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开“北京人”的大门

1921年初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维曼教授的建议下来到中国。由于维曼的热情介绍和荐举，安特生准备和这位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合作三年，主要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此时的安特生已经在这个领域的发掘和研究中初见成效并渴望获得非凡的成果。

但是，安特生仍没有忘记施洛塞尔留下的那个谜。当师丹斯基到北京后，安特生便安排他先去周口店的鸡骨山进行发掘，公开的理由是让这位年轻人体验一下中国的农村生活，以便日后开展工作。其实安特生心中另有打算。

历史在兜了一个小圈之后，师丹斯基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人类祖先的家园。

这一年的8月某日，安特生和葛兰阶博士一起来到周口店看望师丹斯基。葛兰阶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派往中国的著名的猛犸古生物学家，主要任务是协助由安德鲁和李契夫曼领导的考察团在蒙古的探索工作，他是作为该团的首席古生物学家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

安特生邀请这位他敬重的古生物学家同去周口店的目的，除了看一下师丹斯基的发掘进程，更重要的是让葛兰阶传授美国先进的发掘技术，因为美国的古脊椎动物学家以及古生物学家，在发掘技术上已取得了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科学家的惊人的进步。

此时师丹斯基已在安特生1918年住过的乡村寺庙中建立起他的田野发掘指挥部，安特生和葛兰阶在寺庙稍做休息后，随师丹斯基一道向鸡骨山走去。在发掘现场，葛兰阶对美国的先进田野考古技术进行了传授和示范，并找到了一些容易漏掉的小碎骨化石。按照他的理论，在发掘中不能放过任何哪怕是极为细小的线索。

当安特生等人坐在工作现场休息时，从山下走来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汉子。中年人先是好奇地看了看眼前的几位长鼻子洋人，又在发掘现场转了一圈，突然转身说：“你们是要挖龙骨吧？离这儿不远有个地方，可以挖到更多更好的龙骨，没有必要在这里费劲了……”

安特生猛地站了起来，他清楚地知道中国人对“龙骨”的开采和收集已具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周口店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和开采“龙骨”他不知道，但据他1918年的那次访问调查，此处几乎每家都有“龙骨”收藏，有的卖给药店，有的则当作一种外伤药以备自用，因为用“龙骨”制成的药物可以止血愈伤，因而特别受到人们的青睐。而所谓的“龙骨”，其实就是埋入地下的古人类与古动物骨骼，有的因年代久远成为化石，此种骨骼被研成粉末后，撒到刀割或创伤的裂口上，确有止血愈伤的作用。从1918年安特生来周口店那时起，他在心中就有着这样的结论：也许当年哈贝尔收购的“龙骨”，就来自这个荒野山坡之中。

安特生不能错过这个线索。他在详细地询问了中年汉子后，便整理好工具包，同师丹斯基、葛兰阶一起跟中年人向北方一座石灰岩山走去。

新地点很快到达。这里位于周口店火车站西150米左右，是一地势较高的早已被废弃的石灰矿。矿墙约10米高，面向北方，呈直角状陡立着，看上去极其危险，用不了几场风雨便有倒塌的可能。中年人指着一条填满堆积物的裂隙说：“龙骨就在那里头，你们挖下去，保证有大的收获。”

安特生等人小心地来到裂隙前，只见堆积物由石灰岩碎片、砂土和大动物的碎骨组成，并被石灰岩溶液紧紧地胶粘在一起。几个人搜索了很短时间，就发现了一件猪的下颌骨。

猪骨化石的发现，说明了这是一处比鸡骨山更有希望的化石地点，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兆头。几个人在堆积层中一直搜索到傍晚，才怀揣伟大发现的梦想返回寺庙休息。

当天晚上，几个人坐下来仔细鉴别采到的各种骨骼化石。葛兰阶将一件奇异的下颌骨反复琢磨后，举棋不定地递给安特生。尽管这件下颌骨的牙齿已经缺失，但安特生还是凭借自己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及独到慧眼，大胆推测出那是一种鹿骨化石。这一论断，很快得到了证实。

第二天清晨，安特生一行在太阳的光照中沿一条直路，从居住的寺庙向那处名叫“老牛沟”的新地点走去。

新的调查收获出乎意料，采到的化石不仅有同先前相同的看似奇异的下颌骨，而且牙齿保存完好。葛兰阶赞同了安特生先前的论断，并在以后的研究中正式确定名为“肿骨鹿”动物化石。而和“肿骨鹿”动物化石同时采到的还有犀牛牙齿、鬣狗的下颌骨、熊类的颌骨碎片……这一切的发现预示着人类祖先的大门即将敞开。

晚上，几个人在破旧的寺庙里喝着掺水的烈酒，庆贺这预示着美好未来的发现。安特生决定让师丹斯基在老牛沟继续发掘，自己和葛兰阶返回北京。许多年后，安特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一夜，他们激动得几乎没有闭眼。当翌日清晨他们准备冒雨踏上回北京的列车时，山下坝儿河的洪水猛涨，暴雨狂卷着水流从山谷奔腾而下，切断了去路，他们只能望洋兴叹。直到第四天清晨，雨过天晴，二人赤裸着身子，蹚过齐胸深的水向车站走去。

安特生在回忆录中特地提到，在和师丹斯基握手作别时，他面对朝霞映照下的周口店和鸡骨山，说出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语：“等着瞧吧，总有一天这个地点将成为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

回到北京，安特生对师丹斯基的发掘工作仍不放心。几天后，他又来到周口店。

这次，他从已发掘的堆积物中注意到一些白色带刃的石英碎片，并观察到岩洞旁的石灰岩中有一条狭窄的石英脉矿，这条脉矿从山顶一直延伸到发掘地。

带有锋利刃口的石英碎片的出现，令安特生蓦然意识到这是人类在原始时期所用的工具，因为最早期简陋的工具不是由人类祖先加工制造的，而是从他们经过的路旁的山野丛林中捡到的。从发掘的带有利刃的石英碎片数量来看，只有原始人类居住在周口店附近，才会有如此集中并大致相同的石英碎片。这些锋利的刃口，正是祖先用来切割他们捕捉的兽肉的。

安特生做出这一推断的同时，用手中的石英碎片敲着岩墙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它。如果有可能，你把这个洞穴一直挖到空为止。”

师丹斯基按照安特生的建议又在周口店发掘了几个星期，但最后没有把岩洞挖空便结束了工作，因为发掘的困难比预想的要大得多。此时的安特生却不能忘记对岩洞中存在人类的推断，在他的请求下，师丹斯基于1923年夏季再度回到周口店去发掘那个岩洞。由于可供发掘的部位已高悬于陡壁之上，发掘下去极端危险，当师丹斯基把能采集到的化石尽量采到手后，又一次向安特生提出结束发掘工作的要求。

“对这个地点存在人类遗骸，我始终充满希望。”安特生企图再度挽留，而这次师丹斯基的决心已定，当他把能够采集到的化石尽量采到手后，不再顾及安特生的劝阻，匆匆结束发掘工作，带上化石返回欧洲，在乌普萨拉大学开始了对周口店化石标本的研究。

1921年和1923年对周口店的调查发掘，没有使安特生立即实现找到人类远古遗骸的梦想。其实，他的好梦已经成真，只不过他当时未曾发觉而已。

早在1921年初次发掘时，他们就在堆积物中发现了一颗人的牙齿，但当时的师丹斯基却并未意识到它的真容和价值，把它当作类人猿的牙齿而置于一边，并且直到1923年在《中国地质调查简报》发表周口店的工作报告时仍只字未提。直到1926年夏天，当师丹斯基在乌普萨拉大学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从发掘的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的牙齿之后，才同第一颗联系起来公布于众。而这时的安特生已经在对中国远古文化的发掘和研究中取得了显赫成就。

1926年7月某日，安特生接到了瑞典政府发来的信件，内容是瑞典皇太子偕太子妃已于5月动身做环球旅行，几个月后将转往日本和中国。瑞典政府请安特生做好中国科学界方面的安排和接待工作。

这位皇太子就是后来成为瑞典国王的古斯塔夫六世·阿尔道夫。他出生于1882年，直到1973年91岁时才在斯德哥尔摩去世。这是一位学识渊博、享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家、考古学家和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当时，他担任着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会长的职务，这个机构掌管包括在中国境内的瑞典科学家进行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考察、研究经费。安特生在中国所进行的古生物和考古调查发掘的经费，大部分由这个机构提供。

因此，在远东科学界，选择安特生出面安排皇太子的活动是极其自然和恰当的。

安特生接信后，立刻动身前往日本东京。在离开中国之前，他对皇太子在中国北京的活动也预先做了安排。他深知这位皇太子的才学和嗜好，如果让皇太子在中国接触有关考古和艺术研究领域的人与物，将会有特殊的意义。他还相信如果安排召开包括其他科学领域在内的一个科研会议，北京的中外学者可能会借此机会宣布一些尚未公开的科研成果。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安特生本人也可以借机公布自己的考察研究成果而出出风头——这是件一举多得的幸事。

安特生迅速给乌普萨拉大学研究所的维曼教授写信，向他索求关于自己在中国发掘化石的有关资料。前面已经提及，安特生在中国发现发掘的古生物化石，不是留在中国，而是运往瑞典供维曼教授研究。他与维曼的合作是令人愉快的，而安特生后来之所以能闻名于世，与维曼的帮助有着密切而重要的关系。 h9pkS3A40+ZllIR7clOLGtpzTfC3OVDgXAfgJJXLpM6IletOy4iw8BW9D5ya4ooN