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寿梦至阖闾时期的勾吴文化

虽然，《吴越春秋》等文献称“自泰伯以下至王僚，即此都也” ，勾吴都城未有迁移，但泰伯之后的历史却少有记载。泰伯无子，勾吴王权的继任与传递者为仲雍及其后裔。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 ，周武王伐纣灭商，华夏一统。武王将仲雍曾孙周章封为吴侯（子爵），“勾吴”由此结束了“部落”身份而正式跻身诸侯。据《太平御览》，“周武王追崇周章于吴，又封章少子赟于无锡” ，元《无锡县志》亦载：“周武王封周章少子赟于无锡安阳乡” 。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安阳山，县西北五十里。山周十八里，高百二十仞。

《咸淳毗陵志》《风土记》皆有：周武王封周章少子赟于安阳，卒葬此山，山下有龙湫”之记载。 周赟死后葬于安阳山，其“冢高一丈五尺，周百二十步” ，其子孙亦皆葬于此。

周章之后，从第六世吴王熊遂至第十八世吴王去齐，历十三世，仅有个别战事见诸史籍，绝大部分信息失载。直至十九世寿梦（前585—前561)记录才略为翔实。

一 寿梦初霸吴国始强

在“周章受国”之后，四百余年间历史无任何文字记载，折射出这一阶段勾吴无所建树和影响，甚至国家大事也未有记录。《史记·吴太伯世家》对这数百年的历史仅以条目式寥寥数语提及历代吴王名：“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 直至十九世寿梦即位，方有“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 的评价。从史料记载，寿梦堪称勾吴历史中后期的一位有梦想、有魄力的首领。寿梦元年（前585)，他效仿楚国改侯为王，自称“吴王”，又赴洛邑（今河南洛阳）拜会登基不久的周简王，朝见天子，洛邑归宗，获周简王礼遇，其“吴王”身份得到认可。

《史记·吴太伯世家》述赞曰：“寿梦初霸，始用兵车”。寿梦二年（前584)，“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犇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 通过拜访中原诸侯，引进申巫臣父子与战车，吴国军事实力大增。 寿梦访周途经鲁国时，曾受邀观赏宫廷乐舞，这场观礼让寿梦深感吴国与中原诸侯的差距，感慨“孤在蛮夷，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 同时，也坚定了跻身诸侯“同享尊荣”的决心。他委派幼子季札出使各国，学习礼乐，成为“吴之习于礼乐者”，深化了吴国与中原诸侯的关系，吴国由此开始活跃于历史舞台。寿梦的“强兵利器”和“初通中原”，对勾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开启了勾吴与中原诸侯交往新篇，也推动吴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申巫臣帮助下，吴国军事实力快速提升，并确立了“西拒楚，南制越，北交中原”外交战略。寿梦三年（前583)，吴国以兵车作战，先后打败郯国、巢国和徐国，并攻占楚国重镇州来（今淮南），致楚国大臣子重、子反“一岁七奔命”。战争的取胜，使楚国东南蛮夷部落纷纷倒向吴国，吴国“是以始大”，成为春秋后期抑楚扩张的主要力量。楚国为反制吴与中原诸侯联合，多次攻吴。寿梦十六年（前570)，在与楚将邓廖所率的3000多精兵对战中，大败楚军，邓廖亦沦为阶下囚。吴军乘胜追击，攻下楚国驾城。此战的获胜使吴国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为未来争霸诸侯奠定了基础优势。

吴国的强大制约了楚国北扩，也增进了各国间交往。寿梦十年（前576)，吴与鲁、晋、宋、卫等国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会盟，共商联合抗楚大计，此乃吴国第一次与中原诸侯会盟。寿梦十八年（前568)，吴遣大夫寿越赴卫国与晋、鲁、宋、陈、郑、曹、齐、薛等14国结盟。寿梦二十三年（前563)，寿梦为扩大吴国影响，邀鲁襄公、晋悼公、宋平公、齐国太子光等在柤地（今徐州邳县一带）会盟，盟誓互利互惠、互不侵犯。这些活动，都昭示了吴国地位的提升。

寿梦在位25年，对内引进中原文化，鼓励耕种，充实仓廪；对外联络诸侯各国，强兵利器，扩疆并城，国力日盛。寿梦励精图治，“吴国始强”，至公元前561年去世时，吴国已成为可与齐楚抗衡的一方诸侯。

二 阖闾称王雄霸中原

阖闾是吴国“称霸中原”的一代雄主。公元前515年，诸樊长子公子光在伍子胥谋划下，以鱼炙宴请王僚，借专诸刺杀之，夺得王位，是为阖闾。其夺位后立即启动“强国霸王”梦想，采纳伍子胥“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 的建议，一方面构筑城池，“安君理民”；另一方面吸纳人才，采纳良策，以子胥为国相，伯嚭为大夫，孙武为将军，“与谋国事”。阖闾对内改革政体，鼓励耕种养畜；对外，借助《孙子兵法》《伍子胥兵法》 ，强兵利器，积极备战。阖闾三年（前512)至阖闾九年（前506)，吴军四次攻楚，四战四捷。公元前506年的柏举之战，更以3万远征军大败楚国20万主力，一举占领楚国郢都，创下春秋时期攻占大国都城之先例。

《泰伯梅里志》曰：“阖闾城在无锡县西南五十里富安乡，此盖阖闾小城也。”阖闾城西北侧有胥山，山下水湾称胥山湾，皆因伍子胥得名，传子胥被赐死后，夫差“取其尸盛以鸱夷皮，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是曰胥山。……今闾江有阖闾城，下有伍员庙。”

阖闾城总面积约2.94平方公里，乃“阖闾之时大霸” 的产物，公元前514年伍子胥主持修筑。《吴郡志》曰：“阖闾城，吴王阖闾自梅里徙都。”《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阖闾元年……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也。”《越绝书》内容基本一致，也称伍子胥造大小城两座。元《无锡县志》载：“伍员取利浦土及黄渎土，筑阖闾城。……今城之侧有闾江，闾江之侧有胥山，其证明矣，历历可考。”又云：“阖闾城，在州西富安乡，相去四十五里。”

阖闾城建造主旨是“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从战略角度看该城更多具有军事要塞功能。该城呈长方形，设三座陆门。城中段有残存城墙相隔，形成东西两座方形内城，东城较小，西城较大。城墙残高3—4米，墙基厚约20米，均系夯土筑成，今尚存陆门和水门、大型建筑群、护城河、练兵场、点将台和兵器库等遗址。考古专家认为，当时城内有阖庐宫、南城宫、东宫和西宫。 西城为阖闾王宫所在，东城为兵勇驻地和军备给养存储处。城外龙山和胥山湾，皆筑有石城，城壕总长约4000米，构成完整的城池防御体系。城外龙山今尚存一连串的石室土墩，构成了一条残高约0.7米、宽约1米的“石包土”石长城（外长城）。

形制上，阖闾古城完全符合《越绝书·吴地传》“大霸，筑吴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的记载。《吴地记》又云该吴城“北通毗陵”（常州），位置亦确凿无误。清舆地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也称：“闾江城为阖闾所筑”，并云其清初时“故址犹存”。从锡东梅里泰伯夯土城，到城西闾江阖闾古城，由此基本可以认定，东至梅村，西达闾江，至二十四世吴王阖闾，锡邑仍是古吴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

三 经济生活与手工技艺

勾吴中后期，纺织、制陶、冶铸等手工技艺都已臻较高水平。吴王僚时，公子季札出使中原，便以绢帛、缟带为国礼。《吴越春秋》还记述了吴楚因“二女争桑”而爆发战争，可见养蚕缫丝在先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吴越交战，战败国也多以大宗葛 作为战争赔偿，这些都表明当时手工纺织已达到一定规模和较高水平。

其时，冶炼技术也有长足进步，鼓风炉的改进有效提高了炼炉温度，使铸剑质量大幅提高。“吴钩越剑，国之重器”，“吴越宝剑，天下名重”，都道出了吴越之地铸剑工艺的高度。从考古出土的吴王光剑、夫差戈（戟）、勾践剑等武器看，皆寒光熠熠，工艺精湛，甚至经千年浸淫而不蚀不锈。传说干将莫邪为吴王阖闾铸剑时，以“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火焰白炽，“金铁乃濡，遂以成剑”。传说不乏夸张，但考古实物已可佐证吴越地区冶铜铸铁技术的领先。在各类青铜器中，吴地尤以兵器精美锐利、农具种类齐全而著称，其礼器、食器、酒器、乐器则借鉴融合中原（早期）、楚地（晚期）的工艺技术，以陶器的几何纹饰与铜器纹饰交互并用，并创制出薄胎、刻纹的独特青铜工艺，湛卢、纯钧、鱼肠、属镂等“吴干名剑”，欧冶、干将、莫邪等铸剑大师因此名播遐迩。至春秋晚期，吴地已能炼铁并锻铁为器，青铜和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对水利建设和造船、运输业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夫差时，出于伐齐争霸和水利运输需要，投以巨大人力物力，开凿大量人工运河和邗沟，沟通太湖与长江、淮河，这些河道除了军事征伐用途外，对商贸、运输也具有重要意义。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吴地市镇日渐兴起，商贸功能逐渐体现，文献中“吴市”记载随处可见。虽然，此时期市镇规模和集散功能尚处初级阶段，但城镇中琢玉、铸冶、纺织等手工作坊，陶瓷、青铜器、竹木器等集市，已形成市廛人烟。

此一阶段，先民仍以渔猎饭稻为生，但饮食方面更为讲究。虽然文献中少有翔实食材与餐饮记录，但从《史记·吴太伯世家》《吴越春秋》关于专诸刺王僚的记载，可知吴王僚失命于一顿美味的“鱼炙”（烤鱼）。吴越战争结束后，范蠡敏察到越王“可与共患而不可共乐处” ，弃官隐退，“乘扁舟浮于江湖” ，曾在无锡蠡湖养鱼，后辗转齐鲁之地，司马迁誉之“三迁皆有荣名” 。范蠡作为春秋时期的货殖专家，其经商之术和致富故事，对锡地影响深远，近代许多工商实业巨子皆以“陶公商学”为范，视范蠡为“商圣”。

四 勾吴时期锡地文化

勾吴早期，泰伯谦让的至德形象深入人心，后期季子挂剑的诚信重情亦广受推崇，同时，“吴人尚武”“轻死易发”的蛮勇性格，与《孙子兵法》的机智善谋一起，共同成就了其时风气。

(一）谦让与争霸并存

季札，无疑是高风亮节的文化代表，也是被历史大书特书的吴国后期人物。季札乃吴王寿梦之幼子，也是姬光（阖闾）的叔父，因受封延陵（今常州、丹阳、江阴一带），世称“延陵季子”。其一生多次禅让君位，并以善外交、精礼乐、重承诺而见称于诸侯各国，司马迁在《史记》中赞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孔子还亲自为延陵申港的季子墓撰写墓碑。寿梦欣赏季札的品德、才学和为人，希望传位于他，却遭婉拒。季札曰：“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 其长兄诸樊即位后，以“兄终弟及”形式，希望王位终归季札。但季札在三位兄长去世后，仍隐于乡野而不出，决意“弃室而耕”。虽然，因季札的谦让，导致州吁（吴王僚）继位，引发公子光（阖闾）不满，成为13年后“专诸刺僚”政变的潜伏因素，但季札的清健高远、淡泊志节仍令人钦佩。其“好善而择人”的主张，“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廉让之行，终始若一” 的行为，颇受后世赞许。常州为其所立嘉贤坊，上镌“延陵世泽，让国家风”，有联赞曰“春秋争弑不顾骨肉，孰如季子始终让国” 。据《史记》等载，“季子挂剑”“季子观乐”，以及《左传》所载季札以德服人、大义退兵的故事，都将季札推为一代道德高标。《吴越春秋》称其“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处，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季札的“让国、观乐、挂剑、守仁、救陈”等故事对吴地影响久远，其谦让美德、诚信重情、识人知政、博学清言、摒弃世俗等德行，使之成为春秋时期少有的第一流人物。

阖闾是吴国史上最复杂、最难评说的历史人物。一方面，在尚未即位、成为吴王阖闾之前，姬光是一个壮志难酬的政治上的失意者。作为寿梦长孙、诸樊长子的他，无疑是理所当然的王位继承者，但叔叔季札的让王使其王位旁落。阖闾偏又是胸怀抱负、志在必得之人，在长期隐忍之后终于爆发了。对阖闾的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为夺位而谋划的两次刺杀——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僚之子）。虽然，夺回王位的理由充足，但行刺并非磊落之举，必然招致方家基于道德层面的谴责。《吴太伯世家》《吴越春秋》的记述都算客观，而附于《吴太伯世家》下注“述赞”却云“光既篡位，是为阖闾；王僚见杀，贼由专诸”，明显带有贬义。从历史的眼光看，阖闾执政时期是吴国发展最快、也最辉煌的时期。此前,600余年，吴国虽在寿梦时期“初霸”，但最终彻底摆脱楚国控制、疆域最大，乃至雄起东南、成为一代霸主，则无疑由阖闾完成。阖闾执政的19年，为吴国书写了最辉煌的一页。其不仅具有雄才大略，且知人善用，治国有道。在伍子胥、孙武辅佐下，筑城兴兵，招贤纳善，强军利器，使国力得以迅速提升；而且，阖闾还是一个勤政爱民、体恤百姓、克勤克俭、清正廉洁的君王，“朝夕勤志”“恤民同劳”，在记录阖闾、孙子对话的《吴问》 中，阖闾明确道出“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的治国名言，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可谓振聋发聩，极具历史意义。阖闾生活节俭，《左传·哀公元年》载：“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曰，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今闻其嗣又甚焉，将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不知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 即便是敌楚，在言及阖闾、夫差时，对阖闾也明确持褒扬态度。《国语·楚语》（下）载有楚国大将子西之语：“吾闻……阖闾口不贪嘉味，耳不乐逸声，目不淫于色，身不怀于安，朝夕勤志，恤民之赢，闻一善若惊，得一士若赏，有过必悛，有不善必惧，是故得民以济其志。” 从上述资料看，阖闾是一个亲政爱民的君王，不仅国内垦殖、畜牧、筑城、造船、交通等进步明显，治国业绩赫然，其个人品行也值得肯定。《史记·货殖列传》评曰：“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可见，司马迁对阖闾时期的执政成果是予以肯定的。不过，阖闾为葬女儿滕玉“舞鹤吴市，杀生以送死” ，不惜牺牲百姓，则折射出其德行方面的两面性。辩证地看，阖闾的战死与夫差的失败、吴国的覆亡，与其穷兵黩武、急于称霸，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二）机智与蛮勇交互

吴地早期风气，一方面尚武蛮勇、“轻死易发”，但同时得水孕育的吴人，也灵活善变、足智多谋。二者相互融合，构成了早期文化的鲜明特色。早期吴人虽然尚武好斗，但机智、灵活、善谋的文化性格已显露端倪。从寿梦向中原诸侯学习战车、弓弩，到阖闾接纳孙武，汲取兵法，有清晰的发展进取轨迹。据《通典》，阖闾与孙子关于用兵之法有过多次对话，充分展示了军事思想与谋略智慧。战略战术上，吴国借鉴了齐国兵学传统、晋国车战技术和楚国水战之道，形成了自己“好计谋、重诡诈、善变化”的兵法，从而在军队人数、装备水平并不算优越的情况下，凭借机智灵活的战术，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伐于越 ，所向披靡。

无论是阖闾、伍子胥精心谋划的刺杀王僚，还是名留史册的柏举大战，都可窥见这一时期吴人的精明奇诡、善于布局的文化性格。而集战事智慧大成的《孙子兵法》可谓古代军事智慧的巅峰之作，从兵力、武器、阵法、到地形地貌、气候、气概、谋略，都演绎成克敌制胜的战争变数，灵活用兵，极尽变化，充分体现出机智灵活的高超谋略，在战争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吴国也因此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称霸一方。

早期吴人的灵活机智，很大程度得益于水环境的化育，四通八达的水，培养了吴人灵活善变、善于观察、善于进退的秉性。当时吴人已很善于造船、使船，阖闾时期所建造的“艅艎”，为三层楼船，长40余米，可乘员600余人，自江河可抵海上。长期水上生活和征战，培养了吴人善于观察判断、灵活驾驶、机智转舵等习性，使之善于辨识环境，懂得适时调整航向，也养成了机智灵活、善于进退的群体性格。这种灵活机智的文化性格，优势十分明显，乃至后来弃武力，重智取，少封闭，善吸纳，舍死板，尚灵活，成为吴人的群体禀赋。 h9sdj1rdeX0P0QG8b7mdugaVtriTlrpZlWXyi3x5WPSSOU5qev5/0SY9KteHcgD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