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崧泽文化时期的古文明

经考古发现的崧泽文化遗址，无锡有多处。梁溪河畔仙蠡墩、马迹山门前山遗址等都是此时期遗址。清乾隆时，无锡进士杨莲趺有《竹枝词》曰：“太保墩前仙女墩，清溪溪畔百花村。”秦瀛《梁溪竹枝词》也有“水仙墩外碧波平，仙女墩前杨柳生”的诗句，仙女墩，即“仙蠡墩”。明王永积《锡山景物略》 记曰：“（墩）名仙女，从西施名；名仙蠡，从范蠡名。”相传春秋末年，吴越战争结束后，越大夫范蠡功成身退，曾偕西施于此驻留小隐。这片梁溪古墩，乃崧泽文化时期的吴地先民择居繁衍生息之处。赤膊跣足的先民依梁溪河而居，种植水稻、猎牧禽畜、采集蔬果、纺织葛麻、琢玉制陶，以原始朴拙的生存形态开启了太湖地区的稻作文明。

仙蠡墩坐落于梁溪河北岸，是一个高出地面1.5米至7.2米的大型椭圆台地，乃无锡城区发现最早的先民聚居遗址。土墩分上下两层，下层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厚达2米的文化层，说明该墩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沉积。两次遗址发掘，出土了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早期的许多石器、陶器，以及原始住宅基址和稻壳堆，由此确认了仙蠡墩曾为5000多年前无锡先民的原始聚落。

原始先民的房屋遗址，集中在仙蠡墩中心偏北处。考古专家通过发现的一些木炭痕迹和红烧土块，推断出当时房屋建筑的堆积遗址。房基平面呈长方形，地面经火烧干，南北西三面有直径约11厘米的木柱遗迹，可知此时先民不仅懂得择环水而高爽的台地聚居，且能根据所处地势环境布局居所。大量曾被使用过的高水平石器和残余稻壳堆的被发现，还原了其时无锡先民以稻作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廓线挺直、器表光洁、刃口锋利的石制工具，比前代打磨更为精细，先民用磨制光滑的穿孔石斧、方柱型石锛、石刀和石凿等进行垦荒种植，收获之季以长方形双孔石刀收割稻穗，可以想见崧泽文化时期锡地先民的生产场景。其时，耕作方法已步入原始锄耕农业阶段。此外，仙蠡墩遗址中矛、镞等工具的减少，显示出狩猎在先民们的定居生活中已退居次要位置，而陶纺轮、陶网坠等精心编结的渔猎工具，则将捕捞水生动物纳入了无锡先民的生活方式之中。

陶器的发明是新时期时代文化的主要标识，在以陶器为主要生活用具的时代，陶器具有独特的文化象征符号意义。仙蠡墩出土的夹砂红陶鼎，鼎身上部是陶釜形状，鼎上有盖，下有三只扁足，底部有火烤烟熏痕迹，不仅可知先民已开始熟食，也佐证了先民群居的特点。此一时期，制陶技术较之马家浜文化时期也有明显提高，不仅器类造型增多，制陶方法也从纯粹手制开始变为慢轮修整，甚至有的陶器可能已是轮制或模制。作为典型代表的夹砂红陶鼎，其陶胎中掺和了砂粒和蚌壳粉粒作为胚料，以此提高陶器耐热急变的性能，进一步印证了先民烧煮食物的饮食文化。盛贮器的红陶罐、盆、豆等，更具鲜明时代特色，其胎质有夹砂、泥质两种，陶器器壁均匀、器形规整，表面压划弦纹和勾连的缠索纹图案，以及玲珑剔透的附加堆纹和镂空装饰，都展现出原始朴素的审美。

在马迹山遗址100米×70米的遗址地层堆积里，除了10件玉斧、玉镯、石斧、石刀等，考古专家也发现了红烧土人类居住面和碳化米遗存，并判别出碳化米包含粳米、籼米两个品种，确定为崧泽文化晚期稻作产品。

墓葬文化是其时社会文化的折射。从墓葬看，崧泽文化时期社会贫富差距已经拉大，墓内随葬器物多的有五六十件，少的仅一件或数件，甚至有的墓中根本无随葬品。同时，墓葬的形制规格差异也很明显，可见社会已分化之现象。比之前代，崧泽文化先民更善于装饰陶器，也更喜欢用玉石饰物装扮自己。在崧泽文化的饰物中，璜多玦少，男女皆可佩戴。璜是一种拱桥形、半璧形或半环形的扁平玉片，两端有孔，穿绳后可作为饰物佩戴于胸颈部。玦是一种带缺口的小圆环，缺口一般外大内小，正好可以夹住耳垂，是一种耳饰。

崧泽文化绝对年代为距今6000—5300年，和马家浜文化地域重叠，文化内涵也与马家浜文化前后相继，一脉相承。崧泽文化虽然承续马家浜文化，器物与习俗却皆有所嬗变。其原因一是因为生产技术的进步，二是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的变化。崧泽文化的骨器数量明显减少，因骨料质地偏软，加工相对容易，在狩猎活动中所占比重较大，所以在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骨器数量常占绝对多数；而崧泽文化骨器很少，质地坚硬的石器数量明显增多，有的墓穴随葬石器多达八九件，这说明石器用途不仅满足活人使用，还被用于死者陪葬。

崧泽文化石器一般都经通体打磨、薄而规整、制作精细，且普遍采用穿孔技术，制作技术有明显提高。工具性石器主要有斧、锛、凿三种。石斧皆有孔，比无孔石斧更利于绑扎固定，属于当时比较先进的工具；锛和凿均为长条形，形制相近。崧泽文化晚期出现了形体较小的原始石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石犁。由于崧泽文化时期家畜业快速发展，渔猎经济地位下降，遗址中出土的渔猎工具数量明显减少。崧泽文化晚期出现了一种亚腰形穿孔石斧，打磨比较钝厚的称斧，比较扁薄的称钺。石斧、石钺的形状和安柄方式基本相同，但功能有异。石斧主要用于砍伐树木，石钺则是用于斩杀的武器，它的大量出现说明社会暴力与权力斗争都有增强。

制陶技术此时有了显著进步，由于采用慢轮修整，器形更加规整。灰黑色陶器比例增加，说明陶窑结构得到改进，烧制技术明显进步。崧泽文化陶器的造型丰富多彩，有20%的陶器采用各种纹饰、镂孔和彩绘进行装饰。陶豆的造型尤其丰富，风格不像马家浜文化的陶器那样风格朴拙单一。由于生活习惯的变化，崧泽文化时期出现了盆形鼎、镂孔圈足豆、瓦棱腹壶、折腹罐和花瓣式圈足器等新器型。作为炊器的釜已被鼎所代替，晚期还出现了甑鼎结合的甗 。崧泽文化陶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各种陶罐。作为盛器，陶罐的增加说明需要储藏的物品增多，食物变得丰富。陶器中还有一些造型各异的陶壶、陶杯，但崧泽文化先民是否已会酿酒，还缺乏直接的佐证。

葬俗，作为最具保守性和继承性的文化因素，在崧泽文化期间也发生了极大改变。从墓葬出土情况看，马家浜文化流行头向北的俯身葬或仰身葬，而崧泽文化却盛行头向东南的仰身直肢葬。古时，死者葬式与头向都有特殊含义，折射了某种观念或意识。像崧泽文化这样大规模、有规律地改变葬俗葬式，极为罕见，原因不明。较之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墓葬中的随葬品明显增多，生产工具占比变大，少数墓中还有猪颚骨或鹿颚骨作为随葬。这些变化说明，崧泽文化时期私有财产意识增加。随葬品中还出现了鼎、豆、罐、壶等炊具的完整组合，说明人们认为死后会在另一个世界如生前一样饮食起居。陶器组合也大量出现在墓葬中，说明一种为众人遵循的生活习俗被制度化以后，已经成为所谓的“礼”。 qYQ0n/PRhWt03euJZCzp3IdJD8s3D2CuBNMPX176AaTdZ3ykmYWU5sFqlagG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