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布赖特曾经在阿根廷、西班牙和墨西哥城生活过。在国外的生活经历让她认识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只有英国人是按照规则办事的。他们在公交站有序排队，在不需要道歉的时候说对不起。在她看来，体面正派和公平竞争是英国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体育活动中也是如此。在英国各地的乡村，能看到谈吐有礼、身穿白色法兰绒衣服的少年在周日打板球，板球的规则非常多，只有英国人才能玩得转。即使像拳击这样更加剧烈的运动也相应有一大堆规则。1867年，第九世昆斯伯里侯爵（虽然他很难算得上一名绅士）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套拳击规则，这套规则使得拳击比赛能以一种体面的方式进行。自此，在比赛中拳击运动员一旦被击倒，对手就不能再打他了，否则就会被视为是下作的。

随着20世纪30年代后期国际关系日趋紧张，《泰晤士报》的读者来信栏目出现了关于什么是绅士之战的激烈讨论。打响辩论第一炮的是牛津郡的一位L.P.杰克斯博士。他在给编辑写的信上说，他认为只有剑才能算是“一位绅士的武器”。他的推论是典型的英国式的。用剑进攻“更有可能给对手留下机会，所以战斗就更像是和对手之间的一场体育竞技”。 ^[1]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观点。爱德华·亚伯拉罕先生从自己圣詹姆斯区的俱乐部写了一封信，询问为什么“拿剑砍断一个人的颈部静脉”算是绅士的行为， ^[2] 而用刺刀杀人为什么就不是。杰克斯博士如何看待那些非传统武器？例如芥子毒气，使用它是不是绅士的行为呢？

这个话题引发了其他读者的激烈争论。莱斯利·道格拉斯—曼坦承，他根本不在乎比赛规则。如果你想要赢——而且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赢——绅士风度没有任何用处。无论是枪支、毒气还是手榴弹，总之你要做好使用肮脏手段的准备。他认为：“拿狼牙棒打别人的脸和使用毒气给人造成的不愉快很可能差不了多少。” ^[3]

争论持续了数个星期后，恼火的杰克斯博士（就是那个最早引发争论的人）请求进行绅士间的休战。他写道：“我说剑是绅士的武器，这是一种轻率的说法，我现在能否收回这句话？并且我希望使用更加谨慎的表述：剑是一种与毒气相比更不那么没有绅士风度的武器。” ^[4]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书信上的争执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它本来不会有什么长久的影响。在现代战争中，是否还需要规则？

最终下议院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多数议员的观点非常保守，竭力捍卫规则。但其中一个议员却持不同立场。罗伯特·鲍尔是克利夫兰选区的保守党议员，他缺乏绅士风度的行为已经使他在议会里声名狼藉。两年前，他曾用一个粗鲁的种族主义玩笑侮辱了一位犹太后座议员，他使用的违反议会规则的言辞令他的保守党同仁们十分震惊。遭到鲍尔侮辱的伊曼纽尔·欣韦尔议员气得穿过议院大厅，径直走到鲍尔跟前，朝着他的脸就是一拳。

此时，鲍尔准备再次鲜明地显示自己不看重绅士风度的立场。希特勒已经践踏了现有的一切国际法，而他的保守党同僚仍然很温和地对待他，鲍尔对此表示震惊。他主张，在对待法西斯主义者时丝毫不用讲什么规则。“当你正在跟一个残酷无情的对手殊死搏斗时，不能用昆斯伯里的规则自缚手脚。”

他对那些抱着公平竞争的过时观念的前座议员嗤之以鼻，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宁可输掉一场战争，“也不愿意做任何不符合完美绅士标准的行为”。

议会里的同仁被鲍尔的言论震惊了，但是这位代表克利夫兰的议员还没有说完。鲍尔警告他们，如果英国墨守成规，就注定要走向毁灭。“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冷酷、残忍、无情的政府，”他说，“简而言之，我们政府里需要多几个流氓无赖。”

科林·格宾斯从小接受严格的苏格兰式教育，被逐渐灌输了一种强大的道德感，但是他不屑于跟其他人争辩非绅士战争的对与错。他更关心如何对纳粹德国开展卓有成效的游击战。

格宾斯显然不能单枪匹马完成这项任务。他需要一个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核心团队的协助，才能策划打击希特勒的纳粹战争机器的最佳方式。从正规部队中很难找到这样的专业人员。格宾斯需要能够打破常规的人：那些有丰富想象力而且喜欢搞恶作剧的奇才和怪才。

格宾斯来到卡克斯顿大街一个多星期后，米利斯·杰弗里斯也来到了这里，这个长得像猩猩的军官第一个提出了磁力水雷的构想。

“脸色红润，心地善良”，这是琼·布赖特对烟鬼杰弗里斯的第一印象。 ^[5] 他走过来时烟雾缭绕的，给琼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尼古丁。杰弗里斯刚来到卡克斯顿大街的那几天，琼一直对他充满敬畏。他很粗暴，没有耐心，在永远文质彬彬的格宾斯身边显得更加粗鲁了。他的外套和裤子都皱巴巴的，给人的整体印象就是他完全不屑于军队的规矩。他姐夫说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战士”，而更像是赛马场上的赌注登记人。 ^[6] 琼却不这么认为。她看到杰弗里斯红润的面颊，认定“他肯定来自皇家工程兵部队，绝不可能是其他部队的”。

虽然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琼仍然有点畏惧他。但是她很快便欣赏起杰弗里斯了，因为他比典型的“英国斗牛犬”要厉害得多。他充满好奇，极具创造力，最令人钦佩的是，他完全是自学成才的，他“是一个发明天才，所有梦想和想法都离不开各式各样的炸弹装置——爆炸越大，他的笑声就越大”。 ^[7]

杰弗里斯灰暗的脸色，是长时间遭受印度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的阳光暴晒的结果。他是一名经过正规训练的工程师，在马德拉斯工兵团服过役，在动荡的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他很快就显露出在桥梁和高架桥设计方面的非凡才能。《皇家工程兵杂志》（ Royal Engineers Journal ）形容他是“一位有极高发明天赋的杰出人才”， ^[8] 他能够运用独特的数学知识和想象力跨过无法穿越的喜马拉雅峡谷。他的下属坦言，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求胜心切的人。“困难存在的意义就是用来克服的，只要多一点想法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挫折是不能克服的。”

在1922年的瓦济里斯坦血战中，杰弗里斯在没有道路的群山中艰难穿行，终于在伊沙和勒兹默格两个战略要地之间开辟了一条可以通行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建设实属不易，杰弗里斯和他的阿富汗承建商在修路过程中还要一直提防隐藏的狙击手。“我敢保证，肯定没有另一个人能达到这种程度”，他身边一位少校这样写道。 ^[9] 他被授予一枚军功十字勋章，以表彰他直面逆境的勇敢表现。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经历让他亲身体验了游击战争。

科林·格宾斯很快就发现了杰弗里斯粗犷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项特殊技能，这项技能在瓦济里斯坦战役期间派上了大用场。他主持修建的浮桥和混凝土桩显示了他对应用数学的热情。杰弗里斯深信，任何问题都可以用代数解决——不是学校教授的那种简单的代数方程，而是极其复杂的方程式。这实际上是他生命中的重大发现：只要努力观察，任何事物都可以写进一个方程式里。

他曾算出一个代数公式，用来解释为什么信天翁不扇动翅膀也可以停留在空中。他甚至还建立了一个方程式，假设猎犬的速度稍快于它的猎物，便能用这个方程式预测猎犬在特定跑道中捕获猎物的时间点。当1939年春天，琼初次见到杰弗里斯的时候，这样的事情看似无关紧要。但是杰弗里斯却不这么看，因为如果你可以预测猎犬会在何时捕获野兔的话，那么你也同样可以预测火箭在何时能击中飞机。这就显得代数和杰弗里斯非常重要了。

在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服役期间，杰弗里斯经历了一次离奇的彻底转变。在此之前，他的生命、呼吸以及梦想，都是关于桥梁的。但是在一次激烈的战役过后，杰弗里斯所在的部队损失惨重，当他步履艰难地返回伊沙镇的时候，他心中升起了一个强烈的欲望，特别想把自己修的那些桥炸掉。

杰弗里斯的变化引起了身边和他关系密切的朋友们的注意。一个为此感到困惑的人写道：“米利斯·杰弗里斯已经讨厌桥梁了，而且他特别想给它们搞点破坏。”杰弗里斯的反感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他在瓦济里斯坦的经历让他亲身感受到了铁路和桥梁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你能破坏一座桥梁，那就可以阻挡一整支军队。

加入卡克斯顿大街的团队是杰弗里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受命领导一个小组，这个小组隶属于格宾斯的团队，负责“设计和生产非传统战争的专用武器”。这些武器将决定格宾斯游击战的成败。

现在杰弗里斯不耐烦地坐在办公桌前，他黑暗的想法可能被转化为更加黑暗的现实。当他在活页方格纸上草草写着数字、字母和方程式，把复杂的公式有条不紊地转换成搞破坏用的示意图的时候，其他人都敬畏地看着他。计算完之后，他“拿出几张绘有1/16英寸（约合1.5毫米）方格的大绘图纸”， ^[10] 着手绘制高架桥的详细平面图，以找出破坏它们的最佳方法。他这项工作的成果将和格宾斯那两本可食用的手册一起配套出版。

杰弗里斯这本书的书名简单明了——《如何使用烈性炸药》（ How to Use High Explosives ），书里对如何炸毁桥梁、建筑、铁路和公路给出了非常细致精确的建议。书中还有插图指导“怎样在铁路枕木下安放炸药以及应该把致命的牛皮纸包放在桥梁下面的什么位置”。 ^[11]

这本书里还介绍了很多小窍门，比如如何破坏火车活塞和转轨器，如何炸毁电缆塔（只能在塔的3个支脚上安放炸药，不能4个支脚都放，否则塔不会倒），以及如何破坏工厂。这本比《科学画报》（ Science Illustrated ）厚不了多少的小册子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它是英国军事史上首个指导人们用小包炸药破坏民用目标的手册。

杰弗里斯并不满足于只提供如何使用武器的建议，他开始自己设计和制造武器。每次从办公室里传出一阵笑声，都说明某种致命的新式武器的构想诞生了。一个同事写道：“最让他着迷的是炸毁铁路，其次应该就是烧毁浮桥了。”他特别得意的是他设计的一款炸药，这种炸药利用了火车本身当作引爆装置。他还设计了一种独具创意的漂浮水雷，这种水雷只要一碰到浮桥的浮筒就会引爆。

在业余时间，杰弗里斯还设计了各种诡雷，它们可以给任何一个不幸成为攻击目标的纳粹党徒意想不到的致命一击。其中最阴险的炸弹有一个听起来无害的名字——“释放开关”，它“可以被藏在一本图书或者一个马桶圈之类的东西里面，只要一抬起就会爆炸”。那些上厕所时不习惯抬马桶圈的男人总算为此找到了一个理由。

最邪恶的装置要数“阉割器”了，这是一种隐蔽性好，装有弹簧的装置，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这种装置的作用就是阉割。斯图亚特·麦克雷不无揶揄地说：“这确实是一种控制德国生育率的好办法，既便宜又有效，每个只要2英镑。” ^[12]

所有这些炸弹原型都要进行测试。幸运的是，卡克斯顿大街的办公室秘密存储着一些塑胶炸药。这些炸药被锁在一个文具柜里。只有一个人有钥匙，他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伦敦人，“总是喜欢说些押韵俚语”。 ^[13] 他以前为了谋生走私过军火，做过拳赛经纪人，给卡克斯顿大街的活动增添了几分非法色彩。

米利斯·杰弗里斯设计的一些大型武器是在贝德福德郡的一个农场试验的，这个农场属于塞西尔·克拉克的兄弟。这里是引爆杰弗里斯研发的威力十足的燃烧弹的理想地点。但是工作日时间太短，不能总是往乡下跑，所以杰弗里斯开始使用里士满公园作为替代的试验地点。

他测试时一边留意着公园里散步和遛狗的人以及小鹿，一边逐渐增加引爆的炸药剂量。曾有一枚与阿莫纳尔炸药紧紧地捆扎在一起的炸弹造成了一场威力巨大的爆炸，炸飞了大量的土块，留下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弹坑”。 ^[14]

制造游击战所需的武器是一回事，找到准备好被投送到敌后的游击战士就是另外一码事了。格宾斯一开始也不清楚，什么样的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参加这类任务。毕竟（正如基德森上校常说的）他们一旦被抓，将会遭受严刑拷打。

1939年的英国陆军是一支由征兵制度招募来的士兵组成的志愿部队，人员训练严重不足，并不适合打游击战。英国远征军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征募对象。这支部队是一年前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后成立的，一些新入伍的士兵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能力。但是格宾斯知道，在那个紧张而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夏天，远征军也抽调不出人手。

因此格宾斯在为自己的游击部队招募人员时选择了一个很反常的办法。他决定利用过去公学的人脉网，从伊顿公学、哈罗公学和温彻斯特公学等学校里，挑选那些经过英式橄榄球训练的毕业生。他尤其想要招募那些曾经做过极地探险者、登山者和石油勘探员的毕业生，因为这些人知道如何在残酷的环境下生存。

他与这些学校的老校友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他们与格宾斯在苏格兰高地度过童年时的那个世界距离太遥远了。但是他意外得到了一个人的帮助。陆军准将弗雷德里克·博蒙特—内斯比特是伊顿公学的校友，具备无可挑剔的出身，他“身材高大挺拔、彬彬有礼、长相英俊，卷曲的胡子理得整整齐齐”。作为一名近卫军军官，这位有着广泛人脉的陆军准将已经被任命为英国军情局局长。他不久前刚刚草拟了一个名单，想招募名单上那些勇敢无畏、有进取心的年轻小伙子加入军情局。此时，向来以大方著称的博蒙特—内斯比特把这份名单给了格宾斯，供他挑选。

这份名单上的名字格宾斯几乎都不认识，所以他让琼·布赖特帮忙，因为琼比他更了解那个世界的人。琼后来回忆道：“我被安排到陆军部进行初步的分类整理，然后挑选出看起来最适合接受非常规战争训练的人。” ^[15] 在博蒙特—内斯比特提供的名单上有几个一流的候选人。琼最初的备选名单共有6个人，其中3人分别是彼得·弗莱明（来自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道格拉斯·多兹—帕克（来自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和杰弗里·豪斯霍尔德（来自克利夫顿学院和牛津大学）。在他们之后，琼又挑选了很多人。这些入围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接受的教育虽然昂贵但是也让他们变得坚强，不惧怕任何艰险。

琼选好人后，就把名单交给了格宾斯。格宾斯于是开始在伦敦的各类绅士俱乐部进行考察，因为他了解到，名单上的很多人不是布德尔俱乐部的成员，就是布鲁克斯俱乐部或者怀特俱乐部的成员。格宾斯最初想要招募的候选人员之一是彼得·威尔金森（来自拉格比公学和剑桥大学）。彼得是一位年轻的绅士军官，刚加入皇家燧发枪团不久。1939年暮春的一天中午，威尔金森正在陆海军俱乐部用餐，一个穿着整洁的中年陌生人过来跟他搭话，这个陌生人的胡子修剪得很整齐，说话带着浓重的苏格兰口音。

威尔金森觉得格宾斯是一个有趣的人。他们聊了一会纳粹对苏台德地区的占领，然后格宾斯谈到他想学习德语。威尔金森向他推荐了一本新近出版的入门教材《德语基础》（ The Basis and Essentials of German ）。威尔金森已经用这本书熟练地掌握了德语。格宾斯谢过他，把咖啡喝完就走了。

关于这次见面，威尔金森并没有想太多。没想到两天后，他收到一份邀请函，邀请他到马里波恩路的一个私人地址吃午饭。这份邀请函还是那个叫格宾斯的人发过来的，这激起了威尔金森的好奇心。他按照邀请函上的地址来到了一座摄政时期风格的大宅院的后门，房子对面就是摄政公园。

一个用人请他进门，带他登上后楼梯，威尔金森愈发觉得奇怪。他发现自己“对面的好像是爱泼斯坦雕刻的保罗·罗伯逊头像，后来证明这确实是真品”。这个头像的上方挂着“一幅色彩绚丽的画，走近一看原来是科柯施卡的作品”。后来威尔金森才知道，这座宅邸属于爱德华·白丁顿—贝伦斯家族，这是一个喜爱艺术收藏的富有家族。

威尔金森无暇欣赏艺术。他被带到一间大客厅，看到格宾斯正在跟两个自己不认识的人聊天，其中一个是轻骑兵中尉，另一个是皇家恩尼斯基伦龙骑兵近卫队的上尉。威尔金森对自己收到邀请的原因依然是一头雾水，格宾斯也没有跟他解释。4个人一起吃了一顿美味的冷餐，喝了几杯蒙哈谢骑士葡萄酒，然后以野草莓收尾。直到咖啡端了上来，科尼亚克白兰地被倒入杯中泛起白沫，格宾斯才解释了请他们来的原因。他说，如果爆发战争，这种可能性很大，“欧洲的大片地区将被德国占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在德国战线后方就有了开展游击战的空间”。

格宾斯坦承“自己在陆军部的一个秘密机构工作”，正在筹组一个精英团队“参加游击战训练”。他们不需要做任务规划：规划工作将由格宾斯和他的核心团队来做。他们也不需要为武器装备操心，这方面由米利斯·杰弗里斯负责。他们也不用担心训练问题，将会有专门教官向他们传授游击战的暗黑战术。他们的任务就是发挥尖刀作用：他们将被投送到敌人战线的后方。

彼得·威尔金森听了格宾斯的话，把科尼亚克白兰地一饮而尽，当场就签字报了名。不过这倒不是因为他特别渴望成为游击战士。“我觉得，任何一份工作，只要能吃到有蒙哈谢骑士葡萄酒的冷餐午宴，最后还能吃到野生草莓，这份工作就值得认真考虑。” ^[16]

另外两个人也没禁受住午餐的诱惑，加入了卡克斯顿大街，与慢慢组建起来的新团队见了面。这标志着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开始，这种生活预示着热血激情、同志情义和重重危险。

格宾斯的活力和热情始终让琼·布赖特赞叹不已。他是个工作狂，经常午夜过后很久还待在办公室。但是白天的工作只是深夜漫长派对的序曲，因为格宾斯坚持一个原则：如果你工作努力，那你就赢得了尽情玩耍的权利。他让手下一个名叫H.B.珀金斯［人称“珀克斯”（Perks，有额外福利之意）］的人负责组织工作时间以外的娱乐活动。珀克斯对待这份工作的态度非常认真。

一个来到卡克斯顿大街办公室的新人对格宾斯“在这里如此地放松感到非常惊讶”。 另一位新来者回忆说，他“沉醉于灯红酒绿，身边离不开女人”。 他会花很长时间在聚会上，而且会玩得非常尽兴，喝得昏天暗地，“到凌晨三四点才睡觉”。 然后，等到天一破晓，他就带着轻微的头痛回办公室上班了。

琼忍不住想知道，可怜的格宾斯太太有没有见过丈夫在聚会上的样子。对于这一点，她持怀疑态度，等她最终有机会见到害羞、内向的诺妮后就更加怀疑了。“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家庭主妇，”琼写道，“在遇到科林后，就要更加费心费力操持家务了。” ^[17]

在1939年那个漫长的夏天，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卡克斯顿大街的办公室因此也不得安宁。格宾斯匆忙安排了两次去华沙的行程，以便与波兰的情报机构建立联系。人们十分担心战争一旦爆发，波兰将会成为希勒特的第一个目标。

格宾斯外出期间，琼在尽力给所有新招募来的人腾地方。被这么多衣冠楚楚的小伙子围着让她有点招架不过来。“我们在圣詹姆斯地铁站附近的办公室挤满了人，也成了各种思想的交汇地。”她帮忙安排了关于游击战争的基本课程，由乔·霍兰负责非正式授课，课程内容包括颠覆破坏、使用无线电和组织地方抵抗力量。授课的地点选在卡克斯顿礼堂，这个礼堂对于颠覆破坏活动并不陌生，因为在争取妇女参政权的运动中，它曾被用作“妇女议院”。琼有充分的理由选择这里，她意识到“这里不断来往的人流可以很好地掩护这群身着便衣、高度机密的年轻人”。 ^[18] 在这些新人上课的时候，琼就在一旁观察。她觉得只要假以时日，他们将成为一支高效的部队。

但是时间并不站在他们这边。8月19日星期六，格宾斯收到陆军部发来的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根据英国情报部门掌握的情况，希特勒准备在月底前入侵波兰。3天后，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和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已经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震惊了世界。此时波兰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希特勒派军队越过边境只是时间问题了。

格宾斯明白他不得不采取行动了——而且要快。他需要把自己的“左翼”团队派入波兰，以便帮助组织抵抗入侵的德国军队。他还想重新建立与波兰高级情报官员的联系。然而不幸的是，他新招募的游击队员才刚接受完最基础的训练，几乎不知道如何开展地下斗争，更不用说让他们培训其他人了。但再去一次波兰还是有所帮助的，至少能让他们更真切地感受到波兰人的抵抗意愿。

速度是关键。格宾斯只有3天的时间集结团队奔赴华沙。这些人在路上要隐藏身份，尽可能保密，绝对不能让德国人察觉到。

彼得·威尔金森是被选中参加此次行动的人之一，他意识到能够畅饮冷藏蒙哈谢骑士葡萄酒的日子也许就要结束了。他不太清楚要为即将参加的对抗纳粹的游击战准备什么行李，于是去找自己的继父寻求建议，他继父是一名上了年纪的一战老兵。

老人很快给出了建议：打猎用的钢丝钳和液体棱镜罗盘，这两件是必备品。他让彼得去维多利亚大街上的陆海军军用品店挑选最好的买。彼得遵从了继父的建议，但他不知道液体棱镜罗盘对他打败纳粹能有什么帮助。

出发的日子很快就到了。琼到维多利亚车站为他们送别。“这20个男人都穿着便服，护照上显示他们是保险代理人、商务旅行者、演艺人员或者农业专家，”琼兴奋极了，“他们是从陆海空军队中挑选出来的秘密敢死队。”

不过，当琼给他们分发护照的时候，她吃惊地发现卡克斯顿大街的办公室犯了第一个重大错误。“这些崭新护照的号码是连续的，这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还不够成熟。” 这就好像是一群学校学生要上战场一样。在战时，这样的错误可能会让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

如果说这次行动是以闹剧开场，那么它很快就变成了喜剧。彼得·威尔金森之前被警告过伪装出行的重要性，所以当他在维多利亚车站看到游击队的战友时心里有点失望。他们一点都不像伪装出行，更像是去参加化装舞会。

格宾斯戴了一顶亮绿色的平顶帽，手提着一个外交邮袋；休·柯蒂斯穿着一条紧身格子呢绒裤；“男孩”劳埃德—琼斯的伪装是一套灰色细纹西装和一顶破旧的圆顶礼帽。威尔金森瞥了他一眼，觉得“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潜逃的银行家”。 ^[19] 团队中的另一个成员汤米·戴维斯倒是穿着便装，但是却打着一条近卫旅的领带。

已经来不及换衣服了，火车马上就要出发去多佛了。琼向他们告别的时候，偶然往天上瞥了一眼，看到第一批防空气球已经完成了安装，“这些无声的白色气球预示着伦敦将要遭受无情的袭击”。 ^[20] 琼突然感到非常沮丧。虽然过去4个月她一直在协助准备应对战争，但到这时她才意识到现实的残酷。这些防空气球让她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恐怖的童年经历。

为了避免引起德国人的怀疑，格宾斯带领团队兜了一个大圈子才到达波兰。他们首先坐火车到马赛，再从马赛坐船到亚历山大港，然后从亚历山大港乘坐飞机到达华沙。等他们赶到波兰为时已晚。德国军队在9月的第一天就大举入侵波兰，华沙的郊区已经弹如雨下。

格宾斯设法与波兰总参谋部第二处的负责人——杰出的情报特工斯坦尼斯拉夫·加诺重新建立了联系。此外，他还抓紧时间跟刚刚组建的波兰抵抗组织的成员见了几次面。“这不幸的半个月没有片刻消停，他没日没夜地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驾车狂奔；努力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并分析原因；匆匆赶回去给伦敦发电报，接着再奔赴某个新的活动区域。”

没有时间开展游击战了：随着德军在波兰境内长驱直入，格宾斯知道游戏已经结束了。他让手下分散开来，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撤离波兰。格宾斯自己则带着彼得·威尔金森南下，威尔金森对他的第一次游击任务有些失望。他甚至连自己的钢丝钳都没用上。

格宾斯和威尔金森平安抵达了布加勒斯特，他们在恶名远扬的科罗拉多俱乐部喝得酩酊大醉，还与一个名叫“米老鼠”的酒吧舞女兼间谍调情。威尔金森想起来曾经在经常光顾的一家布拉格夜总会见过这个女郎。当威尔金森向她重新介绍自己的时候，她似乎很高兴与威尔金森重逢，并提起了他每天晚上都会唱的那句“宝贝，我能给你的只有爱”。

威尔金森和格宾斯喝完酒，跌跌撞撞地走到日本俱乐部，在那儿喝得彻底不省人事。他们跟“两个非常有趣的姑娘以及两瓶香槟酒”度过了那个夜晚——总共花了不到1英镑。这真是一种别样的游击战争。

威尔金森的母亲很想知道做一名游击队员是不是跟听起来一样浪漫。为此，他给母亲写了一本日记。不过，他在日记中省去了酗酒和风流韵事，甚至也省去了与波兰情报官员的秘密接触。他母亲对这本日记非常失望，抱怨说这本日记“可能是维多利亚时期参加老处女聚会的堂区牧师写下的”。 ^[21] 实情却远非如此。格宾斯和威尔金斯利用这次行程与波兰情报系统建立了至关重要的联系。

格宾斯10月份回到伦敦后发现自己有了一个新绰号。办公室里的所有人现在都管他叫“格宾斯基”（Gubbski），因为他与波兰人建立了友谊。琼向格宾斯打听他波兰之行的情况——不仅仅关于最近这次，还有之前的两次——但是格宾斯什么都不愿意透露。

由于缺乏重要信息，办公室里开始流传起各种谣言。有人说格宾斯领导了波兰和英国两国特工之间的秘密对话；有人说他们在波兰的贝利森林进行了一次秘密接头；最离奇的说法是，一个伪装很深的英国人（化名为三明治教授）组建了一支由英国和波兰专家组成的密码破译团队。

琼永远也不会清楚地知道格宾斯在波兰的工作情况。他们办公室存在的价值就在于隐蔽和欺骗，这不过是办公室里的又一桩秘密而已。不过，其他一些捕风捉影的人开始怀疑那个奇怪的三明治教授——一切事情的幕后推手——就是格宾斯假扮的。

关于格宾斯三次波兰之旅和三明治教授的资料几乎无据可查，这些资料（倘若它们还存在的话）至今仍未解密。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传言中在贝利森林的接头确实发生了，这次接头结束时，一个名叫威尔弗雷德·邓德代尔，绰号“比夫”的英国特工拿到一个鼓鼓的手提皮包。他受命将这个包紧急送往伦敦。

比夫往包里瞥了一眼，看到里面有一台样子古怪的机器，这台机器由一堆转动部件、齿轮和一个发光键盘组成，看起来像是某种未来派的打字机。这台机器价值连城，以至于军情六处的一把手斯图亚特·孟席斯要亲自到维多利亚火车站接收。

孟席斯得知这台机器马上就要送到的时候正在前往一场正式晚宴的途中。他的出现在车站大厅引起了一番骚动，毕竟他是穿着全套军礼服赶过去的，制服“纽孔上还别着玫瑰形的荣誉军团勋章”。 ^[22]

如此隆重地迎接一个皮包并不为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皮包在英国的作战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价值。包里这台机器是从纳粹那里偷过来的，并且在格宾斯的波兰联系人的协助下转交给了英国。这台机器的名字叫作恩尼格玛（Enigma）。

它将被送到布莱切利公园。

[1] ‘The Sword’, The Times , 22 March 1937.

[2] ‘The Sword’, The Times , 29 March 1937.

[3] ‘Use of Force’, The Times, 27 May 1937.

[4] ‘Use of Force’, The Times , 10 June 1937.

[5] Astley, Inner Circle , p.34.

[6] John Jefferis, The Life and Times of Millis Jefferis , privately published memoir, n.d.

[7] Astley, Inner Circle , p.34.

[8] Royal Engineers Journal , vol. 77, December 1963.

[9] Jefferis, Jefferis , pp.39, 123.

[10] Macrae, Toyshop , pp.16, 12, 33.

[11] Astley, Inner Circle , p.36.

[12] Macrae, Toyshop , pp.33, 19, 59.

[13] Bickham Sweet-Escott, Baker Street Irregular , Methuen, 1965, p.24.

[14] Macrae, Toyshop , p.13.

[15] Astley, Inner Circle , p.36.

[16] Peter Wilkinson, Foreign Fields , I.B. Taurus, 1997, p.62.

[17] Astley and Wilkinson, Gubbins , p.28.

[18] Astley, Inner Circle , p.37.

[19] Wilkinson, Foreign Fields , p.68.

[20] Astley, Inner Circle , p.39.

[21] Wilkinson, Foreign Fields , pp.85, 86.

[22] Stephen Dorril, MI6 , Fourth Estate, 2000, p.250. 关于“三明治教授”身份更多信息，包括对幸存者的采访，参见Brian Johnson, The Secret War , BBC Books, 1979, chapter 6. kVFphLluhD6MPn9zu3bVK09RFbCVNpwfZy0C92YfKfCxO7+aA4Z27T60giFbtt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