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良渚文化时期的古文明

良渚文化时期，吴地气候开始转为干凉。因气候变化，地表水域面积缩小，一些中小湖泊成为陆地，在阳澄湖、昆成湖、龙滩湖、淀山湖、九里湖、澄湖、滆湖、太史淀、陈墓荡等中小湖泊底部，考古学家都发现了良渚文化的遗物和遗址。太湖湖底平坦，基底层为4—6米厚的黄土，上层是0.6—0.8米厚的近代沉积物和淤泥，太湖平原平均高程为3米，良渚文化埋深层一般为2米，即其时地面高程与今湖底高程基本相等。太湖水最浅时可能只存泄水河道和少量沼泽，因此考古学家才能从苏州西山至无锡马迹山一带的太湖湖底以及东太湖、石湖湖底发现大量良渚文化遗物。水面的缩小，湖底的露出，说明先民生存空间开阔，自然环境适宜水稻生长。

良渚文化已发现遗址500多处，数量远超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遗址。据C ¹⁴ 年代测定，良渚文化上限为距今5300年，下限为距今4200年，与崧泽文化年代相接，分布面重合，文化层叠压，习俗大体一致，容器类型和工艺技术也前后相继，由崧泽文化发展为良渚文化的脉络清晰可寻。良渚文化时期可谓太湖地区新石器文化最发达、成就最辉煌的时期，被誉为吴地“文明的曙光”。

江阴高城墩遗址为人工堆积高7米的高台墓地，是良渚文化时期一处布局严谨、构筑严格的大规模高台墓地。1999—2000年考古发掘中，共计开10米×10米探方9个,5米×10米探方4个，探沟1条，发掘面积共1157平方米，发现了良渚文化不同时期墓葬14座，祭台1座，出土陶器、石器、玉器232件（组），其中琮、壁、钺、锥形器、珠、管等玉器多达155件，为典型的良渚文化玉殓葬，专家结论是：高城墩遗址是良渚文化时期又一座规模大、有严谨布局规划和严格建筑方法的高台墓地。2000年4月，“江苏江阴高城墩、佘城遗址全国考古研讨会”在江阴召开，同年5月，高城墩良渚文化遗址被评为1999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2年9月28日，作为江苏省第一座墓葬遗址陈列馆在原址建成开放,7座墓葬原貌得到复原。通过良渚遗址发掘和出土文物，可窥见其时太湖地区先民的生活、生产都有了飞跃式发展，不愧为“东方文明之曙光”。

《周礼·大宗伯》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玉器作为祭祀、朝拜、交聘、军旅等礼仪活动的重要用器，自远古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形如铠甲、金丝相连的金缕玉衣的出土，更让世人惊叹远古独特的玉殓葬文化。《周礼》载：“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璧、琮以殓尸。”玉殓文化可追溯至马家浜时期，而玉葬习俗则始于良渚时期，江阴璜土镇的高城墩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便是证明。

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密集，数量远超前代。先民聚落分布由点成线，由线成面，逐渐汇聚成中心聚落和围绕中心聚落的聚落群，生存和生活空间极大拓宽，最大的遗址面积甚至达到30万平方米。无锡最早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有环湖路七号桥、锡山东 、金城湾，江阴高城墩、西郊璜土 、夏港璜塘河，宜兴骆驼墩、铜峰沧浦等处。这些遗址的房址遗迹显示，此时房屋建筑除了承袭马家浜、崧泽文化时期地面式房屋建筑传统，还出现了建造在地势低洼地带的干阑式架空建筑，即以桩木为支架，上面设梁以承托地板、构成架空基座，再于此上立柱梁，架屋顶。这样的建筑构架不仅防潮干燥，还能防止虫蛇野兽的侵扰。

大型石犁、破土器、耘田器等新式农具的出土，也有力印证了良渚文化时期吴地农业的发达，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已由锄耕农业发展至犁耕农业。犁耕农作方式，不仅节省劳力、提高工效，还能有效改变土壤结构。木桨的出土，则表明罱取河泥、积肥施肥已成为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可见，无锡先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已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不断探索中使农业生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使手工业开始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门类。由于掌握了控制窑内气氛和烟熏渗碳的方法，良渚先民已能烧制一种表面光亮、呈黑色金属光泽的“黑皮陶”。此外，还有用于鼎和瓮制作的夹砂红陶。又因陶器生产中普遍使用快轮技术，这一时期的陶器造型规整，质地细腻，胎壁匀薄，镂刻技艺大量用于器表装饰。江阴、锡山等地出土的良渚陶器，数量大，种类多，且造型优美，器表多有彩绘或镂刻花纹，既有形态生动逼真的鱼鸟花草等动植物形象，也有线条纤细繁复的几何形图案，在工艺和技艺上甚至可与和现代轻工业产品中的陶瓷工艺品相媲美。

良渚石器十分发达，数量很多，种类复杂，打磨精细。良渚先民已掌握了管钻技术，故石斧上都钻有孔洞。新出现的台阶形有段石锛是一种新型的锛，既利于绑扎，又坚固耐用。石犁的数量很多，长度在20厘米以上，比崧泽时期的石犁大了很多。收获工具有石镰和半月形石刀，还有两种新式石器，一种为曲尺形，另一种为两翼形，许多学者认为前者是斜柄刀，后者是耘田器或耜冠。众多精制的农具都折射出良渚时期农耕技术的进步。

由于气候干凉、地表水源短缺，良渚先民不得不大量取用地下水，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水井。在江阴的横塘 、吴县澄湖、吴江梅堰、昆山太史淀等地都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水井，井内还有用圆木剖挖而成的井圈，数量多且结构先进。井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河流的羁绊，有效扩大了生存空间。虽然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过用四层圆木圈构成的水井，但深度不过1.35米，实际上只是加固的蓄水坑。马家浜文化遗址中也曾发现过蓄水用的土井，到了良渚时期，水井技术才得到广泛的运用。

农业的进步，使良渚先民可以不必为获取生活资料而将全部人力用于耕作渔猎，有一部分人可以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专门从事手工业，从而使手工业得到飞速发展，与同时代其他地区相比，吴地在许多方面都明显处于领先地位。

竹木器物制作，在良渚时期也有进一步发展，在各遗址中都发现过竹木器。木器大都用圆木剖挖砍削而成，有盆、桨、杵、锄头、千篰、扉门等，竹器有竹篓、竹篮、谷箩、簸箕、竹席、竹绳等，使用的竹篾经过刮光、均匀细腻，编扎紧密、做工细致，有人字纹、十字纹、菱形格、梅花眼等不同纹样，审美水平和制作技艺都有提升。

纺织技术在这一时期也堪称精湛，细麻布经纬密度达到了每厘米20—30根，与现代的细麻布相当；还出土了丝带、丝线和绢片，绢片的经纬密度达到了每厘米48根，丝带宽0.5厘米，由10股丝线编制而成，每股丝线由30根单纱捻成，纱绢的原料经鉴定为家蚕丝。

最能体现良渚先民高超技术与工艺水平的是琢玉业。良渚玉器的种类繁多，除了先前就有的璜、环、镯等玉器以外，还有琮、璧、钺、管、珠、坠、带钩、锥型器、柄端器饰、各种形状的佩饰和穿缀镶嵌饰件等二十余种。目前已发现的200多处良渚文化遗址中，玉器几乎无墓不出。

江阴高城墩遗址墓内出土的扁平圆形玉璧，中间有圆孔，表面光素无纹，通体精磨抛光，工艺精湛。造型为短方柱体的玉琮，外方内圆，表面用减地浮雕和阴线雕刻方式勾勒出人面纹和兽面纹图像，纹饰繁缛精致，富有神秘色彩。高城墩还出土了象征氏族首领权力的玉钺和雕有兽面纹的玉锥形器，其内涵意蕴与后世天子印玺之间具有源流关系。良渚玉器的造型、装饰纹样，开启了后世器物造型和装饰构图的先风，尤其对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影响深远。制玉，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手工业，有玉璧、玉琮、玉镯、玉坠、玉珠串饰等20多个品种，不仅品种繁多，且雕琢精美，琢玉匠师已成一种职业。从这些玉器可见，良渚先民已掌握高超的钻孔技术，以管钻法既可在大型玉琮上钻出几十厘米的深孔，也能在玉珠玉璧上钻出孔径仅1毫米的细孔，一些透雕玉佩是用钻孔连接制成。良渚先民还能用减地浮雕、镂空钻雕或阴线细刻等手法在琮、佩等玉器表面镂刻精美繁缛的纹饰，线条纤细而精微。良渚玉器数量之多、形体之大、式样之繁、质量之精和纹饰之美令人折服，而其想象力与高超技艺，令人叹为观止。玉器作为良渚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尤其是以璧、琮为代表的玉文化，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对后世文明进程亦有深远影响。

良渚文化时期私有制已经出现，集体生活渐趋瓦解。这直接反映在大小墓葬中随葬品数量的惊人悬殊。这种悬殊，既是社会贫富分化的剧烈反映，也是社会财富积累高度集中的真实写照。而变革的标志，就是王权与贵族阶级世袭制的出现，社会财富集中于氏族显贵，已初步形成“隐现的国家雏形”。至此，锡地文明步伐开始步入由部落向国家、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 IFO/HY8babVyuczBSO0288OILMtEI7hqGEsFebL/3p5tcJLRd1nZB/YqyoEn4t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