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吴越并土与黄歇封吴

吴越两国，发展至春秋末期，已形成“大吴小越”之悬殊，吴国疆土面积、军事实力皆远超越国。之所以最后“吴亡于越”，皆人为原因造成。《越绝书·吴地传》就有“在天与？在人乎？”“皆人也！”的问答。吴国灭亡的真正原因，并非“红颜误国”，而另有深因：一是热衷争霸，穷兵黩武，国力不实；二是夫差缺乏谋略，战略失误，刚愎自用；三是误判形势，“放虎归山”；四是错杀良臣，赐死伍子胥，而失去智囊。最终“取败姑苏”，只留“甬东之耻，空惭伍胥” 。

公元前473年岁末，随着吴王夫差的自刎，吴国历史戛然而止。《越绝书》云：“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经过吴越战争的整合，吴越合一，锡地亦归越。大批越国贵族迁居锡地，鸿山一带因此留有大量越国贵族大墓。

公元前306年，楚灭越，楚春申君黄歇“治吴凡十四年”。其封吴期间，整治河道，重修城郭，构筑宫室，开辟吴市，改善了江南地缘环境，推动了经济发展，吴地逐成“东楚”富足之地。此一阶段锡地留下诸多春申君之印记，城西有黄城，运河中有黄埠墩，惠山脚下有春申涧，江阴有黄山、君山、黄田港、申港等等。

一 归越时期

越灭吴后，越王勾践一度称雄，为“春秋末霸”。地处吴国核心区域的无锡，很快为越所控制。吴初亡，曾以“计然之术”帮助勾践“雪会稽之耻”的范蠡，很快察觉勾践“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杀心，悄然隐退，“乃乘扁舟浮于江湖” ，相传化名“渔父”，在蠡湖（今漕湖）养鱼，有《养鱼经》存世，开启了锡地人工养鱼历史。这段时间，大批越国贵族迁居锡地，考古队在锡东鸿山一带发现了大量越国贵族墓，其中最大的丘承墩是仅次于绍兴印山越王墓的越国大墓，疑为范蠡冢，但无考。渔父岛、蠡堤等皆因范蠡化名养鱼之说得名。蠡湖有西施庄，传范蠡西施泛舟五湖隐居处。唐陆广微《吴地记》曰：“范蠡献西施于吴，故有是庄。”

范蠡踪迹在锡地颇多。《吴越春秋》《越绝书》皆称其“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 。《越绝书》又称：“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范蠡西施泛舟五湖的传说广为传播，流传至今。在无锡地方志中，也有记载。元《无锡县志》 云：“范蠡城，在州西四十里。”唐陆广微《吴地记》云：“在历山之西，今谓为之斗城，城迹犹在。” 《舆地志》云：“历山西北有蠡城，越伐吴，范蠡所筑也。”范蠡养鱼处“蠡湖”，并非今蠡湖，而是漕湖。清王永积《锡山景物略》中“五里湖”条曰：“一名小五湖，又名蠡湖。名蠡湖者误，蠡自有湖，蠡开之，此则其扁舟处也。”《寰宇记》亦云：“范蠡伐吴，开凿蠡渎通此湖，故号曰蠡湖。” 又据《无锡县志》：“蠡湖，在州东南五十五里。与平江、长洲（吴县）县分界，即今泰伯乡之漕湖也。”上述蠡湖、蠡渎，即今无锡东南后宅镇附近的漕湖和蠡渎（今望虞河） 。这一带，除蠡湖、蠡渎外，尚有西施墩（庄）遗迹。据县志，西施墩“在水东四十里”，蠡渎（今望虞河）中段（今无锡后宅）的三叹荡（今省滩荡）传为夫差自刎后西施自沉之处，其西南侧的西施墩（芦墩）传为西施墓地所在 ，其东南有王宫荡，或曾有王宫，但未见详细文献记录，难以确认。

其后，范蠡隐入宜兴，隐居山野，筑有蠡墅。清嘉庆《重刊宜兴县志》“遗址补遗”条下有“蠡墅在丁山之西，范蠡功成泛湖，尝居于此” 记载，今宜兴有慕蠡洞、陶朱胜境，皆因此得名。

在越治的百余年中，大批越国贵族迁居于自然环境优越的吴地。2004年，锡东鸿山发现大批春秋战国时期古墓，包括丘承墩遗址在内共计108座。其中，丘承墩是罕见的特大型贵族墓葬，其规模仅次于绍兴印山的越王墓，封土为长方形覆斗，墓坑结构为“中”字形，长57米，专家根据其所在位置、规模、形制和陪葬器物数量、种类和等级，推测丘承墩墓主等级应为仅次于越王的越国大夫。在丘承墩等8座墓墩中出土了大量文物，代表性玉器有螭凤纹璧形佩、出郭龙纹璧形佩、龙首璜、兽面纹韘形佩、双龙管形佩、玉覆面、玉飞凤等；礼器类有盘蛇玲珑球形器、青瓷冰酒器、青瓷温酒器、青瓷盉、青瓷匜、青瓷兽面鼎等；乐器类有青瓷鼓座、青瓷磬、青瓷三足缶、青瓷悬铃、青瓷甬钟、青瓷振铎、硬陶鼓座等，文物达数千件，有的文物如“缶”乃前所未见，而盘蛇玲珑球形器和大量青瓷器皿也将中国青瓷、珐琅瓷制作历史前推数百年。鸿山吴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关注，赞为“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

鸿山吴越墓葬的发掘，还将中国瓷器史前推了500多年，不仅首次出土了瓷质“缶”，还发现了国内最早的微雕玉器、低温琉璃陶器、完整的古代乐器及贵族墓体系，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也填补了锡地考古历史的空白。

鸿山丘承墩一带，曾是马家浜文化先民住地，也是良渚文化的玉殓葬地，战国早期又形成了吴越贵族墓群，穿越4000年历史的沧海桑田之变，遗址区内沉寂了多达6层地层堆积。 随着遗址中高台、墓地、双祭台等文化遗存相继被发现，丘承墩遗址的历史脉络得以完整呈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以及公元前400余年的春秋战国文化遗存，较清晰地勾勒出无锡一脉相承的远古“身世”。

从出土的大量玉器、乐器等赏玩娱乐器具及瓷质食具、酒器等生活起居用具看，其时锡地贵族生活显然趋于享受和精细化，在实用之外也追求精神享受和艺术审美。出土于丘承墩大墓中的玉飞凤（玄鸟）、龙形璜等，造型秀逸灵动、雕工精细，显示出当时雕刻工艺和审美品位均已达相当水准。

二 春申君封吴时期

战国初年，楚国日强，越渐弱。勾践死后，越国三代发生“弑君”事件，即所谓“越人三弑其君”，陷入内乱。公元前306年，楚怀王“大败越，杀越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 。越分裂成无数小国后解体，古越人部分逃亡南粤，留居者臣服于楚，江淮悉入楚地，锡地为楚国所辖。

黄歇为楚国贵族，广游博学，楚顷襄王时被任用，后因其有辩才而出使秦国。当时，秦昭王正欲联合韩、魏攻楚，黄歇以楚远、韩魏近，“邻国敌也”“秦楚合一以临韩为上策”，说服秦王放弃攻楚。后黄歇陪楚太子完作为人质滞押秦国数年。后闻知楚顷襄王病重，黄歇冒死掩护太子完，扮成楚国使臣逃出秦国，秦昭王发现后欲杀死黄歇，但秦相应侯范雎与黄歇交好，亦不愿日后秦楚为敌，便说服秦王将黄歇放归。楚太子完继位后，称楚考烈王。以黄歇保其登基之功任其为令尹（楚相），封春申君，并赐淮北12县为封邑。

春秋战国时，楚春申君与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一起，获称“战国四君子”。他们“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 ，权倾一时。春申君性格张扬，生活豪奢，为与赵比富，曾“使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后秦用吕不韦为相，夺取东周。春申君联络诸侯“合纵，西伐秦”，但在函谷关遭到秦兵攻击，“诸侯兵皆败走”，由此失去楚王信任。此后，楚国为避秦，将都城由陈（今河南淮阳）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公元前248年，黄歇认为淮北近齐“边事急”，设郡以利统治，遂将淮北12县献与楚王。楚王应其要求，改封黄歇于江东，由此“故吴墟” 成为其封地。

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死，春申君被其上客李园谋杀。其死后葬于江阴君山西麓。三国时，曾于其墓地筑东岳庙。清乾隆时，江阴知县蔡澍专为立墓碑，但庙毁碑失，今存头门、三元殿、古银杏树和金鱼池等遗迹。春申君统领吴地近11年，称“封吴十年”，此间在江阴、无锡留下诸多遗迹和传说。明《江阴县志》“山川”载，“君山在县之北二里，枕江之滨，旧名瞰江山。后以春申君易今名。”明清以后，君山庙宇、厅亭渐多，乃江阴重要风景区。《江阴县志》又载，“黄山在县东北六里，以春申君姓为名，其峰为席帽。”此处后为长江下游之要塞。

元王仁辅《无锡县志》曰：“黄城，在州西十二里。” 并引《舆地志》“今历山下有春申君祠，去城三里，故道自此通黄城。其城与斗城相近，俗呼为黄斗城是也” 。黄斗城位于今舜柯山下，但此处已无旧迹遗存。元《无锡县志》又云：“春申君祠，在州西惠山下，即楚公子黄歇也。……歇后为李园所杀，吴人遂立祠于其地以祀之。……今惠山下有土神祠，即春申君也。” 又曰：惠山“山侧有黄公涧，因黄歇以名。去黄城八里” 。黄公涧传为当年黄歇饮马之处，后为惠山南坡著名景点。无锡城内公花园白水荡，亦曾是春申君行宫所在地。

春申君治吴时期，对江南地区水系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凿河治水，整治农田，立塘筑坝，纾解交通，水利文明程度大幅提高。江阴的申港、黄田港，即春申君所开凿。光绪《江阴县志》载：“黄田港在澄江门外，春申君以溉田，故名，为江湖出入总汇。”“申港，县西三十里，自三山石堰北行入江，相传为春申君所开。” 江阴的申港河，自长江分为两股河道，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黄田港、申港河皆为引长江之水用于灌溉排涝的水道。

春申君还对无锡湖（芙蓉湖）进行了治理。该湖“南控长洲，东洞江阴，北掩晋陵，苍苍渺渺，迫于轩户”，面积达“周万五千顷” ，乃苏南地区面积仅次于太湖的巨浸，《越绝书》卷二载：“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泻西野，去县二十五里”，打通了太湖与芙蓉湖之间的水道，大面积优化了区域排灌系统。此外，《越绝书》《后汉书·地理志》中也有春申君“立无锡塘，治无锡湖”“开山辟路”的记载，从中可见黄歇封吴期间锡地水利、交通都有长足进步。

1973年12月，无锡前洲高渎湾出土了一批战国晚期楚幽王时期的青铜器，其中，铜鉴颈部外壁和铜豆盘口外壁都刻有“ 陵君”的铭文。铭文记录的是 陵君王子申铸造青铜鉴、青铜豆等礼器祭祀皇祖和父兄，这些青铜器乃楚国郢都官府督造，铭文字体娟秀，代表了战国晚期青铜器的冶铸水平。关于王子申的身份，有学者认为：王子申可能是楚幽王之子或其弟，乃春申君之后的吴地行政长官，其封赐时间应在春申君被弑之后。 专家由此推测，无锡地区可能后来是楚国贵族 陵君王子申之封地。也有学者认为“ 陵君”乃黄歇初封淮北时的封号，改封江东后才改称“春申君” ^[1] 。

黄歇封吴以及楚国统领期间，社会较为安稳，水利得到整治，农耕技术提高，吴楚文化交融，锡地经济文化得到涵养生息。

[1] 何琳仪：《楚 陵君三器考辨》，《江汉考古》1984年第10期。 4fR3T5lxI1CURvo/CPwdDPGbyiGpZEuVsoPXKabZJImIm9qHRI1qvNz5aMKTr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