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村长的会谈没有煞费周章，这几乎使K感到惊奇。对此他试图这样去解释：根据他迄今的经验，同伯爵当局正式打交道对他来说十分容易。这一方面是由于显然官方曾经就如何对待他的问题一劳永逸地发出过一个表面上对他十分有利的明确指示，另一方面是由于办理公事的那种值得钦佩的一元性，他猜想这种制度尤其在人们看不见它存在的地方表现得特别完善。有时只要一想起这些事情，K就不免以为自己的处境令人满意，尽管他在产生这种满意心情后总是很快告诫自己，危险恰恰就在这里。

同当局直接打交道并不太困难，因为当局不管其组织多么严密，永远只是以遥远而不可见的老爷们的名义维护遥远而不可见的事情，而K却在为近在眼前的事情、为自己而斗争；而且，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主动的，因为他是进攻者；不仅仅他一个人在斗争，而且显然还有他不知道但根据当局的措施来看他相信其存在的其他力量在斗争。但是，由于当局一开始就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至今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迁就了他，因而就夺去了他轻而易举赢得小胜利的可能性，从而也夺去了他随之而来的满足感和由此而产生的进行新的更大斗争的有根据的自信。相反，他们让K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当然只限于村子内，就这样纵容他，消耗他的精力，完全排除任何斗争，把他放到非官方的、完全不明不白的、异样的生活中去。这样下去，如果他不时刻提防，尽管当局是那么和蔼可亲，尽管他充分履行一切轻松得过分的官方义务，但也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被自己所受到的虚假恩宠所迷惑，在日常生活中不小心谨慎，使得他在此地垮了下来，而当局还是那么温和友善，仿佛违背自己的意愿，但碍于某条他所不知道的公共条例，不得不把他弄走。那种日常生活，在这儿到底是什么呢？K还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地方像此地这样公务和生活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结合得如此紧密，有时可能使人觉得公务和生活已经错位。例如，克拉姆对K的工作行使的权力到现在为止只是一种形式，与克拉姆在K的卧室里实际上拥有的权力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于是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在这方面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漫不经心的做法、某种放松的态度，只消直接面对当局就行，而在其他方面却必须总是特别小心，每走一步都得先瞻前顾后、左顾右盼。

K首先在村长那里完全证实了他对此地当局的看法。村长是个和蔼可亲的胖子，胡子刮得很干净，正患着严重的痛风病。他在床上接见K。“您就是我们的土地测量员先生啰。”他说，想坐起来表示欢迎，但是坐不起来，便又倒在枕头上，抱歉地指了指他的腿。那间屋子的窗户很小，而且又遮上窗帘，所以光线很暗，朦胧中一个不声不响、几乎像影子般的女子给K搬来一把椅子放在床前。“请坐，请坐，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告诉我，您有什么要求。”K把克拉姆的信读给他听，同时加上几句议论。他又一次感到同当局打交道非常容易。他们简直可以肩挑任何重担，什么都可以让他们承担，自己轻松自在，什么都不用管。村长似乎也有同感，他在床上不舒服地转来转去，最后说：“土地测量员先生，就像您已看出的那样，这件事我全都知道。我自己还没有作出任何安排，其原因一是我生病，二是您姗姗来迟，我已认为您不干了呢。可是现在承您大驾光临寒舍，我自然必须把令人不快的全部真相告诉您。如您所说，您已被录用为土地测量员，可是很遗憾，我们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这儿根本用不着土地测量员。此地小块地产的界线都已划定，全都已登记在案。很少出现变更产权的情况，小的地界争端我们自己会解决。那我们还要土地测量员干什么？”K虽然从前对此没有想过，但他内心深信他已料到会得到类似的通知， 正因为如此，他才能立刻说：“这使我深感意外。这使我的算计全都落空了。但愿这是发生什么误会了。”“可惜不是，”村长说，“事实就像我说的那样。”“可是这怎么可能呢？”K喊道，“我千里迢迢来到此地，并非为了现在又让人给打发回家！”“这是另一个问题，”村长说，“这不是我所能做主的，不过这次误会怎么会发生，这我倒能向您说明。在伯爵当局这样大的衙门中有可能偶尔发生这一部门规定这件事，另一部门规定那件事而互不通气的情况，上级的监督尽管十分严密，但由于其性质的缘故来得太晚，因此总还是会出现小小的差错。当然，那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例如像您这种情况。在重大的事情上，我还没有听说发生过差错，不过小事也常常使人够难堪的啦。现在就您的情况而言，我愿意坦率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您听，不保守公务秘密——我也够不上是公务员，我是庄稼人，将来也永远是庄稼人。很久以前，那时我当村长才几个月，上面来了一道命令，我记不起是哪个部门的了，这道命令以上面老爷们所特有的那种断然方式通知我们招聘一名土地测量员，并指示村公所准备好他的工作所需要的一切图表。这道命令自然不可能与您有关，因为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要不是我现在生病，有这么多的工夫躺在床上想这些最可笑的事，我就不会想得起来。”“米齐，”他突然停下来，对那个一直还在房间里晃来晃去不知在干什么的女人说，“请你到那个柜子里找找看，说不定能找到那道命令。”他向K解释道：“那是我上任初期的事，那时我还什么都保存。”那个女人立刻打开柜子，K和村长都看着。柜子里塞满了文件。柜门打开时有两大捆文件滚了出来，那些文件都捆成圆圆的一捆，就像人们平时捆木柴一样；那女人惊恐地跳到一边去。“也许在下面，在下面。”村长在床上指挥着说。女人顺从地用两只手把文件全都从柜子里抽出来，以便寻找下面的文件。现在文件堆满了半间屋子。“办了不少事啊，”村长点点头说，“这只是一小部分。主要的文件我都存放在谷仓里，不过绝大部分都已经丢失了。谁能把这一切都收藏在一起呢？可是谷仓里还有不少。”说罢，他又转过去对他的妻子说：“你找得到那道命令吗？你得找一份在‘土地测量员’这几个字下面划蓝线的文件。”“这儿光线太暗，”女人说，“我去拿一支蜡烛来。”说着便踩着文件走出屋去。“办理这些麻烦的公事，”村长说，“我的妻子是我的得力助手。而这些事只能捎带着搞。我还有一个助手帮我抄抄写写，就是那位小学教员，可尽管这样还是应付不了，总有许多事情来不及处理，这都搁在那个柜子里，”他指着另一个柜子，“现在我病了，那就更是越积越多了。”他说，疲倦而又得意地往后躺下。K看到女人已拿来蜡烛，这时正跪在柜子前面寻找那道命令，便问：“我能帮您夫人找吗？”村长摇摇头微笑着说：“我对您说过，我对您不保密；可是让您本人查看这些文件，我可不能做得这样过分。”现在房间里变得静悄悄的，只听见翻阅文件的窸窣声，村长也许甚至还小睡了一会儿。有人轻轻地敲了一下门，K转过身去。这自然是那两个助手。他们总算受过一些教导，没有马上冲进屋来，起先只是从门缝中悄悄地说：“我们在外面太冷了。”“是谁？”村长惊醒了，问道。“只是我的两个助手，”K说，“我不知道该叫他们在哪儿等我，外边太冷了，可是到这里来又使人讨厌。”“他们不会打扰我的，”村长和善地说，“您就让他们进来吧。再说，我认识他们，是老相识了。”“可是我讨厌他们。”K直率地说，把目光从那两个助手身上移到村长身上，又从村长身上移到助手们身上，发现这三人的笑容都一模一样，毫无二致。“你们既然来了，”接着他试探地说，“那就留下来，帮村长太太找一份在‘土地测量员’这几个字下面划了蓝线的文件。”村长没有提出异议。不允许K干的事，倒允许这两个助手去干。他们马上就扑到文件堆上，可是他们更多是在文件堆里乱翻而不像是在找东西，只要一个拿起一份文件一个一个字母地拼读，另一个就会立即从他手里把文件抢过去。与此相反，那个女人跪在空柜前面，似乎已根本不再寻找了，至少蜡烛放在离她很远的地方。

“这两个助手，”村长得意地微笑着说，似乎这一切都是他一手安排的，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么说，您讨厌他们，可他们是您自己的助手呀。”“不，”K冷冷地说，“他们都是在这儿才跑到我身边来的。”“什么，跑到您身边来的，”村长说，“您的意思是说，他们是派来的吧。”“就算是派来的，”K说，“不过他们也可以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派他们来没有经过多少考虑。”“这儿没有一件事情会不经过考虑就干的。”村长说，甚至忘了腿痛，坐了起来。“没有一件事情，”K说，“那么聘请我来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聘请您来也是经过仔细考虑的，”村长说，“只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不重要的情况，才把事情搞乱了。我要用文件来向您证明这一点。”“文件找不到啦。”K说。“找不到？”村长喊道，“米齐，请快点找！不过没有文件我也能先把事情的经过讲给您听。对于我已提到的那道命令，我们感激地回答说，我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可是这一答复看来并没有送回到原来的那个部门，我想把它叫做A，而是错误地送到了另一个部门B。因此，A部一直没有收到答复，可是不幸B部也没有收到我们的完整答复，是我们没有把文件的内容送去呢，还是中途遗失了——反正肯定不是在部里丢失的，这我敢保证——，总之，B部收到的只是一个装文件的信封，信封上只注明信封里实际上不幸已丢失的文件涉及聘请一名土地测量员之事。在此期间，A部一直在等待我们的答复。关于这件事，他们虽然留有记录，但是正如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常常发生，即使所有工作都安排得非常精确也在所难免，那个办事员以为我们会答复，然后他就去招聘土地测量员或者根据需要就这件事进一步同我们联系。因此他并未注意那份记录，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可是，这个公文信封在B部到了一位以办事认真出名的办事员手里，他叫索迪尼，是意大利人；连我这样一个知情人也不明白，像他这样一个干练的人才为什么只担任比较低的职务。这个索迪尼自然就把空信封退了回来，要求我们把文件补齐。如今，从A部第一次来函到现在，如果不说已有好几年，那也已有好几个月了；这可以理解，因为一件公文如果正常运转——通常都是如此——，最迟一天之内就能送达有关部门，而且当天就得到处理；可是，万一送错了——在完美的体制下，就得严格按照规定努力去彻底追查，否则就会找不到——，那么，那么时间当然就会拖得很长。因此，当我们收到索迪尼的通知时，我们对这件事只剩下一点模糊不清的印象了，那时候只有米齐和我两个人办公，小学教员还没有派给我，我们只保存最重要事情的文件副本。总之，我们只能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招聘土地测量员之事，我们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

“可是，”说到这里，村长突然打住了，似乎自己过于热心，扯得太远了，或者至少是有可能扯远了，“这事您听了不感到无聊吗？”

“不，”K说，“我觉得挺有趣。”

村长接着说：“我讲这事可不是给您消闲解闷的。”

“我觉得它有趣，”K说，“只是因为它使我看到，荒唐可笑的混乱有可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您还没有看到什么呢，”村长严肃地说，“我可以给您继续讲。索迪尼对我们的答复自然不会满意。我佩服此人，尽管他给我带来麻烦。他对谁都不相信，比方说，即使某人同他打过无数次交道，他知道此人是最可信赖的人，可是下一次他就不相信他了，好像他根本就不认识他，或者不如说，好像他知道此人是个坏蛋。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一个公职人员必须这样做；可是遗憾的是，我的天性使我无法遵守这条原则，您早就看到，我对您这个外乡人是多么坦率，把什么事都告诉您，我就是不能不这样做。索迪尼却相反，他对我们的答复马上就产生了怀疑。从此就书信来往频繁。索迪尼问我怎么忽然想到不用招聘土地测量员的。我借助米齐的好记性回答说，最早是办公厅提出的（实际上是另一个部门提出的，我们当然早就忘记了）；索迪尼反驳道：为什么我到现在才提到这份公函；我回答说：因为我现在才想起来；索迪尼说：这事很奇怪；我说：事情拖得这么久，这一点儿也不奇怪；索迪尼说，这事确实奇怪，因为我记得那件公函没有了；我说：当然没有了，因为全部文件都丢失啦；索迪尼说：可是关于那第一封公函，一定会有一份记录的，现在却没有。这时我顿住了，因为索迪尼的部门居然会发生差错，我既不敢断言，也不敢相信。也许，土地测量员先生，您心里会责怪索迪尼，听了我这一番话，他起码应该考虑到别的部门去查问这件事。但要是这样，那就恰恰错了，我不愿您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什么缺陷，即使您只是在心里想。当局的一条工作原则就是根本不考虑有任何差错的可能性。由于整个工作组织得尽善尽美，所以这条原则是有根有据的；如果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处理事务，这条原则也是必要的。因此，索迪尼也许根本没有去向其他部门查询，况且他们也根本不会回答，因为他们马上就会发觉，这是在调查一个可能发生的差错。”

^[1] “请允许我，村长先生，打断您的话，向您提一个问题，”K说，“您先前不是提到过有一个监督机构吗？按照您说的话来看，整个体制是完美无缺的，怎么会没有监督呢？简直不可思议。”

“您十分严格，”村长说，“可是把您的严格增加一千倍，与当局要求自己的严格相比，您这种严格仍然算不上什么。只有一个十足的外乡人才会提出您那样的问题。有没有监督机构？监督机构有的是。不过，它们的任务并不是查出广义的差错，因为差错不会发生，即使偶尔发生一次差错，就像在您的事情上，可是谁又能肯定这是一个差错呢？”

“这真是闻所未闻！”K喊道。

“对我来说，这一点也不新鲜，”村长说，“我同您并无很大不同，我自己深信发生了差错，索迪尼非常难受，大病了一场。我们得感谢一级监督机关，他们发现了造成这一差错的根源，并且也认识到这个差错。可是谁能断言二级监督机关也会作出同样的判断，还有三级以及三级以上的监督机关也都会作出同样的判断呢？”

“也许是吧，”K说，“但我宁愿不介入这样的考虑，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些监督机关，自然还不可能了解它们。但是我认为，这儿必须分清两回事：一是在这些机关内部发生的事，对此官方又能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二是我这个实际存在的人，我站在这些机关之外，受到他们侵犯的威胁，这种侵犯是那么荒谬，我一直还不能相信这种危险是真的。关于这一点，村长先生，您对情况非常熟悉，您说得头头是道，很有可能是对的，只不过我还想听您说一说我的事。”

“我也正要谈呢，”村长说，“可是，如果我不再介绍一些情况，您是不会理解的。现在我就提到监督机关，这还太早。所以我回过头来谈谈我和索迪尼的分歧。刚才说过，我的反对渐渐地变弱了。可是，只要索迪尼对谁占上风，即使是占最小的优势，那他就已胜利在握了，因为这时候他的注意力、干劲和机敏也都提高了，这时他对于受攻击者来说是很可怕的，对于受攻击者的敌人却是了不起的。只是因为我在其他事情上也经历过这后一种场面，所以我才能这样谈起他，就像我现在所做的。顺便说说，我还从来没有能见过他一面，他不能到下面来，他忙极了，听说他房间里靠墙都堆满了一捆捆摞在一起的公文，这些只是索迪尼正在处理的公文，由于不断地从这些文件堆中取出文件，放进文件，而且又都进行得十分匆忙，因此那些成堆的一捆捆文件就不断地掉到地上，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一阵紧接着一阵的哗啦声成了索迪尼办公室的典型特征。是啊，索迪尼是个干事的人，不论事情大小，他都兢兢业业对待。”

“村长先生，”K说，“您总说我的事是最小的事，可是它让许多官员很操心，也许开头它是一件很小的事，可是通过索迪尼之类官员的勤奋，它已经变成一件大事了。很遗憾，这完全违背我的意愿，因为我的抱负并不是让那一卷卷关于我的公文堆积成山并又哗啦啦地倒下来，我只想当一个小小的土地测量员，在小绘图桌上安静地工作。”

“不，”村长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在这方面您没有理由抱怨，它是小事情中的最小事情之一。一件事情重要不重要，并不取决于它的工作量；要是您这样想，那您就很不了解当局。即使就工作量而言，您的事也是最微不足道的事之一；一般的事，也就是那些没有发生所谓差错的事，则需要进行多得多的、当然也有效得多的工作。再说，您还毫不了解您的事所引起的真正的工作，现在我才愿意讲给您听。后来，索迪尼先不让我过问此事，可是他手下的官员来了，每天都在贵宾饭店对村里的头面人物进行查询并记录在案。大多数人都站在我一边，只有少数几个人产生了疑心；土地测量是个会使庄稼人情绪激动的问题，他们察觉到这里面有什么阴谋和不公正行为，他们还有一个领头的，索迪尼从他们的陈述中必然会得到这样的信念，即如果我把这个问题提给村委会讨论，那就不会是所有的人都反对聘请一名土地测量员。 因此，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即不需要土地测量员——结果至少变成了一件可疑的事。这方面有一个名叫布龙斯维克的人尤为突出——您大概不认识他——，也许他这人并不坏，只不过很傻，喜欢想入非非，他是拉泽曼的连襟。”

“制革匠的连襟？”K问，并把他在拉泽曼家里看到的那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人形容了一番。

“对，就是他。”村长说。

“我也认识他的妻子。”K有点随便地说道。

“那倒可能。”村长说罢就沉默下来。

“她很漂亮，”K说，“但脸色有点苍白，病恹恹的。她是城堡里来的吧？”这句话一半带着询问的口吻。

村长看了看钟，向汤匙里倒了药，匆匆吞了下去。

“您大概只了解城堡里的办公设施吧？”K粗暴地问。

“是的，”村长说，脸上带着一丝嘲讽而又感激的微笑，“这也是最重要的。至于布龙斯维克：要是能把他逐出村子，我们几乎全都会感到高兴，拉泽曼也不会不高兴。可是那时龙布斯维克颇有一些势力，他虽然不是演说家，但是爱大声嚷嚷，这一点也使某些人感到满意。于是，我不得不把这件事提到村委会上去讨论，顺便说说，这只是布龙斯维克暂时的惟一的胜利，因为村委会的大多数自然不想聘请什么土地测量员。这也是几年以前的事了，但是从那时候起，这件事就一直没有止息过，部分是由于索迪尼的认真，他进行极其认真仔细的调查，想要摸清大多数人以及反对派的动机；部分是由于布龙斯维克的愚蠢和野心，他同当局有一些私人关系，他总是用他异想天开的新发现调动他们。可是索迪尼是不会受布龙斯维克蒙蔽的，布龙斯维克怎么能蒙蔽索迪尼呢？——但正是为了自己不受蒙蔽，就需要进行新的调查，而还没有等调查完毕，布龙斯维克就已又想出一些新花招，他这个人鬼点子很多，这与他的愚蠢有关。现在我谈谈我们官方机构的一个特点。与其准确性相媲美，它也极其敏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件事情已经考虑了很久，尽管还没有考虑完，突然闪电般地从一个无法预见而且以后再也找不到的地方冒出了一个决定，使事情得到了结，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但仍然不免是武断的。好像官方机构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紧张，忍受不了同一件也许本身无足轻重的事的刺激，不用官员们的协助，就自己作出了决定。当然并不是出现了什么奇迹，肯定是某个官员写下了处理意见或者作了不成文的规定，但是不管怎样，至少是我们这儿，甚至连官方都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个官员决定的以及出于何种原因。监督机构在很久以后才发现这一点，可我们就不会再知道，而且以后也不再有人还会对它感兴趣了。正是这些决定如上所述通常都是非常好的，惟一使人恼火的是，人们——事情常常会造成这种结果——知道这些决定时已为时太迟，因此在此期间人们仍然在热烈地讨论早已作出了决定的事情。我不知道在您的事情上是否有过这样的决定——有些情况说明有，有些情况说明没有；可是，如果真的有过这样的决定，那么聘书就会早已给您送去，您就会千里迢迢来到此地，就会过去很长的时间，在此期间索迪尼还会一直在这儿为同一件事情忙得精疲力竭，布龙斯维克会搞他的阴谋诡计，我就会夹在中间两面受罪。我只是略提一下这种可能性，但我确定知道如下的情况：有一个监督机构在这期间发现，许多年以前A部曾就土地测量员一事向村里征求过意见，可是至今未曾得到答复。于是再次向我提出询问，这时候整个事情就真相大白了。A部满足于我的答复即不需要土地测量员，索迪尼不得不认识到此事不由自己主管，他干了那么多徒劳无益、大伤脑筋的工作，当然责任不在他，要不是新的工作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要不是您的事只是一件很小的事，几乎可以说是小事中的最小的事，我们大家也许都会松一口气，我相信即使索迪尼本人也会如此。只有布龙斯维克很恼火，但这只令人感到好笑罢了。可是，土地测量员先生，现在，在整个事情圆满地了结之后，而且打那以后又已过去很长时间，您突然出现了，看来好像这件事又要重新开始，您想想我会多么失望吧。就我来说，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让这样的情况发生，这您大概会明白吧？”

“一点不错，”K说，“可我也更明白这儿有人在利用我做文章，也许甚至是在滥用法律。至于我，我是会进行反抗的。”

“您想要怎么做？”村长问。

“这我不能透露。”K说。

“我不想强迫您，”村长说，“只是请您考虑一下，我是您的——我不想说是朋友，因为我们素不相识——不过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事务上的朋友。我只是不能录用您当土地测量员；除此以外，您可以信赖我，有事尽管来找我，当然是在我掌握的不大的权力范围之内。”

“您总是说，”K说，“要不要录用我当土地测量员，可我已经被录用了。这是克拉姆的信。”

“克拉姆的信，”村长说，“这是很珍贵的、令人敬畏的，因为有克拉姆的签名，看来这签名是真的，不然——我可不敢自己一个人对此发表意见。——米齐！”他喊道，接着又说，“你们在干什么呀？”

那两个好久没有被人注意的助手和米齐显然没有找到那份要找的文件，之后想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到柜子里去，但是因为文件又多又乱，所以放不进去了。于是，可能是那两个助手想出了什么主意，现在他们正在实现这个主意。他们把柜子平放在地上，把全部公文档案都塞了进去，然后和米齐一起坐在柜门上，现在想这样慢慢地把文件压进去。

“这么说，那份文件没有找到，”村长说，“真遗憾，不过您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其实我们不用再看这件公文了，再说文件肯定还会找到的，也许是在小学教员那儿，他那里还有很多文件哩。米齐，现在你把蜡烛拿过来，给我读一读这封信。”

米齐走过来，坐在床沿上，倚在这个身强力壮、生气勃勃的男人身上，男人用手搂着她，这会儿她显得更苍白、更不起眼儿了。在烛光下，只有她那小脸引人注目，脸上鲜明而严肃的线条只是因为上了年纪才变得柔和了。她刚一看到信就轻轻地双手合十。“是克拉姆的。”她说。说完他们两人一起读信，悄悄地咬了一会儿耳朵，最后——这时候那两个助手正高呼乌拉，因为他们终于把柜门关上了，米齐默默地感激地望着他们——村长说：

“米齐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现在我可以说了。这封信根本不是一封公函，而是一封私人信件。这从信开头的那句称呼‘尊敬的先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此外，信里只字不提您当土地测量员的事，而只是泛泛地说什么为伯爵大人效劳，就连这一点也说得不很明确，‘如您所知’，您只是被录用了，这就是说，您已被录用的证据要由您来提供。最后，官方只让您来找我这个村长，让我作为您的顶头上司向您介绍一切详细情况，这基本上已经做了。对一个懂得怎样阅读公函因而也就会更好地阅读非官方函件的人来说，这一切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您是外乡人，不懂得这点，并不使我感到奇怪。总的说来，这封信的意思不过是，要是您被录用为伯爵大人效劳，克拉姆本人想要关心您。”

“村长先生，”K说，“这封信经您这样一解释，就只剩下一张白纸上的签名了。 难道您没有发现，这样一来您就贬低了您表面上很尊重的克拉姆的名字。”

“您误解了，”村长说，“我并没有看错这封信的意思，我的解释并没有贬低它，而是相反。克拉姆的私人信件自然比公函重要得多；只是它恰恰没有您给予它的那种意义。”

“您认识施瓦采吗？”K问。

“不认识，”村长说，“米齐，也许你认识他吧？你也不认识，不，我们不认识他。”

“这就怪啦，”K说，“他是城堡副总管的儿子。”

“亲爱的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我怎么会认识所有城堡副总管的儿子呢？”

“好，”K说，“那么您就得相信我所说的他是城堡副总管的儿子。我来到此地的当天就跟这个施瓦采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争吵。后来他打电话去问那个名叫弗利茨的城堡副总管，得到的答复是，我已被录用为土地测量员。这您又如何解释呢，村长先生？”

“很简单，”村长说，“您还从来没有同我们的当局有过接触。您的那些接触都是虚假的，可是您由于不了解情况，就把它当成真的了。至于电话：您看，我同当局打交道可说是够多的了，可是我这儿就没有电话。在客栈这样的地方，电话或许大有用处，就像一架自动奏乐器，也就仅此而已。您在这儿打过电话吗？打过吧？那您或许就懂得我的意思了。在城堡里，电话显然是挺管用的，听说那儿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这当然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这种不断的电话，在这儿的电话机里听上去就像一种沙沙声和啾啾声，您一定也听过这种声音。可是，这种沙沙声和啾啾声却是这儿的电话机向我们传送的惟一真实可靠的东西，此外什么都是虚假的。我们和城堡之间没有专线联系，也没有总机接转我们的电话；从这儿打电话到城堡，那儿最低一级部门的所有电话机都会响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要不是——如我确切知道的那样——几乎所有电话机上的音响装置都被关掉的话，所有的电话机都会响起来的。不过，有时也会有某个疲惫的官员需要找一点儿消遣，尤其是在晚上或夜里，便把音响装置打开；这样我们就听到了回话，当然这回话不过是开玩笑而已。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那儿的人整天匆匆忙忙地应付最重要的公事，有谁竟敢为了自己的私人小事打电话去惊动他们？我也不明白，连一个外乡人怎么都会相信，如果他打电话，比如说打给索迪尼吧，接电话的就真是索迪尼吗？很可能是别的部门的一个小秘书而已。另一方面，有人打电话给小秘书，接电话的却是索迪尼本人，这在特定的时刻也是有可能的。不过，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是不等对方开口就跑开。”

“原来我可不是这样看的，”K说，“这些细节我无法知道；本来我也并不十分相信这些电话内容，我一直明白，只有直接在城堡里经历或实现的事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不，”村长抓住一个字眼不放，说，“电话里的回答绝对很重要，为什么不重要呢？城堡里官员的话怎么会不重要？我在谈克拉姆的信的时候就已经说过这一点；信上的话全都没有官方的意义；如果您认为有，那就错了。另一方面，私人信件的内容无论是友好的还是恶意的，却又关系重大，往往比任何公函所能具有的意义更为重大。”

“好吧，”K说，“假定一切都是如此，那我在城堡里就有不少好朋友了；准确地说，许多年前，那个部门突然想起要请一位土地测量员，这对我是一种友好的行为，在这以后，友好行动一个接着一个，一直到后来，结局却不妙，我被骗到这里，现在又威胁要撵我走。”

“您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村长说，“您认为城堡的意见不能照字面去看，这一点您是对的。不过谨慎小心到处都是必要的，不仅是在这儿，涉及到的意见越重要，就越是要谨慎小心。可是您说，您是被骗来的，那我就难以理解了。如果您更仔细地听我说明，您就一定会明白，您应聘来此地的问题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们在这里进行一次短短的谈话就能说清楚的。”

“那么惟一的结论就是，”K说，“一切都很模糊不清，无法解决，包括撵我走在内。”

“谁敢把您撵走呢，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正因为搞不清您是不是被请来的，所以才保证您受到最好的礼遇，只是看来您过于敏感。这里没有人留您，但这并不是说要撵您走呀。”

“哦，村长，”K说，“您现在又把事情看得太清楚了。我给您举出几条让我留在这儿的理由：我作出牺牲，离乡背井，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此地，由于受聘而对这儿怀着有根据的希望，我身无分文，如今不可能再在家乡找到其他适当的工作，最后，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一条是，我的未婚妻是本地人。”

“哦，弗丽达，”村长毫不感到意外地说，“我知道。不过不论您到哪里，弗丽达都会跟您去的。至于您提到的其他几点，这确实需要一定的考虑，我会向城堡报告的。如果有什么决定，或者事先需要再和您谈一次，我会派人找您来的。您同意吗？”

“不，绝对不同意，”K说，“我不想得到城堡的恩赐，我只要求得到我的权利。”

“米齐。”村长对他的妻子说。她一直紧紧依偎在他的身旁，心不在焉地摆弄着克拉姆的信，把它扎成一只小船。K惊恐失色，一把从她手里把信抢过来。“米齐，我的腿又疼得很厉害了，我们得换绷带了。”

K站起身。“那我就告辞了。”他说。“好吧，”米齐说，她已经准备好药膏，“过堂风也太大了。”K转过身去；他刚说完要告辞，那两个助手马上就把两扇门打开了，他们的干劲总是不合时宜。为了不让病人的房间受到正在大量涌入室内的冷空气的侵袭，K只好匆匆向村长鞠躬告别。然后，他拽住两个助手跑出屋子，迅速把门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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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村长先生，请允许我打断您的话，向您提一个问题，”K说，舒适地靠在他的椅子里，不过已不像先前那样舒畅了；他一直力求鼓动村长想把一肚子的话全说出来的欲望，但村长一说起来便没完没了，使他感到受不了，“您先前不是提到过有一个监督机构吗？……” lz9vvDJTLxEB260NbTkIHBHRU0OzltxwYWceBEuXk18qL5UvTqTM4XMhDvYpW6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