)自称晋王，次年称帝，定都建康（建业，今南京），史称东晋。
永嘉之乱、晋室南渡，逃避战乱的中原士绅百姓纷纷南迁，使锡地涌入不少外来人口。《晋书》卷六五《王导传》载：“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这一记载，既可窥见南迁北人的基本构成，也暗示了东晋朝廷对南迁北人的安置吸纳政策。大批南迁民众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的扬州、荆州、梁州、益州等地，今宁、镇、常、锡等均在此列。
为安置这些南迁北人，东晋采用了侨置制度。刘知几《史通》卷五《因习下第十九》云：“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吴越之乡，州编冀豫，欲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其于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为安抚南渡“衣冠”阶层，东晋在江南设立侨郡侨县，这些郡县采用北方原州县名称，吴越地区出现大量类似青州、徐州、冀州、豫州等北方地名。这些地名的使用，导致南北地名混乱。《史通》曾指出，这一情形导致了史载人物籍贯的混淆，如王氏往往记为“琅琊临沂人”，实际上“亦自当时无此县，皆是晋魏以前旧名号”。关于侨郡侨县的具体设置，万绳楠在《江东侨郡县的建立与经济的开发》一文中也指出：“江东侨郡县的设置比较复杂。就其分布看，都在扬州的丹阳和毗陵二郡之境，西自芜湖（属丹阳）东至无锡（属毗陵）一线，但有的有实土，有的虽然派出了太守、县令，而无实土，成为‘寄治’。”
无锡即在江东侨郡县设置范围之内。
锡地人口虽无详细史载，但从侨县“杼秋”的设置可见其一斑。《宋书》卷三十五有“杼秋治无锡”之语，其时。又据《后汉书·盖延传》：“杼秋县名属梁国，故城在今徐州萧县西北。”
从《江南通志·舆地志》所记“杼秋城在萧县西七十里，汉置，《后汉书》云杼秋县”
，可见，“杼秋”原在江北徐州附近，属南沛郡，后并入南彭城郡。南北朝宋元嘉八年(431)置南徐州，辖晋陵郡。元嘉十二年(435)，原侨置广陵（今扬州）的竹邑县侨置无锡，并入杼秋县。宋顺帝昇明三年(479)，萧道成建齐称帝，改元建元，废杼秋县。
其时，江阴也设有侨县“利城”。清道光《江阴县志·建制沿革》载：“初晋元帝渡江，侨立郡县，以处淮北流徙之众。邑有利城郡，有南兰陵，皆隶南徐州。”
又据《江苏建置志》载，南北朝时期，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原寄治京口的利城侨县被断以实土，故移治于今江阴璜土镇一带，隶属南东海郡。
关于南兰陵郡的位置，《江阴县志》的记载与后世研究观点不一。《江苏通史》“魏晋南北朝卷”认为，南兰陵郡设在武进，
史学家万绳楠则认为设在丹阳郡江乘县。
而据《江苏建置志》：齐和帝中兴二年，萧衍建立梁朝，改元天监，南东海郡于此年更名为南兰陵郡，则《江阴县志》关于南兰陵之说，或许有误。
关于北人南迁之规模，史学家谭其骧1934年发表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认为，南渡人口至少有90万。万绳楠对毗陵郡户数的考证则更详尽：“西晋毗陵郡领有丹徒、武进、曲阿、延陵、毗陵、既阳、无锡七县，户一万二千。江左于毗陵郡之地，设置了南东海、南东莞、临淮、淮陵、南彭城、南清河、南平昌、南泰山及晋陵九郡。户数为南东海为5342,南东莞1424,临淮3711,淮陵1905,南彭城11758,南清河1849,南平昌2178,南泰山2499,晋陵15382。合计46048户，较西晋毗陵增加了34048,即增加了388%。”
从上述数据可见，北人南迁使得江南地区人口大幅增长。其中，杼秋所属的南彭城人口规模，据《宋书·南彭城太守》所载：“领县十二，户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八，口六万八千一百六十三。”
由此推知，北人大规模南迁背景下，锡地人口规模亦同步扩大。
南迁北人中，宗室贵族、文人学士比例超过寻常。其社会地位、文化水平较高，拥有较多财富和技术。南渡之后，这些资源与江南环境、文化经济相互融合，对江南的全面开发产生了重要作用。杜佑《通典·州郡十二》有言：“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乱，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此处所谓“颜、谢”，应是指颜延之与谢灵运，“徐、庾”则指南朝陈文学家徐陵与北周文学家庾信。其中被钟嵘誉为“元嘉之雄”的谢灵运，祖上乃东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谢氏士族，谢本人则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晋代书圣王羲之一家祖居琅琊，也因避乱而迁居于晋陵郡洛社（今无锡洛社镇）。
在南北文化大融合中，矛盾冲突亦不可避免。据《晋书》卷五十八《列传第二十八》载，宜兴周处之子周玘临终时就对儿子说：“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我子也。”
其子周勰牢记父亲遗言，怨恨南迁北人对吴人的驾驭，后于建兴二年(314)以讨伐执政者王导、刁协为名起兵叛乱，孙皓
的族人孙弼也起兵呼应。后叛乱虽被平定，但其时南北矛盾之尖锐程度由此略见一斑。
二 著姓望族的聚集繁衍
有学者指出“汉魏以来，多聚族而居，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名宗大族”
。世代相袭，势力巨大，在魏晋时期，巨室宗族的社会影响力不容忽视。《宋书》卷四十六《列传第六》“王懿”条曰：“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可见北方同姓亲族之间的亲密程度。《晋书·列传》“祖逖”条曰：“祖逖，字士稚，范阳遒人也，世吏二千石。……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赒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
可窥见被推为“行主”的祖逖建立家族威信之过程，亦折射出北方大族南迁的具体情状。
魏晋时期，江南已有被称为“吴地四姓”的朱、张、顾、陆等巨族，并形成了各自特征，即所谓“张文”“朱武”“陆忠”“顾厚”。此外，据宋王应麟《小学绀珠》卷七《氏族类》，“四姓”之外还有“八族”：“吴四姓八族，张文、朱武、陆忠、顾厚，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世说：吴四姓，吴录：八族，陆机吴趋行：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这些家族皆田产丰厚，但仍以“四姓”为最。正如陆机《吴趋行》所云：“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
此时，北方南渡望族也落户江南，如王、谢、袁、萧等大姓，作为“侨姓”成为吴郡新望。《新唐书·列传·儒学》中《柳冲传》一篇云：“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
这些士族在当时江南社会都有很高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文化影响，是东晋政权的有力支持者。田余庆《论东晋门阀政治》认为：“东晋居位的士族，其权势甚至得以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之上。”
当然，侨姓与当地著姓之间，在冲突磨合中既有合作，也有竞争。
随着时代演进，锡地望族也不断沉浮变化。元代《无锡县志》“事物”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无锡自太伯肇基于前，其后才贤之著，代不缺人，其礼义之邦乎。”
意谓泰伯奔吴之后，望族世家历代才贤不断涌现。据庄若江《无锡望族》所列，今属本埠望族，声名最著者，无锡有东亭华氏等13家，江阴有青旸葛氏等12家，宜兴有宜兴蒋氏等10家。
无锡巨族从人数上看，当首推梅里吴氏。泰伯奔吴，定居梅里，建立勾吴古国，其后代散居各地，皆以吴为姓，人数最众。
魏晋南北朝时期，锡地望族最值一提的有锡山顾氏、东亭华氏、宜兴蒋氏和周氏。
锡山顾氏家族中，东晋顾悦之及其子顾恺之较早见于史传。《晋书》卷七十七《顾悦之》云：“顾悦之，字君叔，少有义行，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为州别驾，历尚书右丞，卒。子凯之别有传。”顾悦之曾担任扬州别驾、尚书右丞等官职。其子顾恺之，博学而有才，曾作《筝赋》，自比“嵇康琴”，乃史上著名画家，被尊为“画祖”“画圣”。
东晋时，华氏家族中的华豪、华宝见于史传。《南齐书》卷五十五《华宝》：“华宝，晋陵无锡人也，父豪，义熙末戍长安，宝年八岁，临别谓宝曰：须我还，当为汝上头，长安陷虏，豪殁，宝年至七十，不婚冠。或问之者，辄号恸弥日，不忍答也。”华宝八岁时，其父离家戍守长安，临行前答应回家时为其行冠礼。但其父因战败身殁，一去不回。华宝直至70岁时，依然恪遵父训。义熙(405—418)是东晋晋安帝司马德宗的第四个年号。华宝被后人称为华孝子，其祠现在惠山脚下。
宜兴蒋氏是为宜兴首望，渊源深厚，乃九侯之族。《江南通志》卷十三云：“
山在宜兴县西北七十里，西界溧阳，汉建武中，尝封蒋澄为
亭侯，即此其对峙者为卧牛山、荆山、安乐山。”《咸淳毗陵志》亦载：“东汉时，蒋澄，建武间封
亭乡侯。蒋通，澄子，封阳羡西亭侯。蒋休，澄子，丹阳太守，袭封
亭乡侯。”蒋澄与其兄蒋默为宜兴蒋氏之祖。蒋姓堂号“九侯堂”，源于汉光武帝时，其祖蒋横蒙冤遭诛，后平反，其九子均封侯。其中“八子蒋默，封云阳侯，居宜兴；九子蒋澄，封
亭侯，亦居宜兴”
。
宜兴周氏，声名起于周处射虎、斩蛟。其祖父周宾，为宜兴周氏始祖，周氏在西晋时曾有“一门五侯”之荣。《江南通志》卷三十二：“射虎亭在荆溪县南五里，晋周处射南山白额虎于此，后人为之立亭，南唐徐铉诗云：斩蛟桥下溪烟碧，射虎亭边路草青。”晋平西将军周处在宜兴留有极为浓重的痕迹，《咸淳毗陵志》卷第十四记载，宜兴荆溪南的英烈庙（旧称周将军庙）即为纪念周处而建。陆机撰有碑文记之：“公葬于家之旧原，南瞻荆岳，北睇蛟川。追赠清流亭侯，谥曰‘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