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有记载的文字史,始于勾吴,距今约3200年。
关于勾吴起源,一直存有争议,“东吴说”乃历史文献上的主流说法。唐张守节《史记·正义》 云:“太伯居梅里 ,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勾吴。”由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世本·居篇》亦曰:“吴孰哉居蕃离”,宋忠注之曰:“孰哉,仲雍字。蕃离,今吴之余暨也。”后世文献更言之凿凿。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云:“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刘昭云:“无锡县东皇山 有太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唐代陆广微《吴地记》亦云:“太伯居梅里,在阖闾城北五十里许。”唐代杜佑的《通典》和清代吴熙的《泰伯梅里志》也都称“无锡县东南三十里有泰伯城,地曰梅李乡,亦曰梅里村。村东五里有皇山,或云汉隐逸梁鸿居此,又名鸿山。高十丈。泰伯墓,在皇山西岭,冢高一丈四尺,周三十五步。”南朝裴骃的《史记·集解》引《皇览》称:“太伯墓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研读这些文献,尽管对泰伯城和泰伯墓的具体方位说法不尽相同,但都在今苏锡常范围内。
图2-1 锡东鸿山泰伯陵前的泰伯塑像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了勾吴的缘起:“吴太伯 ,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一 太伯奔吴勾吴始兴
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博采善择,依据史料,以4000多字的篇幅记述了勾吴古国自公元前12世纪初至公元前473年的沉浮与兴亡历史。
公元前12世纪初,周族首领古公亶父为躲避战乱,率周族由甘肃迁徙至周原(今陕西岐山一带)定居。古公亶父育有三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幼子季历。长子泰伯为人宽厚仁慈,依祖制本应是父位继承者,但父亲却打算将首领之位传于季历。一方面“季历贤”,另一方面其子姬昌聪明过人,德能兼备,被周太王视为周族未来希望:“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因此,周太王希望通过季历而将王位传至姬昌。泰伯权衡利弊之后,有意放弃王位继承,成全父愿。他与二弟仲雍遂一同出走,以避王位之争。
“太伯渡江,始居其地” ,创立“勾吴”,“梅里”是其最终驻足地。然“梅里”究竟是何处,一直是学界争论话题。远古地名沿袭至今多有变化,据史料和考古,最大可能“梅里”即今锡东之梅村。梅村,古称“梅里”“梅李”“平墟”,《吴地记》载:“九里有山,泰伯葬于梅李山。平墟,即此地也。”并引刘昭曰:“按县东皇山有太伯冢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 梅村一带的古地名荆村、蛮巷、冶坊浜等仍沿用至今。梅村的泰伯庙乃东汉郡守糜豹所初建,据载庙址即为泰伯故宅所在,若有谬误,至少在东汉时已经发生。
图2-2 建于梅村泰伯旧宅故址的泰伯庙
《吴地记》《越绝书》《吴越春秋》《寰宇记》等文献都对泰伯定居梅里后曾建“周三里又二百步”夯土城有所记载。《吴越春秋》云:“太伯当殷之末,恐中国侯王用兵以及荆蛮,故起城。周三里又两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吴(姑苏)西北隅,名曰故吴墟。” 《寰宇记》曰:“太伯城,西去县四十里,平地高三丈。” 《吴地记》曰:“吴筑城梅里平墟,城内有宅,或名吴城。”
这座被称为“太伯城”或“吴城”的夯土城,是按《周礼》侯国之城的规制所建造。《越绝书》载:“无锡城,周二里十九步” 。《吴越春秋》云:“泰伯当殷之末,恐中国侯王用兵以及荆蛮,故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吴西北隅,名曰故吴墟。自泰伯以下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于此。” 泰伯城存世多久,文献无载。司马迁写《史记·吴太伯世家》时曾前往探察,但只余一片古墟遗迹。北宋杨时在锡创办东林书院时,也曾几度寻访梅里,亦一无所得,怅然赋诗曰:“泰伯城三里,来寻梅里隈。当年建雉堞,今日剩梅苔。”明末东林领袖高攀龙《泰伯城》也描绘过古城的荒芜:“泰伯城荒德未荒,至今遗迹尚流芳。试观霸业今何在,不比勾吴让国香” 。
虽然从史料难以获得关于泰伯城更多的确凿资料,但从“梅里”位置看,西有闾江口的阖闾城,东南有木渎灵岩山夫差行宫和吴王墓葬所在的大真山,东北有仲雍虞山墓地,东侧三公里处是泰伯长眠的古皇山(鸿山),梅村的核心位置是具有可信性的。梅村今有地名称“岸桥弄”,传为当年吴军水师营地,弄内曾有一只石旱船,“文革”期间才被毁弃。与岸桥弄相隔伯渎河的“冶浜坊”,则传为吴国冶炼兵器之地,梅里今亦存“荆村”“蛮巷”“平墟”等地名;此外,锡城以夹蠡河为界,东起东蠡桥、南至伯渎河曾有断续绵延百余米凸起的土墩,土墩泥质特别坚硬,1976年平整土地时曾撬坏许多铁制工具。所有这些,都让人有理由相信,这座泰伯城的确真实地存在过。
泰伯奔吴时,正值春秋末年,中原诸侯篡位夺权之风盛行,宫廷内部为争夺王位,兄弟阋墙、骨肉相残之事屡见不鲜。泰伯的禅让为当时王权的交替提供了另一种样本,可谓明智之举,在史上广受赞许。孔子曰:“泰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
东汉永兴二年(154),汉桓帝敕令吴郡太守糜豹以梅村泰伯居处旧址建立泰伯庙,并在东侧的鸿山修建泰伯墓。明朝弘治十三年(1500),官方又对颓圮的泰伯庙斥资重建。此后数百年,泰伯庙香火不断,规模渐增,清时已具今之格局。泰伯庙由金水河、至德坊、棂星门、至德殿、东院、西院等建筑构成,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 ,至德殿后的玉皇殿、关帝殿为明代建筑。至德殿内有清代康熙帝“至德无名”和乾隆帝“三让高踪”的御笔横额。
农历正月初九乃泰伯的诞辰,故每逢此日,十里八乡民众必聚梅村,至泰伯庙祭扫,由此形成了江南新春的首个庙会——泰伯庙会。农历三月初三清明日乃太伯祭日,乡民以青麦汁揉粉制三种“馅心”的青白团子,以纪念泰伯一生“一清二白”和“三让天下”,这一风气广布江南,成一地民俗,绵延至今。
二 禅让高风深得民心
太伯、仲雍兄弟到来时的吴地,水患频仍,沼泽遍布,当地先民渔猎为生,其装束“断发文身” ,与周原有天壤之别。泰伯、仲雍兄弟模仿土著装束,受到接纳乃至拥戴,“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勾吴部落由此诞生。泰伯于此筑城守民,开荒拓土,理水垦殖,教授农耕,传播礼仪,还养鸭牧麋,开畜牧饲养之先河,今锡山区鸭城桥、后宅镇东坊桥一带,仍留有“鸭城”“麋城”之名,沿用至今。泰伯还开凿了“伯渎河”,“汇通百渎”,以备旱涝。伯渎河长83里,应是江南地区最早的人工水道,东连漕湖,西至城南清名桥,贯通苏锡,旱灌涝排,舟楫往来,泽被后世,“民德太伯,故名其渎,以示不忘” 。
民间相传,泰伯还“以石为纸、以炭为笔、以歌为教”,传播周礼,并将周族诗歌与吴地土谣加以融合,创造了“吴歌”,今梅村一带的“泰伯歌舞墩”,相传即为泰伯当年教授吴歌之处。此说虽无确凿记载,但泰伯带来农耕技术,筑城守民,汇通百渎,是为吴地早期开发的福祉。太湖流域的古越文明 和黄河流域的周原文明——两个遥远的文化板块因此发生了历史性的遇合,吴地封闭由此打破,推动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
泰伯逝世后葬于梅里东之铁山(古皇山) 。“《寰宇记》云:太伯墓在县东三十九里。《吴地记》云:墓高一丈四尺,周回三十五步。《墓冢记》云:太伯墓在会稽吴地梅里聚,去城十里。” “《南徐州记》云:太伯宅东九里有皇山,太伯所葬之地。” 《史记·吴太伯世家》下注《皇览》亦云:“太伯冢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 《梅里志》亦云:“(泰伯墓)冢墓记谓,泰伯墓在会稽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一里” ,位置一致。东汉永兴二年(154),吴郡太守糜豹据桓帝敕令在皇山建泰伯墓。该墓依山而建,砌有青石罗城、茔门、墓墩,立有墓碑,经后世历代不断扩建修葺,规模宏伟。东晋时,修葺其墓,并设专户守墓。《南徐州记》云:“晋殷师为晋陵太守,尝表其墓,复一户以为守卫。” 唐贞观十三年(639),礼部尚书韩太冲奉诏扩建泰伯墓,于墓前凿环山河,增建宗会堂、怀德堂、仰止阁、碑亭、拜坛、茔门、陵墓等,占地130亩。
图2-3 位于锡东鸿山的泰伯墓
“其规模宏远,霞骏云蔚,巍然肖皇山之宫焉” ,堪称江南第一古墓。整个墓区建筑古朴,殿宇楼阁朴素厚重,花草树木交相辉映。坊间有“西有黄帝陵,东有泰伯墓” 之说,从一个侧面可知泰伯曾经的尊崇地位。
泰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放弃王位继承而远避江南,使周族权力得以和平交接,既成全了父王心愿,也维护了部落安宁。纵览数千年历史,武力兴替、手足相残几乎成为王权更迭的主要方式,而泰伯却能顾全大局,顺势而退,因而备受后世赞誉。孔子赞曰:“泰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此后,泰伯渐成华夏文化史上的道德高标,始于泰伯让王的“吴文化”,自诞生伊始起也就烙印了鲜明的道德标记。司马迁显然对泰伯怀有敬意,将《吴太伯世家》列于“世家”首篇,此为“第一世家”之由来。泰伯去世后葬于铁山,此山因此改称“古皇山”(即今锡东鸿山)。《梅里志》卷二《山川·皇山》曰:“鸿山名皇山,高十余丈,特起于地。”东汉时为泰伯修墓立庙,清康熙、乾隆南巡时至此题有“三让高踪”“至德无名”额,民间亦将泰伯与孔子并称“二圣”。
泰伯、仲雍“重宗法,尊孝道,安周室,拓吴地” ,功绩卓著,使吴地始有新气象,也燃亮了吴文化初始的道德光芒。汉代以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文人墨客,乃至普通百姓,都对泰伯的高风亮节赞美有加。泰伯庙、泰伯墓有联曰:“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一抔万古江南”,“三让高风轻社稷,千秋荒冢矗皇山”。后世祭文亦曰:
巍巍泰伯,功德何隆!三让天下,古今传诵。
南奔荆蛮,勾吴斯隆。断发纹身,大义为重。
耕织渔猎,术业事功。开凿伯渎,万水汇通。
演乐修礼,尚德启蒙。文脉绵延,俊彦盈充。
舒卷华章,融会菁华。泰伯恩泽,浩浩无终。
泰伯的选择是为明智之举,其顾全大局、以让求全、以退求进的行为,也为后来吴人审时度势、顺势进退的文化传统开启了先例。虽然,透过史籍的片言只语,泰伯的出走,无论理智还是情感都并非易事,仍存诸多悬疑,但最终他的出走,却成为吴地开发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