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西尔·克拉克对房车的热爱不亚于大多数男人对自己太太的感情。他喜欢给房车抛光，胡乱地摆弄房车，毫不吝惜地用里奇菲尔德牌汽车蜡擦亮房车的奶油色涂漆。

他的房车高度超过4.3米，比伦敦的双层公交车还高。车子的底盘很低，这是一处革命性的工程设计。不过，塞西尔这件设计中最能令人感到愉悦的是它奢华的车内装饰，房车内有盥洗室和几间卧室以及配套的浴室。车里不仅有冷、热自来水，还有自制的发电设备。除此之外，车载酒柜里也应有尽有。难怪塞西尔说自己的房车是“路上的铂尔曼酒店”。 ^[1]

塞西尔的工作室在贝德福德郡自家的房子后面，他就是在这里打造了自己的房车。每逢周末，他就会把房车挂在家庭大游览车上，到当地的乡间小路上飞驰，对房车进行路测。妻子多萝西会紧紧抓着仪表盘，他们的两个儿子约翰和戴维则会在车后座玩闹。

当两个孩子听到爸爸宣布要带全家去北威尔士时，两个小伙子高兴地叫喊起来。他们在离开贝德福德的路上，经历了几个紧张的时刻：塞西尔在房车的第二层加装了一间卧室，结果这样一来车子就太高了，他不得不在每一座桥前停下，检查是否有必要的空间可以通行。

他们一到空旷的马路上，诸如桥梁之类的障碍就被迅速地抛到了九霄云外。塞西尔“烦透了”，直接“在他遇到的每一座桥下疾驰而过——万幸的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故”。小约翰和小戴维为了“更好地欣赏乡间风景”， ^[2] 爬到了车顶上嬉戏，但是塞西尔似乎一点也没生气。

20世纪30年代末，绰号“诺比”的塞西尔·克拉克成立了一家自己的公司罗罗德（LoLode），全称是低负载房车公司（the Low Loading Trailer Company）。塞西尔自任总设计师，他的夫人任公司秘书。罗罗德公司的所有房车都配备了一种独特的悬挂装置，确保乘客在路途中能享受比其他任何房车都更平稳的乘坐体验。塞西尔对此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他既是设计者，也是制造者。

克拉克很胖，戴着眼镜，体态笨拙，身材高大结实，长着一双技工的巧手。他一半是科研工作者，一半是滑稽的小丑，很像诺曼·亨特创作的童书里的主角布兰斯多姆教授（Professor Branestawm）。他嗜烟如命，是个狂热的爱国者。街坊四邻都乐于拿他打趣。“他是一个理想的化身，”有人这么认为，“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来为社会的进步而努力。” ^[3] 对塞西尔来说，“社会的进步”意味着打造出更舒适的房车。当住在贝德福德的邻居们看到“诺比”正在给他的爱车抛光时，彼此会露出会心的微笑，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克拉克拥有魔术师的双手和天才的头脑。

房车不是唯一能让塞西尔心跳加速的东西。他曾经作为一名年轻的志愿兵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支专门负责爆破的前锋部队中服役。他早早地体验到了“制造爆炸”的滋味 ^[4] ，还曾被授予军功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维托里奥·维内托战役中打击同盟国军队，为战役胜利做出的贡献。虽然他在复员后比很多战友都更轻松地回归了正常生活，但是他内心深处仍然怀揣着制造大爆炸的梦想。

1937年夏天，克拉克在自己最钟爱的《房车和拖车》（ Cara­van and Trailer ）杂志上为罗罗德公司刊登了一则广告，将他的房车描述为“设计最先进的三厢房车”， ^[5] 车子的后部甚至还有一间用人房。

《房车和拖车》的编辑名叫斯图亚特·麦克雷，他是一名受过正规训练的航空工程师，却阴差阳错地进了媒体行业。他被克拉克奇异设计的照片吸引住了，决定请一天假去贝德福德见一见克拉克。

但麦克雷刚见到克拉克的时候有些失望。克拉克“块头很大，讲起话来吞吞吐吐，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和蔼可亲，但并没有什么过人的智慧”。不过，麦克雷很快改变了看法。克拉克思维活跃，头脑运转起来像一台手风琴。他广泛吸纳各种想法，将它们糅合到一起，然后再用整体上更和谐的方式“演奏”出来。在大多数人遇到难题的地方，克拉克却能想出解决方法。

克拉克打开通向房子后院的门，向麦克雷展示“他智慧头脑创造的最新成果”。那是一个庞然大物，远比照片里看起来大得多，“而且是流线型的”。麦克雷惊呆了，他感觉好像看到了“某种来自未来的东西”。 ^[6]

克拉克请麦克雷坐进房车，开车带他在贝德福德郡的乡间转转。于是麦克雷坐在舒服的邓禄普垫子上，尽情地享受了车载酒柜里的各种酒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酒精测试仪”——酒后驾驶也不会有什么麻烦——他可以大摇大摆地开车回伦敦，不用担心被警察抓到。

第二天上午上班时，麦克雷的头还有点不舒服。他写了一篇报道，对克拉克的杰出设计大加赞赏。故事本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因为没过多久，斯图亚特·麦克雷就辞去了他在《房车与拖车》杂志的工作，在《扶手椅科学》（ Armchair Science ）谋得了一个编辑的职务。

但是1939年春天的一个上午，麦克雷的秘书接到了一个非常神秘的来电。“有一位叫杰弗里的先生打来电话，”秘书在办公室另一头说道，“他说有急事找您。”麦克雷接起电话，发现对方不叫杰弗里，而是米利斯·杰弗里斯。

杰弗里斯说，他对最新一期《扶手椅科学》上面提到的一个东西很感兴趣，迫切想要得到更多相关信息。“你们有一篇文章讲到一种新型的超强磁铁。我想马上得到关于这种磁铁的全部信息。”

来电者的粗暴态度让麦克雷吃了一惊，他追问对方更多信息，“呃，这有点麻烦，”杰弗里斯说，“我现在不方便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杰弗里斯提议他们一起吃顿午餐，私下再谈。

48个小时之后，麦克雷来到艺术剧院俱乐部，坐在他对面的是他见过的最特别的一个人。米利斯·杰弗里斯“长着一张皮革一样的脸，一具木桶似的躯干，长长的双臂将近垂到地板”。在麦克雷挑剔的眼光看来，“他看起来像一头大猩猩”。但是当这头猩猩一开口，“很快就显示出他拥有闪电一样的头脑”。

杰弗里斯自我介绍说，他在陆军部一个高度机密的部门工作，这个部门专门负责情报和研究工作。随着国际形势日趋紧张，他正奉命设计非传统武器装备，以备未来之需。

他之所以对磁铁感兴趣，是因为他正在尝试研发一种革命性的水雷。这种水雷外面覆盖有一层磁性材料，而且配有延时引爆装置。其设计构想是：“先由一个潜水员把水雷放在船的一侧，它会吸附在上面，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爆炸，把船炸沉。”

对这种武器的需求确实存在，而且非常急迫。因为不到6个月前，也就是1938年冬天，希特勒启动了“Z计划”，要立即开始大幅提升德国的海军力量。根据这项计划，德国要建造8艘航空母舰、26艘战列舰和40多艘巡洋舰，以及250艘U型潜艇。英国没有能力与德国进行这种海军军备竞赛，不得不通过更具创造性的方式来平衡德国军力的增长。英国陆军部和海军部的高级官员们认为，击沉德国军舰比自己建造新军舰更划算。

但是杰弗里斯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他找不到可以在水下使用的磁性材料，也没有时间制造一种可靠的延时引爆装置。他深知这两样东西缺一不可，否则制造了一半的磁力水雷就起不了任何作用。

麦克雷饱餐了一顿，还喝了不少白兰地，然后他一口把这个项目应承下来。他之前的一份工作就是为低空飞行器设计投弹装置。他非常愿意接受这次新的挑战。杰弗里斯尽管惊讶于麦克雷的爽快，但他也很乐意让麦克雷来做这个项目。杰弗里斯说“他有一包私藏的黄金，至少可以支付我的项目开支”。

那天稍晚的时候，当白兰地的酒劲儿过去了，麦克雷就开始后悔他的决定了。他对如何制造磁力水雷毫无头绪，也没有一个可以用来试验的工作室。正当他考虑如何着手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塞西尔·克拉克，想到了他的房车和他在贝德福德郡的那个车库。于是他拨通了罗罗德公司的电话，没有说自己是谁，也没说打电话的原因，只是约定了见面的时间。第二天上午，他就带着一大包磁铁前去塔维斯托克大街171号求助了。

斯图亚特·麦克雷到访塞西尔·克拉克位于贝德福德郡的工作室时，国际关系出现了不祥的预兆。希特勒命令纳粹党卫军开进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之后没过几天，他又命令纳粹军队进军立陶宛的波罗的海港口梅默尔。梅默尔是一个说德语的飞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脱离了德国。希特勒多次否认对梅默尔有任何企图，但是在占领布拉格后，他就要求梅默尔投降。对立陶宛的外交部长来说，如果他不满足希特勒的要求，自己的国家就将有可能面临德军的全面入侵。他别无选择，只得同意。

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一个巨大耀眼的纳粹党徽向来往的人们宣示着梅默尔的政府已经易主。”纳粹军队进驻的时候，他恰好就在这个港口，因此根据亲身经历写出了这篇独家报道。“村庄的窗户里烛光闪烁，纳粹军队的阅兵一直进行到很晚。”

次日上午，希特勒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梅默尔，欢迎占梅默尔人口大多数的德意志人回到祖国怀抱。他宣布第三帝国“决心掌控自己的命运，即使这与另一个世界的意愿相悖”。这是个不祥的征兆。 ^[7]

梅默尔被非法吞并后，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依旧在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案。“今天，我跟9月时一样反对战争，这一点没有改变。”他所说的“9月”是指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这个协定把苏台德地区拱手让给了希特勒。 ^[8]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他的绥靖政策，有些人已经开始准备采取更加直接的行动了。斯图亚特·麦克雷和塞西尔·克拉克就是这样的人。

克拉克很高兴能再见到麦克雷，因为他们初次见面时相谈甚欢。这一次，他把麦克雷邀请到自己家里，并给他拿了一些点心。“他把几个孩子轰出了客厅，”麦克雷后来写道，“客厅也是办公室，他用果酱、面包以及一些难吃的包点让我填饱了肚子，然后我们就开始谈正事了。”

克拉克从一开始就显示出特别的热情。他对麦克雷说，用最简单的设备就能制造出致命的武器。不过麦克雷还是很惊讶，因为他们采购的第一站竟然是贝德福德大街的伍尔沃思超市。他们在那里买了几个锡制的大碗。接着，他们又到当地的一家五金店买了一些强力磁铁，然后把所有东西带回了克拉克的家里，他把家里“长凳上的垃圾清理掉，又轰走几个孩子，就这样搭建了一间实验室”。

克拉克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委托当地的一个铁匠打造了一个表面带沟槽的金属环，这个环可以拧到从伍尔沃思买的碗上。拧上之后，他往金属环上倒上沥青，把磁铁固定住。他的想法是把碗里装满甘油炸药，然后用一个临时的密封盖子把碗口封上。

关键是要确保水雷足够轻，能够吸到船侧。“我们用粥代替高爆炸药倒进碗里，把他家里的粥都用完了，我们反复调整重量和尺寸，好几次都把克拉克的浴室弄得遍地狼藉，最后终于成功了。”

设计武器是一码事，但真正让它发挥威力又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克拉克和麦克雷来到贝德福德的公共澡堂，向那里的门卫解释说他们正在进行重要的军事研究后，门卫准许他们在澡堂关门后使用里面的大水池。

他们在池子最深处支起了一块大钢板，然后把焊接好的伍尔沃思锡碗捆到克拉克的大肚子上。“克拉克看起来好像怀孕好几个月了似的。他需要在来回游动时解开皮带，把碗取下来，然后用高超的技巧把它扔到钢板靶子上。”克拉克做得很成功。水雷每次都能吸到钢板上，而且很牢固。

不过还缺一样东西。炸弹要想爆炸，必须要有引爆装置，对于这种特殊武器，引爆装置必须绝对可靠。如果它过早爆炸，就可能会炸死水下的潜水员。

克拉克开始着手设计一种弹簧撞针，它由一个可溶解的小球固定在扳起状态。当这个小球在水中溶解之后，撞针就会触发，引爆炸弹。但是合适的小球可不好找。他们两个人尝试了各种方法，但是没有一种的效果能令人满意。用粉末做成的小球溶解得太快，太结实的小球又根本不能溶解。

最后，还是克拉克的孩子在不经意间帮了他们的忙。当塞西尔数不清第几次把孩子轰到工作室外面的时候，他打翻了孩子们装糖果的袋子，一大堆糖果滚落到地板上。麦克雷捡了一粒放进嘴里，然后用舌头拨弄糖果。他明显感到嘴里的糖果在均匀地变小。要的就是这个！小约翰·克拉克在一旁用愤怒的眼神看着爸爸把撞针装上了他们的茴香糖。每个弹簧撞针都被放进“一个大号的伍尔沃思平底玻璃杯里”，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克拉克终于得出了这种糖果溶解的准确时间。 ^[9]

“对，35分钟。”克拉克在客厅一头喊道。 ^[10] 肯定没错，茴香糖会在半小时里慢慢溶解，然后撞针会突然释放。因为没有填炸药，所以试验造成的破坏仅限于玻璃杯，这些杯子无一例外，全都摔成了碎片，散落一地。克拉克夫人整个下午都在打扫这些玻璃碎片。

麦克雷和克拉克实现了他们的设想之后很高兴。“第二天，贝德福德的孩子们就没有茴香糖吃了，”麦克雷回忆道，“因为担心糖不够用，我们走遍了贝德福德，买了很多茴香糖。”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储存这种磁力炸弹。茴香糖一定不能受潮，要不然在存储期间就有爆炸的危险。麦克雷和克拉克又找到一个朴素但有创意的办法：他们往撞针装置上套了一个避孕套，避孕套是完美的防潮罩，而且还有弹性，能完美覆盖各种凸起和褶皱。

因此这两个中年男人走遍了贝德福德每一家药店，买光了它们店里的避孕套，“然后我们很冤枉地得了一个名声——床上运动员”。 ^[11] 麦克雷忘了统计，9个月后，贝德福德有没有出现短期的生育高峰。

在艺术剧院俱乐部初次会面的几个星期后，麦克雷就给米利斯·杰弗里斯展示了这种磁力水雷的原型，它的名字暂定为“帽贝炸弹”。杰弗里斯马上意识到，塞西尔·克拉克设计的这款武器是一件奇妙的技术杰作。他用不到6英镑的成本（包含人力成本）制作出了一款轻巧、易用但破坏性显著的爆炸装置。这种装置将来很有可能在战时成为扭转战局的利器。如果一个潜水员装备一个“帽贝炸弹”就可以摧毁一艘战舰，那么一支潜水队就可以摧毁一整支舰队。果真如此的话，这可真算得上是一款重量级武器。

而且，这种炸弹的用途非常多。它带磁力的表面意味着它可以用来摧毁涡轮机、发电机、火车以及所有金属制成的东西。这是一款绝佳的破坏武器：小巧、无声、致命，而且还有几分黑暗恶作剧的意味，这一点最吸引杰弗里斯。

塞西尔·克拉克回到了贝德福德继续摆弄他的房车，他不知道，一位秘密部门里的神秘人物已经在计划招募他进入一个非常神秘的世界，就连白厅的很多大臣都不知道这个部门的存在。

1939年那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春天，琼·布赖特走进的也正是这个神秘的世界。

来卡克斯顿大街上班的第一天，琼·布赖特只知道自己在一个十分神秘的机构工作，一旦被纳粹抓获，将会受到严刑拷打。她以为自己只要开始上班，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清楚。结果却恰恰相反，一切变得更加神秘了。她报到的时候，那栋楼里几乎空无一人，甚至基德森上校也没有过来跟她打招呼。她被带到4层等待其他同事的到来。

“我坐在新办公桌前，扫视四周”，琼后来写道，办公室里有一台帝国牌打字机和一小摞文件，到处弥漫着难闻的烟味。地毯上、窗帘上，甚至木质家具上也全都散发着难闻的烟味。 ^[12]

琼的目光扫过书架上摆放的书籍，她惊奇地发现，架子上竟然一本政府办公部门常见的书也没有。相反，她在架子上看到了托洛茨基的书和一些被翻旧了的爱尔兰新芬党宣传册，还有几本关于阿拉伯叛乱的书，包括劳伦斯的《沙漠革命》（ Revolt in the Desert ）。琼越看越纳闷，开始琢磨自己究竟进了一个什么部门。

没过多久，琼的领导走进了办公室，他手提公文包，头戴小礼帽，很有几分派头。琼很快发现，劳伦斯·格兰德是她见过的最古怪的人之一。他戴着一副墨镜，用一根很长的烟斗吸着烟，衣服纽孔上别着一朵红色康乃馨，很是显眼。他这一身行头完全是“畅销小说里面，王牌间谍的全套随身装备”。 就连他的头发也很像，他涂了很多发蜡，这让他看起来就像是电影《跳进来的新娘》（ The Perfect Specimen ）里的埃罗尔·弗林。虽然不能否认格兰德高大帅气，但是琼还是忍不住觉得“这个家伙真有点疯疯癫癫”。

不过，格兰德至少是把琼当自己人看待。他对琼解释了基德森上校一直没有说明的所有事情。他告诉琼，她现在工作的机构是隶属于白厅的一个绝密部门，代号“D部”。“D”代指破坏（destruction）。格兰德和他的手下受命构想一种全新的战争形式。一旦与希特勒的纳粹军队开战，一小批经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将会被投送到敌军的战线后方，开展谋杀、破坏和颠覆活动。

从事这项工作的都是“保密人员、间谍和破坏队员，这些人一旦被捕，英国政府既不会承认他们的身份，也不会保护他们”。他们的工作不受法律保护和限制，他们要借用游击队和黑帮的策略，比如爱尔兰的迈克尔·柯林斯和美国的阿尔·卡彭。签字加入“D部”，就相当于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因为“D部”的工作争议很大，所以它受英国秘密情报局领导。政府里面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部门的存在，就连财政部也一无所知。格兰德向琼重申了基德森上校的警告：决不能向任何人吐露半个字。

“D部”是卡克斯顿大街那栋公寓楼里面的两个部门之一。跟格兰德的团队一起办公的还有一个叫作军情研究处［MI（R）］的部门。委婉地讲，这是一个负责军事研究工作的军事情报分支机构。

军情研究处的领导名叫乔·霍兰。那天上午稍晚的时候，有人向琼引见了霍兰。霍兰给琼的印象跟劳伦斯·格兰德差不多。他是一个肌肉结实的战士，有着海报人物似的外表以及狐狸一样敏锐的头脑。霍兰成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他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曾在作战中从驾驶舱探出身子，向下方的德军战壕投掷手榴弹。虽然那场战争已经结束20多年，但是他本性依旧，仍然喜欢从空中投掷炸弹。

很多访客都被发怒的霍兰像冰雹一样扔过来的书和文件砸过。琼也不例外，她后来跟女友们开玩笑说：“某天我一打开他办公室的门，一本书就冲着我脑门飞了过来，我赶紧蹲下才躲了过去。”

琼在打字机上打印霍兰的信件时，一直密切注视着“亲爱的老乔”，当霍兰猛吸香烟的时候，琼呆呆地看着。他会憋住气，“一直含住那口香烟直至最后一缕尼古丁钻到脚底”。只有当他的脸憋得紫红的时候他才会“深深地舒一口气”。

那天晚上回家后，琼跟室友分享了很多流言蜚语。但是她谈得最多的既不是格兰德，也不是霍兰。办公室里除了他们两个之外，还有第三个人，他与另外两人非常不同，给琼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这个人名叫科林·格宾斯。从一见面，琼就感觉这个人非常独特——她觉得这个人“注定要成就一番大事业”。 ^[13]

科林·格宾斯长得短小精悍，戴着一双光滑的羊皮手套，走路时拿着一根银头手杖。他“肤色很深，个头不高，手指方正，衣服一尘不染”， 很幸运地拥有和他着装相符的相貌，“瘦小但体格强健”。有人曾这样描述他，他有“尖尖的眉毛，一双锐利的眼睛和一副低沉沙哑的嗓音”。 ^[14] 身边熟悉他的一些人觉得，他锐利的目光让人感到不舒服，因为那眼神看起来像冰霜一样无情。但是琼却认为，他的眼神中闪烁的光亮，显露出他的调皮和内心的不羁。

跟劳伦斯·格兰德一样，格宾斯也在他的衣服纽孔上别着一朵新鲜的康乃馨。但是他们二人的共同之处仅此而已。格兰德喜欢夸大其词，让人疲倦，讲起话来好像午餐会上喝完最后一杯白兰地后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一样。相比之下，格宾斯说话从不拖泥带水，他的胡子理得整整齐齐，外表端正。格宾斯的行为举止都像他工作时一样一丝不苟。

琼坐在帝国牌打字机的键盘后面偷偷瞥着格宾斯，至少对于琼来说，他是一个“说话轻声细语，充满活力，办事高效，富有魅力”的人。 ^[15]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绅士，戴着从所罗门斯购买的胸花，用弗洛里斯牌的古龙水。不过，甚至在上班的第一天，琼就隐隐约约地怀疑，科林·格宾斯是一个不平凡的绅士，他会不断给人带来惊奇。

格宾斯几个星期前才刚加入卡克斯顿大街的这个机构，立足未稳。42岁的他有着猎犬一样的活力，早已经历了九死一生。1897年，他生于东京（其父在英国公使馆工作），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回马尔岛，交给直系的苏格兰姑妈们抚养，这些姑妈都令人恐惧。她们锤炼了格宾斯的性格：坚韧不屈、足智多谋、思想独立。他表现出的不羁，夹杂着几分邪魅，都是他身上独有的。

在格宾斯幼年生活的家里，当家做主的是埃尔茜姑妈。她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家长，“要求标准极严”，对自己的苏格兰性格有强烈的自豪感。她不允许小科林在自己面前坐着，因为她说“这会诱发懒惰”。她给小科林灌输了一种思想：坚韧不屈是苏格兰人特有的优良品格。

凯利莫尔庄园是一座通风良好的苏格兰牧师宅邸，有着冰冷的走廊和灯光昏暗的客厅。“要是觉得冷，你就绕着房子跑跑”，这是埃尔茜姑妈的一句口头禅。 每当冷雨从凯利莫尔庄园的屋檐上流淌下来时，科林就匆忙穿上浸湿的靴子，绕着房子跑。科林在这样一个严格的家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不能大声欢笑，更不能在室内玩游戏。姑妈们对科林说，这都是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他后来写道，欢乐被视为“毫无益处的干扰，会影响我们做正经事，例如填满食物储藏室，给我们常吃的主食增加些花样，粥和腌制鲱鱼似乎就是我们的主食”。

在这样一个严格的家庭里，能让人敬仰的就是爷爷麦克韦恩了，他是一个穿着苏格兰短裙的鸟类学家，花了很多时间钻研亨利·伊尔斯·德雷瑟的《欧洲鸟类史》（ History of the Birds of Europe ）。他每次一出门就要把自己心爱的鸟儿们轰到天上去。傍晚时分，当苏格兰高地上暗淡的夕阳慢慢落入基尔湾那冰冷的海水中，麦克韦恩爷爷就会坐在扶手椅上评说当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1913年，格宾斯通过报名加入伍尔维奇的英国皇家军事学院，逃脱了这个阴森的院子。他给其他新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太鲁莽轻率了。一个跟他同一期的士兵看到他在运动赛场参加比赛的表现后，说他“太过拼命”。另外一个人说他“性格狂野，天不怕地不怕”。 ^[16] 军事学院当即录取了他，将他列为绅士学员（gentleman cadet），他注定要打一场绅士战争（gentleman’s war）。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格宾斯的战友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个子”，在与德国佬作战时展现了钢铁般的意志。格宾斯所在的旅曾遭到德军的狂轰滥炸，他一半的战友都被炸成了碎片。格宾斯把战友残缺不全的肢体从弗兰德斯的泥土里挖了出来，因此获得了一枚军功十字勋章。埃尔茜姑妈终于能够以他为荣了。

接下来“噩梦般的极端艰苦” ^[17] 让格宾斯觉得在凯利莫尔庄园的生活简直就像是野餐一样愉快。他生了病，被子弹打中了脖子，浑身发抖地熬过了战壕热。等他康复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

朋友们叫格宾斯“旋风威利”（Whirling Willie），因为他跟这个著名的喜剧角色一样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在停战期间，他确实像旋风一样跑来跑去。他在萨伏伊酒店喝了个够，之后爬上酒店的一根柱子上晃来晃去，以此证明即便是苏格兰高地的人也不是一点都不会玩乐。然后，他跑去塞洛斯夜总会跳舞，一直跳到了凌晨。

大多数在西线作战过的英国士兵都目睹了太多的惨象，一辈子都不能忘怀。但格宾斯是个例外。他在伦敦无所事事地度过了几个月，带着姐姐莫丝在伦敦西区的剧场看了几场戏。但他的身体里流淌着战争的血液，他渴望战争。他在摩尔曼斯克短暂服役，见识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之后，被调往了爱尔兰。

这次调动将永远改变他的人生。他陷入了与迈克尔·柯林斯以及他领导的新芬党的持续巷战中，这是一场残酷、凶残而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战争。他以前经历过战壕沟壑、枪林弹雨和弹震后遗症，但是他却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战争。他向长官抱怨“遭遇篱笆后面戴着毡帽、穿着防雨衣的人的偷袭，却不准还击”。不过，这些戴着毡帽的人给了他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非常规作战人员，虽然只有简陋的自制武器，依然可以给正规军造成巨大的伤亡。

在英属印度驻防了一段时间后，格宾斯回到伦敦，进入陆军部从事军事情报的案头工作。1939年春的一天，仍然在陆军部工作的格宾斯发现，“一只冷冰冰的手从后面拍了拍我的脖子。一个熟悉的声音问道：‘今天中午吃点什么呀？’”。原来是乔·霍兰邀请他去卡克斯顿大街的圣尔敏酒店一起吃饭。

格宾斯回绝了霍兰的邀请，说自己马上要动身去桑当参加团里的比赛。霍兰拦住了他。“不，别去了。你得跟我一起吃饭去。”

圣尔敏是一家很有名气的酒店。格宾斯被带到这家酒店的一间私人套房。“我在那儿见到了真正做东的人，他正等着我们。”这个人就是“D部”的劳伦斯·格兰德。

他们喝着咖啡和白兰地，两个小时之后，格宾斯接受了一份新工作。他受邀加入“左翼”（the left wing），霍兰喜欢用这个词代称他们的工作。格宾斯的任务是策划一场针对希特勒纳粹党的卑鄙、阴险、完全不用讲绅士风度的战争。

当格宾斯问起“左翼”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时，格兰德起身走到酒店客房的尽头，用戏剧性的夸张动作推开了一扇虚掩的暗门。

“跟《男孩专报》（ Boy’s Own Paper ）上刊登的故事套路一样，这间套房跟隔壁卡克斯顿大街2号‘D部’的办公室之间有一条密道。”

正规部队里很少有军官打过这种不讲绅士风度的战争。格宾斯首先要做的就是撰写一份关于这类战争的行动指南，用简洁的语言来描述如何尽可能多地杀伤和制伏敌人。

他后来坦承：“说来也怪，我面临的困难是，找遍所有图书馆里所有语种的图书，都没有找到任何一本是关于这个主题的。” ^[18]

格宾斯需要另辟蹊径，他要从新芬党、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和阿尔·卡彭及其手下的芝加哥黑帮那里寻找灵感。这些黑帮会突袭夜总会，得手后马上就跑，这让整个美国感到恐慌，他们的汤普森冲锋枪被证明极具破坏力。格宾斯希望自己的团队也能配备类似的武器。他感觉“游击战的全部精髓就在于打击敌人最意想不到、最脆弱的地方”。游击队员不应把自己当作士兵，相反，他们应当是行动不受法律约束的匪徒，他们的任务是“在短时间内给敌人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然后安全脱身”。格宾斯希望他们成为一个“移动的脓疮”，能够迷惑、消耗并最终打败希特勒的正规军。

格宾斯着手准备他的活动手册后，事无巨细地给出了很多实用的建议，包括用钢琴线勒死哨兵，用致命的杆菌污染供水系统等等。大约500到1000毫升的生物制剂就能毁灭整个城镇。一个精心安放的炸弹能够炸死数百人。此外，这份手册里还介绍了很多使用方便的小窍门，比如如何摧毁工厂和伏击火车。“只是朝火车开枪是不够的，”他写道，“首先得让列车脱轨，然后再开枪射杀幸存的人。”

格宾斯已经开始着眼于更大的机会——能够破坏纳粹战争机器赖以存在的基础设施的机会，这将使战争发生质的改变。但是，他也知道，这种破坏活动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做到。这些人应该是军队以外的人，他们得知道发电厂是怎么运作的，高架桥是怎么建设的。同时，也需要为这类破坏活动研发新的武器。

坐在办公室另一边的秘书琼，对格宾斯越来越着迷。她每次给格宾斯端下午茶时，都能看到他伏在案前，画着关于桥梁和高架桥的整洁清晰的示意图。这些图不是随手乱画的草图，上面的箭头和十字标示了破坏队员摆放高爆炸药的最佳位置。

琼情不自禁地觉得格宾斯彬彬有礼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更为躁动的灵魂。她认为格宾斯是一个“深藏不露的男人，像个十足的海盗，让不如自己的人低估自己的领导才能、勇气和正直的天赋”。

琼还发现格宾斯有一种劳伦斯·格兰德和乔·霍兰都没有的模糊的浪漫主义情调。她感觉在格宾斯上过浆的笔挺衣领下是一个“全副武装、不服输的男人，他内心深处的火焰像他的凯尔特人祖先当年在山谷之间点燃的篝火一样炙热”。 ^[19]

琼对人的性格有敏锐的洞察力，她对格宾斯的分析非常到位。格宾斯奇妙地融合了苏格兰人的审慎和青年的不羁。琼按照要求在自己的帝国牌打字机上把格宾斯的游击战教材打了出来。格宾斯给这两本书定名为《游击战的艺术》（ The Art of Guerrilla Warfare ）和《游击队指挥官手册》（ The Partisan Leaders’ Hand­book ）。他强调特工必须能够迅速将这些手册悄无声息地处理掉，所以琼决定用口袋大小的可食用纸张印刷。这两本手册如果就着一大杯水，不到两分钟就可以全吞下去。

[1] Caravan and Trailer , April 1937, p.269.

[2] BBC People’s War interview with John Vandepeer Clarke, www.bbc.co.uk/history/ww2peopleswar/stories/34/a5961134.shtml

[3] Stephen Bunker, The Spy Capital of Britain: Bedfordshire’s Secret War, Bedford Chronicles Press, 2007, p.14.

[4] Bernard O’Connor, Nobby Clarke: Churchill’s Backroom Boy , Lulu Press, 2007, p.5.

[5] Caravan and Trailer , June 1937, p.443.

[6] Macrae, Toyshop , p.7.

[7] ‘Memel in the Reich’, The Times , 23 March 1939.

[8] Keith Feiling, 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 , Macmillan, 1946, p.404.

[9] Macrae, Toyshop , pp.8, 9.

[10] BBC People’s War interview with John Vandepeer Clarke, www.bbc.co.uk/history/ww2peopleswar/stories/34/a5961134.shtml

[11] Macrae, Toyshop , pp.10, 11. See also ‘Limpet Bomb’, The Times, 17 November 1953.

[12] Astley, Inner Circle , p.34.

[13] Astley, Inner Circle , pp.32, 33.

[14] Peter Colley in Astley and Wilkinson, Gubbins , p.28.

[15] Astley, Inner Circle , p.34.

[16] Peter Colley in Astley and Wilkinson, Gubbins , p.28.

[17] Astley and Wilkinson, Gubbins , p.18.

[18] Astley and Wilkinson, Gubbins , p.35.

[19] Astley, Inner Circle , p.34. yvTqShkNKwgChYVxk7RbACvsoojGxffjWM4H5Popg/uiPITMPGQ5ZnPzVTGrR4w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