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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露的文明曙光开始照耀江南，一场毁灭性的洪水却席卷了太湖平原，锡地顿成汪洋。良渚文化时期所创造的辉煌财富几乎被冲刷殆尽，生活于此的先民被迫逃奔他乡。距今3500—3000年，即夏代至商代晚期，锡地才出现了新的聚落遗迹，这便是马桥文化时期。据C 14 年代测定，马桥文化时期为距今3730(±150)年至3114(±120)年，据此基本可以确认马桥文化时期大致与商代相当。
经历了大洪水之后，这个时期吴地先民依然“择高而居”，无锡南城门外的许巷遗址，距仙蠡墩崧泽文化时期遗址不过数百米之遥。除许巷村遗址外，江阴云亭镇的花山佘城遗址更具规模，是太湖流域迄今发现的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马桥文化古城遗址。佘城遗址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800米，东西宽500米，有高出今地面7—8米的城墙，墙基基本保存完好，墙外有护城河遗迹。花山遗址位于佘城遗址西部，与佘城遗址是城与郊的关系，二者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城的出现，是文明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由此可见，马桥文化时期的无锡在大洪水造成的断代之后，再次开启了向文明时代进发的历程。
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的离断期，约有500—700年。因此，与此前各文化阶段之间具有明显继承关系不同，马桥文化中并没有多少良渚文化因素，生产力水平也不及良渚时期发达。洪水造成的荒芜，使稻作农业再次与渔猎业结合，成为生存手段。佘城遗址出土的青铜镞，许巷遗址出土的石戈，花山遗址出土的石镞、石网坠，都印证了渔猎的盛行。一方面，农具的“倒退”使农业难以保证生存需求，另一方面，水丰林茂的自然环境适合渔猎生产。直至汉代，太湖流域仍保持了“以渔猎、山伐为业”。
这一时期，制陶业依旧是重要的手工业，制作方法多采用原始泥条盘筑法、拍打、轮修和拍印纹饰。许巷遗址出土的鸭形壶和凹底印纹陶罐，是马桥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此外，马桥文化遗址还出土了夹砂陶、泥质陶、黑皮陶和原始青瓷器，器形主要有釜、鼎、豆、罐等。这一时期相当于中原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陶器表面除了拍印本地流行的叶脉纹和梯格纹外，还出现了仿中原青铜纹饰的云雷纹。
马桥文化初期，青铜制造业开始起步，出现了刀、凿、镞等小件青铜器。从马桥遗址发掘的铜刀、铜镞，以及花山遗址出土的冶炼青铜块，都表明在中原青铜铸造传入江南之前，吴地已能冶炼青铜，标志着太湖流域在马桥时期正由石器时代开始步入青铜时代。其中，从佘城遗址出土的镂空弧刃青铜锛，青铜铸造工艺精致。吴地先民借助本土资源铸造的青铜器，在其形制、纹饰上既有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更具太湖流域的风格。这种富有江南地域特色的早期青铜文化，历经数百年打磨，至吴越争霸时期，这里的青铜冶炼技术已居全国前茅，“吴钩越剑”更被诸侯们视为“国之重器”。
从马桥文化遗址出土文物看，这一时期的器物制造，是中原商文化、东南古越文化以及近邻宁镇土著文化的融合结果。其时，太湖流域与中原地区已有尝试性文化交流，先吴文明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国家的诞生过程中，亦有不可磨灭的印记。良渚文化从太湖地区的消失，一直是桩历史悬案。考古学者既看到“从良渚文化至马桥文化显然是起了一个突变”
，又普遍认为，良渚文化的去向要到马桥文化中去找
。但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虽时间相继，后者却并非直接从前者继承而来，作为马桥文化主体的几何形印纹陶和硬陶、原始瓷，其文化因素更多来自远方。几何形印纹陶数量占马桥文化的40%，除叶脉纹、席纹、方格纹、回字纹、云雷纹外，还有更复杂的组合纹样，可见马桥文化的几何形印纹陶技术已相当成熟，但良渚文化时期却并无此类印纹软陶，显然并非源自本土，硬陶和原始瓷也非太湖流域既有文化因素，而源于赣鄱地区。因此，有专家认为，马桥文化先民与赣鄱地区有紧密联系，在太湖平原与鄱阳湖平原之间（从金华、衢州到上饶、鹰潭）有一条天然通道将两大平原连接在一起，这条通道就是从鄱阳湖平原通往太湖平原的“印纹陶与原始瓷之路”
。因此，马桥文化的印纹陶才有了迥异于良渚文化的新样貌。
图1-8 宜兴下湾遗址全景（刘宝山摄）
2016年，在宜兴下湾发现了大片古人类生活遗址。是年10月，考古队正式开展考古勘探。这一地块存在三处古文化遗存，由西向东依次为A区（面积约3700平方米）、B区（面积约6500平方米）、C区（面积约3000平方米）。遗址延续时间长度跨越了新石器时代的骆驼墩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涵盖了商周、汉、六朝、唐宋、明清等各时期遗存。经过8个月考古发掘，共出土文物1300余件，为研究锡地文化演进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尤其是下湾遗址聚落中的生活区、生产区和墓葬区严格划分，且墓葬区独立规划于山顶的葬俗，乃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中的首次发现。下湾遗址土墩墓葬，尤其是一墩多墓的埋葬形式，将学术界对土墩墓起源的认识提前推至新石器时代（提前1000多年），对研究人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具有重大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